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上论文,精神论文,故事论文,张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不向你的灵魂接触？
我怎能让它越过你向着其他的事物？
——里尔克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荷尔德林
上篇
一上来就提宗教在我恐怕既不明智也不合时宜，不仅由于它是有史以来悬而未决的话题，而且因为时下很难找到被称之为信仰的东西。而我的难题在于：这个精神领域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延至今日，依然因为其界定和评价的两极差异而争执不下。它散发云霓般灼人光彩的同时，又朦胧模糊如雾霭。以一个尚无定论、概念不清自身还是问题的范畴作为论文的开端，就学术态度而言当然失之恰当。有必要声明的是我以下所论及的宗教，决非宗教学意义上的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教义，也非纯哲学的带有理性分析意味的学科研究，而只指具体人的信仰，是一种心之所向的精神状态。为着现代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的张承志创作中所表露的丰富又特异的心理品格与超人气质的深深吸引，我愿意以此作为奠基，期望通过它把另一些问题还原为本色时的容易。
地上的天国
自1984年起，张承志所有作品都在构筑一个天国，《北方的河》、《黄泥小屋》、《九座宫殿》、《大坂》、《金牧场》、《心灵史》几乎都在为这一“理想国”画像，虽然落笔不同，角度有差，但这些线条与色块的所有指向都是一个。首先，精神现实的困境给这一“天国”的创造提供了可能。现代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对人心、人灵魂的冲击，使得我们在物质相对富足的同时恰恰在人之为人即精神上失落过多，这二者的不同步所带来的恶果，更使得真正意味上的人向着物欲层次堕落，这堕落的不可避免与急骤，造成人的进一步畸变与异化。作为信念诸如真理、正义的字眼与意识在人们头脑中已留存不多甚至可能将消失殆尽，或者早已尘封于麻木的神经之中；作为理想诸如激情、热切的追求与奋斗的青春也早已在一大批青春的人口里、眼里成了过时的话题与嘲笑、讥讽的材料。反而，浪掷青春、享受生命、膜拜金钱、今朝酩酊的观念日益成了现代意识（？）的同义语，成了最具“先锋”色彩的反传统、反正统的东西，“活得自在点吧！”“轻松点吗！”“他妈的，痛快！”“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成了世间的主要对白，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被推上80年代之后的中国历史舞台并占领了精神市场。到处是初级阶段的充满假象的故作轻松状与伪现代派，到处是搞不清名堂与来由的毫无真正激情与乐趣的贴着时髦标签而流于纯形式的Disco与霹雳。一切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俯拾皆是、扬手可弃的短期消费，就成了口、目、耳等感官的满足和刺激。在这世俗的喧嚣与欲望的吵嚷声里，张承志一直沉默的心开始颤栗。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他的灵魂，这又有什么益处呢？含有明显贬褒倾向的疑问开始成为响彻他以后一系列作品内的强大声音。如同当年莱蒙托夫“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思》，张承志悲哀地望着身后坍塌的废墟，他要在这废墟上重建“天国”，为固守自己的信念而检验这阵地的坚实，也为昭示这一时代还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强劲有力、引人上升的世界，这世界就是一种超越于时代之上的精神，一种纵贯人之历史、人之生命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如丹柯之心引导着人类由阴霾、绝望的森林走到今日，走到辽阔；它仍将领引人类走向希望、走向光明，这是一把火，这是一个“天国”。
张承志创作中的这种意识从隐匿到明朗以至急不可耐，从无意识到有意为之以至强化的线索提醒我们，现实层面考察之外，所不可忽略的是血缘的影响力。伊斯兰民族不屈又达观的血性和天然的宿命所构成的张承志作品及本人的宏大背景，也是他的信仰形成、发展背景，再加之他在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经历与体验，使得他身、心已不能舍弃脱离这一背景，因为不如此，就等于叛逆，等于抽空血液、宣判死刑。这种血缘的力量如此强悍，牢牢嵌入、流淌在一个身处都市但心向高原的青年学者体内，改变、影响着他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构成他永不懈怠的追寻、毫不犹豫的选择，甚至也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杰出与不顾一切的偏激。“回回民族的心理是超重的、对牺牲的渴求是夸张的、性格是偏激自傲的。汉族除非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不可能有‘圣’的幻想。只相信实践证实的事物，只对此界此时敏锐热心，强调急功近利的进步的汉文明特征使得中国大地上任何革命都被调节、改换和淹没了。”“清真寺尘塔上挑着一勾弯弯的镰月，它不仅仅是伊斯兰信仰的象征。……它在这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国土上指示着一种异端的原则。它超越白昼、照亮暗夜、孤傲地对汉文明的继往开来表示沉默。它的无言之美，它的刚强之美，它的牺牲之美正与流逝的历史作伴，等待着一个遥远的未来，等待着一个在孔孟之道和孔孟现代派走到穷途的时辰……那时它虽是胜者却依然沉默不语不显颜色。”[①]这就是张承志沉淀于心的东西，是他反复倾诉的声音，是贯串于他创作始终的母题。