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事论文,汉语论文,主语论文,先秦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动式问题历来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王力（1958）认为，“具有结构特点”的被动式才是“真正的被动式”，在先秦汉语里就是“于”字式、“见”字式和“为”字式。王先生的观点影响很大，自那以后，语法学界所谓古汉语的被动式，一般就是指此三式。
我们把这三种“被动式”放在整个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中重新进行考察，通过考察，不仅对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而且对“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认为，把“于”、“见”、“为”看作被动式的“结构特点”，依然是用西方语言的“形态”观念比附汉语的产物，是基本脱离先秦汉语实际的。据我们研究，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可分为“意念句”、“遭遇义动词句”和“指称句”三大类。下面逐一说明。
一 意念句
这是汉语受事主语句最基本、最古老的一种类型，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一直都使用。这种句子完全靠语义限制和语境限制确定被动关系，动词本身无任何形态标志。略为提示几例：
（1）辛丑卜，衍：黍登辛亥？十二月。（《殷虚文字缀合》62）
（2）a.己酉，王才
，
其易贝。（《四祀其卣》）
b.王睗乘马，是用左王。（《虢季子白盤》）①
（3）君伐，焉归？（《左传·昭公十年》）以上表被动意义的各例，动词均没有任何形态标志。尤其是例（2）的a（被动）和b（主动），句式完全一致， 如果不靠语境限制和词语的语义选择限制，我们是无法分辨何为主动、何为被动的。
有时，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在表被动的动词后面引入施动者。比较以下三例：
（4）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 （《韩非子·饰邪》）
（5）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何嗣之所利？（《盐铁论·结和》）
（6）然兵破於陈涉，地夺於刘氏者，何也？ （《汉书·贾山传》）。以上三例主要部分基本相同，区别在于，例（4）是简单的意念句， 例（5）、（6）则是在例（4）的基础上加上了施动者。例（6）动词与施动者之间有介词“於”，例（5）则无。
“于”的介入，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最早，施动者的出现是不用“于”为介的。例如：
（7）我吏其方？我吏弗其方？
贞：方其我吏？
贞：方弗我吏？（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69）刘翔等（1989）在解释这一例时指出：“同一内容，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句式，后两句是问方（国）会不会加害于我（商）的使者，是主动句；而前两句则是问我（商）的使者会不会被方（国）所害，‘方’就是‘于方’，虽然没有用介词‘于’，但施动者出现了，其被动的意念非常明显。”再如：
（8）颂其万年
寿，
臣天子。（《颂壶》）
（9）（舜）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尚书·舜典》）
（10）舜臣尧，宾于四门。（《左传·文公十八年》）
（11）比干剖心，孔子拘匡。（《荀子·尧问》）
（12）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於南也。（《战国策·燕一》）以上各句，意思依次是，“颂（人名）永远做天子的臣下”（，永远）；舜受四岳群牧的觐见；舜向尧称臣（比较“晏子臣于庄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孔子被匡人所拘；燕不受寇、兵的侵害。动词臣、觐、臣、拘、犯、被皆表被动意义。
至西周金文，这种句子的动词与施动者之间开始有了“于”（以下讨论也包括“於”），例如：
（13）保侃母易贝于南宫。（《保侃母
》）
（14）鬲易贝于王。（《鬲尊》）这就是所谓表被动的“于”字句，其“于”字被认为体现了被动句的“结构特点”。然而，从上面的论述可明显看出，这个“于”并不负担任何“被动”信息，它的任务仅仅是介绍出施动者。在它出现以前，句子已是被动义了，而且施动者的出现最初并不依赖于它，以后也不是绝对依赖于它。说这个“于”并不表被动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它还可介引出受事者，句子形式与“被动句”一样，句意的理解只是靠语境限制和词语间的语义选择限制。这种句子先秦并不少见。如：
（15）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尚书·大诰》）
