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坚守与“小调”介入——赵树理小说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调论文,韧性论文,赵树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1-0109-04
无论“文革”前后政治环境如何变化，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始终是一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或者认为赵树理小说是“工农兵文学的方向”，是迎合共产党政治或政策的“宣传品”，或者认为他的小说不过是些“低级趣味”的“噱头”，根本没资格进入现当代文学史大雅之堂。初看这些意见大体都有确凿的历史依据可查，赵树理本人曾明确表示，自己的作品是配合当时政治和政策写的“问题小说”。但就连否定他小说的人大概都没料到，那些前前后后不断否定的意见会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赵树理小说在现代叙事文学中的“新颖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具有文学史值得关注的小说艺术独特性。
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把现当代小说史比作一部表现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史诗，这部史诗是郑重、高雅的，因为其中包含像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冰心等五四一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作家对传统变革的经典解读；如果我们可以把这部史诗比作华丽的施特劳斯的维也纳华尔兹，那么赵树理小说可以说是其中的小调。说它是“小调”，是因为它并不违背史诗的总体倾向，只不过是在其中增加了风趣的世俗化音节，从而使华丽的史诗更亲近下层，更日常生活化，更为一般读者喜闻乐见。然而“小调”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抒情方式，实际上是现代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变革。
赵树理小说视点向下的特点，用以往现实主义或附加以“革命”、“社会主义”的大叙事理论都难以解释，成为他在文学史和以往评价体系中处于不利境地的原因。但我以为，问题并不出在小说本身，而是如何认识历史规范以及评价机制问题。实际上，一种规范或理论规则是对以往文学实践总结的结果，它们对未来研究和阐释有参考作用，但不能成为辨别后来艺术好与坏，小说是艺术的、或不是艺术的唯一标准。最明显的例子，如果用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标准来阐释赵树理小说，无论对文学史家还是批评家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因为那些标准和规范，比如深刻地揭示社会阶级矛盾以反映社会本质，塑造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等等，用来分析“二诸葛”、“三仙姑”、“常有理”、“惹不起”这些赵树理笔下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很有一些无的放矢。
并不是说那些理论没有道理，比较熟悉欧洲近现代文学史的人都对那些理论的人文价值和艺术史价值有所了解，持这些理论观点的批评家对于当时当地的文学作品，像对高尔基、法捷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他们的分析与批判的确鞭辟入里、见微知著，其理论的犀利和深刻毋庸置疑。但赵树理小说发生在近一百年后，又是在中国传统深厚的乡村，在实行土地革命和农业合作化这一中国特有的现代化进程中，那里的情况与一百年前欧洲自是不同；那里的生活环境和乡土人物，与理论批评家所预期的“高度”和“深度”也十分不同。尽管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是没有按照上述理论公式结构小说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为现代小说做出了不起的贡献，并取得文学史上显赫的地位，但赵树理和他的小说显然不属于此类。对此，日本学者竹内好曾有明确的界说：“特别提出赵树理的这种特殊性，是会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吧。因为把赵树理与其他人民作家等量齐观的人不少。但是，我反对那种意见。”为进一步证明赵树理小说的独特性，他提出当时文学有两种趋向：“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竹内好出于重构亚洲现代性，对赵树理小说的新颖性给予极高的评价：“对于赵树理的这种从新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人类和社会的准确性，我不禁赞叹不已。这部作品(指《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注)表现了一切人们的意志，它作为新的叙事诗而问世。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同时，对于力图恢复与人们的合作的我来说，也给予了极大的勇气。”［1］竹内好通过细读文本，从小说结构、人物塑造、性格和语言描写等各种因素证明，赵树理小说与以往现代文学不同：被典型化了的人物和支配周围一切的“个人英雄”不见了，而着重表现社会的一种转机，以及人物在此变化中逐渐自觉成长的过程。其“新颖性”原因在于，赵树理小说不是在一种既定的大叙事理论框架内描述历史，他不按照流行的左翼文学理论把历史形象化，而是以中国乡土社会为中心去“发现历史”，发现经过五四新文化启蒙后，本土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
