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十大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生产力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生产力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宝库中的精品。邓小平生产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既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作出的精辟的理论阐述，也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邓小平生产力理论表现出了完整的理论继承性、强烈的实践现实性和合理的科学创新性。
邓小平生产力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按照笔者的眼光和理解，本文归纳分析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十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以此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
一、从发展生产力的理性分析到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标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主要是围绕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展开的。这个规律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的要求，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生产力理论还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用来发掘人类社会历史的底蕴，找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揭示人类社会在未来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也用这一理论说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由此，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工人阶级当时还处在被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当务之急是获得解放，主要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要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到了，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于当时工人阶级处于争取缩短工时，增加劳动报酬的经济斗争，并向组织阶级队伍和开展夺权的政治斗争过渡，此时不但提不出从事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而且因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对生产力进行破坏活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主要涉及解放生产力的内容。可见，生产力发展问题是一种理性分析，还只是一个构建生产力理论规律的逻辑起点，而尚未构成一个指导现实的实践标准。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发展是曲折的，在马克思以后，列宁、毛泽东都对此作出过贡献。但是，列宁的有价值的思想尚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实际工作中也未得到系统全面的实践，他就匆匆离世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也作过许多重要论述，但令人痛惜的是毛泽东围绕生产力发展提出的许多闪光思想，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自始至终地贯彻落实，甚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日益背离了正确的思想，一方面把着眼点转移到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上来，热衷于建立越大越公越纯的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错误地估计阶级矛盾的形势，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仍旧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此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失误有其时代的原因和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理解上的问题。[1](P25)
由于种种原因，列宁、毛泽东都没能完成全面、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任务。这一历史使命是由邓小平来完成的。一方面，他极端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科学、正确的阐述，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另一方面，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伟大社会实践，并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功。邓小平主要在生产力要素理论、生产力动力理论、生产力水平理论、生产力地位理论、生产力作用理论、生产力创新理论、生产力发展理论以及生产力环境理论等领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达到了空前完善的高度。
二、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作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关系作过深刻论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2](P211)自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考察以后，世界科技和经济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一百多年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既是对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总结，又是对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展望。
一百多年后，邓小平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上，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紧紧地跟着时代的变化创造性地作出了新的科学的概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指出过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主张把企业技术进步作为整顿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进入70年代后，邓小平肯定“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深刻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P87)1988年9月，邓小平在几次重要谈话中反复强调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P274)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又说，“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4](P275)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再次强调指出，“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P377)
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密切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态势，清楚地表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崭新观点，这一理论观点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与现实的适用性相统一的特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是理论上的进一步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化、丰富和发展。其次，这一理论结论是从总结当代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中提炼出来的，因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或现实意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越来越主要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正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邓小平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邓小平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正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邓小平还十分重视教育，注重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只有使广大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从低生产力水平要搞社会主义到低生产力水平不要搞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解放生产力理论，设计了在一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多国胜利”学说，但是马恩的这一预见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成熟或成为现实。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学说，即在世界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在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今天有鉴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或巨变，迫使人们反思，所谓“一国胜利”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而不得不变更生产关系；而是在某些国家，这些国家既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或者封建主义国家，或者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或者是封建制、农奴制与资本主义相混杂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尽管矛盾也很尖锐，但矛盾解决的结果却不应该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必须是发达的资本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时面临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低下的。列宁不得不承认当时“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并且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然而，列宁一方面承认俄国当时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却尖锐批评了在落后的或不发达国家不去进行革命、要等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后再去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5](P690-691)
在当代，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国家都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境况，这些国家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同当时的俄国有极相似的地方。邓小平面对世界的实际，吸取历史的经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处理同类问题，邓小平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略。邓小平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的谈话中指出：“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4](P261)邓小平在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的谈话中又指出：“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4](P289-290)