如果原来我们还会不解，为什么在都市、在东京、在海上、在不同境遇里他永远重复着一种对草原、对高原缅怀的低诉，为什么在唱出的歌背后总缠绕着一支渺远但亲近异常的复调并且余音枭枭不绝如线如缕如生命血流，那么直到看到这些文字，我们会怦然有所领悟，正是这种信仰使他九死不悔地追求，摒弃了结果，摒弃了功利，甚至摒弃了胜利本身，他留有的只是这种与生俱来不可替代的精神，正是这种含而不露、外冷内热的血质构成了他创作中的主人公特有的气质，刚烈不羁、愤世嫉俗，但又沉稳厚重、真诚坚韧，甚至每一细节、每一举手投足处都显示出这一血统的不同人处，如《金牧场》中青年学者对日本歌手小林一雄的慕恋，除与小林沙哑喉音中流露的深沉与孤独气质共鸣外，还对这个“挂着吉它、咬着一支钢架支起的西部口琴、低垂着双目”的形象做了充满激情的描绘和解析，“他怎么也看不清那人的眼睛。……那个人总是垂着眼皮，那个人总是垂着眼睛好像他害怕强光好像他怕与人目光相遇好像他是个瞎子。”“小林一雄在人海挤撞的音乐会上低垂双目，一定也是为着不去看世间的丑相和自己那创口。”正是在这种于外在淡泊而心底炽烈的外族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感到一种震撼于灵魂的呐喊，于世俗的邪恶、龌龊、平庸之上他抓住了一种超越的力量，这种真情与圣洁的不可轻易流露和它正因不轻易流露的美丽动人使得他找到了人类的一种共生质，一个精灵，一种宗教。“我在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对人生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鼓舞人们战胜人生中各种艰难的信念。”[②]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于共鸣之外看到了人的本质与相似。在外表冷峻、漠然之下，藏着一个多么热情动荡、将要爆裂的灵魂。这难道不是一种“胜者的沉默不语、不显颜色”的无言美、刚强美吗？这种特质难道不是伊斯兰民族背负苦难的精神写真？《海骚》里的“我”在舰艇甲板上，独自承受海啸的动荡。“……只能用硬漆的帽沿压紧眉梢／隐蔽锐利的目光，藏起伤感的目光／忍住每一个重浪炸成黑亮的粉末水雾／忍住心在那轰炸时的累累伤痕。”“心给折磨得快要疯啦，不知是炸嘛是嘣起／人可是立正站稳一声不响活赛一块铁。”把帽沿压紧眉梢，于海啸（外物喧嚣）前隐忍、无言，而内心却丰富坚定，灵魂倔强、不屈。这一动作所包容的严峻心性令人肃然。一种血质，甚至是一种不愿面对丑恶现世与阴暗和历史不公与势利的深度悲观。记不清谁说过：“如果此世确有一种真挚而又整全的悲观主义，那么，它必然是沉默静寂的。……真正的阴郁悲哀、诚挚的绝望，必是不能说不能见的。”历史上回民族所受累虐的残酷、所负苦难的深重与由此而不屈、激烈反抗带来的惨重的失败与心灵的戕害，给这一民族打上了有关杀戮、流血的可怖烙印，这种对于自然和人的膜拜与崇尚、恐惧与压抑，对于现世苦难的缄默忍耐又倔强反抗的矛盾心理无一不投射到具有这一血性又深谙这一历史的张承志作品中，《黄泥小屋》、《九座宫殿》、《海骚》、《西省暗杀考》所贯注的一种人格，绵延着强烈的愤怒与抗议，正是前面所引的他有关清真寺——伊斯兰民族议论的是另一种语言，在不公正的历史与不公正的现实之间，他毅然舍弃了二者，而要在历史、现实之上建立公正的“天国”；同时在历史与人心之间，他无顾忌地选择了后者，摒弃无情、严酷地扼杀又从不承担罪过的历史，使得他近期的每部作品都变成为一民族、为一民族曾倍遭摧残、蹂躏而多少已变得麻木、甘于苦难的人心呐喊的尖锐檄文。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宗教是经由三级沉淀即灾难经历——悲剧意识——寻求超脱形成的，以此完全可以类推张承志重建天国的深层心理，他不想拯救什么，回民族远没到该去拯救的俯视层次，该拯救的是那些罪孽深重的异族的良知；他也做不到本民族的豁达，豁达到甚至连杀戮过本民族的人也能给予轻蔑的无视与谅解，他无法容忍宽容，这种无原则的、记住一切又不发一言的宽容。他遵循的是回民族原有的血性而不是被灾难折磨得失了颜色的血性。这在《海骚》里表现为血缘关系的承递，先人们对暴虐的不屈、以肉身抵挡枪弹来维护念想和正义，虎巴巴—爷—大—我的反抗不为别的，只为民族的尊严与精神不遭伤残：“只要心里念想的事情不遭辱害，我情愿在那旱土荒山上啃一世洋芋。”这种刀枪—一念想的对峙，暴力——信仰的对峙，深层意义上恶——善的对峙，更深层意义上则是历史与人心的对峙。“不能再有残害人心的孽障了……”“这是为西省人心夺一条出路的时辰。”自虎巴巴直至我，历史延续着这样的对峙，从未中断。它已经为回民族深层心理而长期积淀下来，这其实是人心与人心的对峙的争战的沉重与相峙的壮丽产生了诗。正是这凄美的诗使张承志屈服于它不朽的魅力。它的涵义是远远超出文化或学术所能作出的概括与解释的。它是一种力，一种澎湃不息、热情动荡的生命力；它是一个“命”，使张承志同他的主人公一样溶生命于前定的使命里；它是一种宗教，一种背负苦难又超越苦难的伊斯兰人的万劫不灭的信念；它是一股血流，是无论他作品还是人生都无法拒斥的感召和神谕，有限的生命在这里升华为无限，升华为超越个体形态的精神。它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它是发源，又是生命的终极。“哦，我已经无法概括这心灵之火的包含，当我在南国广州的光塔寺旁，在北京的教授宅院里，在古朴得像黄土一样的箕山之阴的河南庄户地上，在湟水、大通河、大夏河和河西走廊酷热的戈壁滩中，在古龟兹、在伊犁、在元彰八里，在弥漫着中亚西亚异乡的迷人旋律的空气中——在那些深陷的眸子里辨认着血统之溪的流淌，感觉到那心火的闪跳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灵性”。（《心火》）
在对自身局限的认知，对民族血质的崇高和对“命”的体认的交替感受里，天国的第一块砖石奠基了。
张承志宗教的第三层面是在以上两层面构建基础上展开的。这里的张承志不再是作为民族部分的自我而是作为历史部分的自我，从否定自我与反思历史开始，对“文革”的反映是投射于草原知青、红卫兵长征等事件上的。独特的是，他在一片反思红卫兵串联、上山下乡的知青题材小说中，缅怀青春、缅怀青春错误中的美丽；在一片寻根、展览国民性而痛心疾首的跺足声中，不倦地歌颂人民、感动于底层生活的艰难。一切都源于心目中的图腾，黑骏马也好，黑山羊也好，他手执这个由自己签发的护照，以昨天为起点，寻找一种延续，一个曾给过他神谕、启示和还在始终给他以呼唤和力量的神国。