历史通常被看作是过去发生的事，但实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历史要比这样的概括复杂得多。比如历史由谁讲述？受什么样观念支配？为什么有些历史细节被无限放大？为什么有些重要的史实却被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在此意义上，考察讲述历史的时代的确要比历史讲述的时代更为重要。但历史终究是历史，不会因为避而不谈就不存在；反之，今天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在看上去以往历史的“终端”去发现历史。上世纪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文(Jonathan N.Lipman)曾发表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因此“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这样，就或明或隐地否定了种种过去习用的模式，这些模式都把中国历史的起点放在西方，并采用了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这样，描述中国最近几百年历史就不是从欧洲，从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gry，the Navigator)，和西方扩张主义的萌动开始，而是从中国开始”。他接下来的一段话，对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是富于挑战性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 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180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2］。
“中国历史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历史学家往往做不到亲临历史，对此还需要一个“移情”过程，但对于赵树理和他的小说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赵树理本人从没想要做开创时代艺术风气的人物，更没有作历史学家的奢望。相反，他真正是共产党在农村推行土改、合作化运动中一个兢兢业业的基层干部，他的叙述者身份就是历史亲历者。翻开赵树理文集，他的创作谈大部分是对一些批评他作品的文章的反批评，即使有些检讨，比如他文章开头表示接受别人的意见，像批评他的小说阶级阵线不分明，贫下中农和党的形象不够高大，等等，但最后他还是要迂回地予以反驳。反驳中最有力的证据，还是他在农村看到的现实问题，用以批评那些批评他的人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例如，关于《邪不压正》他说，他想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当时的情况并不像书里几条理论定义那么简单：
上级发现了被遗忘了的群众没有翻身，追查其原因，多分了果实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只说是封建势力尚有残余，而没有说到自己多占了一部分果实，所以只决定了追究残存的封建财产。在追究时，少数占了便宜的干部明知残存的封建财产数目很可怜，怕解决不了被遗忘的贫农问题，就想把富裕的中农也算到封建势力中去。流氓更喜的是浑水摸鱼，惟恐天下不乱。这两下一结合，就占了上风，正派干部反成了少数，群众没有说话的机会，结果残余的封建势力固然被打倒了，而中农也因受了连累，人人自危，无心再过日子，生产也因之停顿［3］。
地方土改的主要问题不在干部们背诵的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条，而是赵树理实际看到的“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身上”；因为“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赵树理认为这是土改工作成败的关键：“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紧接着，赵树理又做了一番自己的“阶级分析”，以说明土改应该依靠什么人，反对什么人，团结什么人，警惕什么人：
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作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同上，第1438页)
出于这样的写作动机，《邪不压正》以及赵树理其他表现土改或合作化运动的小说自然出现不了“叱咤风云”的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4］，而是像小宝和软英这样的普通人，“无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观上我是没有把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虽然小说中许多人都有“社会代表性”，但“独对于这两个人”，虽然是小说主要人物，身份却非常一般：“小宝勉强还可以代表不当权的小干部(也只是临时加委的)，软英则除与小宝有恋爱关系之外，我没有准备让她代表任何一方面”(同上)。
但是最终成就这篇小说的，恰恰是这两个小人物的爱情故事，是一对普通人命运的悲喜剧。而且即便如此，不情愿接受别人批评的老赵也没有把它当作了不起的创造：“这个故事是套进去的，但并不是一种穿插，而是把它当做一条绳子来用——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我在写《李有才板话》的时候，曾以这样的态度来用李有才，这次又用了一下软英和小宝。这种办法，我没有多见别人用过，我也不敢自以为是一种什么手法，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偷偷用了一下算了，以后也没有准备再用。”