（16）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17）a.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则制於人。（《韩非子·备内》）
b.夫制於燕者，苏子也。（《战国策·燕一》）
（18）a.子胥父诛于楚也，挟弓持矢而干阖庐。（《谷梁传·定公四年》）
b.君盍诛於祝固、史嚚以辞宾？（《左传·昭公二十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例（17）、（18）。例（17），同样的“制於X”，a是说人主受制於人，被动；b则是说苏秦控制燕国，主动。 例（18），同样的“诛於（于）X”，a是说子胥之父被楚国诛杀，被动；b 是说君主诛杀祝固、史嚚，主动。正如我们不能说例（15）、（16）以及（17）b、（18）b的“于”是表主动的一样， 我们也不能说例（17）a、（18）a的“于”是表被动的。
其实，早有学者注意到“于”不表被动。例如郭锡良等（1979.P.297）、康瑞琮（1980.P.38）均指出了这一点。 但多数学者依然持旧说。例如朱德熙（1982）仍认为这个“于”是“表被动语态的”，唐钰明、周锡
（1985）、杨五铭（1980）、周清海（1992）等也有相近看法。分歧的双方都没有正面展开论证。
有的学者在事实和观念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例如：
（19）楚子使
章让於邓，邓人弗受。（《左传·桓公九年》）杨伯峻（1986）注：“让於邓，犹言让邓，於字不宜有，但古人多有此种语法。”（P.125）既言“不宜有”，又言“古人多有”， 显然自相矛盾。究其因，所谓“不宜有”者，在说者观念中，“於”是表被动的标志，应该“邓”为施事才对，可实际上“邓”却是受事，所以“於”不宜有；所谓“古人多有”者，乃是说者亲眼所见的许多事实，不能不承认。然而，承认了也就意味着将彻底动摇自己关于“於”的观念，而这又是说者无法接受的，于是只有自相矛盾一条路了。
王力（1983）承认过去认为“于”字式是被动式是一个“错误”（P.383），这是非常可贵的。但他同时又认为， “于”字式“只是借用处所状语来引进施事者。”对此我们仍不能同意。我们看到，介词“于”在甲骨文中的用法已非常广泛而复杂，粗略地说，可以介引处所、时间、对象、施事、受事等（张玉金（1994）），所有这些加起来体现了“于”的性质，很难说其中谁借用了谁。
至此，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问题，即，我们说“于”既不表主动，也不表被动，那么，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涉及到“于”的基本性质问题，全面论述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只能谈一点概括性意见。我们知道，古汉语的动宾之间语义关系复杂多样，许多种类的宾语与它们的动词之间能够插入“于”字，例如受事、施事、处所、时间、原因等。可以说，凡是能插入“于”字的动宾结构，其“于”字的作用就在于使原结构变为动补结构，从而强化该结构原有的语义关系。一般说，与施事主语句相比较，受事主语句总是比较“特殊”，所以人们在使用时总是倾向于使用有“于”字的加强式，使语义更为显豁。这就是在实际用例中加强式反多于原式的原因所在。
意念句的动词前还可以加上某些助动词或副词，使句子获得某种附加意义。例如“民可使由之”（《论语》），“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事既毕矣”（《左传》）“门已闭矣”（《左传》）。有时“可”、“足”还可加在“於”字句前面，形成复杂形式。如“声音不足听於耳与？”（《孟子》），“不可法於後世者”（《孟子》）。《马氏文通》认为“‘可’‘足’两字後动字，概有受动之意”。这是误解。“可”、“足”作为助动词，其后的动词并不都能解释为被动意义。例如“（汝）可怜哉”（《庄子》），“其生可乐”（《庄子》），“我犹不足贵也”（《庄子》）“不足活身”（《庄子》）。从意义上看，“可”表可能、意愿，“足”表值得、够得上，与被动义无关。正如上举之“既”、“已”等表完成的副词与被动义无关一样。意念句之表被动，是由受事成分处于主语位置决定的。
二 遭遇义动词句
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另一种类型，就是用表遭遇义的动词加在及物动词前面，形成动宾结构，以表示被动。这些动词有遇、遭、受、被、罹、得、见等。对于前几个动词的性质，人们一般无异议。唯独对于“见”字，学界历来认为是表被动的虚词。我们认为，“见”字与其他遭遇义动词在语法功能、语义特点上完全一致，不宜分作两种对待。
第一，从组合能力来看，遭遇义动词既可以独立带名词性宾语，又可以独立带动词性宾语，表示的意义完全一致。例如：
（20）道下，遇雨将不出，是不归也。（《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21）郑游眅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22）德厚而受禄，德薄而辞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这是带名词性宾语的例子。带动词性宾语的例子如：
