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的实际轨迹：一个理论框架——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轨迹论文,框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熨平经济周期和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主要任务。那我国的经济周期遵循怎样的波动特征呢？本文使用H—P滤波法对中国1952-2007年的GDP波动率数据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GDP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7)
根据图 1可以发现，我国的经济周期以改革开放为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那么，中国的经济周期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呢？大量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包括“放—活”模型(樊纲等1994；林毅夫等，1994)、“投资周期”说(Naughton 1986；Imai 1994；Rawski 2002；卢万青等，2002；龚刚和林毅夫，2007)、“政治周期”与晋升激励和锦标体制说(Tao yifen，2004；范芳志等，2005；祝青，2006李斌和王小龙，2006；刘瑞明和白永秀，2007)、“信贷周期说”(Fung，2000；周扬，2001；宋国青，2003；刘霞辉，2004；蔡辉明，2004；宛圆渊，2005)、穆争杜，2005；刘涛，2005，“综合论”(张立群，2006；张连成，2006)、“改进的RBC模型”(卜永祥和靳炎，2002；Willi Semmler和龚刚，2003；龚刚，2004；陈昆亭和龚六堂，2004；黄赜琳，2005)。
中国的经济周期是与“转轨”和“市场成长”相联系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周期的特征表现为计划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共同决定和计划因素的逐渐退出、市场因素的不断增强的长期趋势。但是，上述文献均是从单一的视角来研究转轨时期我国的经济周期问题，而对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周期的成因和动态变化趋势均未作出论述。刘树成(2006)则弥补了这一缺陷，其对1953-2004年中国的经济波动进行了核算，得出了中国经济周期的动态变化趋势：从“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转变。但稍显不足的是，并未对其中的内生机制进行解释。“综合论”(张立群，2006；张连成，2006)做了这方面的努力，但这是文字意义上的说明，欠缺理论模型和框架。李勇(2010)基于“市场成长”对我国的经济周期进行了“体制性波动”和“市场性波动”的划分，得出了研究我国经济周期的基本框架，成功的证明了我国经济周期动态变化趋势的内在机理。然而，其关于代理人是风险中性和有限责任保护这一假设与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前提还有一定出入①。因此，本文试图引入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假设来证明混合模型中产出的决定和特征，并进一步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说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际轨迹。
二、理论模型
如上所述，由于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成长阶段)，也就是计划性因素的逐渐退出和市场性因素的逐渐增强。那么我国的经济周期既有市场性因素的所引起的“市场性波动”的原因，也有由于“计划残余”所引起的“体制性波动”的原因。李勇(2010)将“体制性波动”定义为由于计划体制的原因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所造成的波动，市场性波动定义为完美市场因素所导致的波动。对于市场成长，该作者认为就是计划因素的逐渐退出和市场因素的逐渐成长。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经济波动完全是由计划因素所导致的，在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波动则是由计划和市场两种因素共同导致，最终的趋势便是计划因素的退出和市场因素的完全主导。基于以上缘由作者建立了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论述“体制性波动”和“RBC”模型论述“市场性波动”的框架②。但是，该文在体制性波动中对于经理人风险中性的假设③还值得商酌。因此，本文首先引入风险规避假设来考察风险规避的混合模型次优产出的特征。
(一)风险规避模型
所谓“放—活”模型，主要是指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从未间断的经济波动，经济发展不是过冷就是过热(刘霞辉，2004)。经济学界对这一现象的总结是：“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活—乱”循环(林毅夫等(1999))。具体分析，就会发现“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风险发生的过程，而“死”就对应于逆向选择。于是，“放—活”模型实际上就是一个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时存在的混合模型。在分析前，先考虑此混合模型的具体情况：政府作为委托人将企业交给代理人(经理)经营，道德风险会影响到委托人(政府)与代理人(经理)。经理人为规避风险，契约在中期签订。假设政府在初始时已经拥有一个初始的甄别机制，政府通过经理的得到的随机利益依赖于一个可观察的变量：经理选择的产量水平(Y)，这个量可以确定代理人的类型该模型描述了这样一种经济环境：在一轮经济的扩张之后，政府决定实行调控，也就是“收”的过程，但由于操作的难度，政府根据随机原则选择收缩企业规模，在此种情况下高效率的企业还可能选择偷懒行为，“晋升激励”的存在加剧了这一趋势，从而导致了“死”的局面(逆向选择)，“经济增长目标”难以保证。政府见此种局面会威胁到经济增长目标的实施，因此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救市”(“放”)，但由于国家的性质导致了国有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竞争中取得优势，于是经理人深谙此道，这无形中就为他们增加了一个“有限责任”保护，而“晋升收益”的存在同样也增加了经理人冒险的激励，从而导致经理人不顾风险和自己的成本开始生产(“活”)，从而导致过度的产出和经济过热(“乱”、道德风险)，而这种“乱”的结果到非常严重的时候，政府又开始收缩规模，进入“收”的过程，从而进入下一循环，如此往复下去。在这种循环环境中，可以发现“晋升激励”、“投资饥渴”、“预算软约束”、“金融控制”等方面发生作用的机制④。