这就是他在一片生存空虚、及时享乐的现代派喧哗中始终镇定缄默的原因，也正是他在失却了希望的一代人心中还自己保有那团不灭的神圣的火，保有他的希望他的梦想他的现实崇拜的原因。虽然这崇拜在现在看来是那么脆弱易折。甚至连他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执拗地醒着去寻找逝去的梦是件可怕的事。应当让那种过于纯洁的梦永远萦绕在心头。因为在现实中追求梦境就是使梦破灭。”（《金牧场》）建立天国、寻回梦境看似多么困难且不可能，然而，藉着信仰无限地超越有限生命的力量，藉着对一民族过去的缅怀与未来的热望。他仍然毫不犹豫。“无疑的，如果说我们必须把不朽的信念建立在对不朽的渴望这种不保险而又脆弱的基础上，那么这的确是很悲惨的命运；但是，如果说我们必须找到证据才能证明这种渴望的可能性，这么更属荒谬。我在做梦……？就让我做梦吧，如果这场梦就是我的生命。并且，不要把我从梦中叫醒。我相信这份对于不朽的渴望的永恒性根源，因为它就是我灵魂的实质。”[③]灵魂的实质，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企及而又不能不为之感召，知其也许不过走到底是空幻的海市蜃楼但仍不弃绝这道路而毅然前行，这种创造天国的不可摇撼的信念和为着精神而战的超越事功的力量，使得张承志作品中洋溢着不惜一切的殉道激情。某种程度上，以下说法是对的，世间本无上帝，宗教即是创造一个上帝并相信他。那么张承志是创造一个天国去追求它。这再次证明了宗教作为人生态度的不可战胜，正如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所述：“信仰就是意志的一项行动——这是灵魂踏向一项实际的真理、踏向一个人以及迎向那不只是使我们理解生命同时是我们必须赖以为生的事物的一项行动。”
虽然，这只是理念的追寻，但也正是这于现今失落、惘然现实下的追寻，构筑了宗教的拯救本质。置身于三个层面的宗教纠缠之中，由！到？至！？。由疑问到疑问。有意思的是，于此之外，还存在泛神的一面，这在他对自然的原生的亲和力描绘中泄露出来，而于这一切之上，更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核心神力，它在冥冥之中导引着人、自然、甚至历史的演绎，这是泛神论者的“神”，也正是张承志踏遍三大陆块所要寻找的精神，这种已于现世不再存在的存在、正遭世人所鄙夷和轻蔑的、将来也未必因呕心沥血的努力奋战而获得报偿的精神，却是张承志虽感沉重、困乏也一直不肯违背的宿命，是他穿越天山黄河所梦寐以求的，是他丢失了一切也不敢轻弃的音色与歌。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到《黄泥小屋》到《黑山羊谣》直到《金牧场》、《海骚》、《错开的花》，都有一个不屈的精灵始终腾飞在这个精神领域中，伴随与注视着他追寻的第一步欢乐与艰辛。就这样，张承志开始了他的顽强的“造神运动”，开始了他在平凡大地上建造天国的工程。
这一工程至《心灵史》（1990）得以初步峻工。在对七代导师的人格风采与殉教形式的描述中，信仰所承受的牺牲、流放、剿灭和屠戮以及在承受之上超越于此的殉身追求，不仅与世俗苟且度日的市民阶层及其文学划分开来，而且与某种假借宗教的道貌岸然的虚伪理论区别开来；舍命一搏的反抗，以肉体的死亡反抗精神的死亡，义无反顾的举意，以及用血（不是水）的净身、用人自己血肉之躯（不是羔羊）的献祭，在史诗的绘制中，历史的血性、宗教的赤诚与庄严、壮烈以及天命的毅然与悲怆得以层层显露，以“舍命不舍教”的尊严超越了世俗沉沦与死亡。
有人曾说：“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在同一个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主张，这个问题就是：怎样承受生命的终结”。历史有苏菲派，现实有哲合忍耶。苏菲主义作为修身养性、与世隔绝的伊斯兰教心学流派，其兴盛期与崇尚死亡和复活的中世纪达到历史的同步，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的表象背后，是以于现实中建立社会道德体系和于现实之上遵循信徒的灵魂与神结合的原则为支撑的。这一天国的路途，普遍意义上表现为齐克尔（宗教仪式），即给神唱赞歌，使自己处于激情状态，以接近神，与之结合，这种在祈祷入迷时与神融合的渴望，体现了信徒个人与神交往、重视超验修行以提升自己的宗教天性。张承志在书中曾不止一次写到这种仪式和他直接参与时的迷醉，这种仪式本身所具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现实道德建立的努力，超越了苏菲派在日常生活与个人修行方面提出的鄙视世俗福利等禁欲主义的具体要求。天国之路，极端意义上表现为束海达依（殉教），马明心的刚毅、苏四十三的壮烈、平凉太爷的隐忍、船厂太爷的坚韧、马化龙的果敢、马进城的悲怆，在此，哲合忍耶背依公元8世纪即已开始对真理探求的苏菲主义思想，而将“怎样承受生命的终结”思辨化为现世个人人格的冶炼。“当真理被揭示的时候，理性就向后退，理性是实现人对神的依赖关系的手段，而不是认识神的统治的真正本质的手段。”坚守正道、追求受难，为信仰一直到生命可放上去牺牲，不洗遗体、带血下葬的“血脖子教”正是苏菲派这段文字的绝好注释。“又一次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活着”，这是七代大师乃至为信仰献出骸骨的哲合忍耶民众对“怎样承受生命终结”给出的答案。
虽然，“人在历史中的行为决定着在天国的品极”，但，归根结底，张承志的天国依然是“地上的”，它的非虚无性区别于通常意义的宣扬来世的宗教。它的宗旨是对现代人灵魂的拯救，于现世虚无之上建造念想的乐土，是对民族魂的追溯与复归；于历史苦痛之上呼唤那快耗尽的血性。他求的是今世，是生命本身。无论如何，它仍是“天国”，是一种理念的乌托邦，因为张承志创作所作的一切努力，包括主人公的行动，甚至艺术本身，不过都是形而上的思虑，囿于此，这种精神的愿望很难在现今社会推广，可能也最终不过是难以企及的理想。
可是
“乌托邦的思想虽然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曾在许多伪装之下召唤过整整一代人的伊甸园之门仍象卡夫卡城堡一样在远处闪现，既无法接近，又无法避开。”[④]果真无法接近又无法避开又怎样，为持有这一理想，我们仍然以此自豪。因为这已不单纯是个体的意向，简直是一种神谕和感召。这就是张承志的“金牧场”，这是他的圣地，他的麦加、麦地那，他的耶路撒冷，他的……宗教。
“不要把我从梦中叫醒……
如果这场梦就是我的生命。”
忏悔的路途