从以上列宁主张的低生产力水平要搞社会主义到邓小平主张的低生产力水平不要搞社会主义，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已作出了充分的见证和证实。列宁说过，“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5](P692)但是，第一，列宁所说的“胜利”只是革命的胜利，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却是失败的，乃至于发生改革，最后使苏联解体，革命胜利也只是暂时的；第二，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制度”的生产关系，从长期看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联（包括东欧国家）所以要进行改革，表明原来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难以正常运行的一种本能反应；第三，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经过过渡时期，然后进入社会主义还是进入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苏联的选择错误，致使后来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跟着犯了历史性错误。前苏联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马恩所预示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建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而不能建立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违反了客观规律，因此，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和巨变具有客观必然性。[6](P60-61)
邓小平主张低生产力水平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四、从生产力的一要素论到生产力的多要素论
1949年9月，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驳斥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的唯心历史观。艾奇逊污蔑中国暴发革命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的原因。毛泽东揭示了中国革命真正原因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所致，不是人口太多的缘故。毛泽东说：“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7](P1510)为了进一步批驳艾奇逊的唯心历史观，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7](P1511)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7](P1512)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的迎头痛击，批驳得他体无完肤，大快人心！同时，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生产力的一要素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靠肩挑手提或手工劳作，人力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甚至是唯一要素。这反映了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实际状况。
邓小平关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生产力结构内容方面，邓小平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创新命题，而且还特别重视管理，把管理同科学技术并列，作为生产力的重要要素。邓小平在1980年8月答意大利记者问时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3](P351)邓小平又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3](P1291)“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3](P150)邓小平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生产力多要素理论观点。
从生产力的一要素论到生产力的多要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科学、技术、管理都一样，都是从人的要素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因素，它是人的智能和才能的表现，是人的智能和才能外化为制度和规范，成为制约人的行为力量。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生产中的龙头要素，那么管理则是现代化生产系统中的神经要素。科学的、系统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论的出现，就标志着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也是一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重要的要素，所以邓小平形成了管理也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邓小平重视宏观的管理，也重视微观的管理；既重视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也反对照搬照抄别国模式。“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搞中国特色”，[3](P256)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
五、从管理的二重性到管理生产力的一重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很重要的一段话：“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8](P368-369)理解马克思这段话必须注意：一是不要把“资本主义管理”等同于一般抽象的“管理”，“资本主义管理”已经贴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标签，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二是马克思讲“生产过程本身”也是讲的一般生产过程，如果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么他直接讲“生产过程”就行了，而这里讲的是“生产过程本身”，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二重性过程。三是“生产过程本身”二重性的内容，一方面是制造产品使用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创造价值或价值增殖的过程。商品使用价值体现自然属性，商品价值（增殖）体现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又呈现两种情况，即对抗性的阶级关系，还有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大量的重要的是非对抗性的，并不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时下认为管理具有二重性，大概都源于此说。这是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似是而非的一种错误结论。邓小平澄清了这些观点，明确提出了管理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他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3](P351)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明确了生产管理与科学技术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且把管理与科学技术并列，也是把管理纳入到生产力的范围来看待，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
从管理的二重性到管理生产力一重性，是对管理和管理科学的一种提升。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说到底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是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都是改革的应有之义。管理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管理的现代化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的现代化必须同步发展，首先必须同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发展，决不能用落后的管理方式来管理现代化的大生产过程。所以邓小平提倡和号召学习管理。“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3](P153)管理一重性，为向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管理的学习与借鉴铺平了道路。
六、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反作用到突出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关系时，较多注意生产关系而较少涉及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论述二者关系时，他们比较强调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突出了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无从得到发展的一面，而较少具体论述生产力自身如何发展，以及生产力如何推动生产关系前进。毛泽东的理解当然受到影响，他在运用这一理论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强调过分，把生产关系的相对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独立性，以为人们可以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利用政权的力量，根据自己主观意愿的需要任意构建和变革生产关系，形成了强化生产关系反作用的思维定势，乃至导致过分夸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P25)最终被四人帮利用而形成“上层建筑决定论”的错误逻辑。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认识上和实际运作上形成误区，即只在生产关系中寻找生产力发展与否的根据，似乎生产力发展可以完全归结为生产关系问题，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变成了决定生产力发展与否的唯一作用，而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被完全忽略了。[1](P26)
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或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4](P137)“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P28)“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4](P141)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有创新，在认识上有纠偏，而且在工作上有新举措，在方法上有新办法。
首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讲话中提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样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3](P87-90)“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4](P378)
其次，强调教育，培养人才。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3](P95)“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3](P40)“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我说的是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要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发展半倍。现在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4](P26)同时，邓小平特别注意通过物质利益原则、收入差别原则、先富原则和共同富裕原则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发展。
再次，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可以创造激活生产力的内部机制；开放，可以开辟发展生产力的外部环境。邓小平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4](P237)“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4](P266)
七、从革命解放生产力到改革也解放生产力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9](P769-771)过去，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毛泽东的许多观点还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落实，有的甚至还违背正确的观点。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4](P116)这种批评是客观的和衷恳的。邓小平针对毛泽东上述观点还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P370)这是因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4](P81)，而且，“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P113)同时，革命不仅仅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所以邓小平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3](P311)可见，革命既有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有变革生产力的革命，无论是哪一类革命，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首先就是坚持生产力决定论。“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邓小平不仅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而且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