（23）楚大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左传·哀公十六年》）
（24）诸所遭执而欲恶生者，人不必以其请得焉。（《墨子·大取》）
（25）好善无厌，受谏而能戒。（《荀子·修身》）这些遇、遭、受带动词性宾语表示被动，不会有人持异议，它们与上述例（20）—（22）的遇、遭、受属于同一个词，也不会有异议。经过观察我们发现，“见”字与这些遭遇义动词一样，不仅用在动词性词语前，而且也用在名词性词语前，表述的意义完全一致。用在动词性词语前的用例即所谓“被动式”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先举用于名词性词语前的例子：
（26）昔者越国见祸，得罪于天王。（《国语·吴语》）
（27）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韩非子·存韩》）
（28）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战国策·燕一》）
（29）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炙於火而出见大风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30）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上例（26）—（30）诸“见”字显然不能解释为看见，也不是表被动的虚词所能解释，因为其后为名词性成分。它们只能解释为遭遇义。“见祸”即“遭祸”，“见崤塞之患”即“遭崤塞之患”，“不见覆军杀将之忧”即“不遇覆军杀将之忧”，而“见大风”、“见寒气”之类至今仍存在于现代汉语之中，为遭受义。“见”的这种用法古汉语中并不少见，它与用在动词性词语前的“见”意义完全一致。例如“见伐”（《左传》）就是“遭伐”；“见保”（《孟子》）就是“受保”；“见爱”、“见恶”（《墨子》）就是“遇爱”、“遭恶”；“见刳”（《荀子》）就是“遭刳”。因此它们应属同一个词，并且这个词与上述（20）—（25）诸例所示的遇、遭、受等在组合能力、意义特征上完全一致。副词通常不能用在名词性词语前，介词也不能单独带名词性宾语。②既能独立带名词性宾语，又能独立带动词性宾语的只有动词。这种动词是汉语谓宾动词中固有的一类，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均如此。
再观察“见+及物动词”本身的变化关系。请看下例：
（31）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2）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矣。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荀子·王制》）例（31）是庄公评论他两个儿子的一段话，从上下文可知，“见苦”和“见我富”语法性质是相同的，后者可以看作前者语法上的扩展式。单纯的“见苦”很像所谓的被动式，但是比照它的扩展式，“见”与“富”（苦）之间可以插入“我”，可知此“见”字只能是表遭受义的动词。因为，“我富”这样的主谓结构与被动意义是不相容的。“见我富”只能是“遇我富”之意，所以“见苦”也就是“遇苦”或“受苦”。再看例（32）。我们知道，按照一般的说法，古汉语动宾结构，当宾语前置时，前置宾语与动词之间置一“之”或“是”字，形成“O 之（是）V”式。③此式还原时须去掉“之”或“是”。换言之， 古汉语动宾结构存在如此变换关系：A式：VO＝B式：O之（是）V。例如：
（33）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经·邶风·绿衣》）
（34）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诗经·邶风·燕燕》）
（35）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左传·昭公五年》）
（36）今吴是惧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同一个动词“思”，例（33）用A式，例（34）用B式。同一个动词“惧”，例（35）用A式，例（36）用B式。古汉语动宾结构这种变换关系，是其他任何结构所没有的。现在来看例（32），显然，“并之见”、“臣之见”为B式结构，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变换规则，把它们转为A式，使句子成为“见并则诸侯疏矣”、“见臣则诸侯离矣”，而不改变原文的意思。如果承认古汉语动宾结构存在A式
B式的变换关系，承认“并之见”、“臣之见”是B式结构，就必须承认“见并”、“见臣”是它们的A式，为动宾结构，从而承认“见V”结构为纯粹的动宾结构。
“见”的遭遇义是从“见”的本义直接发展而来的。《说文》：“见，视也。”按，视必有所及，而所及即所遇。“见”的遭遇义便由此产生。《尔雅·释诂下》：“逢、遇，见也。”郭注：“行而相值即见。”《战国策·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高诱注：“遇，见也。”如果把“见”看作虚词，则难以说明其虚化的过程，事实上也未见有人作过这方面的解释。