这“天国”就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它所产生的极大向心吸引力作用于张承志。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一系列作品中总有一个沉默寡言又坚韧不拔的行进者的形象，这形象的永远反复着向彼岸出发与启程的乐此不疲和作者对这一形象反复描绘的乐此不疲，就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他的价值重建的努力。
“山之峰”、“大坂”、“九座宫殿”的个人寻找，“金牧场”、“心灵史”的集体寻找，每一步、每一代的路途都围绕着这一目标。铁木尔闯汗腾格里的惨败，韩三十八、“蓬头发”寻找九座宫殿的“牺牲”，“我”对大坂冰山的艰难跋涉和最后征服，平田、真弓、我对“黄金牧地”的向往、追索与憧憬，人类就是这样选择了生，与其说是生存方式，不如说是生命的完成，无尽的漫旅，始终行进着这样一种精神，不回避人生苦旅，而把它看作是一场生命的跋涉。在苍白、孱弱的世界里存留自己仰首为人的执著与肃穆，在如潮如涌的喧嚣中从容淡泊而毅然舍弃虚无的欢乐，甘当背负十字架的苦行。有限的人在无限的时空中这样显示着他的伟大和不可代替；怀有朝圣的心灵，殉道的精神，在征服世界之前首先征服了本身。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为了崇高、为了灵的东西，不惜肉体、世俗的牺牲而在真的孤独里不屈不挠地显示生命的倔强峥嵘，在这背后，在行者冷峻神色所掩饰的心中，究竟是什么使之如此乐此不疲、如此重复吟咏？
借着一条精神思路而非时间先后的划归，我将张承志小说创作分为两部分：（一）生存状态（揭示生命的意义），如《晚潮》、《黄泥小屋》；（二）精神状态（赋予生命以意义），如《北方的河》、《黑骏马》、《九座宫殿》、《大坂》、《金牧场》、《错开的花》、《心灵史》等。我现在正探讨的一直是第二部分也即描写精神状态的作品。它在张承志小说创作中所占据的比重之大简直就是我们前面所提问题的绵延与积蓄。值得注意的是，张承志的真正创作是从这里开始的（《黑骏马》），而且至今（《心灵史》）延续着这一主题。
宗教与哲学是相互敌视的，但却在另一层次有着惊人的统一，这就是正视淋漓生命而又敢于承担它的勇气。传教士、哲学家同样需要这种圣徒精神，即视全人类的罪行为自己的罪行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根绝罪恶的责任。这里，就埋伏下了一个问题，即原罪感。宗教气味的过于厚重使它的产生不可避免，张承志笔下的人物包括张承志本人正具有这种救赎的圣徒精神，因此，就先是自然地负有这种原罪感，而在回溯、反思历史，否定、扬弃自我过程中，这一特性不可避免地被自觉化了。主人公殉道的激情与耽于思虑的沉重使得作品风格披上了层冷峻的黑色，而黑色恰恰又是宗教的象征。具体看，原罪感集中表现在对回民族热切的追溯期望复兴的心理和对自己由青春的盲从、失误到将觉醒的生命孤注一掷地投向所设置的天国旅程的不倦不懈的行动上。几部主要作品都以浓重笔墨描述了回民族灾难沉重的屈辱史，酷刑的血腥与心灵的疼痛、信仰的遭鄙夷、蹂躏与精神倍受压抑，这些历史上所有的不公，人类所犯的罪行，张承志以圣徒的精神在心理上全部承担，如果不是有着一颗对本民族深挚到疼痛的爱的心灵，是无论如何也背不动这重负的。同样，《北方的河》等小说中他所背负的另一种历史的沉重（“文革”十年）也是基于这种无畏的人生态度。原罪感给人的力量有时连人自己都感吃惊，仿佛是借了某种神力，生命运行不过是这一神力生效的过程。
原罪感所伴有的忏悔意识，虽然在以上提及的作品里这一点因外在力量的强大而被有意无意遮掩得晦暗不明，但它还是通过其他变形了的方式体现了出来。表现之一是禁欲主义；它与原罪与宗教的环环相扣在此再次得到证实。无论《北方的河》、《金牧场》，极端失常的是对母亲，对爱情、对友情，主人公一贯采取疏离逃避态度。对额吉、对母亲有意疏离，对女记者、小遐、真弓也是冷峻、排斥甚至敌意，而对待友情，除心灵沟通短暂默许（对平田）外，也没有恒定的友谊，小林雄（《金牧场》）虽被体认为引路人与兄长，但仍是近于宗教膜拜式的偶像。主人公于膨胀的信念感与由之滋生的强大力量似乎容不下这许多“情”，他要的是独自一人，为信仰而抛洒信仰外的一切，虽然他所做一切和追寻努力也是为了这些善良的人们，但他还是不能容忍自己有常人幸福的奢望，在他看来，这是违背救赎精神的。这种圣徒式的原罪意识换化为主人公追寻理想时的心灵重负，因此，作品中主人公常是一再地内责、自省、不断地扪心自问，无休止的苛责，要求自己克服与生俱有的人之弱点甚至人之常情，因为他已将它们归为前行路上的羁绊，固执于“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虽步伐坚定地回首频频，虽也有不忍不舍，也有暂时的负疚与一度的惘然，可深藏于意识中早已形成的观念的厚茧已不容允他有背叛的可能。作者本人也已清醒认识到这一点，《金牧场》“我”对真弓情感拒绝有一段内心剖白：“我知道我自己，愈是对我亲近的人我对她就愈坏。我此生此世最爱我的母亲……但我对她的态度——天哪这又是罪；我对她暴怒凶恶乱吼乱骂。我在她面前丝毫不能控制，我像个疯病人一样嗷嗷怒吼……我的血里深深藏着一种罪，它会害我的亲人尤其是害我的女人，我总把我的女人当成解罪的蓝草——趁我此刻真心实意满心纯洁，听我的话：离开我吧。”虽然张承志想说的是一人就难而不连累所爱之人，但从中我却读到了禁忌，这就是张承志本人深层人格中的怯懦成分，为理想的追寻他必须舍弃世间的享受，哪怕这享受本身是纯洁、崇高、无罪的，哪怕这正是别人理想追求的一部分。延宕即是有罪，占有则是罪上加罪。《错开的花》“牧人章”中，它表现为一种掺杂内疚与无奈的对“家”的负心与背叛，“我深深懂得，深爱着草地上美妙的和谐。但是我不能彻底，我相信我血中的这种毒素——只有在烈火中才能消除了。我是一对痛苦的矛盾，我是一个双魂的受苦人，我是一支两弦的琴，它真地奏响了，撕裂了我的心和身”。“我”体内响着的“那声尖锐”正是玛勒草原的宽厚与塔拉姑娘的温柔所不能替代的理想的呼唤，在对心中狂风的回应与给人安恬、休憩、滋润、力量的家园的顾盼间，在坚信与怀疑的缠绕里，“我”再一次选择了“行者”，选择了禁忌，重“又背负着新的罪孽”，并且“只能这样！”“只能这样！”表现之二是牺牲膜拜；如《错开的花》“山海章”中探险的野望与对探险精神的赞美，“烈火章”中为求真我的来到，为了前世的理想与形象，为了仅有一瞬的辉煌生命，他礼赞并选择了率领义军、饥民反叛的勇士的无畏、刚勇，和四壁火器围困中的血战与牺牲。再如《金牧场》中大海的表白，虽是副歌，但表明了主题意向，“我愿牺牲……我盼着牺牲……我渴望壮烈地牺牲。”更明显的例子是《大坂》的主题——人之攀登。