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理论与财政宏观调控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财政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3％，结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率持续在“七上八下”徘徊的局面，200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5％。对此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经济界对经济周期的划分是有疑问的，据此判断宏观经济态势和由此推论政策建议是不可靠的。本文认为寻找经济“常态”来划分经济周期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认为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调控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二、经济周期划分的坐标应选择“常态”
中国经济学者通常运用年经济增长的环比指数描绘出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波动曲线，然后再选择这条曲线中的“波峰”或者“波谷”作为坐标来划分经济周期。“峰-峰”法是将经济增长曲线中相邻两个最高点之间的时期确定为一个经济周期[1]；“谷-谷”法是将经济增长曲线中相邻两个最低点之间的时期确定为一个经济周期[2]。显然，经济周期划分的坐标选择不同，经济周期的时期也不相同。有学者认为，经济周期划分在时期上的不同不会影响研究结论：刘易斯认为不论采用“峰-峰”法还是“谷-谷”法，或是采用相同状态年均值的方法所确定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3]；卢建也认为经济周期划分的不同只是在“周期起点与周期终点以及周期内各阶段的排列次序”上有所不同，而这又是无关紧要的[4]。
上述学者把经济周期的研究视作物理学中的振动波一样来看待。诚然，物理学中振动波的研究可以选择任意重复出现的两点来定义波动的周期，并且不会对波动的性质产生任何影响。当然，根据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选择不同的坐标点，简明程度会有所不同，因此坐标的选择在具体环境下并不是任意的。然而，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学，不可能根据设定的条件发生有规则的波动，经济学中的周期是“大致”的。经济周期是人类社会中制度结构的产物，因此经济“常态”和制度“连续”是研究经济周期的前提条件。
“正常”和“连续”是马歇尔创立他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时反复强调的两个前提[5]。“正常”是马歇尔对前辈斯密提出的“自然”的一种修正。斯密认为价格是围绕“自然”价格波动的[6]，市场经济能保证实现自然工资、自然利润和自然地租，从而可以推论出微观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宏观的经济稳定增长总是保持一致的结论来。这里反映出斯密对社会制度进化的基本看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同自然界中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样不可改变。应该说斯密的《国富论》描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论，即生存竞争、不适者淘汰，达尔文的进化论受斯密思想的启发是有可能的（注：牛顿在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的研究方法被推广到各个学科领域，因此牛顿有现代科学之父的称号。斯密研究经济学受牛顿的影响是明显的，他认为社会进化像自然界的进化一样，都是“连续”的。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影响是巨大的，当年与美国独立并列为最具世界影响的两件大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因此，达尔文受斯密的影响是可能的。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国富论》在思想创新方面远不如达尔文进化论的评论是不公正的（《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1页）。）。
马歇尔公开宣称他的研究方法是牛顿方法，他的社会观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斯密的“价值”理论是多元的，马歇尔接受了斯密关于价值就是交换价值的一种观点，因此，“价值”不可能是自然的，而是与“主观”有关的，这可能是把“自然”改为“正常”的重要原因。因此，“正常”并不是道德说教，也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在制度约束下做出的必然反应。正常的概念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也被推广运用为“常态”。由此可见，“正常”依赖于制度，在一种制度下是“正常”的，在另一种制度下就有另一种“正常”。因此，把不同的“正常”经济行为连续起来考察就需要社会制度变迁“连续”的假设。马歇尔笃信“自然不能飞跃”[7]，坚持社会进化“连续”的基本看法。马歇尔的新古典方法实际上是运用数学的偏微分方程来解释经济现象，而这一方法是必须以“正常”和“连续”为前提的。
由此可见，马歇尔虽然不同意斯密的“自然”看法，却在制度变迁“连续”性的观点上与斯密一脉相承。此后的经济学家也继承了制度连续性假设的衣钵，甚至在运用新古典分析方法时完全忽略了这一约束条件。然而制度变迁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不连续的，我们的研究将表明制度变迁连续性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在连续的一段制度变迁时期，如果找到经济增长的“正常”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偏离常态向上的两点之间的时期称为一个经济周期。这种划分经济周期的方法，我们把它称作“常-常”法。
以“常-常”法划分经济周期的理由如下：第一，宏观经济稳定是指经济按“正常”状态发展；第二，经济虽然处于“正常”状态，但总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因此以偏离“正常”状态向上为起点比较符合实际；第三，经济周期是制度结构的产物，制度变迁的间断必然导致经济波动的断裂，以“常-常”法划分经济周期可以避免把不“连续”的年份之间看作一个经济周期的错觉。