“见”为遭遇义动词，所以它常可以和其他遭遇义动词形成对文、异文。例如：
（37）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墨子·七患》）
（38）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史记·屈原列传》）
（39）（汝）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说苑·臣术》）
（40）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孔子家语·致思》）例（37）、（38）是对文之例。例（39）、（40）为内容相同的一段话，一作“受罪”，一作“见罪”，是异文之例。这都说明“见”和这些动词的性质是一样的。在我们考察“见+及物动词”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似乎有利于虚词说的句子，对这些句子我们并不回避。例如：
（41）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祇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韩非子·难言》）例（41）的“见以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恰好相当的遭遇义动词来替换其中的“见”，而翻译成现代汉语又是“被认为”，似乎这是“见”等于现代汉语的“被”的理由。其实不然。我们说“见”是遭遇义动词，只是因为它与其他遭遇义动词在语法功能上完全一致，语义上也有共同的特征，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在语义上相等。在一些句子中，它们不能简单地互相替换，这完全是正常的、必然的。简单地把翻译的话当作语法分析的依据，这倒常常是产生误差的原因。
其实，对于这个“见”字的真正性质，前人也早有察觉。例如殷孟伦、殷焕先、周迟明、姜可瑜等先生明确指出这个“见”字是“承受义动词”，其后的及物动词已经具有了宾语的性质（注：《古汉语简论》148—14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这些认识与我们的研究正相合，只是他们没有展开论证。
现在来谈谈“被”。表被动的虚词“被”最初来源于遭受义动词“被”，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何时完成了这种转化？王力先生认为“大约萌芽于战国末期”（注：王力（1983）第391页。）， 他举了以下三个例子：
（42）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韩非子·五蠹》）
（43）万乘之国，被围于赵。（《战国策·齐策》）
（44）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同上）我们检查了《韩非子》中的全部“被”字句，除了王先生上引的例（42）外，还有如下六例：
（45）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奸劫弑臣》）
（46）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喻老》）
（47）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潜。（《奸劫弑臣》）
（48）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同上）
（49）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孤愤》）
（50）宽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说林下》）总共七例。例（42）及（45）、（46），“被”字用在动词前面，例（47）至（50），“被”字用在名词性词语前面，都是遭遇、蒙受义，显然是同一个词。然而王先生的办法是，用在动词前面的是“被动式的助词”（如例（42）），用在名词性词语前面的则“作为动词”（如例（47））（注：王力（1983）第398页。）。 这实际上又堕入“依句辨品”的套子中了。依照这种办法，上述遇、遭、受等动词也可以分别相应地分为两个，这大概没有人会同意。王先生本来是主张按有无“结构特点”确定被动句的，所谓“结构特点”，就是只能用于此，不能用于彼，可是在实际中似乎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宗旨。
“被”在战国晚期仍是遭受义动词，那么它什么时候虚化为表被动的虚词的呢？需另作专门研究，这里只举两个例子，提示至少在六朝末年，“被”已虚化了。
（51）其王本姓温，……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岭，遂有其国。（《魏书·西域传》）
（52）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颜氏家训·杂艺》）
