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精英返乡与乡村治理
——基于皖南两个村庄的调查
胡光胜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不仅能推动乡村振兴，而且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和乡村振兴实施的新阶段，乡村社会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吸引了不少外出精英回归乡村，有部分甚至重返乡村社会的“前台”，成为乡村治理中创新的代表，其作用不可忽视。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和调研实例，对返乡精英之于乡村治理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返乡精英必然会影响乡村治理的体系，重构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成为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一方面，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关键词】 返乡精英；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成效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社会出现衰退加速的迹象，乡村治理的结构与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是乡村社会出现的问题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促使社会各界给予乡村社会与乡村治理更多的关注。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国家进行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精准扶贫”思想落地。现如今，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动下，乡村社会呈现新面貌。2018年9月，国家制定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乡村振兴战略上升到国家发展层面，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乡村振兴战略之于现代社会治理是固本之策，有利于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党的十九大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建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需要乡村精英的加盟，同期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使乡村精英回归正逐渐成为发展势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社会迎来了新的变化，长久未活跃的乡村精英开始走向乡村社会发展的“前台”，为乡村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基于此，本文试图以返乡精英为切入点，分析乡村精英返乡的动机，以及其对乡村社会的作用与价值，从而推导出乡村精英的重新回归，参与到乡村治理，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兴旺；走上政治“前台”，重塑乡村权力结构；汇聚村民意见，成为村民“代理人”；传承乡村优秀文化，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基础，强化村民认同感，促进村民自治，最终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助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二、相关概念及文献回顾
（一）乡村精英概念解析
著名社会学家帕累托认为：“在每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中，必然有极少数人比另一些人更有能力，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从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便是精英”[2]。我国学者仝志辉从社会资源的角度，认为精英就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比其他社会个体更能调配社会资源，更易获得诸如社会地位、影响力、安全等权威性价值资源的人[3]。这类精英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看，便是乡村精英。乡村精英作为乡村治理必不可少的主体，是乡村权力结构的重要侧面，介于村民与基层政权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术界对乡村精英的研究著述颇丰，研究乡村精英，首先需要明晰其概念。贺雪峰指出乡村精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是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村民[4]。乔运鸿则将乡村精英定位为有素质、有抱负、有见识，在村民中有一定号召力，并且致力于改变乡村面貌的村民，他们具有一种超群的禀赋，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对村庄的建设和发展有自己的理解和愿景[5]。在此基础上，金太军指出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与集合部[6]，并认为“治理精英”概念本身包含了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精英两类，因此将村庄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7]。而有的学者，搭建了“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的结构，其中非治理精英即民间精英或体制外精英[8]。无论怎样划分，他们在乡村治理中都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乡村精英主要是指乡村社会中拥有一定的资源与威望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个人力量号召村民并且代表村民，调动资源以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的乡村精英是返乡精英或“城归”精英[9]。
（二）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发生逻辑
