高校共青团组织形象的维度构成与规模发展_组织形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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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29(2014)02-0030-06

       共青团向枢纽型社会组织转型的过程中,组织形象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良好的团组织形象是共青团和青年关系的外在体现,也是团组织职能实现的基本前提。不少共青团工作的对策研究都强调良好的共青团形象的重要性,但讨论和对策常显空泛化和表面化。团组织亦为此做出不少努力和创新,包括发起各类品牌活动、利用新媒介进行形象传播。然而,形象传播和形成是两个不同主体的工作过程,受众是否如传播主体的设想那样对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呢?青年群体是否如共青团所预期那样,对所传播的信息进行加工呢?青年群体对什么类型和渠道的信息更为敏感呢?

       共青团当前形象建设策略不明晰的原因有二:一是对共青团形象的构成内容尚未有清晰的理论支撑;二是尚未有成熟的可信赖的调查研究工具,从而缺乏实证数据。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组织形象研究进行梳理,提出共青团组织形象的机制理论,并以高校共青团组织形象为蓝本,设计开发具备稳定信效度的调查工具,以填补共青团工作研究领域科学测度工具不足的空白。

       一、相关研究述评

       当前公共关系学领域关于组织形象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已较为成熟,但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企业形象、政府形象和高校形象等。近年随着群团组织建立公众关系的意愿大大增强,形象研究亦逐年增加。如北京民意调查所(2001)对妇联公众形象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认知程度(对妇联组织性质、工作内容的理解)、关系密切程度(与妇联的联系、对妇联的期望)、绩效评价(妇联工作评价)三方面。[1]刘兴波、周汝江(2004)论述非政府组织进行形象设计的重要性及其策略。[2]李维岳(2004)首次从形象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共青团组织应当如何建设自身个性和形成同一性。[3]张引(2008)套用形象识别系统CIS框架将团组织形象划分成视觉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和理念识别系统三层次,并进一步细分为组织文化、组织成员、组织管理、组织服务形象,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量表开发的尝试。[4]

       综上所述,对共青团组织形象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既有研究没有考虑到共青团组织的独特性,也没有开发出操作性强的、可信赖的测度量表,导致团组织形象研究缺乏科学客观的实证数据。

       二、理论依据

       企业形象、政府形象研究中常用CIS层次模型将组织形象划分为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理念识别,这种划分方式是否可以直接套用于共青团组织形象?事实上,各领域的组织形象研究既有其特性,亦存在跨领域的共性,下述对其共性的总结可为共青团组织形象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从形象研究的目的上看,是为了在竞争环境中树立形象品牌,从而提高公众对组织的辨识度,形成组织忠诚感、认同感。对于团组织而言,团组织形象研究最终指向如何吸引、凝聚青年,以实现团组织的基本职能。因此团组织形象的维度构建,应有效反映影响青年向团组织靠拢的因素。倘若组织形象研究无助于推动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建立,那么该研究是无意义的。因此,不应将CIS层次模型中的“视觉形象识别”作为团组织形象的构成要素,共青团组织具有的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群众根基令公众能轻而易举地识别团旗、团徽等标志,团组织也没有突出的环境表征(如办公大楼、装修环境、物理设备等)。因此,共青团组织形象的构成要素,应着重放在行为识别和理念识别两方面。

       其次,从形象形成的机制上看,与企业提供有形产品不同,共青团为公众提供服务和精神文化等无形产品,如青少年维权、创造社会参与机会、传播党的思想方针路线等。Nguyen & LeBlanc(2002)[5]提出,由于服务性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备的无形性、不可存储性、不可分离性等特点,对组织形象的衡量应从服务机构和过程来着手。实质上团组织的所有行为也是为青年提供服务,青年常通过结果(服务成效)、过程(关系建立)、载体(组织员工)三方面形成组织行为形象。

       最后,从形象构成的层次上看,形象形成是个动态的、整合的过程,公众往往通过服务使用和接触,形成多个具象化、碎片化的组织行为形象,各个形象“碎片”间可能存在冲突(如既获知某组织涉嫌违法行为,又获知该组织发起公益活动),公众需对此进行整合抽象,从而形成组织职能形象。据此看来,组织形象的“理念识别”是对“行为识别”的高层次抽象,理念形象的素材源自行为形象。

       该观点正巧反映了高校共青团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本研究前期的访谈调研中,不少受访学生都提到对共青团组织态度的矛盾性,一方面对团组织的工作方式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展现出对团组织的强烈期待,强烈期待的背后实质上是对团组织的理念形象认知。为此,本研究认为,团组织职能形象和团组织行为形象更有可能是“平行关系”而非“从属关系”。

       综上所述,在查阅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结合研究者对共青团组织形象本质的理解,与对大学生的访谈相互佐证,本研究提出高校共青团组织形象应平行划分为组织成员形象、组织活动形象、组织关系形象、组织职能形象四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编制量表。

       三、量表编制

       (一)题项设计

       本研究对20名来自高校的共青团干部、普通团员和青年群众进行个别访谈和小组座谈,访谈内容包括“请您描述一下团和青年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请用简短的几个词或者几句话描绘您心目中的共青团形象”、“您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了解到团的职能”等多个开放式问题。