这里的“被”显然是替换“为×所×”中的“为”的。如果“被”还是遭受义，这种替换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遭受的意义上，“被×所×”是文不成义的。
三 指称句
上古汉语还有一种受事主语句，即通常所说的表被动的“为”字句。该句包括两种形式：“（N）为（N）V”和“（N）为N所V”（括号表示其中的成分可省略）。对于这种“为”，语法学界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方以马建忠（1898）、吕叔湘（1956、1959）为代表，认为是个“断词”（马）或“系词”（吕）；另一方可以黎锦熙（1924）王力（1983）为代表，认为是表被动的“介词”（黎）或助动词（王）。目前多数人持黎、王的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为”后的动词性成分究竟是对受事主语的指称，即动词性成分转指受事，还是对受事主语的陈述。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被动式。以下必要时称前者为指称式，后者为陈述式。
“（N）为（N）V”产生并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而“（N）为N 所V”萌芽于战国晚期，盛行于两汉及魏晋南北朝， 两者不仅产生年代不同，而且据我们的研究，性质也不一样。前者是指称式，后者才是陈述式即真正的被动式。下面进行讨论。
“为”在上古有多种含义，但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则是通常解释为当作、算作、称为、成为、是等等的“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后面必需带指称性成分，名词性成分自不必说，如果是谓词性成分，处在“为”的后面也要指称化，如：
（53）下虐上为弑，上虐下为讨。（《国语·楚语下》）
（54）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例（53）表示事类，即主语属于“弑”、“讨”这一类的事。例（54）的相应成分则是指“大国”。
春秋晚期，“为”开始单独带谓词性成分。我们把春秋战国时期“为”后的成分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名词性成分，如“晋为盟主”（《国语·鲁语下》）之类，例子很多。上述例（53）、（54）可算第二类，虽是谓词性成分，但性质很清楚，与“被动”问题无关。第三类指如下这类句子：
（55）寡君闻有不令之臣为君忧。（《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56）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以上两例，“为”后及物动词的受事成分（“不令之臣”、“彼”）虽处在主语的位置上，但由于语义选择的限制，排除了它们是陈述式的可能性。其中的“V”或“NV”均已指称化， 意思是：“成为国君担忧的对象”，“岂不是患害”。正因为如此，这种“为（N）V”与第一、二类一样，还能进入只有指称性成分才能进入的“以……为……”式中。如：
（57）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滕文公下》）
（58）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孟子·告子下》）例（57）、（58）如果去掉“以”字，就是“不得舜为己忧”、“不胜为患”，成为第三类了。
第四类即通常所谓“被动式”，例子很多，略举两例如下：
（59）管蔡为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60）今伐其师，楚必救之，战而不克，为诸侯笑。（《左传·襄公十年》）从现代的角度看，这种句子中的“为”都可以换上“被”，而且很通顺。这也许就是它们被看作陈述式的主要原因。然而，请比较“管蔡为戮”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我们实在看不出它们在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上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翻译为现代汉语，前者可以是“管蔡被戮”而后者不可以是“唯女子与小人被难养”，因此前者便被归入“被动式”而后者则被归入“判断句”。经仔细观察，我们认为第四类与前三类其实并无二致。理由如下：
1.它们可以在相同语境中与前三类或其他指称性成分形成连文、互文，还可以扩展成指称性成分，这说明二者的性质是一致的。例如：
（61）初，伊公佗学射於瘐公差，瘐公差学射於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注：子鱼，差之字）。
（62）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荀子·修身》）
（63）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於晋，而为戮於秦也。（《韩非子·说难》）