如此看来，小说家在这里表现出一种艺术风格的非自觉性。对赵树理来说，艺术自觉并非是刻意进取，而来自一种与自身命运相关的生存方式。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赵树理对农村工作的兴趣远远大于当专业作家的兴趣。所以他特别关注的不是当时理论推崇的如何塑造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也不是后来获得“新时期”首肯的揭露现实黑暗的当代悲剧。他的写作与他参加革命、农村基层干部的身份是一致的，均源于当年他在长治师范学校读书时拥戴的启蒙理想，源于他期待现实政治应该并能够给家乡父老带来好的命运结局。当时共产党深入农村的土地革命使赵树理看到了这种希望，而对于希望，他不坐享其成，一方面他作为土改工作员参加运动，另一方面，他把参与过程中的所见所想写下来，也就是他别具一格的“问题小说”。赵树理学生时代读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对他接受启蒙思想有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但启蒙时代的文化英雄与他家乡父老的现实生活实在相距太远了，他们的作品太郑重而严肃，太华美而深奥，太令人仰视而飘浮在云端，正像他把鲁迅的小说读给他父亲，他父亲根本不知所云。启蒙者的理想，在被军阀逼迫、被流氓敲诈、被混乱的政治局面搞得流离失所、冻馁交加的农民心里不要说扎根，就连听都听不进去。这种文化现实给关注启蒙的赵树理以极大刺激，因此他要写一种能在村民中流传的“地摊”文学，从表面看他是为土改写，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写，但实际上由于他从这里看到农村生活的前景和希望，其实他是在为像他父亲那样的“二诸葛”而写，为那些不是高大完美的普通人而写。或者说，启蒙的对象包括自己在内，包括与自己血脉相连的父母兄弟姐妹。因为在赵树理心目中，这些人即使并不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也应该在眼前发生的一切当中享有好的命运，并且跟上现代生活的脚步，否则才真正是启蒙的失败。因此我看赵树理对启蒙文学的批评，实际上表达的正是他对启蒙所绘制的生活愿景的真实向往。
小说是可以修改的，但生命的寄存方式却难以更改，改了就意味原有生命的结束，就不是赵树理。因此，无论经历了多少批评和检讨，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批判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家，赵树理始终不改其志，像《三里湾》的范登高、小俊和小俊妈，《“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包括40年代《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赵树理小说始终与这些人物打交道，他想的是他们，写的还是他们。
除了写作视角向下，为普通的乡下人写，写普通的乡下人之外，成就史诗中“小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写乡下人的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以前我在这方面对《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锻炼锻炼”》说的比较多，这里再举一个《传家宝》的例子。《传家宝》是赵树理发表在1949年4月14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小说，一万多字的篇幅，按今天标准算得上一个小中篇，又发表在《小二黑结婚》和《三里湾》《“锻炼锻炼”》之间，也可看作是作家创作的一个连接点，在这个连接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赵树理对其小说艺术风格的坚守，尽管时代、政治形势和小说题材都有所不同。《传家宝》主要表现土地改革对农村普通家庭的影响，围绕李成娘和媳妇金桂的婆媳关系展开故事。李成娘的传家宝是一架纺车，一个针线筐，一口黑箱子，黑箱子里装有各种破布和“针、线、尺、剪、顶针、钳子之类”，她打算把这些传给过门的媳妇，特别是那口黑箱子，好让媳妇守在家里做针线活。但媳妇金桂认为：“那里面没大出息，接受下来也过不成日子”，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传家宝传不下去了，因为媳妇要出去参加集体劳动，不再延续千百年的传统，所谓“恪守妇道”，就是守在家里缝缝补补，“围着锅台转”了。所以李成娘看媳妇样样都不顺眼，尽管媳妇屋里屋外地忙，又勤快，干活又利索，还被选上村里的“劳动英雄”，但李成娘却说：“她那个劳动呀，叫我看是狗抓老鼠，多管闲事！”她恪守的是传统的道理：“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这样细微的生活场景，却被赵树理点染得极尽波澜。婆媳或邻里闹矛盾，就有人来说和，非常符合乡村生活、人情社会所通行的、不成文规则。婆媳不和，婆婆向评理的人指责媳妇不懂节俭，评理的人是李成娘的女婿，女婿劝丈母娘说：“老人家！如今世道变了，变得不用吃糠了！革命就是图叫咱们不吃糠，要是图吃糠谁还革命哩？”这一席话刚使李成娘的“气结平下去”，但女婿接下来说，以后“家里的事你不用管”，又燃起了烽烟：
“我死了就不用管了，不死就不能由别人摆布我！”
“这是我的家！她是我娶来的媳妇！先有我来先有她来！”
“管不了？娶过媳妇才一年啊！从前没有媳妇我也活了这么大！”
“她有本事叫她另过日子去！我不图沾她的光！大小事不跟我通一通风，买个驴都不跟我商量！叫她先把我灭了吧！”
李成娘借此又把陈芝麻、烂谷子都翻了出来。最后闹得实在没办法，金桂只好把管家的“权力”，也就是记录家里吃穿用度的账本交给她，然后一五一十地向她交待了收入和支出的账目。其实李成娘根本不识字，更不懂账目，但让人没想到的事却就在此时发生了，虽然她不懂账目，但金桂的“交权”却让她挣足了面子。她女儿看机会来了，于是劝她娘说：“娘！你就还叫金桂管吧，自己揽那些麻烦做什么哩？这比你黑箱子里那东西麻烦得多哩！”这时金桂娘也就顺水推舟，说：“实在麻烦，我不管了！你弄成什么算什么！我吃上个清静饭拉倒！”矛盾解决，故事完成。
由表现家长里短而编织出密密麻麻的细节，不仅冲淡了作品的主题色彩，而且也冲淡了宏大叙事、主题先行带给作品的紧张。这种写法为日常生活带来一种散淡的韵致，并由散淡生出诙谐与幽默，消解了大叙事的庄重和典雅。小说家对生活和人物持平等关切的视角，让人感到一种特有的亲切和体贴。相对启蒙时代的文学经典表现，我不认为赵树理小说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而是对其风格的修正或发展，这也是启蒙造就民主时代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以当今的文学作品而论，尽管五四作家的经典作品依然是读者选择的对象，但小说普遍的写法一般都不采取居高临下或进行说教的文字表现方式，而是站在一种平等的立场与读者一起探讨人性、历史和现实，也说明现代小说史上“小调”的介入，成就了启蒙后另一种小说方式。它不仅改变了现代宏大叙事的抒情方式，而且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文学发展开创先机。
在此意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传家宝》《邪不压正》《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一系列作品，不愧为时代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