       根据访谈结果提炼出与共青团有关的陈述语句,然后邀请高校学生进行可读性修改,再请共青团工作研究领域的专家和高校团干部对项目的适当性进行评定初测,共筛选得到包含34个题项的预试问卷。问卷题项均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量表法。

       (二)试测程序

       研究选取华南农业大学的文科、理科类学院青年学生为试测样本。为保证填答质量,开展团体施测,问卷当场回收。初测共发放152份问卷,有效问卷152份,有效率100%。

       (三)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中初测样本被试量共152名,纳入因素分析的变量共34个,基本符合Gorsuch提出的关于因素分析之样本量的规定。因子分析除对样本量的规定外,还要求各变量间必须具有相关性,判别指标是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要求KMO测度大于0.5,0.9以上尤佳;同时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显著。本研究的KMO测度和Bartlett's检验结果见表1,说明本研究数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我们先进行了项目分析,即通过求取各题项得分和总分的相关,将与总分相关小于0.3的题项删除,合计删除5个题项,剩余29个题项进入因子分析程序。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提取初始因子,然后以最大变异法(Varimax)旋转坐标轴令最终结果便于解释。经过7次因子分析,不断删除因子负荷太低以及负荷平均的题项,如“我能很清晰地区分学生会和团委各自的工作内容及职责”、“只有在缴纳团费和开团员会议时,我才感觉到自己是共青团的一分子”、“团委的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做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团员身份会带来强烈的荣誉感、自豪感”等11条被删除。最终提取4个因子,剩余18道题目组成正式量表。

       方差累积贡献率为61.603%,旋转后的各因子负荷量均在0.600以上,项目共同度介于0.444到0.777之间。对这18道题目组成的正式量表进行Bartlett's球形检验和KMO测度,结果表明其取样适当性很好(KMO=0.824,近似χ2=1158.37,p<0.001)。

       (四)因子命名和解释

       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4个公共因子,其内容构念与研究持有的理论假设基本相符,仅有个别题项被划分到其他维度。根据各因子包含的项目内容,对这4个公共因子的命名如下:

       因子1包括“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共青团是执政党的助手,团结、引导青年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共青团是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共4题,命名为“F1组织职能形象”。

       因子2包括“和群众相比团员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相比团员的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更强”、“和团员相比团干部具备更高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和团员相比团干部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团员相比团干部更具备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共5题,命名为“F2组织成员形象”。

       因子3包括“团委经常组织、发起学生活动,或指导各类学校社团发起学生活动”、“团活动的开展切实满足了青年切身需求”、“团活动的开展对促进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带来了很大成效”、“通过参加团组织的活动,我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共4题,命名为“F3组织活动形象”。

       因子4包括“团委和团干部总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是管理青年而不是服务青年”、“如果没有外在利益,大部分人不会主动参加团活动”、“团活动常常与初衷背离,流于形式”、“参加团活动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不受尊重”、“团活动常常带有强制性,没有尊重青年的意愿”共5题,命名为“F4组织关系形象”。

       四、信效度检验

       (一)正式施测数据收集

       根据正式施测数据,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正式测试采用整群等比例抽样法,从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人文与法学、信息(软件)学院的各年级按比例抽取整个班级,统一课堂施测。本次调查共派发问卷453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30份,有效率94.92%。

       (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考察构想模型与实际模型拟合度,以及项目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运用AMOS5.0统计软件,对维度模型进行检验,以验证该模型的稳定性。根据研究假设的组织形象维度结构的两种情况:平行关系、层次关系,分别构建结构模型(图1),并求得两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进行对比,结果见表2。

      

       图1

      

      两种可能假设的结构建模

      

       由表2可以看出,模型1(平行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不仅达到了所要求的拟合指数标准,而且均优于模型2,说明相比之下模型2的假设更为合理,即团组织形象的四个维度间并非是从属关系的层次模型,而是平行模型。这与本研究假设一致,即验证了团组织形象和其他组织形象研究相比的独特性,验证了研究的团组织形象维度假设。

       (三)信效度检验

       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同质性信度)、分半信度作为信度指标,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根据一般的检验标准,α系数最好高于0.7,但当测试维度中测项题目小于6个时,α系数大于0.5也可接受。从结果可见,除组织关系维度的α系数为0.764、分半信度为0.697以外,其他分量表的α系数和分半信度均在0.800以上,且总量表的α系数达0.896、分半信度达0.771,表明此量表的可靠性较高(详见表3)。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作为测量工具是稳定可信的。

      

       本研究采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考察量表效度。内容效度主要考察问卷项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所要测定的内容范围,本量表编制程序的科学严谨性确保了量表的内容效度。首先,本量表对组织形象及共青团组织形象的分析和界定是基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加工得到的;其次,量表的维度符合本土实际情况,具备相关理论基础,并经过相关学者专家的评定;第三,量表各题项陈述是结合实际访谈和调研而确定,这些都确保了量表能够反映当前青年对高校共青团组织形象的实际认知。