超越感的心态一方面有人向上追求的本能冲动以自身的高峰体验（精神上的），另一方面也有人内部死亡本能的潜在控制，攀越、爬的危险刺激着这二者势力对人意志的交替占领，从而操纵人委命于它。以生命对危险超越的完成即是“爬”这一行为的本质。这种底层的与死同一、以体验死亡来体验与死亡相反又包括死亡的生命的冲动，是人证明自己为人（能选择死）又超越自己的为人（具灵魂不死的神性）的矛盾变幻的最基本方式。禁忌与牺牲都是惩罚自身，因负罪而向内惩罚以求得自戕的快感。有意味的是，禁欲与牺牲正是哲合忍耶的教义与实践。为此，我们把自己不止一次地推向这个路途——忏悔（顺便说一下，张承志的忏悔在我看来是当代有忏悔意识文学作品中最真正意义的忏悔，因为它不是对错误的忏悔而是对人的忏悔，是完整的忏悔，是永恒的忏悔）。主人公为要达到悬浮于前方空中的目标，而不惜在心灵上不断地苛求、检测，在肉体上不断地考验、损伤，以流血的牺牲和对多余情感的割舍、对多余精力的损折来证明自己能担负起任何重任。这一点与基督教教义亦相吻合决非偶然。宗教即要求人牺牲个体人性而服从于一个冥冥中的神谕，服从上帝，要求人舍弃一切情欲及物质享受而将全身心献于一个“终极真理”——信仰。因此，我不得不说，张承志笔下的主人公是坚韧不拔、不折不挠、威武不屈的男子汉形象同时，也有某种因禁欲而带来的自虐症，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信仰不惜一切、拒斥人性的需要、不惮人性的牺牲，是悲剧还是正剧？始终背负着历史、民族、个人的重负，这一份挣扎里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忏悔的成份，负罪感更使得他以自觉的体验追求牺牲中的快感、自虐中的慰安。承担“道”、背负“道”就不能不殉道。无庸讳言，由禁欲而自虐（自我压抑）是潜意识的（甚至已成了深层心理的积淀），是为一崇高目标不自觉付出的，这代价赢得了精神上的一步步进取、征服自我的胜利，这代价也使得健康的心灵做出了部分让步与重大牺牲。而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你天性难改地把民族之劫和你生身的遭遇连在一起啦。”（这是真弓对“我”的体察）“我的罪就是我自己。……历史的一切罪恶也都潜伏在我的肉体上。”（这是“我”对“我”的评语）（《金牧场》）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这样谈到忏悔：“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忏悔不就是最神圣的行为吗？我以为，那种傲慢地自信无罪的意识才是最不可救药的罪恶。”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张承志不可能对这句话无动于衷。这种难以割舍的对人类的沉重到快要变态的爱与杂揉历史与自身遭际的甘于背负罪孽的刚勇，让我除了沉默还能说些什么呢？面对一颗承负个人经历、历史重负、现实愤慨三重担子又如此清醒承受如此清醒的苦痛而不垮的灵魂，我还能说什么呢？西西弗斯推石的悲剧难道不正是对人永难摆脱的命运的最好暗示吗？对于一个为了血与火等得青春早凋、神伤心碎的人，对于一个为追寻精神的真实、永不破灭的梦想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评论抵得上他行动的本身！
我们再来看另一部分即描写生存状态（物质层面）的作品。即便在这类作品里我们仍可看到精神状态的东西，“黄泥小屋”作为一种象征已在当今文学评论中具有它独特的魔力，成为贫瘠状态下一种精神向往的代名词。从生存的俯瞰到精神的仰视，从揭示生命意义到自觉赋予生命以意义，张承志创作所勾画的这一条清晰轨迹正是一部人类奋战以求超越有限生命而渴求灵魂不朽的精神史。
另外，我觉得张承志作品中的“忏悔”隐义还不仅仅是由宗教出发决定的，这种代人类受过的心理不能不说与今天世界科技文明以及物质上的畸态发展紧密相关，许多评论者不约而同注意到，张承志作品中对城市文明与乡村草原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对峙与分裂正构成张承志作为人类一员、具体说作为虽精神相对富足而物质不发达的回民族一员的负疚感与矛盾感（下篇将详细论述）。深陷在对文明的不正常形态的怀疑里，他的对另一世界缅怀与眷恋就自然而然。而这种对草原、对甘宁青高原的眷恋却奇怪地凝聚为一个形象——额吉。凡汲及这一地域的小说，几乎全有一个相貌平和但冷峻，善良却坚韧的妇人形象；《黑骏马》中她是一个善良、豁达、素朴的白发老奶奶，《黑山羊谣》中她是一个坚强但瘦弱、身着黑衣的严峻女人，《金牧场》中她是一个坚忍、沉默，有着额前白发和粗糙双手的老额吉。她的反复出现，简直成了作者的一种寄托，可以不要爱情，没有友情，抛弃一切，但他始终无法控制自己不向这一灵魂靠近，他甚至可以舍弃自己也不能舍弃这比他生命还要珍贵的、或是支撑他生命肉身筋骨的信仰与精神。为了维护她，他可以在《GRIFIT——胡涂乱抹》中对那个外省小伙子的弗洛伊德“高论”所带来的污辱大骂“你妈蛋、滚你妈的……”等粗话，这是他报以母亲对儿子“最后的不丢弃”的不丢弃。可是在《黑山羊谣》里他却也百思不解了，对于自己对此世的彼岸的这种深挚的灵肉相依，他本人也第一次困惑了：“为什么我要一年复一年地描写一个蒙古老太婆描写了那么久那么多页纸手都写酸了心都写累了但是我还顽固地写着呢？”这句问话让人想起《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标题。这种超越自我的灵的吸引正是使他生命之弦断裂但仍能不舍不弃地追随美的法律、使他“焦渴疲惫憔悴但仍能艰忍地走在沙漠中”的东西，这是一种力量，一种不断向他输入的血液，一种原型：“地母原型”。额吉是大地——母亲的形象化身。无论是知青岁月草原大地的无偿哺育还是当今高技术、工业发展以及都市生活所带来的隔离，这种眷恋与血脉相依都不曾随着年代变迁、境遇变换而被抹去，反而愈来愈鲜明，愈来愈显示出她优秀的品质：高贵、美好、善良、宽厚、博爱、温柔、勇敢、坚毅、刚强、沉静柔弱又不折不挠，坚韧不拔又情谊深厚。与其说这是一种种族记忆，一种原型，一种与生俱来、不可抵御的神启，不如说它就是张承志创作中最素朴、醇厚、深挚的人民意识、人性力量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底蕴与来源。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出张承志的创作纵贯的可贵的人民精神（虽然这种精神在现代派作品里已成了不时兴的遭贬抑的东西），而且还意外地发现了中国人与土地的血缘般的依恋（虽然这也已成为文化的一项恶疾而被笼统地批判）。这种诚挚与平实所透出的摒弃时髦与功利的痴恋般的纯洁境界，不止一次令我沉醉。
