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技能生态系统：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职业教育论文,生态系统论文,新趋势论文,技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甄别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过程中的矛盾并加以调适，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难题，因为这类问题往往与技术类型供需的不协调和技能人才供需的不平衡相关。目前，从纯技术学角度看，技术的生成和使用以复杂的“社会+技术+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存在着；[1]从技能人才培养与使用角度看，人、教育、环境彼此相连，共同构成一个不断矛盾运动的生态系统。[2]因此，以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问题，调整本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策略，已成为英、美、澳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创新举措。
在澳大利亚，随着工作组织方式改变和技术革新，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过程中的“不协调”、“不平衡”现象逐渐被“技能短缺”一词所代替。所以，克服“技能短缺”，以“技能生态系统”核心理念为指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在澳大利亚应运而生。
一、技能生态系统的理念及其本土化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技能生态系统既是“舶来品”，又是“土特产”。因为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提出，其后很快被澳大利亚学术界尤其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界所接受，并在本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特定土壤中实现了本土化。
（一）生态学理论下的技能人才系统
美国学者芬格尔特(David Finegold)在对加利福尼亚州硅谷高新技术类公司的成长状况进行研究时提出了“具有自持力的高技能生态系统(self-sustaining high-skill ecosystems，HSEs)”概念。之后他又提出，高技能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间存在着四大共同之处：触发发展的催化剂(a catalyst to trigger the start of their development)、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可持续供应的营养(on-going nourishment)、支持性的友好环境(a supportive host environment)、通过合作等形式形成的系统内部成员间深层次的互相依存关系(a high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among the actors in the system)。这些共同构成了高技能环境，同时也成为硅谷这一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3]芬格尔特对高技能公司成长环境与生态系统的类比还引发了美、英等国学者对于高技能人才成长和使用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将生态系统与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和使用相关联，既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技能人才在发展过程中有诸多制约因素，又可以让技能生态系统成为特定行业领域（或地区）劳动力技能和知识更新的平台。
（二）技能生态系统的本土化
根据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需求，澳大利亚学者提出将高技能生态系统理念引导和推动各级各类技能人才建设，并且逐渐对这一系统进行了本土化诠释。
澳大利亚学者对于技能生态系统的研究和概括最初带有商业气息，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上高技能人才竞争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高级技能人才生态系统”的研究，并藉此广纳高技能人才，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受新南威尔士州职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的委托，约翰·布坎南(John Buchanan)等人对技能生态系统进行了分析。他们在2001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技能生态系统包括以下要件：商业背景、商业组织与网络和财政系统、职业教育与培训或非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与其政策框架、企业（行业）用工的主导模式、工作组织或工作结构以及技能人才培养的模式。[4]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理查德(Richard Hall)等人进一步指出，人们应该超越原来狭隘的培训观念，进行劳动力开发和技能生态系统的建设。他们对基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开发模式(workforce development)和社会认可模式(social consensus model)进行了对比，认为推行市场模式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技能人才培养和技能维持等相关问题。世纪之交，当“技能短缺”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展开国际竞争的重要制约因素后，以技能生态系统理念为指导，进行劳动力开发和技能人才培养，从而适应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活动便应运而生。这表明，由技能人才培养、使用的相关各方组成一个合作共同体，并构建成技能人才生态系统，进行劳动力开发，可以有效克服社会认可模式的若干弊端。[5]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NCVER)的研究显示，当前澳大利亚所培养的技能人才并没有完全达到企业用人要求，所以不能只关注技能人才供应情况，还要为技能人才提供良好的技能应用环境，给技能人才进行再开发和利用创造良好条件。[6]因此，过去把教育和培训视为推动劳动力发展的主要机制的观点应该转变，真正的劳动力开发或技能建设需要一系列政策和环境的支撑。这样，技能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良好的基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理论界呼吁，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的发展方向应致力于建立这种良好的合作机制，突破只关注技能人才培养的局面，以技能生态系统相关理念为指导进行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