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都是精英主政，对社会发展起着领导和推动的作用，这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到微观的乡村社会都是如此。黄博认为村庄社会精英治理的发生逻辑可以从乡镇政府、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三个层面进行剖析，乡镇政府层面体现为悬浮型政权的选择性治理思维、村庄精英层面体现为利益驱动下对村庄治理的介入、普通村民层面体现为“工具性差序格局”下的“原子化”[10]。贺雪峰提出乡村精英的流失瓦解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乡村需要农民表达意见，也需要农村精英将意见综合，而这时就需要乡贤的回归，凡是返乡乡贤参与治理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状况都好于其它村庄[11]。其实乡村精英作为乡村社会中具有优势资源与威望的成员，是村民的代表，也是村民反映意见的通道。在我国社会发展中，乡绅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双轨政治”中，双轨交汇处正是乡绅，乡绅之于当今社会，便是乡村社会中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的权力主体——乡村精英。
综上所述，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有所体现，但是关于乡村精英，特别是返乡精英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注度明显不足。据此，文章通过分析皖南若干乡村精英返乡的案例，意在指出其对乡村治理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期能够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三、乡村精英重返乡村的缘由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以严密的制度化手段来限制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开始形成二元格局。而随着改革开放与户籍制度管理的放开，这一体制逐渐被打破，处于落后的乡村社会中的有能力的村民，踏上了进城务工改善生活之路，乡村精英大量流出。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下，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变，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乡村精英开始回流。
（一）户籍制度与乡土情怀的影响
任何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利益是人民行动的内在动力，乡村精英返乡也有相应的利益诉求，包括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利益。当前乡村社会的发展，有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尤其在经济发展上有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乡村精英通过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城市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回到乡村发展，成为不错的选择。由于本地人身份的原因，他们能够很快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环境，更易获得创业发展机会，而且由于熟悉市场运作规则，在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能够使自身迅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头人，获得经济与声望两方面的收获。笔者调查发现，CL村的乡村精英HGS是典型的代表。之前，HGS是位离乡许久的企业高管，在乡村经济发展政策的支持下，他选择放弃城市里的工作，返乡创业，成为该地珍稀食用菌种植基地的承包人，受益于政府提供的场地，解决了其创业的地租问题。多年企业管理的经验积累，使他能够迅速适应创业环境，在半年时间内实现了收益，创收14万元，并促进当地村民就业，成为经济发展带头人。另一方面是社会利益。所谓社会收益，就是在担任村干部过程中收获的表达性收益，比如获得在村庄的声望和权威，甚至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14]。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难以在此组织上实现政治抱负，但是村委会在乡村依旧是权威的象征，成为村委会干部可以拓宽的社会网络，增强了社会资本的价值。乡村精英通过经济资本的优势和发展经济的能力，带领村民获得更多收入，赢得村民支持，从而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赢得胜利，实现资本的再生产，完成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变。这不仅能够带来声望和权威，还可以为发展经济带来便利，因为村委会可以运用乡村公共权力，调动社会资源去满足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JS村的村主任便是印证上述分析，他2015年返乡创业，通过三年乡村经济发展的贡献，赢得了绝大多数村民的支持，在2018年的乡村换届选举中，一举成为村主任，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同时保留其产业，从而使经济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
568 Ketoconazole promotes in situ intestinal absorption of cyclovirobuxine D hydroxypropyl-β-cyclodextrin inclusion complex in rats
乡村环境的改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还包括乡村经济环境。如前文所述，国家层面上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使乡村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走上小康之路，与城市各方面差距都在逐渐缩小，这确实令不少怀有“乡愁”的乡村精英重返乡村，并开始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自然环境方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相比之前环境脏乱的乡村，乡村社会自然环境有了显著的改善。在乡村经济环境方面，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随着土地政策的改变，表现为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在产业发展方面，国家政策都对农村农民放宽了要求，给予了更多的优惠补助，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13]。产业政策的优惠，得以让熟悉市场运作的返乡精英在乡村社会发挥作用，使其所具有的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为乡村带来更多的效益。此外，税收、投融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都对农村予以最大的政策支持，且乡村基础设施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促使乡村精英返乡创业，这既能兼顾到自身发展，又不远离家乡。