在地母原型背后，还深藏着巨人原型（我）。巨人原型即“我想成为父亲”。“父亲”，在这里代表着一种种族记忆，一种血缘的力量，一种族血的延续，它超越了日常角色的概念。这一天机，《海骚》泄露无遗，虎巴巴、爷、大，都是“父亲”这一观念的形象，而对他们世代为保护大寺、维护信仰与尊严不惜牺牲、宁断不弯的血性，张承志的主人公满怀渴望，“我是他们血脉的一根独苗啊……我是娘绝产的儿子……我也要——遭逢我的那个机密吗”，“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半腔子血里是哪一滴随了我爷呢？我走的这条路真是我爷的路吗？”回答依然是渴望：“我盼我举起枪来……像虎巴巴他老人家，闯它个掀天的大祸，让后人从我手里，也寻上本历史看”。正是这种情结，他才决心成为延续，渴望“完成我自己的故事”。回溯起来，这种对“父亲”的仰拜在《北方的河》中就曾以一种非常矛盾的方式表现过，“他”恨父亲，因为父亲遗弃了母亲，但同时“他”又有一种依托的情感，这依托是高于恨之上的爱恨纠绞，“他”称黄河为“父亲河”。所以，以后的作品里，“父亲”一直是作为背景（如对历史的回顾）出现的，这一回避与间接性展现曲折地流露出张承志主人公在现实中“取而代之”的愿望，当然这决非“弑父娶母”的如某些理论家将人贬为的动物性，而是在对历史的承受否定中所追寻的一种发展更新与延续，《错开的花》“烈火章”中“我”与白先锋的暗中比试便是最好的说明。正是在这一点，张承志的作品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的评价，“父亲”即是历史、民族的代名词，对“父亲”的爱与恨即是对历史、民族的肯认与超越。而《西省暗杀考》与《错开的花》中，“父亲”意象又叠印于对金积堡回族抗清领袖白大帅、师傅、竹笔老满拉、喊叫水马夫、伊斯儿……和义军猛将、头领、被作者称为前世理想的白先锋，还有修炼“我”的虔诚，鼓励“我”“不须反顾”地前驱的导师老铁阿訇等形象中，在他们身上，都有着血、火一样的品性，《心灵史》中，“父亲”则是哲合忍耶整体。可以看出，张承志的对回民族血性中不可更改的信任与怀疑如此顽固地占据着他的整个创作，而塑造自己成为父亲，或成为不割舍历史、血统的自己，不正是对历史翻案、民族光复的一个深远的希冀？
对比之下，越是近期作品，“父亲”意象（巨人原型）所占份量愈是重于早期作品的“地母原型”。《西省暗杀考》、《错开的花》与《黑骏马》、《黑山羊谣》、乃至《心灵史》便提供了明显的佐证（这或许是另一层面的禁忌？）这说明，在张承志心目中，父亲是骨血遗传的回民族的先人，是他挣脱不掉、刻骨铭心的根，母亲则代表了孕育、哺育、将他养大成人的蒙古族、代表知青生活的乌珠穆沁草原和整个精神的大地，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张承志于寻根派外的对民族精神之根的不懈追寻，而族类记忆由弥漫开的原始意绪开始，愈来愈浓烈、明晰地体现为灵魂的呐喊、上升为理性的法则，成为他所自觉追求的存在的支撑和依据。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崇拜而忘记对权威主义的批判，这也是一种父亲。
需要忏悔的太多了。
别无选择。我们已踏上忏悔的路途。正像那支歌谣里的叹怨与乐观：
“命里的苦难若是来了
谁能躲得开呢”
骑士的重铸
循着张承志的作品，我们总会与一个缄默、坚韧的行者相遇，回顾八四年至今，在他几乎每部作品里，总能发现这一“愁容骑士”。情节可以不同，环境可以不同，际遇可以不同，但是这骑士一往无前的匆匆步履似乎永在讲述着曾经存在、业已消逝、被人遗忘了的英雄梦。
《金牧场》中对batur（勇士）寻找“黄金牧地”的文献描述简直是人类精神的礼赞，七个勇士，经历沼泽、血河、火山最终只剩一人，而为到达黄金牧地，“刺割了自己的双目”“左手断了，……母血涌溅……伤痕累累……他每行一步就伤残一次，但他在这条路上悟出了隐遁神明的暗示：他已经永远不死。”很自然地，我想到这样的句子：“他像一头勇敢的公牛，虽然被斗士刺得鲜血淋漓，被红绒旗逗得气急败坏，但依然站立在斗牛场上。……一个人只要在反叛死亡，他就会成为天神那样的主宰死亡的人物。”[⑤]被这样描述的这个人说：“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毁灭，可就是打不败他。”当然，正如有人所说的：“海明威现在已不吃香了。”这种精神本身也早已不多见，更不说为人崇尚了。人们在世俗的涡漩中营营苟生斤斤计较着利的得与失，沉醉于市民的胜利与喧哗中，谁还会关心精神上的事，这种难熬的苦痛与非常人所能承受的征服苦痛的欢乐谁还会感到兴趣，在对物欲的无限不满足的追求中，谁还会记起在历史长河里在大洋彼岸在不过距今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这颗心灵的感慨呢？海明威已早不时兴了（这话说得唯物地实在，好像海明威是太太们换季的一件裘皮大衣），英雄主义也好像已是昨日的传奇，遍览当今文学几大著名期刊，留心二十出头的青年间肆无忌惮的交谈，哪里还找得到这般沉重、圣洁的字眼，英雄在当今世人眼里不过是历史的陈迹罢了，人们甚至因为曾有过十年、二十年遭愚弄的沉痛，彻悟到了一个关于平凡庸常的为人真理后而不愿去擦拭蒙在这“陈迹”上的灰尘。一时间，小人物占领舞台，琐碎的、平庸的生存状态成了大家争相描摹的世态，而面对文学的提高人素质的审美职责与使命感，作家开始同理论家一起嗤鼻，这样一反假英雄（假大空、高大全）而为无英雄，甚至连有过英雄行迹的人也极力否认自己的英雄意识以免可疑或孤立。“出头椽子先烂”、“棒打出头鸟”竟泛滥一世而正是这种封建的怯懦心理的恶劣积淀竟然成为现代派小说不言而谕、争相膜拜的警世明言。世纪末的这场精神动乱远远超过我们的估计，价值观的倾覆、衡量标准的物化显示着人生的疲软与战斗的疲惫。难道人这么轻易地就被确确实实地打败而缴了械，难道从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时期一直歌颂的万物之精灵的高傲与尊严背后不过是一滩无骨的肉泥？英雄被遗忘和轻弃了，有人预言，本世纪后二十年都是精神的低谷期。其实这话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个叫尼采的说了：“上帝死了”！
难道果真不是产生英雄的时代吗？张承志不甘于此，于泥淖中始终高举那面满目疮痍但不褪颜色的理想之旗，他要重铸一种毁灭了的价值，重铸置死不顾的硬汉精神，他要重铸骑士，
