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哲学视野下的审视与研判——全国“发展与发展哲学”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视野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与发展哲学暨全国第九次应用哲学研讨会”于5月中旬在安徽青阳举行。本次会议的议题是：以哲学视角和哲学语境，探讨新世纪时代和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及其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来自京、沪、辽、黑、鄂、滇、苏、鲁、皖等哲学界近7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60余篇；著名哲学家黄楠森、庄福龄、朱德生专程与会并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这次会议内容十分丰富，分量颇重，这里仅摘其要点综述如下。
关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研究
邓小平发展理论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发展理论或发展观是科学的发展观，即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是坚持一切事物在其内部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的循环往复过程中，促进事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宇宙观和方法论。邓小平的发展观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更从理论上做出了富有开创新阶段和新境界意义的创新与发展。邓小平的发展观凸显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从拨乱反正的高度提出发展问题，二是从坚持唯物史观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进而把发展学说全面系统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问题。邓小平发展理论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观，又是推动和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方法论。
有学者分析说，邓小平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创新，主要体现是：第一，具有全球性战略视界和高度，从经济全球化大形势和国内外比较中构思中国发展的宏观战略；第二，以发展经济为关键，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系统，谋求系统的协调共同发展；第三，集发展观和方法论为一体，根本观点与根本方法相统一。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发展哲学是以“三个有利于”这个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为根本的建设哲学，其组成部分包括经济建设中心论、经济发展战略论、经济体制改革论和思想政治保证论四个方面。还有学者提出，邓小平发展理论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目标、途径、方法、动力以及对外关系都作了规定，可从这几方面研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体系架构。
大家指出，邓小平发展理论从实践到理论、从政策到战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旗帜和指南。邓小平发展理论还有许多深刻思想有待发掘和研究，这需要理论界继续努力。
关于发展哲学
与会学者围绕发展哲学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讨。大家认为，哲学关注发展，乃是哲学精神的内在要求，应当着力建构发展哲学，完善这一学科。
有学者认为，发展哲学必须具有专属研究对象。发展哲学作为现代哲学学科分化的产物，是对人及其周围世界的发展状态的抽象和理论概念；发展哲学又是哲学理论应用于改造世界的产物，是哲学一般原理能动地作用于人、作用于人的认知和操作系统，达到实现改变现状的预期目的的一种学问。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界定为“人及其周围世界发展的状态、障碍、条件、趋势及其预期和调适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发展哲学的研究方法应凸显实践性特征，即在科学性基础上的预期性和调适性。科学性主要回答发展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预期性和调适性则主要回答发展中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预期性通过哲学理论思维的预见、前瞻、洞察能力来表现，调适性则通过哲学理论思维与人的行为的统一来体现。预期是调适的思想基础，调适是预期的行为目标。从方法论看，发展哲学不但要有思辩的结果和客观的描述，还要有主客观相符的方法、模型与对策要求。
有学者从应用哲学的视角对发展哲学加以观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时代的产物并反作用于时代运行。发展哲学作为应用哲学，它的应用首先要揭示时代的本质，紧握时代的脉搏，指出时代发展的趋势，为解决时代的复杂矛盾，建构新的秩序服务。因此，发展哲学研究一要紧密结合现实，二要紧密结合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哲学与部门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三要用哲学世界观武装人们，提高人的素质。
有学者认为，研究作为部门哲学的发展哲学应当注意一个重大问题，即以部门哲学替代或否定基础哲学尤其是世界观。当代西方哲学的最大成就是开展了大量的部门哲学研究，如人本哲学、存在哲学、生活哲学、语言哲学、管理哲学、科技哲学等等，但也存在着否定世界观、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失误。其实，每一个部门哲学都离不开世界观，都存在或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分野。我们研究部门哲学包括发展哲学，要辩识这一问题，要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哲学家族。既要汲取当代西方哲学的精华，又要避免它的失误。
关于发展和发展观
与会学者在研讨发展和发展观问题时，涵盖面广阔，涉及领域众多，视角富有多样化，提出的观点十分丰富。较为集中的议题包括：(1)社会发展规律与新发展观；(2)知识经济与发展；(3)可持续发展；(4)社会结构与发展；(5)中国当代发展；(6)区域发展与发展战略；(7)经济全球化等。
大家认为，进入新世纪的全球发展，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人类对发展及其相关复杂关系的认知趋于更全面更科学，选择与决策亦趋于更理性更明智，由此带来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研究这些新的发展观及其蕴含的哲学内涵，是当代发展哲学的课题，其成果也是建构发展哲学的理论素材或基础。对于新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研究，要循着“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而展开、深入和升华。
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编制的“十五”规划可谓是凸显新发展观的典型样本之一。这个规划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摆脱了传统的重物质增长轻人类发展的思维定势，遏制了追求短期增长损害人类与自然以及代际关系协调的偏差行为模式，强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认知导向下，提出转变体制转变发展模式，指明发展的目的、主线、动力和关键。这个规划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所应有的发展哲学思考、取向与特殊诉求，富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价值，是当代发展哲学的营养之一。对此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学者提出，新世纪应确立“多维系统社会发展观”。现代社会已是一个多维发展系统，具有多维性、协同性、开放性、综合性四大特征，因此要求全方位、多层次、多变量地认识社会，从系统的整合和优化中寻求发展。其方法论是坚持(1)合力优化原则；(2)多维性原则；(3)非线性原则；(4)开放性原则；(5)协同性原则；(6)持续发展原则；(7)超越性原则；(8)前瞻性原则。应当明晰，寻求合力优化是中国发展的总的价值取向，必须在运动中寻求合力优化，坚持系统的多维相关性和协同性，并在开放中寻求系统优化的活力。
