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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这一论断，是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全面地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前提。
然而，当前学术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解，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偏颇或困惑。例如，有的同志认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一切新生的或仍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共有的属性，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对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很不理解。有的同志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没有消灭剥削，都还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吗？能说这些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表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忽略了生产力这一重要内容，也没有明确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那到底应当如何评价他们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断呢？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的有关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有的同志惊人地提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是“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不难看出，诸如此类的模糊观念如不清除，就很难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谈一谈笔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初步体会。
一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没有明确的论断，甚至没有这类提法和这种表述方式。但是，我们又不能认为他们没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因为，回避这个问题，就根本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无从建立，共产党人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成了乌托邦的幻想。
其实，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讲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许多精辟的论断。例如，《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恩格斯的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列宁也不只一次地说过：“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加以强调的，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质的规定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它的内在必然性在于，社会化的生产力必然要求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即公有制与之相适应;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成为社会化生产力的桎梏。在这里，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孕育而成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只要建立起社会化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就水到渠成了。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显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首要的本质特征。而剥削和两极分化是与社会主义无缘的，无所谓消灭和消除。社会主义不是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是已经达到了。
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新生的或仍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共同具有的属性和历史使命。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列宁也说过：“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1卷，第17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明显成果，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调整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它们多少适应了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力，资本主义世界在战后20多年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了过去200多年生产的产品的总量。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没有在理论上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当作社会主义特有的本质属性加以概括。这是无可指责的。但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视社会主义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也不能就此认为，他们没有把生产力置于社会形态的基础的决定性的地位上。因为，他们在分析社会形态时，总是十分明确地指出特定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以及它们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例如，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列宁则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748页）
从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本质特征的论断，有它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观察角度。我们不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定的思维逻辑来对待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否则，就可能发生厚此薄彼、非此即彼，把二者对立起来的错误。
二
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如此明确、如此精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那还有什么必要重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迫切要求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各国共产党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公有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且不断地变革私有制，建立起“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但严酷的事实却教训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卓有成效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反而几乎葬送掉社会主义。应当说，这绝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有什么过失，而是因为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不允许简单地生搬硬套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成结论。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作出能切实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理论概括。
肯定地说，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社会主义还相距甚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是成熟的够格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现实社会主义还只是不成熟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为，现实社会主义都不是资本主义有了充足发展、在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革命机遇中，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主客观条件还都不成熟，如果一定要依样画葫芦，强行建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建立的社会主义，那必定会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
既然现实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社会主义，那它们可不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呢？同时，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确实不完全等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之前的社会形态。这就要求对这种不成熟、不够格、却又叫作社会主义的社会的本质加以新的理论上的界定。这一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当今共产党人的身上。邓小平作为当今共产党的人杰出代表，出色地进行了这一工作，当然还不能说最终完成了这一任务。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正是对这种不成熟、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科学的界定。
邓小平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真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这种不成熟、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容许一部分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主义。而企图现在就把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搞成完全够格的社会主义，不论人们的动机多么善良，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这是无数惨痛历史事实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正像概括任何事物的本质一样，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可能只有一个视角，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即理论、运动、社会制度。它们分别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视角是社会形态。他们是通过分析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揭示任何社会形态的本质。例如，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低下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决定了共同占有、共同使有生产资料和平均分配的生产关系以及自然长成的民主制上层建筑。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力，则决定了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按计划调节生产和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以及阶级、国家、政党开始消亡的人民自治的上层建筑。这种通过提示社会形态各个要素以及它们内在联系的方法，能够鲜明准确地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即时性，即此时此刻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一一相对应的性质；并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后者对前者又有反作用。这种对应性或作用与反作用都是即时的，超前或者错后都会阻碍和延缓整个社会的发展。