（64）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韩非子·喻老》）
（65）a.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墨子·鲁问》）
b.故国为虚厉，身在刑僇之中。（《墨子·非命中》）
（66）员不忍称疾辟易，以见王之亲为越之擒也。（《国语·吴语》）
（67）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左传·成公三年》）例（61）—（64）的“为背师”、“为礼”、“为贼”、“为圣人”、“为君子器”是无可置疑的指称式，则与它们连用的“为戮”、“为笑”、“为细人用”也应当是指称式，其意思分别是“成为戮杀的对象”、“成为笑辱的对象”、“当作细人的器用”等等。“身为刑戮”以及类似的话在《墨子》中屡见，它不仅可以与指称式“国为虚戾”连用（例（65）a），而且可以说成“身在刑僇之中”（例（65）b ）。例（66）、（67）的“为越之擒”、“为妇人之笑辱”也是明显的指称式，不妨看作是“必为吴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为诸侯笑”（《左传·襄公十年》）这类句子在语法上的扩展。
2.它们可以和其他表指称的“为”字式一样，前面加上介词“以”形成“以……为……”或“以为”式，而这是只有指称性成分才能进入的句式。例如：
（68）虢之会，鲁人食言，楚令尹围将以鲁叔孙穆子为戮，乐王鲋求货焉不予。赵文子谓叔孙曰：“……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对曰：“豹也受命於君，以从诸侯之盟，为社稷也。若鲁有罪，而受盟者逃，鲁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为诸侯戮者，鲁诛尽矣，必不加师。请为戮也……”（《国语·晋语》）
（69）我言维服，勿以为笑。（《诗经·大雅·板》）
（70）夫礼者以财物为用。（《荀子·礼论》）例（68）“以鲁叔孙穆子为戮”、“为诸侯戮”、“为戮”指同一回事，其一致性一目了然，可互相印证。其余两例性质也十分清楚。可以看出，如果把各例的“以”去掉，就是所谓“被动式”了。这正好说明，所谓“被动式”中的动词是指称性的，因为，如果是陈述性的，就不可能与“以”配合。
3.“为”后的谓词性成分已指称化，既然可以指称受事，从理论上讲，也应该可以指称施事。事实上确有这种情况，只是比较少见。这一事实非常重要，过去被忽略了。例如：
（71）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国语·周语中》）
（72）公曰：“章谏吾曰：‘愿君之废酒也！不然，章赐死’。如是而听之，则臣为制也；不听，又爱其死。”（《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73）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论语·先进》）例（71）是说候人为导人者，而不是候人被导；例（72）是说臣为制君者，而不是臣被制。例（73）是说孰为好学者，而不是说“孰被好学”，“被好学”文不成义。再比较如下两例：
（74）（范献子曰）人不可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唯不学也。（《国语·晋语九》）
（75）五年，代地大动……六年，大饥。民
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史记·赵世家》）同是“为笑”，例（74）的“笑”指被笑者，受事；例（75）的“笑”则指笑人者，施事（秦笑赵）。如果把例（74）的“为”看作表被动的虚词，则势必要在同一个“为笑”中分出“为[,1]”、“为[,2]”来，这大概不会有人同意。有时所指称对象既是动作发出者，又是动作受体，很难只归入施事或受事。如：
（76）夫民，生厚而用利，……利过则为败。（《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77）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急，难以行平地，数为败……（《史记·河渠书》）这两例“败”指的是民和河水自身，而不是被败之意。
上述既可指称受事，也可指称施事的情况，也相应体现在“以…为…”或“以为”式中。如：
（78）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史记·孔子世家》）
（79）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之偪，訴诸楚曰：“与蔡司马同谋。”楚人以为讨，公子黄出奔楚。（《左传·襄公二十年》）
（80）秦大而近，足以为援。（《左传·文公六年》）例（78）“招”转指受事（孔子），例（79）“讨”也转指受事（公子黄），例（80）“援”则转指施事（秦）。
上述三条，都是“被动式”难以解释的，而用指称的观点，则可对包括所谓被动式在内的全部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此外，从历时发展的角度看，也不宜采取“被动式”的观点，因为这样无法解释表被动的“为”由实到虚的过程。除非认为它一开始就是虚词，与动词“为”没有联系。