有学者认为，新发展观的确立与效应是直接与社会转型相关的。在当代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为起点，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以完成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为实质性或共性内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即是当代中国正在推进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认识社会转型的特征及其对发展改革任务、进程的内在规定，有助于我们更主动地推进现代化。有学者指出，社会转型问题是当代中国已经并继续发生的重大历史现象，人们议论不少，但深入研究却显不够，以至学界迄今尚未对其内涵、表现、特征和目标模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基本的共识。因此，学界应对此给予充分关注。
关于中国当代发展
中国的当代发展问题，是与会学者从哲学视角观照的焦点之一。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包括如下几方面。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里需要正确而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肯定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社会主义由于没有实现现代化，因而是“不够格的”。这就规定了发展的阶段和当代目标。第二，应当将“现代化”视为近现代人类社会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全面发展进程，泛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它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包涵着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全方位的变革。在当代中国，虽然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但现时还包括社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全球化、知识化等内容。
有学者着重讨论了“人文精神在现代化中的重大作用”问题，认为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社会转型期尤须重构人文精神，即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人的主体的觉悟为先导、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追求真善美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属的人文精神。在我国的现代化时期，更正确处理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此实行可持续发展；(2)人与社会的关系，为此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3)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考察我国现代化的人文精神，既要继承人类延续至今的人文传统，吸收曾经创造近代文明且迄今仍发生巨大影响的西方人文的优秀成果，更需要从我国现代化的国情出发，把人文精神的时代性、先进性和普遍性与实践性、民族性和本土化相结合，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在指导思想上，把多元取向与一元导向结合起来；在实践指向上，把发展的时代性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性结合起来；在文化背景上，把引进西方的现代化与民族的本土化结合起来。
有学者认为，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长期战略之一，凸显了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理念，是“以人为本”发展观创新的一个体现。对这一战略的认识，不能不注意到其“以人为本”的内核和既关注当代更着眼于后代的永续生存与发展的博爱或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可持续发展理论不能等同于生态恢复和自然环境保护理论，它主要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人文性的。在可持续发展观中，经济增长无非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经济、政治、社会各种制度的演变也是为了给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与相关因素的发展必须是系统的协调的。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非易事，从战略口号到社会行为的转化，需要理论界大力甚至是艰难的推动。
发展当然包括政治的发展，这一问题备受学者们关注。有学者从国际比较上研究了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问题，认为：第一，经济发展代替不了政治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发展伴随，经济发展不仅不会成为政治稳定的基础，而且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破坏性因素。第二，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能够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政治体制，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体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第三，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政治发展，必须能包容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必须解决权力交替的程序化问题。有学者提出，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定的政治权威必不可少的。权威的理性化，也即实现从传统的人治权威向现代的法理性权威的转变，是国家政治转型的根本标志。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建设法治国家，树立法理性权威是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权威，如何面对这一转型过程加强建立正确高效的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乃是实现党领导下的法治权威的关键问题。对此应有更多的深入探讨。
一些学者还研讨了我国新世纪若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当代我国区域发展水平、阶段及其矛盾特征存在极大差异，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考量中国发展，不能不充分认识这些“特殊矛盾”。现在的战略考虑似有“瞻前不顾后”的偏颇，一些地方不从本地实际出发，提区域战略只会“跟风”，导致各区域不分水平高低阶段先后都是同构型战略，进而有可能造成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低水平数量型发展。这一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纠偏。
研讨会还就各地哲学界开展应用哲学学术活动情况和经验进行了交流。
本次研讨会是由安徽省哲学应用学会、省社联、省社科院、学术界杂志社、安徽大学、合肥工大、安徽师大、电力职大、省委党校、合肥党校、铜陵党校、青阳党校共同主办的。会议成果将结集出版，以推动发展与发展哲学研究的学术活动继续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