在明确了这些条件后，本文做出如下假定⑤。
很显然，由于面临信息问题，政府和企业会面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实际生活中产生的问题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相伴随而发生的。举例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能了解公司的信息，在“晋升激励”、“预算软约束”的驱使下，低效率代理人在一定激励约束条件满足之后便有激励隐瞒自己的真实成本，冒充高效率代理人盲目扩大产量，从而产生出危害委托人的行为(隐藏行动)，这便构成了“道德风险”；政府上当后，由于不能区分信息，便一以概之对经理进行惩罚，同样是在“晋升激励”、“预算软约束”的驱使下，导致高效率的代理人伪装成低效率代理人选择偷懒行为或直接退出市场(隐藏信息)，这便是“逆向选择”。因此，我们发现基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混合模型用来解释“放—活”是合适的。本文则希望证明的是，在混合模型发生的情况下效率损失和配置扭曲要比单纯的“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这种恶性循环很难破。
通过上述框架，委托人可以根据两个变量监督代理人：产品质量的高低和实际生产产品的数量。通过前面对于经济环境的描述，本文以“逆向选择”发生在“道德风险”之前的混合模型来说明问题。
这一契约的签订和实现顺序如下：代理人握有自己公司类型这个私人信息，政府则根据随机原则挑选经理，在挑选完毕后经营自己的企业，而公司经理再根据自己的收入选择自己的努力程度，最终形成公司的决策，政府再根据产量的效率来选择晋升的经理人，并随之进入下一轮循环。
在这一模型中，优质企业的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及“逆向选择”约束为：
式(9)的经济学意义为：面临信息不对称，加速模型的机制发生作用时，高效率企业的代理人通过努力获得的收益足以弥补其成本，从而高效率企业的代理人仍旧选择以前的产量水平；但是低效率企业的代理人就不同了，由于通过其努力获得的收益
(二)各种模型的比较
在上一部分，本文已经解出了在代理人是风险规避时次优产出的决定和转移支付的分配问题，本文现将信息对称、纯粹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的模型做一对比。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与完美信息市场相比，在信息不对称时，纯粹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的模型均面临着效率损失；从代理人的期望水平角度来看风险中性混合模型的效应为纯粹“逆向选择”时的信息租金(Δθ
)和纯粹“道德风险”时的有限责任租金(
)之和，但在风险规避的混合模型中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水平却仍旧与纯粹“逆向选择”时的结果一样，那么是不是风险规避的混合模型的效应就完全与纯粹“逆向选择”的结果相同呢？接下来我们便考察一下转移支付，风险中性的混合模型的效应仍旧是纯粹逆向选择和纯粹道德风险(风险中性)的效应之和，在看一看风险规避模型的混合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模型的混合效应比纯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效果要大得多，但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12)；在次优产出的决定方面，风险中性的混合模型与纯粹“逆向选择”的模型相同，高效率的企业不受影响，低效率的企业向下偏离，但通过关门条件，低效率经理人给政府带来的期望效用大于由政府产生的“逆向选择”租金和留给低效率经理人的“道德风险”租金时，劣质企业就有模仿优质企业的激励，而提高努力程度则意味着承受了低效率代理人更多的风险，从而说明了纯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对于次优产出的影响。在风险规避的类型下，虽然高效率企业的次优产出水平不受影响，但低效率企业的次优产出已经和纯粹“逆向选择”时的次优产出水平有所不同了。通过式(9)可以看出，风险规避下低效率企业产出向下波动是风险中性混合模型的向下偏离度与高效率企业经理人期望支付效用函数的乘积，同时也是纯粹“道德风险”和纯粹“逆向选择”乘积的函数，从而进一步证实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风险规避下产量下降的程度比完美信息、风险中性和纯粹“逆向选择时”还要大(13)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风险规避模型中“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是相互影响的，风险规避模型中产量下降的幅度要比完美信息模型和风险中性模型下降的幅度还要大，从而更加有利于解释“体制性波动”所体现出的“大起大落”趋势。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际轨迹
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本文将我国经济的实际产出水平理解为完美信息市场的产出水平与信息不对称市场的产出水平的函数。其中完美信息市场的产出我们就将其定义为市场性产出，根据前述文献的研究，信息不对称是由于计划体制残余(“投资饥渴”、“晋升激励”等)所引起的，因此本文就将此定义为“计划体制性产出”。对于实际产出水平，本文假设在市场成长中其函数满足线性关系，那么实际产出水平函数便满足下述关系式：
下面我们就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实际轨迹进行探讨。在第二部分，本文得出了风险规避模型次优产量的决定方式和产出特征，其定义式为：