八、从以生产关系论社会主义本质到以生产力论社会主义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直呼为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多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入手加以解答，通常使用“特征”、“基本特征”、“本质特征”等概念来描述“新社会的轮廓”。经典作家们没有专门著作从而集中论述，只是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搜集起来，大概归纳为：关于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并对全部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以及旧社会的痕迹等等。后来人们加以再概括就成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三个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生产力水平包括进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马恩设计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是在一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胜利后在生产力水平上肯定是世界上最高的最发达的。这是不必质疑的一个理论前提。但是世界历史没有按照马恩的预示运行。在已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有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的甚至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生产力水平低下甚至十分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极其严肃地摆在了人们面前。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多次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4](P137)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4](P369)邓小平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研究和探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全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P373)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概括具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从“特征”到“本质”，体现了邓小平从社会制度的深层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内容上从社会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深层次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创新。其次，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突出了生产力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对生产力理论地位的提升。再次，社会主义本质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科学统一。特别是生产关系方面的概括回避了“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字眼，但却坚持了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目标与结果，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种表述的科学性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因为根据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实际，邓小平对上述社会主义三大特征做出了科学修正和调整，用“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主体”调整了“公有制占全体”和“按劳分配占全体”，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表明了邓小平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写进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有利于科学地正确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P225)“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3](P312)把生产力内容写进社会主义本质中，有利于从根本上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了生产力的地位，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九、从用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促进生产力到用生产关系的“适应性”推动生产力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0](P235-236)邓小平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主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P370)问题的症结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关键不在于是否变更、改革、调整生产关系，而在于怎么变更、改革、调整生产关系，按什么标准来变更、改革、调整生产关系。问题的要害是用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用生产关系的“适应性”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刚结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还没有巩固和发展就很快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还没有立稳脚根又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关系越来越“先进”，对生产力的阻碍甚至破坏也越来越严重。邓小平指出，“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4](P227)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频繁变更生产关系，追求公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事实上建立了一个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谓“超越阶段”就是超越了生产力实际水平的发展阶段。换句话说，也就是生产关系的超前发展，以为在先进生产关系中生产力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其实直接违反了客观规律。事实上，先进的生产关系只有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没有生产力基础，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不论其理论上和道义上多么先进，也只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关系的进步性不能用意识形态的道义标准去评价，只能通过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去衡量。邓小平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早有看法，当时他就曾主张“包产到户”并要求“合法化”。他指出：“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退了才能前进。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11](P323-324)
其实，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就是对生产关系的最大变革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其核心就是“退”，这种退是从生产关系的“先进性”退到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上来；是从“越大越公越好”的公有制占全体，退到公有制只占主体，其他所有制共同发展上来；是从传统的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退到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这种“退步”，本质是历史的进步。
十、从用计划经济方法发展生产力到用市场经济方法发展生产力
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矛盾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它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决定性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没有亲身从事社会主义实践，对未来社会只是设想和推测，难免不出现差错。他们设计未来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按照统一的计划安排而有序地进行，即用计划经济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论证不可谓不充分：一是认为未来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用计划组织社会生产活动；二是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其结论也预示未来的社会要搞计划经济。这个论点长期以来禁固着人们的思想。不仅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且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们也同样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勇气，深入考察和分析了中国的实践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在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创新。首先，邓小平从理论上指出，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性”范畴，而不是“制度性”范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P370)他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组织积极性的发挥”。[4](P237)“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4](P149)邓小平反复强调，“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4](P138)其次，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指明了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论范畴，不体现姓“社”姓“资”的社会制度属性。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4](P203)在谈到市场经济时，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用这个方法来发展生产力。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摘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P236)在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时，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伪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4](P148-149)最后，邓小平还从理论上指出，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工具或手段的范畴。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4](P367)为了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邓小平进一步论证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P373)
邓小平生产力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境界。邓小平生产力理论既是开放的理论，也是发展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将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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