至战国末年，出现了“为N所V”式，但极少见，例如：
（81）楚遂削弱，为秦所轻。（《战国策·秦四》）
（82）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此式的大规模、爆发性的流行，是在西汉时期。（唐钰明1987），（姚振武1996b）
如何看待“为N所V”式？按照学术界的一种重要看法，“所”是谓词性成分名词化标记，“所V”主要特点就是指称受事。 如果仅从这一点看，把“为N所V”看成指称式几乎无懈可击，马建忠（1898）吕叔湘（1956、1959）也正是这样认为的。这种看法还可以反过来证明我们上面对春秋战国时期“为（N）V”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可以解释说，正是由于“为（N）V”的构造是“为│（N）V”，其中“（N）V”已指称化，所以才有可能在语法、语义关系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加进一个“所”字，使其性质更加明确。
但是，大量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似乎顺理成章的结论，我们无法否认“为N所V”是陈述性的，也就是说，它是真正的被动式。理由如次：
1.许多“为N所V”，其上下文只能容纳陈述性成分，不能容纳指称性成分。例如：
（83）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史记·封禅书》）
（84）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史记·秦始皇本纪》）
（85）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上述各句都是在陈述受事主语怎么了，而不可能是指称它成为了什么。其中带处所状语的，更是指称性成分所不容的。
2.我们知道，判断句如果主语和表语具有同一性（注：我们认为“为”字不宜看作系词，因为它还有成为、作为等含义。因此严格地说它后面的成分不宜称为表语。但在下面的例句里，它确实与系词的作用相近。为便于说明问题，姑且称其后的成分为表语。），其间的“为”往往可以省略。如：
（86）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这是指称式的一个规律。如果“为N所V”是指称性的，则其主语、表语必具有同一性，其“为”字也应该可以省略，但事实上却绝不可省略，可见它不是指称式。然而，“为（N）V”是指称式，而其“为”也不可省略，这似乎与“为N所V”相一致，其实不然。因为，“为（N）V”式的“（N）V”有赖“为”字才能指称化，所以“为”不能省。而按说“所V”不仅指称化了，而且名词化了，这时“为N所V ”的“为”仍不能省略，则是难以解释的。
与此相关，以“N所V”直接作表语的判断句，主语和表语之间却不能插入“为”字。例如：
（87）祸兮（ ）福所倚，福兮（ ）祸所伏。（《老子·下篇右第四十九》）
（88）代地（ ）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史记·高祖本纪》）这是真正的判断句，谓语指称主语“是什么”，但在主语和谓语“N 所V”之间的括弧里却不能加上“为”， 因为一加上“为”就变成陈述主语“怎么样”了，而这与文意是格格不入的。
3.“为N所V”只用于受事主语句，而不能用于施事主语句或其他句子，这也是它与“为（N）V”的一个重要区别。
4.“为N所V”式也绝不象“为（N）V”式那样能进入“以……为……”这种典型的指称式中。也就是说，没有“以N为N所V ”这样的句式。如果“为N所V”是指称性的，却不能形成此式，这是说不通的。
“为N所V”式显然是从“为（N）V”式发展来的。但是，这种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扩展，而是对“为（N）V”内部变异要求的一种满足。一般说，指称和陈述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名词与动词之分，本质上就是指称和陈述之分。但两者又有统一的一面。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名词、动词的互相转化实际上就是这种统一性起作用的结果。（姚振武 1996a）
词类之间可以发生指称和陈述的互相转化，句式之间也存在相似现象。目前这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据我们粗浅的观察，句式之间发生这种转化的原因，最初可能与人们对该句式的主观态度有关，属于语用平面。请看下面两句话：
a.小王是一个老实人。 b.小王很老实。两者语义基本相同，区别在于a是指称式，讲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b是陈述式，讲小王怎么样。可是在实际运用中，有时明明意在表达a义，却用了b式，反之亦然。因为，毕竟说a也意味着b，说b也意味着a。这表明，在语义基本相同的前提下，指称式与陈述式在语用平面存在某种兼容性。据我们观察，这正是导致它们互相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转化的结果不难看到。例如，战国时的陈述式“以为”（认为之意）就是从春秋时大量存在的指称式“以X[,1]为X[,2] ”变来的（姚振武1997）。现代汉语中，表陈述的“是……”、“是……的”句（“是”、“是……的”为语意焦点标记，吕叔湘（1985）也是从表指称的“是……”（“是”为系词）转化来的。