(
通过式(17)和式(18)可以发现：(1)
(i∈｛0，6｝)构成了体制性波动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其大小取决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效应以及两者之间交互效应的强弱，
(i∈｛0，3｝)体现了市场性波动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其大小取决于各要素(资本、劳动、技术和政府支出)冲击的强弱；(2)在短期，中国经济周期的实际轨迹遵循式(17)，长期则遵循式(18)，说明了技术冲击在我国经济周期中的重要性，随着市场性因素的不断增强，其重要性还会逐渐加大。
四、结论
本文在风险规避的前提下重新考察了信息混合模型中产出的波动问题，结论证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也证明了产出下降的幅度要比纯粹“逆向选择”和风险中性的混合模型产出下降的幅度还要大，从而证实了运用风险规避模型解释“体制性因素”所导致的“大起大落”问题的优越性。
基于此，本文通过具体的函数设定和李勇(2010)的文章中关于“市场性波动”的结论得出了中国经济周期长期和短期的表达式，证实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分为“体制性波动”和“市场性波动”的假设。中国经济周期的表达式表明：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素在连续时间的作用下是引起“体制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资本、政府购买的冲击则是影响“市场性波动”的重要因素。在长期，由于“市场性因素”的在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断增强，资本和政府购买会逐渐收敛于稳态，技术冲击将构成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力量。因此，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合理的应对技术冲击将是我国进行经济周期调控的主要手段。
附录：数学证明
(一)优化模型的证明
我们对正文中政府的最优规划问题(7)进行优化。
首先，化简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约束式(1)和式(4)，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将代理人的“逆向选择”约束式(2)和式(3)进行简化，并假设式(f1)和式(f2)等号成立，即委托人要给两种类型的代理人相同的支付差额
，代入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注释：
①研究“晋升激励”的大多数文献均是基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这包括周黎安(2005、2007)刘瑞明(2005)。为了保持一致，本文有必要对风险中性的模型进行拓展。
②对于“市场性波动”的具体形式，本文不再重复，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李勇的研究(2010)。
③风险中性模型第一个缺陷便是解释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交互作用，第二个缺陷便是其产量的偏离与纯粹“逆向选择”模型相同。
④在这里，逆向选择表现在死的过程中高效率的代理人选择偷懒行为或者是退出市场(隐藏信息)，道德风险表现在低效率的代理人冒充高效率的代理人(隐藏行动)，扩大产量。
⑤模型中，下划线变量代表优质企业的决策集，上划线变量代表劣质企业的决策集合。
⑥在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认为转移支付t是经过晋升收益调整的。对于“晋升激励”和“锦标体制”，新近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的激励结构中，政府控制权的增大具体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官阶的上升(周黎安，2004；Li，H.，Zhou，L，2004；Ye Chen，et，al，2005)，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钱颖一等，1997)。从政府控制权收益的角度出发，财政分权激励可以理解为一种政府官员的横向“自我晋升”激励，传统的晋升激励可以理解为纵向晋升激励。因此，财政分权激励可以容纳在一个基于政府控制权收益的晋升激励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政府官员的竞争实质上是对财政经济激励带来政府控制权收益和相对政治位置带来的政府控制权收益的“混合竞争”(周黎安，2004；周黎安，2007；刘瑞明，2005)。在李勇(2010)的研究中，证明了晋升收益并未对函数结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不再设立单独的函数，而只用t表示晋升收益和货币支付收益之和来表示代理人的总收益。
⑦e取1表示以代理人期望的努力水平进行生产决策，e取0表示代理人偷懒。
⑧限于篇幅，具体推导见附录(一)。
⑨具体证明见附录。
(11)基于研究目的，表中所列的纯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模型的具体结果均是基于风险规避的，风险中性的请参见拉丰、马赫蒂摩的研究(2002)，风险中性的混合模型结果请参见李勇的研究(2010)。
(12)具体推导见附录(二)。
(13)具体证明见附录(三)。
(14)在这里，本文将市场性产出定义为完美信息市场的产出，这与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市场不太一样。
(15)在李勇(2010)的文章中，作者已经对市场性波动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轨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具体推导参见李勇的文章(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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