在城市化的大潮中，乡村精英大量流失，乡村的产业结构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对于乡村发展的倾斜与重视，促使乡村社会发生改观的同时，也使得部分乡村精英重新回到乡村社会。郎永兴认为，对于中国农村社区而言，经济精英主要指的是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家及其经济上成功人士[17]。他们具有较开阔的视野与发展经济的智慧，在乡村内外经济活动中，能够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返乡精英在这方面，有较大的优势。第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乡村社会的自然、人文、风土等各方面都有详尽的了解，与乡村邻里关系密切，熟悉当地发展的优劣势，可以精准地找到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产业；第二，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本，且经验丰富，有先进的技术，有发展产业的经济支持；第三，在产业培育方面更具持久性和稳定性[18]。在市场经济下，乡村经济精英凭借在乡村治理的重要地位，合理利用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源，因地制宜带动村民发展经济，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乡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二）乡村双重环境的改善
6.1 浇水 苗木移栽前浇水，树坑浇满水，切忌浇半坑水，若发现水下漏，应及时填土，直到土不再下沉为止，否则根系悬空透气与土壤结合不上，导致苗木死亡。栽植后3d内再浇第2次透水，10d内浇第3次透水，以后浇水次数视天气、土壤和树种等情况而定，每次浇水都要培土、处理裂缝和做护圈。
社会分层是市场经济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乡人口流动，造成乡村社会分层更为明显。返乡精英相对留守在乡村社会的成员来说，在经济资源方面，占据明显的优势，甚至相对村“两委”而言，也有不俗的资本。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资本是可以再生和转换的，充足的经济资源足以使他们将其转化为政治资源，从而成为乡村社会中具有权威话语权的人。这些人占有的经济资源越多就越可能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性人物，甚至通过一定渠道，他们的参政超越了传统精英必须从公共权力体系的底层做起的限制（一般发展路径为会计—村主任—村支书）而迅速走上乡村政治前台，掌握村级公共权力的行使，成为政治精英[19]。所谓政治精英，吴业苗认为是村庄中拥有制度所赋予的政治资源，掌握村庄公共权力，在村庄活动中具备领导、管理、决策、整合功能的人[20]，包括村主任、村支书、村民小组长等。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政治，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无疑为乡村社会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极大地提高了乡村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能力。返乡精英还会对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的维持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对乡土社会的超越和对城市文明的习得，“城归”精英不断给农村社会带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他们返村参政直接冲击到了既有的精英体系，使传统的精英政治面临巨大挑战，重塑乡村权力结构[19]。
（三）利益诉求的驱动
乡村精英最初离开乡村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户籍限制程度的削弱。在户籍制度放开和城市化进程下，大量的乡村精英离开乡土，流向城市，以期通过努力获得更好的生活。然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这一先赋条件，乡村精英在城市里主要属于次属劳动力市场，长期被划入“底层精英”行列，在社会分层上遭受“集体排他”的方式，缺乏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也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相当的待遇[12]。尤其在社会保障方面，乡村精英受到的福利待遇远远不及城市居民，突出体现在医疗保障上，这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乡村精英在城市的信心。除此之外，囿于户籍身份的代际传递性，乡村精英的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权利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障。调查发现，一些乡村精英的子女在城市求学时，进入公办学校的渠道较窄，难度较大，从而选择进入民工子弟学校学习，这不仅难以保证学习质量，甚至还比不上乡村学校，而且这也偏离了乡村精英进城寻求美好生活的目标。正是基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乡村精英在城市也难以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得乡村精英在城市化的大潮中，急流勇退，离开城市回到乡村。
四、返乡精英之于乡村治理的角色与作用
乡村精英是中国农村巨大的社会资源，他们在农村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与号召力，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15]。村民口中所谓的“能人”，便是这里所讲的乡村精英，这一群体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往往凭借自身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积极推动村庄的发展，并且逐渐内化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16]。随着国家不断推出乡村社会发展的惠农政策，乡村精英重新回到乡土社会，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精英：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兴旺
乡村精英长时间在城市打拼谋生计，受到户籍制度限制，长期处于城市主流的边缘，难以融入城市的发展轨道，再加上“告老还乡，解甲归田”这种乡愁情怀，乡土情结便会愈加浓厚。通过调查，了解到一些乡村精英返乡的缘由，主要是认为在城市始终没有归宿感，而且积攒的财富在城市不值一提，但放在乡村，便可以为乡村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如调查中的CL村，该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虽然地处两条国道交汇处，地理位置极佳，但该村产业单一，发展相对贫穷落后。近几年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利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乡村经济逐渐有了起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便是返乡精英HHS带头致富，创造建立了“火车头1+1+N”经济模式，即具备一定条件的党员创业者当好“火车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村两委当好“助燃剂”，积极从政策上大力扶持；有意愿创业致富的村民作为“车厢”，通过挂靠“火车头”实现共同富裕。HHS作为党员，在外具有多年的养殖经历，后由于各种原因返乡创业，恰好扶贫政策利好，解决了养殖场的场地问题，并获得了资金资助，建立了生猪养殖合作社。他除了雇佣村民作为职工，还义务为村民养殖生猪提供技术支持，做技术培训。这项尝试成功激发了该村村民的内生动力，带动了一批村民积极创业，丰富了该村产业业态，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