三、中国经济周期的三个阶段
（一）中国经济周期的三阶段划分
首先，我们画出1953年至今的年经济环比增长曲线（见图1）。由于制度变迁的不连续，将1953年至今划分为1953-1978、1979-1993和1994年至今三个阶段，通过分别寻找期间的“常态”，按照“常-常”法对中国的经济周期进行了确定（见表1）。
附图
图1 中国三阶段经济周期图（1953年至今）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4年；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载自新华网（http：//news.sohu.com/20050125/n224090655.shtml），2005-1-25。
表1 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第一阶段（1953-1978）
第二阶段（1979-1993）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周期长度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周期长度
1
1953-1955 3 1
1979-1983
5
2
1955-1958 4 2
1983-1987
5
3
1958-1963 6 3
1987-1993
7
4
1963-1969 7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
5
1969-1973 5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周期长度
6
1973-1975 3 1
1994-2003
10
7
1975-1978 4 22003至今
-
严格地说第一阶段的第七个周期不止一个，它包含了1975-1977的一个完整周期和1977-1978因为制度间断而导致的另一个不完整周期，在这里将其合并处理；第二阶段的第三个周期情况相似。需要指出的是，将同是“向上离开常态的点”既作为一个周期的终点，又作为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如1955年同属第一阶段的第一周期和第二周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同一阶段内由于制度的连续性，一个周期的终点必然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若制度是不连续的，那么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就不能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把三个阶段起止时间点断开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二）三阶段划分的依据
中国经济划分成三个阶段主要是因为制度变迁的不连续，这既是出于对马歇尔关于制度连续的理论假设的怀疑，也是对中国经济现实观察的结果。
亚当·斯密、马歇尔将制度变迁视为渐进的、连续的，是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现实考虑。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到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到逐渐成熟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基本是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而无需外来干预，此时的制度变迁基本是自然而然的、渐进的、连续的。因此，将制度变迁视为连续的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将这一判断一般化，推广到一切社会历史阶段就不正确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显然不能说这些重大的制度变迁没有质的差别，是自然而然的、渐进的和连续的，如果再将这一前提放到中国2000多年的社会制度变迁当中考察，那更是荒谬的。因此，连续性假设不能作为分析一切社会历史阶段制度变迁的前提。对于我国建国以前如此，建国后也是这样。建国以后的这段历史时期，虽然时间不长，只有五十多年，但从发生的经济制度变迁来看，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变革、从大跃进到对严重困难的调整、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直到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均表现为制度函数的不连续性。从社会意识形态变迁来看更是如此，比如从传统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批判“市场经济”“经济周期”“赤字财政”等等“资本主义概念”，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开始“利用”价值规律、承认“商品经济”，再到肇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难说这些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从当前的研究实践来看，只选择自建国以来的这段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其本身就已经默认了制度变迁的不连续。
既然制度存在不连续的可能，而我国的经济制度在五十多年间又确实是不连续的，那么经济周期的划分就不能笼统处理，而应当分段讨论。选取1953年为起始点，是因为此前是国民经济恢复期，而1953年以后才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从1953年至今，将重大制度变迁视为制度的间断点，如改革开放和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确立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而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在1993年11月，因此选定各阶段的新的制度起点时间分别为1953、1979和1994年，而将1994年作为第三阶段的起点这也与当年国家财政体制的重大变革（分税制改革）相呼应。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经济周期三个阶段的划分。
（三）三阶段经济常态的处理