二、构建技能生态系统的策略
构建技能生态系统作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的一种策略，对澳大利亚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的形成起到了较大作用。
（一）理念引领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产生了深远影响。霍华德政府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但没有调动人们接受培训的积极性，反而使得技能人才的供需平衡问题日益凸显。[7]在这种形势下，对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进行理念引领便成为改革的目标所向。
1.技能未必“短缺”，实为供需“失衡”
2000年3月，约翰·布坎南(John Buchanan)经研究发现，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有关技能人才培养与使用的若干政策拟解决的问题颇多，于是提出，正视技能人才的开发和废弃的规律才是解决“技能短缺”的关键。[8]他还发现，澳大利亚技能人才政策长期以来曾受到“可以长期拥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岗位的‘收获人政策模式’”的影响，当市场对技能市场提出灵活应变的要求时，人才培养的固有机制并未能及时随着用人模式和企业组织方式相应作出调整。菲利浦·托纳(Phillip Toner)也指出，从做中学、从应用中学是推动创新的内在动力，工作场所中技能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技术传播的组织和机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认为，学生取得较高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格证书对于企业创新是需要的，但不是必要条件。所以，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仍然是企业。[9]既然“技能短缺”的压力承担者首先是使用技能人才的企业，那么承担技能人才培养任务的职业教育机构便应主动以配合的姿态与企业等用人部门对接。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使用技能人才的现实也显示，职业学校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与现实需求间并不平衡。伊恩·华生(Ian Watson)的调查发现，在受调查的用人单位中，有三分之一的雇主认为他们所招聘的员工，技能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出实际需求，因此技能人才并不短缺；有5%的雇主认为雇员的技术水平达不到实际需求。同时，有10-15%的雇员认为他们所学的技能无法应用于实践，在一些服务性行业甚至有高达30%的雇员认为所学无用，可见职业教育机构对技能进行培养的能力有限。因此，把学校如何培养职业技能人才视为国家政策及职业教育研究的重点，是偏离技能人才现实需求和要求的。[10]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应该以企业的实际需求为背景，尤其要充分考虑企业在进一步利用和开发技能人才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作为。
调查表明，“技能短缺”在澳大利亚并非事实。因此，使技能人才从“供需失衡”状态回归平衡成为一种理念上的诉求。
2.技能生态系统的特征与要素
从最初援引国外学者的表述到实现本土化，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界探索技能生态系统内涵的过程是渐进的、开放的。
在技能生态系统的特征研究方面，澳大利亚学者所持有的态度是开放的。正如约翰·布坎南所言，任何以优化技能人才和工作场所间关系的尝试性策略都是以建立良好的技能生态系统为目标的。这种对技能生态系统的描述极具开放性，也为技能生态系统建设的实践留足了空间。在此基础上，约翰·布坎南认为，澳大利亚技能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应是：以社区和企业技能建设为要务；培育体面的工作机会；建设由产业公司构成的社会网络；建有支持生态建设的管理机构（由政府、雇主、工会、培训与继续教育机构、注册培训机构等）；职业教育与培训投资到位；监管和评估到位。[11]这为各行业、部门构建技能生态系统建设提供了依据和指南。
为了更好地指导技能生态系统的相关实践，澳大利亚技能生态系统顾问委员会在深刻反思前期项目实践的基础上，对行业整体生态系统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关注技能人才供应状况的同时强调技能人才的应用，用人单位、技能人才、培训机构和社区要共同参与推进就业机会，为企业、行业和地方提供相关性强、可持续的技能人才开发方案。[12]通过对技能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与推行策略所包含的要素的描述，技能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形象、具体，这也为进一步以项目形式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项目推进