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学习“十九大报告”、“两学一做”等作为出发点，自己可对其进一步学习。首先，小学全科师范生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正确的思想才能引领正确的方向。其次，小学全科师范生党员不仅要学习党的相关理论知识，而且也要学好自己本专业的课程知识，只有自身的专业知识技能提高了，党性提高了，才能更好的发挥党员的作用。最后，参加实践，在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大于实践，需要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经历大量实践后，反思自我才能进步。可参加社会调研，如调查农村中小学的阅读情况，对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写调查报告。作为未来的一名教师党员，更要对农村学生的情况多一份了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政治精英：走上政治“前台”，重塑乡村权力结构
学生借助于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通知”“资源”“讨论”“作业”“考试”和“管理”功能模块。学生先进入“通知”模块区，查看教师课前发布的相关学习任务，对教学情境和教学活动的了解，自主从容地安排学习；在“资源”模块区学习教学资源（微课、课件、教案、相关的网络教学视频），学生可以反复观看相对较难的单元新知识点，将自己难于理解的语法，可以发布到平台“讨论”模块区，与教师或其他学生探讨，达到新内容新知识的掌握；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系统实时自动反馈，教师可以在“统计”模块区了解每位学生学习的进度和时长及每个章节知识点学习情况，及时督促进度较慢的学生，重点指导落后的学生。
如调查中的JS村委会，该村村委会主任便是在2018年重新选举产生，他是一位典型的返乡精英。2015年，在城市中打拼多年的ZQF怀着乡愁与造福乡村的愿望回到乡村，这位民营企业家的回来，也带来了珍稀食用菌养殖的先进技术。回乡头等大事就是利用技术创建了食用菌合作社，推动食用菌从分散栽培向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走出了建一个合作社、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农民贫困户与合作社共享经营成果的“双赢”之路。短短3年时间，成功带动当地及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经济资源优势，再加上帮助村民脱贫致富，迅速成为村民拥护的对象，毫无疑问地当选了该村村委会主任一职，从经济精英走向政治精英，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他的参政路径，恰好符合林修果的认识，乡村权力结构由传统精英担任的惯例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促使乡村社会发展充满活力。由此可见，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政治，使乡村权力结构走向合理。
（三）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培育乡村发展软实力
乡村文化是传统的礼仪秩序和道德规范，它决定着人们日常的生活规范和行为准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原有乡村文化，而伴随着乡村精英的流出，乡村失去了文化传承的主体与再生机制，文化生态持续退化，使原本就受到各种不利因素冲击的乡村文化进一步丧失了它传承与发展的根基[21]。原有的传统乡村文化功能逐渐丧失，文化基础遭受破坏，文化氛围也逐渐淡化。精英的大量流出，使传统文化面临着传承的危机，精英回流使得这些传统文化又寻回了它的传承主体，他们具有较好的乡村文化根基，也有较高的文化传承热情[22]。因此，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发扬光大是一个需要乡村精英参与的过程。返乡精英通过在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上的优势，使其在乡村社会成为有话语权的人，比其他成员能够更多调动社会资源、获得更大的权威性价值分配，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农民利益群体的代言人[23]。另外，返乡精英相对留守的乡村社会成员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与认知能力，在传承乡村文化方面具有优势，并且其带头学习传承乡村文化，能够使其他乡村社会成员积极效仿，从而形成良好的文化传承氛围。可见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的重要一环——传承乡村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这对于乡村社会持续发展有其必要性。
五、小结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成效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背景下，我们要关注到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体制内精英，还包含了体制外的精英——返乡精英。这部分主体之于乡村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他们在重返乡村社会后，其身份也会随着其需求发生变化，在乡村治理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担负着重要功能。作为经济精英，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为乡村治理带来物质基础；作为政治精英，成为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一极，致力于乡村政治的发展，重塑乡村权力结构，使其合理化，为乡村治理提供权力保障；作为文化精英，起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为乡村社会持续发展提供内在能量。
10月24日，在海洋钻井公司举办的“企业开放日”活动中，新胜利五号钻井平台副经理袭润祥指着平台设备间里的一个大家伙告诉前来参观的记者说：“这是我们投入100多万元购置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平台上产生的污水通过不同的管道收集起来，经过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后排海。连落在平台上的雨水我们也有专门的回收系统，不仅避免了雨水将平台上的污染物带进大海，也实现了雨水的循环利用。”至今，海洋钻井公司已累计投资千万元对所有钻井平台实施了“零排放”改造，效果显著。