我们寻找经济常态时遵循的是均衡思想，主要是按照平均方法计算常态值。这样处理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从静态的观点看，经济常态是在一定制度条件约束下经济运行呈现出来的均衡状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经济常态是在连续的制度变迁下宏观经济呈现出来的稳定增长水平。这种状态在制度均衡条件下是以当时的生产能力为边界的，当生产能力得到完全发挥时经济就处于常态。如果经济运行是稳定的，经济增长就呈现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此时的经济常态也一目了然。然而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总是表现为经济波动，即经济运行总是围绕着常态波动上升，从短期观察，经济增长速度有时可能高于常态水平，有时可能低于常态水平，也就是说现实的生产水平有时会超过当时的生产能力，而有时则不及当时的生产能力，这即是常说的经济过热或经济偏冷。这样经济运行就不再是平滑的曲线，而表现为波动上升状态。虽然这为经济常态的确定带来了困难，但也提供了确定常态的理论思路。我们知道经济是围绕着常态波动的，其平均趋势是回落常态，因此经济常态蕴含在现实的经济波动之中，通过经济波动的数据可以近似出经济常态的数值，只要在连续的制度环境下，考察的时期越长，就越能够通过计算宏观经济增长数据的平均值回归出接近常态水平的增长速度。可见利用这一方法得到的常态水平是事后的经验值。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采取年递增平均增长率的方法来确定经济常态。又由于经济常态确定的前提是制度的连续性，对于不连续的制度变迁就应当分段求解。这样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和对经济阶段的划分，按照递增平均算法近似地回归出各个时期的经济常态数值，分别为：5.79％、9.81％和8.64％，在图一中表现为三条位势各不相同的水平线段。
还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年递增平均的算法得到的各个时期的常态数值只是对经济常态的一个近似，并不表明经济常态的确切位置；同时以重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制度的不连续点，从而将经济时期做出的上述划分，也并不表明这样的选择和划分就是绝对的。因为现实经济社会在整体上是不均衡不规则的，试图利用经验数据来准确定位常态的作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划分和这种确定方法只是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的一条路径，只是对现实能做出较好解释的一个结果。
四、对三阶段经济波动的分析
通过对比中国经济周期三个阶段的波动特点，不难发现有着明显的差别（见表2），不仅如此，经济运行的特征值还呈现出递增或是递减变化的某种规律性。
表2 经济波动的特征值
阶 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经济常态5.79％
9.81％
8.64％
平均振幅
18.10％
7.50％
3.40％
平均过热幅度
6.70％
3.07％
0.90％
平均偏冷幅度
8.71％
2.96％
0.90％
振幅标准差
0.102
0.036
0.010
平均波长 4.6
5.7
10
过热年份数
15 75
偏冷年份数
10 75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4年；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载自新华网（http：//news.sohu.com/20050125/n224090655.shtml），2005-1-25等资料整理计算。
首先来看经济波动的位势，也就是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值，从5.79％到9.81％、8.64％，在总体上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第三阶段比第二阶段位势略低，这是因为常态值的确定只是一个近似，而且还有可能随着以后年份数的增加而变化，但增大的总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从波动幅度来看，三个阶段的平均振幅分别为18.1％、7.5％和3.4％，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当然单从振幅的平均值还不能充分说明经济波动剧烈程度的差别，必须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率与常态均值之间的标准差，从0.102、0.036到0.010，可见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是在逐渐减弱的。从偏离常态的方向看，三个时期高出常态，即经济过热的年份数分别为15年、7年和5年（注：起始年作为原点不包括在内，下同。），各阶段高出常态值的算术平均幅度，即平均过热幅度分别为6.70％、3.07％和0.90％，而低于常态，即经济偏冷的年份数分别为10年、7年和5年，平均偏冷幅度分别为8.71％、2.96％和0.90％，可见第一阶段经济时而急剧过热（大起）、时而急剧偏冷（大落），但随后大起大落逐渐变成小起小落，经济过热或偏冷幅度有所减弱，经济运行的“向心力”明显增强。从周期波长来看，三个阶段平均波长由4.6年、5.7年到10年，经济周期延长了。
中国经济总体态势在三个阶段之所以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恰是反证了制度变迁的不连续性，因为经济波动是制度结构的产物，经济波动的特点是“常态”制度的反映。对于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波动的特点必然会有较大差异，同时这也表明三阶段起始点的选择有其合理的因素。而且，三阶段经济运行特征值呈现出某种变化的规律性，其原因同样在于三阶段不连续的经济制度，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历次“跃迁”的方向始终指向经济的稳定增长，从传统时期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发生了“质”的改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作用不断增强，每一次“质”变都使经济运行更加趋于稳定，因此表现为随着经济制度的“跃迁”，经济增长速度由慢逐渐加快、经济波动由大起大落逐渐趋于平缓稳定、经济周期逐渐延长。