2000年前后，新南威尔士州职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对本州职业教育及技能人才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分析，其研究报告《超越弹性：未来的技能与工作》一经推出，便引起国内对技能人才培养的若干问题的争论。报告聚焦于工作和技能需求间的关系，指出随着劳动力市场、行业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工作的特点和内容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无疑对技能人才的素质及培养措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澳大利亚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问题中，如何提高培养和使用相互衔接的效率是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因此，约翰·布坎南研究小组提出的三个建议被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所采纳。建议之一便是将新的技能人才培养和相关创新活动列为技能生态系统建设的试点，逐步开发并建立技能生态系统框架。其后，澳大利亚政府责成新南威尔士州职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负责此项以技能生态系统建设为主导的改革，并与新南威尔士州职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同时拨款，支持相关改革项目的开展。
1.项目总体架构的确定及设置原则
为了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和技能应用水平，澳大利亚政府对相关项目设立的主旨作了说明：支持技能培养、培训机构和行业间多种形式合作，满足教育与培训发展需求，优化工作场所和行业开发、应用的外部大环境；要求受资助项目在规划时就应打破“只关注技能培训”，而不关注技能人才使用的固有认识。而以项目形式开展的研究和实践很多，诸如工作组织形态研究与改革、雇佣政策、行业战略、培训设计等问题，均可归属于在技能生态系统理念指导下的改革。
澳大利亚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相关部门对申请获得资助的项目提出了设置原则。由于技能生态系统讲求有效整合技能生态系统内部的诸因素，共同打造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因此项目的设置需考虑某一特定行业技能人才所处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并依此开展项目建设。同时，以技能生态系统建设为理念设立相关项目均应以建设健康的、生产能力强的企业为目标，这也是项目设立的归宿。项目设置原则与设置主旨为筛选合适的项目的试点确定了方向。
2.厘定项目标准
澳大利亚在技能生态系统建设上的总体思路是通过项目试点、经验归纳，持续性提升项目质量，推动国家层面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一宏观技能生态系统建设。在联邦层次上，澳大利亚在2003年至2006年间推出了试点阶段的技能生态系统建设项目，试点阶段的工作重点着眼于项目论证、可持续性规划、区域性的创新项目规划，并强调对所资助项目的评估。经过几年的试点，新南威尔士州教育与培训部在对前期项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职业教育与培训界专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导向性项目设立和建设的建议，并为进一步丰富技能生态系统相关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对前期项目进行中期回顾的基础上，2007年澳大利亚制订了项目的评估标准。[13]项目评估标准特别强调应特别关注技能人才的供需平衡，同时，项目实施应在让企业获得效益提升的同时上确保能对技能人才本人起到积极作用。项目评估标准要求任何一个项目均应以实现以上标准为目的。为了项目的自主发展，项目评估标准对项目应呈现的成果的最低标准做出了明确说明。诸如，任何项目应该有知名企业参与，并通过推行项目解决企业在技能人才使用中的问题：能够呈现出可靠案例并表明项目能够持续开展；能够实现企业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效果的协定；能够明确项目推行中的知识产权或利益纠纷问题；能够由联邦层次的相关组织引领项目推进或有两个州或地区参与等。
在构建技能生态系统过程中，澳大利亚前期试点项目大致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关注劳动力供应的试点项目、关注技能人才供应的试点项目和关注劳动力与技能人才需求的试点项目。不同类型的项目因目标、任务不同。其中劳动力供应项目应能瞄准劳动力市场新的需求，进行职业路径开发，扩大并保持职业开发的吸引力，能够吸引农村或边远地区参与，注重长效机制；技能人才供应项目应关注企业所面临的快速变化，通过复杂、深入的技能开发，参与传播技能创新，为技能人才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劳动力和技能人才需求项目应着力于改变工作角色或对工作岗位进行设计，通过调整技能人才雇佣方式，完成对劳动力和工作需求的对接。同时，该类型的项目应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挖掘企业吸纳技能人才的潜力。
厘定项目标准既是澳大利亚技能生态系统构建中前期工作的总结，又是对其后项目设立和引领提出的方向性要求。以项目标准为参照，前期项目在重塑劳动市场和工作的规范，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推动下培育、设立新项目，提高技能人才供应链的质量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成效。经中期检查，2006年后设立的项目更加强调凝练项目特色，让企业或行业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并与相关各方共同确保项目效果。
（三）多方协作
技能人才的培养和技能的生成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技能生态系统的构建需要对生态性和系统性进行整合，但会受到企业战略、企业环境、政府支持和政策框架、资金投入和技术应用、技术人员雇用状况和劳动力市场运作、工作组织和岗位设计、教育培训能力、教育培训承载能力和满足实际需求的状况等因素的制约。[14]所以要分析构成技能生态系统的若干制约因素，了解企业或行业的角色、作用及所处的位置。一般而言，在以项目推进技能生态系统建设的过程中，多方协作会呈现出以下特点：
1.职业教育机构与政策制订机构“去中心化”
在实施和推进技能生态系统项目的过程中，职业教育机构和政策制订机构角色“去中心化”是一大特点。对试点项目的组织者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在获得资助的9个项目中，由职业教育机构承担项目发起者和管理者的只有两个，分别为斯文伯恩工业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职业与继续教育部门和塔斯马尼亚洲义务后教育和培训办公室，其余7个项目的发起者和管理者均为行业、企业或行业团体。[15]可见，职业教育机构和政策制订机构并不是技能生态系统构建的主角。这种“去中心化”不是对职业教育机构和政策制订机构功能的简单弱化，而是对过去“过分把教育和培训视为推动劳动力发展的主要机制”观点的校正。这种校正既符合技能养成的一般规律，又符合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一般规律，更可以让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在运用中不断得以提升。