新时代乡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返乡精英的人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中也明确指出，实施引才回乡工程，吸引各类人才回乡服务。返乡精英作为农村能人，正是这类人才，能够为乡村治理注入新鲜血液和更加开放的思想，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优化乡村权力结构，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最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2]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出文献出版社，2000.
[3]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社会学研究，2002(01)：1-9.
[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乔运鸿.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2(10)：38-41.
[6]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J].战略与管理，2002(02)：105-114.
[7]金太军.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J].齐鲁学刊，2002(05)：119-125.
[8]陈光金.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与社会变迁研究[D].北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1997.
[9]林修果，谢秋运.“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23-28，58.
[10]黄博.村庄精英治理的生发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政府、精英和村民视角的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18(05)：47-52.
[11]贺雪峰.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土壤[J].农村工作通讯，2014(17)：53.
[1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2018-04-08].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14]贺雪峰，阿古智子.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兼谈乡村治理研究中的若干相关话题[J].学习与探索，2006(03)：71-76.
[15]吕世辰，胡宇霞.农村精英及其社会影响初探[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23-26.
[16]倪超英，王惠.试论农村精英与农村社会发展——以吉林省为例[J].行政与法，2013(11)：49-53.
[17]郎友兴.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A].徐勇.中国农村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81.
[18]卢小平.乡村经济精英参与贫困村产业培育的激励机制——基于广西地区部分县域的观察与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04)：78-83.
[19]谢秋运.走上乡村政治前台的“城归”精英[J].社会，2004(02)：41-43.
[20]吴业苗.转型期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的分化与互动[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02)：27-30.
[21]刘博.精英历史变迁与乡村文化断裂——对乡村精英身份地位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J].青年研究，2008(04)：44-49.
[22]郑冬有.乡村精英的回归：乡治的新路径[D].南昌：南昌大学，2010.
[23]王汉生，张新祥.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J].社会学研究，1993(05)：13-22.
Elite Returning Home and Rural Governance in New Er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wo Villages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HU Guang-she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A sound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Modern rural governance can not on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but als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During the key period of poverty-stricken times and the new stag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rural social environmen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attracting many elites who had left countryside to return home，who have already become the important persons in rural society.This paper combin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role of returned elites in rural governance.It is believed that returned elites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system of rural governance，reconstruct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rural governance，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ower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In the future，it must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Elite returning home; rural governance; power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52（2019）05-0041-07
【收稿日期】 2019-03-07
【作者简介】 胡光胜（1993— ），男，安徽芜湖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7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
(责任编辑 张 健)
标签：返乡精英论文; 乡村治理论文; 权力结构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