不连续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制度安排是经济运行不连续从而经济总体态势呈现较大差别的重要原因，其实即使是连续的制度背景，制度安排”也是经济产生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变量。以第一阶段为例进行说明。总的来讲，这一阶段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在内的种种制度安排是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为整体框架的，但宏观政策等制度安排的每一次微小变化都会对经济运行的趋势产生影响，宏观政策的每一次微小的调整都会对经济周期的形成产生作用。1953年的中国经济是在国民经济完全恢复以后的背景下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但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经济开始过热，于是1954-1955年开始压缩削减生产规模，并进行了持续的经济调整，从而使经济在1955年回复到常态水平。然而经济的稳定却孕育着不稳定的因素，急于求成的思想在1955年又一次显露出来，并在1956年表现为经济的又一次大起，这次“冒进”和上个周期明显不同，1953年主要是各部门、各地方领导的急于求成，带有很大的自发性，纠正起来容易一些，而1955年的这次急躁冒进则主要是来自于中央决策层的急于求成思想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所形成的压力，纠正起来就困难得多[8]。虽然1957年进行了“反冒进”的批判，经济有所回落，但由于中央始终坚持经济建设的大干快上，导致1958年经济的又一次大起，表现在经济波动曲线上两次的差别十分明显：1953-1958年出现了1953-1955年和1955-1958年两个周期。1958年的“大跃进”，虽然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但不遵循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严重困难，随后虽然进行了调整，但直到1963年经济才开始正增长，国民经济形势才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这一点在1963年9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中也得到了确认。1963年的中苏论战，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在原苏联已经“复辟”的错误判断由此形成，从此“中国也出现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思想就开始影响此后较长时期的中国经济生活，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直接导致了经济的下滑，1967-1968年持续的大动乱又使国民经济进一步恶化，直到1969年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以后，经济才有所回升。但1969年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中苏珍宝岛事件），中央提出“要准备打仗”，从而促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成为以备战为中心的紧急任务，经济再次越过常态迅速上升。9·13事件后周恩来奉命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转机，经济出现了稳定，并在1973年回到了常态。1973-1975年则更为明显，小平同志重新复出主政，经济呈现出特有的稳定状态，波动幅度减小。但1975-1978年的经济运行又随小平同志的政治轨迹出现了波动：当1975年全面整顿逐步铺开的时候，形势发生了逆转，错误的政治决定撤销了小平同志的各项职务，从而退出了宏观经济政策安排的决策层，经济运行旋即跌落谷底，直到此后的再次复出，经济运行才又回复常态。
上述说明实际上也同时表明“常-常”法所划分的经济周期较其他划分方法而言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一些。
五、稳健财政政策在当前的重点取向
目前经济学界通常根据经济周期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重新做出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就是根据经济波动曲线趋势图来预测经济运行走势，进而推论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如某一年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超过前几年时，就认为经济正在走出谷底、开始复苏、步入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并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相应的宏观政策也应当做出调整，结束“扩张”而转入“紧缩”或是把握“松紧适度”的原则。
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政策等制度安排的结果，而不是宏观政策据以调整的原因，也就是说某一时期经济增长率之所以成为“那样”是包括宏观政策在内的各种制度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下一时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还可能与上期持平，具体则要看宏观经济政策等制度变量变化的情况。仅仅通过经济周期图来预测经济运行态势的作法是缺乏根据的，拿来作为政策调整的依据更是本末倒置。更何况还存在着制度变迁的不连续，即使能够通过经济周期图来预测经济运行走势，也无法预期经济增长将高于常态还是低于常态，宏观调控政策当然也就无法确定，假设预期经济增长率高于前一时期的经济常态，但如果经济常态因为制度间断而在这一时期上升甚至达到或是超过预期经济增长率，那么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不适当的，相反如果经济常态因为制度间断而在这一时期下降，那么更加严厉的紧缩性宏观政策就是理性的选择。事实上由于制度不连续造成的经济波动不连续，通过经济周期图根本无法预知经济运行的走势。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理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财政宏观政策的调整不可能从经验描述的经济增长曲线中推论得到，现实的作法仍然是从实际问题出发，根据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对体制原因的分析来具体确定。