我们认为，从春秋晚期的“为（N）V”到西汉的“为N所V”，体现的也是由指称式到陈述式（被动式）的转变。“为（N）V”虽是指称式，但它可以用来表陈述，因为说“（栾黡）为诸侯笑”（左传）（栾黡成为诸侯嘲笑的人）也就意味着“栾黡被诸侯嘲笑”。毕竟当时语言中缺乏一种专表被动语义关系的陈述式，因此有时把这种指称式用于陈述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不为酒困”（论语）、“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等，陈述的意味就比较浓。但这种用法由于受到句式本身的限制，必然是不自由的。“为（N）V”式表陈述的需要与自身表指称的形式相互作用，终于迫使形式本身作出调整，以满足陈述的需要。这种调整就是“所”字的介入，从此真正的被动式乃告产生，并且立即大面积、高频率地使用开来，以区别于“为（N）V”。（姚振武 1996b）
“所V”在“为N所V”中表现出陈述性，也有其内在原因。 从表面看， “所V”是名词性成分，但它与真正的名词在概念内涵上却不同。如“鱼，我所欲”（孟子），“鱼”和“我所欲”虽是同指的，但在概念内涵上，“我所欲”却是对“鱼”的陈述，是分析形式。可以认为，在“为N所V”式中，“所V”的两个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它一般只与受事有关，这保证了该式只用于受事主语句，并有了形式标记，二是上述概念内涵上的陈述性。而它的指称性则淡化乃至消失了，正如上述表认为的“以为”和表焦点的“是”或“是……的”，它们原有的指称性淡化乃至消失了一样。
“为N所V”中的“为”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为”，“所”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两者相结合共同转化为真正的被动式的标记。这一点也可以从上述例（51）、（52）得到证明。即，只要“为N所V”的“为”还属于动词范畴，它就不可能被“被”取代，同样，如果其中的“N所V”还是指称性的，它也不可能与“被”相配合，因为语义选择上无法相容，即不可能有“被│匈奴所破（之人）”这样的语义选择。
从理论上说，按照正常的组合规则， 完全可以产生指称性的“为N所V”。事实上确实有，只是极为罕见。《墨子》中有这样一例：
（89）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墨子·天志上》）这一例“我为天之所欲”与“天亦为我所欲”连文，均是指称性的。其“之”是名词性偏正结构的标志。这种“为N所V”极为罕见，是因为在先秦它自然形成的机遇就很少，至西汉，陈述性的“为N所V”爆发性地大量产生，更使它几乎没有了存在的余地。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以后，另产生了一种“为N之所V”式。例如：
（90）神农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贾谊《惜誓》）从表面上看，这一例的“为N之所V”与上引例（89）《墨子》中的“为N之所V”完全一样，其实性质是不同的。例（89）的“之”是习见的名词性偏正结构的标志，而例（90）的“之”则是陈述式“为N所V”广泛流行之后，为了加强被动意味而插进去的，从而形成了陈述性“为N所V”的加强式。两者产生的年代不同，而且后者的“为”可以换成“被”。例如：
（91）为半钱债而失四钱，兼有道路疲劳乏困，所债甚少，所失极多，果被众人之所怪笑。（《百喻经·债半钱喻》）而这是例（89）这种指称性的“为N之所V”所绝不允许的。陈述式“为N所V”的加强式还有“为N之所见V”。关于这方面，可以参考唐钰明（1985、1987）、姚振武（1988）。
以上我们对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结论是，先秦汉语表达被动关系自有一套方式，基本上不存在以特定语法标记为手段的被动句。王力先生所谓“真正的被动句”不符合先秦汉语实际。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往往是根据西方语言的某种形态（在汉语中则表现为专表某种语法关系的虚词）来比附汉语的某一部分事实，而忽视了这些事实自身所处系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由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多年来几经传播，影响是非常深广的。
《马氏文通》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开始，距今已一百年了。一百年了，如何站在汉语自身的立场上，从汉语自身的事实出发来探讨汉语，而不是用西方语法观念来“规范”汉语，是学者们不断谈论的话题。看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