而邓小平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视角，是社会运动或社会实践。他是通过论证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历史主体（人或社会机构）为实现自身目的而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提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在这里，目的是历史主体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手段则是历史主体为实现目的所实施的方针、政策以及各种物质的工具和精神的材料。这一方法的的显著特点是延时性，即运用手段和实现目的不是同步的，它们之间有一个时间差；采取手段在前，实现目的在后。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才可能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当然，实现目的也有前有后：有的目的可以提早实现，甚至现在就必须实现，如消除两极分化；有的目的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如消灭剥削；而有的目的则只有到成熟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如共同富裕；并且，手段的运用和目的的实现，都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过程，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当有些目的还没有实现时，如果用传统的思维方法来判断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就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而运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则可以肯定，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手段，完全能够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目的。具有这一本质的社会，当然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它还是不够格的。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手段和目的是一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而人们却很少把它们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对待。红军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以过河与造桥和乘船的关系为例，生动地论述过这一对范畴。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页）当然，手段和目的无疑具有相对性，总要依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当过河是目的时，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就是手段；而当过河之后需要完成一项新的任务时，过河就成了手段，这项新的任务才是目的。当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目的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不可少的手段；而当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目的时，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成为可供选择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制是手段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这里，确定何者为目的或手段，并不具有丝毫褒贬的意义。同时，目的的确定和手段的选择，也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各种具体条件决定的。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可以说是运用目的、手段这一对范畴的典范。他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所采取的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对于指导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容置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的同志机械地套有社会形态的视角和方法来剖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把五句话分解开来，简单地限定这句是讲生产力，那句话是讲生产关系等等，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却不可能提示社会运动（或社会实践）这一视角和方法的特点、优点与功能。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的巨大功能，在于它从现实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设定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直接的、渐进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且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头等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手段。而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和优点，全在于它的实践性或实用性。现实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直接参与的实实在在的社会运动，只有脚踏实地地制定出目标体系和手段体系，才可能实际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并且，这种目标体系和手段体系的每一阶段、每一层次，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
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断，既不互相对立，又不可互相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他用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断，从社会形态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全方位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既包括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也隐含着上层建筑的内容，因而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的把握。一方面，邓小平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从生产力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他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既表明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便抑制私有制经济实际存在的唯利是图并导致两极分化的倾向，又表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能够保障消灭剥削等目的的实现。如果社会主义的政权、共产主义执政党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居于主导的地位，在现实生产力水平下，只能助长和扩大剥削，导致两极分化，永远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的不少内容，都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找到根据。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主张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正如邓小平自己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同上，第116页）“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37页）又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关于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通过生产关系，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0页）。毛泽东则说过：“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6、197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邓小平之前，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明确地、概括性地表述过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没有提出和使用过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概念，更没有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作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概括，确实是邓小平的创举，是他的思想和理论中最为闪光的表现之一，也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加以深刻反思的结晶。可以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完全符合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维路线和思维模式。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从多方面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如何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
首先，他明确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所在。如前所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任何新生的或仍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共同具有的功能或使命。但是，不同社会形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又表现出质的区别。例如，所有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功能贯彻始终。它们自身基本矛盾的对抗性，最终会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走向自我否定，并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具有对抗的性质，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功能贯彻始终。又如，所有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功能，都是自发地、盲目地实现的，一切有产者阶级组织生产，并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更多地攫取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体自觉主动的行动，它的目的是为全体劳动者谋利益。此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社会主义较之以前的社会形态具有更好更快的特点。这就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上，第63页）
其次，他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完整的、全面的理论概括。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概括，是过去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
再次，他从现实社会主义实际出发，有层次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目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私有制经济成分，并且不可能在近期内消灭剥削，甚至如果引导不好，还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而实现共同富裕仍是相当长时期之后的事情。面对如此情况，只能如实地设计出逐步实现的目标体系，即在当前必须努力防止和坚决杜绝两极分化，然后在条件成熟时消灭剥削，最后才是达到共同富裕。应当说，这样的目标体系，是完全符合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
最后，如前所述，他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中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即手段是实现目的的前提，而目的则是决定采用手段的依据。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只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这一手段，实现目的只能是画饼充饥。一般来说，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中，目的具有确定性和导向性，而手段则具有可变性和灵活性。当目的确定之后，就应在选择手段的问题上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当一种手段一经试用效果不理想时，就应及时放弃，改用其他手段。这里不应固守一成不变的模式。但对某一种手段的取舍，则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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