甚至，造一个上帝。
这支歌从未中断过——
《北方的河》，人对自然，人对社会的征服，人不甘于命运安排而起身站立安排自己，一个怀着对北方河流、北方山岳深爱、立志考人文地理研究生并发誓用智慧轰炸考卷的青年，咬紧牙关，经受一切，正视人生，吞咽孤独；《大坂》中的“我”考察冰山、大坂无疑是去完成一次精神上的攀越，面对俯仰皆是的野蛮、敌对的异己力量，面对人自身的弱点缺陷同样的异己力量，他既无抱怨，也不气馁，坦然迎送着一切灾难，将一种灵魂向上的信仰高踞于不幸与痛苦之上，不屈服、不停息地追寻精神的超越，显示出人之为人的伟力。有评论者认为张承志小说中始终弥漫着的这种浪漫主义和草原气息与俄罗斯小说很接近，我的看法是，这种接近决不只是通常所言地域、民俗内容、风格的接近，而是一种灵魂的交融、精神的契合，其实质是——时髦评论者们恕我还这么过时地而且不厌其烦地说——英雄主义。这是张承志创作的精髓。《金牧场》正是在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它所引来的两种“批判”不过是两种价值观的交锋，文学当中今天还能有著作提供给两种精神较量的场地，怎能说不是文学不死的幸运与光荣？！有了这样的诗篇证明，时代虽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但还不至崩溃，却也还有燃烧的可能。
一个骑士，一个以奔驰为生命的人物，从他急驶的姿态我们看到了许多先驱者的影子，堂·吉诃德不也是靠一匹瘦马、一根长予以挑战的姿态向着不公的世界飞身疾驶而去的吗？浮士德不也是从阴暗狭挤书斋走出而不懈不倦地追寻美与永恒吗？《神曲》中的但丁不也是经历地狱、炼狱的苦痛而始终循着贝雅德丽齐的引人上升的天堂永恒呼唤吗？虽然这是过去，但这决非虚妄。不断地找、呼唤，而在凡高的色彩中，他的目光被这种不屈的火焰色点燃了：“这神奇的色彩溢满的我胸中，已经变成了我藏有的光明和秘密”。这秘密就是“顽强地冲向宗教（即理想。即金牧场式的只存于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⑥]的骑士精神。梵·高《向日葵》所带有的狂热精神与献身欲望正是张承志花一生来寻找的宗教。它的“雄伟悲壮”、“耀眼逼人”、“充满神性和残忍的美”、它的“挣扎扭曲着向宇宙如界碑矗立般地嘶吼燃烧”[⑦]的态势所给予他的力量与英勇和回民族、草原游牧民族的滋养、哺育锻打出的“拼死缠咬、宁百裂而不碎”的“热烈内里”[⑧]与伟大人格一起，构成了支撑个体生命的信仰。
在无神的世界重铸骑士，重铸人不死的精神。“全身甲胄的骑士正骑马穿过山谷，随行在他身旁的，一边是死神，一边是魔鬼。他英勇无畏、全神贯注、信心十足地注视着前方。他单独一人，但并不孤独。在独自一人的状态中，他参与了给他以勇气去作自我肯定的那种力量，而不顾消极之物的存在。”[⑨]这是丢勒的铜版画《骑士、死神和魔鬼》，也是张承志作品主人公的形象写真。《错开的花》中那个山海探险家，那个牧羊人，叛匪首领和迷醉的教徒，难道不正是代表了人生四种极致的无畏骑士？这种追求精神、奔向理想的、仿佛盐溶于水的自然与迷狂，这种将信仰的瞬间贯彻一生的实践的历程，这种为个人内心中具体的永恒所付出的最大限度的热情，这种为求精神前进不畏险途、不惜殉命的真挚与忠诚，使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张承志人格的投影。
梅洛—庞蒂说得对：“生命与作品相通，事实在于，有这样的作品便要求这样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设计，而作品在生命当中由一些先兆信号预告出来。”在这一点，张承志的创作从根本摒弃并蔑视着市面文人对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的津津乐道，半瓶子醋论家因沾沾自喜于结构、叙述等华美包装的口沫飞扬。一开始，张承志就站在时髦之外，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一条一步步接近核心——意义与价值——的路，这条大路是与上述诸条小首相悖离的，它舍弃风景，没有奇花异草，没有柔风雨露，有的只有大漠、岩石、戈壁、黄土，然而，“突厥人的男子上路了”，带着满身风尘和一颗不安的旅人之魂。是呵，在结了又解的文字游戏与形式实验的喧哗中，在意义流逝、价值颠覆、学问日益板结风化为龟甲、化石的少梦的文学时代里，在几乎将人湮没的日常纠纷、权利争斗和尘世摆不脱的心—身、灵—肉的二元对立中，还有着这样一股向前、向上的精神脉流，这样的方向与坚守，这样的“神启的疯狂”与舍命以赴，难道只是对“前定”的信仰么？那个“命”里藏有的决不妥协、灵肉相依的机密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光明的影像么？理解了它，就理解了为什么张承志小说都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执著与炽热的原因。堂·吉诃德的困惑不是时代而是他自身：“梦想与体验、高贵的理想与卑贱的实在、目标的清纯与不能达到的作为的不安”，堂·吉诃德的战场不是现世而是他灵魂：“他的灵魂挣扎着想使‘中古世纪’从‘文艺复兴’的扩展当中保存下来”[⑩]这颗中世纪的灵魂的英勇不屈与桀傲不驯使他的充满挑战的孤独漫旅既荒谬、可笑又伟大、纯真。我现在还概括不了这种奋战、这种浪漫主义，它把弃世的冷静与救世的热忱融汇为一，形似逍遥、实则拯救融汇为一。正像张承志小说中的主人公，缅怀追忆的指向后，所系向往却是前方。但是，我还是要指出张承志的一个错误，即“回到中世纪”的潜意识，这在《心灵史》中已相当明显。以中世纪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俗界的浊流，恐难是取胜的好办法。过去可以证实未来、孕育未来，但过去终不能代替未来。何况，以古典式的虔诚与雄强是难以在现世安身立命的。张承志的作品一方面绵延着对过去生活（哪怕是灾难性的）缅怀，一再把灾难解释为铸造巨人的炼狱而有自觉追求的心理，一方面对城市文明、科技发展带来的急功近利、脱离自然有强烈反感与拒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给人以回归的印象。这另一种精神上的寻根（寻精神之根）所造成的错误，即是体认过去、否定现在、向往未来。我称它为“过去—未来”模式，即！—？模式。（！代表过去的辉煌，？代表未知的将来）这就是他的作品通常出现的两时空系列，张承志模式。不难发现这一模式的致命缺陷——联结点的丧失。掷去了中间环节（现在）这一正是承接过去走向未来的桥梁。这在本质上是反历史主义的，而且现实中也是无法实施的。这个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未来的虚拟，虽然他把希望寄放在过去不过是对未来完美的一种模拟与创造，但一方面因缺失了现实的轨迹而另方面因这过去的痕迹太浓，使得未来被遮掩在阴晦不明的线条色块中而只能成为想象和疑问。