2.企业（或行业）承担更大责任
与职业教育机构和政策制订机构角色“去中心化”相对应，9个试点项目的发起者、管理者、推动者及具体组织者绝大多数由行业组织或人士担任，林业协会、水利企业、国防部等相关部门直接参与了项目的策划和管理，而相关行业技能人才的供需状况及人才技能水平与现实需求间的基本信息，均由行业经调查后得出。总之，与先前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相比，企业或行业在技能生态系统建设中所承担的责任更大，并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3.多方共同参与
澳大利亚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主管部门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积极鼓励和吸收多方共同参与技能生态系统建设。除了由企业或行业团体在项目推进中承担重要的、较为核心的责任外，职业教育机构、政府、学者、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均紧紧围绕项目需要分担着相应责任。如果说企业（或行业）是技能人才使用的主体，它承担着最核心的责任，那么承担技能人才培养任务的职业教育机构的角色便承担着次中心的角色。在具体推行9个试点项目中，职业教育机构、高等院校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是参与项目的第二大群体。多方共同参与技能生态系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由企业、政府、学者、行业等多方共同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以专业的视角对项目及技能生态系统的宏观建设提出建议，并不断推出相关标准、对项目进行评估，进行成果展示和推广。另外，“技能澳大利亚”(Skills Australia)也通过成立劳动力开发分委员会的形式参与项目建设，向政府提供劳动力开发相关建议，成为确保技能生态项目实施效果的重要方式。[16]
（四）着眼长效
技能生态系统的构建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提升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效果的活动，所设立的项目既是一种培训机制改革，也是商业经营战略或工作场所的文化建设。这些项目不仅关注项目建设本身，而且关注技能建设的文化形式对企业发展的长远影响。
1.不设定项目期限
无论是2003年至2005年期间设立的第一批建设项目，还是其后设立的其他项目，总体上看，澳大利亚的相关部门并未为任何项目设定结束期限。在中期报告中，顾问委员会对项目立项进行了说明，整个项目的进展除了对前期准备、开发和试验阶段设定了期限外，对项目的后续评估、回顾和品质提升并未设定最后期限。[17]学术界正是在总结项目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丰富技能生态内涵的。经过第一个阶段的实践，以技能生态项目为载体组成了若干技能生态网络，汇聚了各利益相关方，并使一些重要的单位或组织也认可了技能生态战略，尤其是让行业和一些注册培训机构已经认识到自身在技能人才的培养上理应承担的责任。今后技能生态系统建设的侧重点在于支持行业培训，以及知识与工作方式、技能人才开发使用和行业（企业）绩效间的衔接与沟通，大力资助有益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整体建构项目。因此，技能生态系统建设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持久性建设工程。
2.着眼于行业长远发展
技能生态系统的构建并不是简单地提供某种解决方案，而是要帮助企业在人才短缺的背景下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规划，准确定位技能人才的培训活动，进而通过项目建设提升企业绩效。同时着眼于整个行业技能人才的开发和使用，计划解决整个行业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增强行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18]在行业参与技能生态系统建设过程中，顾问委员会要求行业按照系统性的原则去规划、实施建设项目。即使是在技能更新换代较快的水处理行业，其项目也被要求在技能开发中既要参照现有技能标准，又要看重技能认证体系之外的相关能力的培养。这无疑是向企业提出的一种要着眼于行业长远发展的引导。[19]
三、借鉴与启示
与普通教育相比，作为技能生态系统的职业教育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培养的技能人才及其技能水平需要接受用人单位的企业（或行业）的验证。验证一般有三种结果：
(1)职业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可以“充分满足”企业的技能需求。这表现为毕业生既可以适应企业的岗位，适用其所学技能，又能在工作中展示自身所学的技能优势。这要求职业教育机构对企业的用工及其技术需求非常了解并有预见能力。
(2)职业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虽不能“充分满足”企业技能要求，但在学生结束职业教育后，可通过企业对技能人才进一步开发，达到企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同步的水平。这要求学生有着比较优秀的从学校向工作岗位的“迁移能力”。
(3)职业教育机构培养的学生若既不能充分满足企业技能要求，也不具备在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企业对此类学生会拒之门外。
综合比较三种结果，第三种结果的出现是职业教育的失败。如何让验证结果符合前两种结果，这需要担任“验证角色”的企业充分认可其验证的对象。只有把技能人才据为己有后，并可据此获得最大利益时，企业才是技能人才使用的“最大赢家”。因此，在职业教育这一独特生态系统中，企业既是“最终获益者”，又是“验证方”，也理应成为主导者和承建方。
我国传统学校教育生态以其强大的惯性一直冲击着现代职业教育。要克服这种冲击，在不同教育生态主体间处理好适应与发展、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良好政策环境下，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开发、优化、调整，进而全面推进技能生态系统建设，是实现职业教育创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