       结构效度主要通过问卷中因子间相关及因子与总分的相关进行考察,良好的问卷应具备因素—因素中度相关、因素—总分较高相关的特点。本量表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结果可见,各因素与问卷总体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各因素之间呈中等水平的相关,并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各因素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各因素又都能反映问卷总体内容。

       因此,本研究开发的包含4个维度、18个题项的正式量表具有科学性(详见因子分析部分)。

       五、讨论和建议

       (一)团组织形象结构模型的科学性

       科学研究中人们构建结构模型往往通过两种途径:理论驱动型建构、数据驱动型建构。两者各有优缺点,前者受文献占有、认识深刻性和理性思维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后者完全基于对数据特征的分析,数据解释常存在合理性问题。[6]本研究结合两种途径对共青团组织形象模型进行建构,得到确保信效度的正式量表,也依然存在两个需要解释的问题:首先是根据组织形象理论,组织职能形象应与其他形象维度有“理念识别”和“行为识别”的层次之分;其次是组织关系形象维度与总量表相关相对较低,然而该维度形象恰恰是较多受访对象提及的方面,不能轻易删除。

       笔者认为,结合共青团实际特点和认知心理学理论可对该结果进行解释,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觉加工存在自下而上(Bottom-up)加工和自上而下(Top-down)加工两种途径。自下而上加工是指由外部刺激开始的加工,先对较小的知觉单元进行分析,然后再转向较大的知觉单元,经过一系列连续阶段的加工而达到对感觉刺激的解释。自上而下加工是由有关知觉对象的一般知识开始的加工,由此可以形成期望或对知觉对象的假设,这种期望或假设制约着加工的所有的阶段或水平。青年对团组织形象的认知加工是两条途径并存的,一方面基于共青团的历史传统和独特地位,青年早已对团组织形成概括抽象的职能形象,再据此自上而下地衍生出其他子形象;另一方面,青年群体又在参与团组织活动中形成明确的子形象,再自下而上地抽象、整合形成对团组织的概括性认知。当前青年群体对团组织认知的矛盾态度是由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渠道所形成形象的强烈反差。职能形象更受自上而下渠道的影响,其余三者则受自下而上渠道的影响,因此在量表设计中产生两个结果:平行模型假设比层次模型假设更加吻合于施测数据、组织关系形象和总量表的相关相对较低。

       (二)对共青团“形象意识”的本质理解

       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带来青年群体需求的多元化、自觉性特点,与团组织传统的“以我为主、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产生矛盾,制约了团组织和青年群体的关系建立,各界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共青团回应时代挑战的关键在于理解“和青年的关系”问题。

       由于“职能”、“关系”等抽象概念属于对客观现实的高度概括,其内涵和外延本身是难以测度的。为此,公共关系学的形象研究,以“形象”概念表征公众对组织理念和组织服务的接纳程度,“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与其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其目的是建立一种与这些公众互相信任的关系”[7],其核心问题就是形象,形象管理的本质就是关系管理。由此可见,“公共关系”的抽象含义得以通过“形象”概念被具体表征出来,并得以站在公众的立场自下而上地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解和描绘。

       由此可见,在没有市场竞争或单边主义的背景下,形象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恰恰是由于在市场竞争或社会转型压力下,组织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凸显组织个性、提高公众对其组织的辨识度,进一步赢得公众信赖,从而迫使组织重视营造公众形象。可见,高校团组织具有“形象意识”,有助于提高团组织对青年群体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发挥引导、凝聚、组织、服务青年的功能,从而实现其团组织的根本使命;有助于发挥其悠久历史带来的其他社会组织不具备的核心优势,有助于团组织顺利实现向枢纽型组织的转型。总而括之,团组织和青年的关系是职能实现的潜在前提,青年对团组织的形象认知则是团组织和青年关系的外在体现。

       六、结论

       遵循科学的量表开发程序,研究最终得到由18条题项构成的四因素模型,信效度检验表明本量表能准确有效地测量到青年群体对共青团组织形象的认知现状,从而为探索团组织和青年群体的关系提供了测评的工具和解释的参考。本研究将公共关系学理论、管理科学方法应用在社会组织研究上,指出共青团转型的关键在于应在青年群体认知的视角重塑团组织和青年的关系。本量表的设计开发也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弥补了当前团组织研究工作中测评工具的缺失,协助团组织、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者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年研究,能够帮助团组织发现当前团组织形象树立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方向,为团组织转型过程中形象树立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本研究也存在大部分探索性研究都需面对的不足。首先,由于时间、精力和资源有限,本研究的调查抽样仅限于高校大学生群体,未涉及两新组织、机关单位的青年群体,未能在更大范围检验量表的可推广性;其次,量表有个别维度因素负荷相对较低,不够理想,估计是受到社会称许性的影响;第三,对共青团组织形象的形成机制未能在理论层面进行充分说明。今后研究方向包括:第一,扩大调查群体范围,改进样本结构,进一步探索和修订量表;第二,对共青团组织形象的前因变量、后果变量进行调研,从而完善对组织形象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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