我们知道宏观经济问题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传统体制下，制度安排主要是以计划经济制度为主要框架，当前的经济体制则主要是由市场经济制度和非市场经济制度共同决定的。因此宏观经济出现问题，在传统时期主要是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当前则既可能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也可能是非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还可能是两者制度不相协调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供给者，即在传统时期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安排者，在当前则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创立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又是非市场经济制度的供给者和执行者，在宏观调控中都处于关键地位，都能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经济运行是“理想”的，经济增长将沿着常态呈现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那么也就不存在政府干预的必要。然而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是起伏不定的，笼统的说经济波动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经常状态”，成为宏观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减小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就成为政府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宏观调控是“中性”的，即总是把经济运行“拉向”常态增长水平；财政宏观调控是“稳健”的，其目标总是指向经济的稳定增长。如果经济制度是连续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就存在对原制度的路径依赖；如果经济制度是不连续的，那么财政政策就存在质的改变。现实中制度的不连续决定了常态水平各个时期各不相同，总的制度安排存在差异，财政调控在各个时期的具体目标指向也当然不一致，因此任何因循守旧或是照抄照搬的做法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实际的作法仍然是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现实的经济问题来确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当然衡量这些政策合理性的尺度还是体制目标的实现程度。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混合经济，即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作为其微观基础实现有机融合的经济。然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远非经济界所评判的那样“市场化程度高”。事实上我国的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还只是简单的“混合”，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混合”，即其非市场机制也是按照模拟市场机制的效率原则运作有所不一样。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双轨制”，其中的非市场机制仍然有着传统计划经济的深深烙印，市场机制也因此是缺乏效率的，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来的特殊现象“缩长”，即一方面经济增长、一方面却通货紧缩，就是这种“双轨制”的反映。因此从市场效率原则出发，构建使我国的非市场机制与市场机制相均衡相协调的经济制度，是当前财政宏观调控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重点取向，也是治理经济波动的根本所在。
具体而言，应当首先充分重视市场体制的微观构造。尽管非市场机制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不同，但既然现代经济的本质是混合经济，那么非市场机制就能够也必须按照模拟市场的方式贯彻效率原则。这就要求，一方面注重模拟市场，构造让非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有效作用的制度安排，让“看得见的命令”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另一方面注重“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维护市场机制运行的制度安排，因为效率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是非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保证。当然，提倡政府自身按照模拟市场的效率原则运作，并不意味着把政府由市场经济“维护人”的角色转变为市场中特定的一个“经济人”来配置经济资源，从而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政府应当逐渐退出经济资源的配置领域，即使存在市场机制配置失效的领域，政府也不应当以经济人的身份去简单替代，而应当作为公共制度的供给者和管理者主要从事节约市场经济制度的交易费用、抑制经济人的外部不经济活动、提供诸如安全和环境等“不能用货币表达的财富”的制度供给等活动[9]。其实，为实现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的均衡协调，仅仅从市场经济的制度构建来思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为，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虽然本质都是市场经济的，但它们对人类财富的贡献大小却不尽相同，而相应的货币价值索取能力也极不对称，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财富源泉的培育与货币价值索取两者上的不协调[10]，因此实现财富供给与价值索取的动态均衡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简而言之，实现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真正和谐统一的现实路径就在财富供给的“源”与价值索取的“度”的均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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