而且，也正如堂·吉诃德一样，这样的骑士处于神迹销匿的时代，产生了英雄却未产生与英雄的存在相应的环境，英雄除吞咽孤独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被外在异己力量消耗、吞噬，有了骑士却没有骑士奔驰的大道，没有施展的天地，仿佛一株“错开的花”，这是何等的悲哀。“跋涉穿行于乱糟糟的混沌世界中……他致命的痛苦是他生命所寄寓的时代得了精神麻痹症，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努力，他的生命也成了半瘫痪……半拉子英雄。”[(11)]然而，即使落得被时代嘲弄、甚至也不免被后人嘲弄的命运，堂·吉诃德也并未放弃自己的漫游，他敢于放逐自己，以醉意的反叛完成骑士的使命。张承志的主人公也适时地完成了这种超越，甘作背时的英雄、以现时的失败换取精神不朽的英雄，这种在劣势逆境中战胜自我、升华自我的滋味当今又有几人能尝？所有的矛盾归结于古典理想主义与现代世俗功利的对立。但是否定古典理想的方式决不意味不赞同这种叛逆，方式、内容都可以再找、再寻、再改造，再完善，但是这种精神却宝贵到不可代替。这种精神就是骑士的精神。“他希望满怀，他的一生虽然是个悲剧，但他不是那种悲悲戚戚的人。他豪侠地抖落浑身的忧愁，胜利地越过了它们。就像一头雄狮抖落‘鬃毛上的露珠’，又像一匹疾驰的骏马，对舞动的枪矛付诸一笑”。[(12)]也许正因为张承志本人具有这种精神，他才能担负起重铸骑士的使命。他实事求是地写道：“英雄的时代结束了。……英雄的道路如今荒芜了。”然而，“我清晰地看见有一条雄壮的大河般的道路在山间谷底奔腾蜿蜒。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13)]这是不朽的信念，是人心的坦途。纵然一代代天骄不复存在了，但是这种强大、无畏、即使在历史精神的低谷也会不失自身光亮与峥嵘的骑士精神，谁又能阻挡、割断和抹煞得了呢？
我们的追问是……但是，上帝能在这骑士的创建与追寻中再生吗？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看来仍是我们唱惯的歌词。
然而，确有那样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只是故事，不只是历史，不只是朝圣，那是一群在“圣”的空间中求存活的人，那是一部灵魂史诗。《西省暗杀考》中的师傅、竹笔老满拉、喊叫水马夫、伊斯儿和他们英烈不屈的北方女人们，以及金积大地上所有以争战和沉默抗议残恶与污辱的回人，为信仰、为教义、为从乾隆到同治遭血腥镇压与屠杀的几百万的同胞，他们世代相袭、不折不挠、为复仇甘愿以命相抵，师傅在一棵杨拚尽全力生命做完尔麦里而归了真，却坚持念着念赞“一直到卢罕（灵魂）走离彻底”；竹笔老满拉兰州被捕，在同伴劫狱时他为隐藏教门与实力断然拒绝逃走时的冷峻、沉毅，而临刑砍头时，他“亏心哪”的跳喊又含有多少未竟大业的热血辛酸、遗憾与不甘；喊叫水马夫在肃州左湖以斧砍杀轿中人后又死于兵勇队刀枪下的英勇、豪迈，读来酣畅淋漓；“胡子阿爷”（伊斯儿）毕生的等待，在一棵杨伺机复仇的焦虑与谋划以及破釜沉舟的拚死实践，不仅写出了回民族的血性与凝聚力，而且涵盖了西省黄土碱水喂养出的一代代人的战斗宗教的统一，几代人的奋争搏战只为了捍卫精神，只为了信念的延续，生命的存在在这里简化、升华为对信仰的体认与实践，这种圣的思想也使作为回民族后代的张承志从英雄的个人走向了人民。与英雄主义并行不悖的人民意识，正是张承志重铸英雄梦的坚实根基。
“作为一个作家，在十多亿人沉默中争得发言，作为代言人，这个权力本来就不是理应得的，假若再不负责任，怀抱有捞些什么的心理，到处拐弯，就更让人恶心”。张承志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自己的信念。
这信念的卡废勒（敌人）不只是屠杀人民的刘嵩山、左宗棠，它还是那些轻浮、浅薄的与人民割裂的贵族们，那些投机主义者、骗子，包括那些以英雄名义玷污了英雄本色的人。
如果说，《错开的花》横向地写出了人类共时的境界，那么，《西省暗杀考》、《心灵史》则写出一个民族为捍卫精神的完整而世代奋战的历史、命运。这样的一个英勇无畏的群体，这样巨大又沉重的背影，使张承志的创作再度超越了一己的悲欢。
人民。迷茫的金积原野、贫瘠的西海固、乌珠穆沁、古木萨尔、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到处闪动着他们的身影，他们就是张承志得以立命的精神大陆。
正如张承志谈到自己创作时的那声脱口而出：谈不上英雄，最老百姓的。
九十年代第一个初夏，北京公主坟地铁站东南出口的那个洒有阳光的青杨树荫里，那个安静的中午，由于这句话，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作家。
“所有时刻都在前定的事情里
所有事情都在前定的时刻里”
注释：
①张承志：《金钉·夜曲和勾镰月》／《民族文学》1988年第4期
②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耍妇1985年版
③⑩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版
④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⑤库尔特·辛格：《海明威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⑥张承志：《禁锢的火焰色》／《收获》1988年第2期
⑦张承志：《黑火焰树》／《文汇》1988年第2期
⑧张承志：《午夜的鞍子》／《民族文学》1988年第9期
⑨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12)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
(13)张承志：《荒芜英雄路》／《光明日报》1988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