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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措施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陆文聪
近年来，全球粮食供求形势恶化，国际粮价持续大幅上涨，世界饥饿人口快速增加，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轮全球粮食危机主要与两点因素有关，一是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等传统因素导致世界粮食减产；二是近年来在金融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出现的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和投机行为，及一些发达国家和粮食出口国过度开发生物燃料、争夺粮食资源行为等非传统因素，加剧了世界粮食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可以预料，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尽快改革现有农产品贸易秩序，调整生物能源发展政策，建立应对粮食危机的国际合作机制，那么世界粮食供求紧张和粮价上涨趋势将可能继续长期存在，并最终给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国家带来更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尽管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7年增产，实现了显著的恢复性增长，2007年以来全国粮食总产连续4年超过5亿吨，但我国粮食需求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存度仍在不断提高，严峻形势从未缓解，供求平衡相当脆弱。近年，继大豆之后，玉米也成为我国粮食净进口规模较大的品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的人口大国来说，审视国家粮食安全状况，判断粮食生产和需求变化，除了充分考虑耕地面积减少、水资源短缺和自然灾害影响粮食生产能力，人口规模扩大引起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和经济收入水平提高引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等重要因素以外，还应该特别关注国际粮食政策和价格波动对国内粮食生产和需求的影响。据我们的最新研究表明，未来我国粮食生产增长仍将低于需求增长，粮食产需缺口仍将呈现扩大趋势，粮食自给率目标低于95%，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的供求缺口将继续扩大。同时，国内粮食供求也将出现更明显的区域失衡，华东和华南地区粮食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东北和华北粮食主产区供给能力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预计到2020年，世界粮食可贸易量将从目前的约1.4亿吨减少至约1.2亿吨，我国粮食进口将面临较大压力。在这样的国内及国际粮食产需预期下，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稳定，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就必须立足国内，基于国内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来实现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并继续将实现我国粮食基本自给制定为基本政策目标。
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第一，必须强化耕地保护制度，切实稳定粮食生产能力。近年，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使我国大量具有明显粮食生产区位优势的耕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对此，我们应在着力提高耕地法律保护制度有效性的同时，探索和建立市场化耕地保护制度，从根本上减缓耕地流失，切实稳定粮食生产能力。这既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必要条件，也将是我国农业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二，必须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我国是水资源短缺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近年，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及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加强对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存在的农田水利设施不足、配套不全和老化失修等问题，提高粮食生产的用水保障和灾害应对能力，实现我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
第三，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对粮食生产的增产效应。当粮食价格处于一定范围内的上升时，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必要干预粮食市场，相反，应该利用粮食价格上升的机遇，给予农民充足的价格信号，引导农民扩大粮食生产。同时，政府应继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并根据生产成本变化予以动态调整，着力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第四，加强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扩大国内粮食供给的国际空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农业资源与环境问题恶化及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粮食将逐步成为如石油一样的另一种重要的国际性战略资源。因此，我国应从国际政治、投资和贸易等多方面入手，建立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国际合作机制，以保障国际粮食资源的国内供给。
第五，建立粮食与市场政策分析系统，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内外环境因素相当复杂，且将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科学的粮食与市场政策分析系统，跟踪分析气候、自然资源、人口与经济增长、农业政策与技术、消费结构、汇率和国际市场等国内外因素对我国粮食产需关系的动态影响，以提高政府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食为政首：历史的经验
王利华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其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受到热议，一些人士不断提出警示，而另一些人士则不以为然。两种观点此消彼长，各有所据。最近中国CPI持续高位运行，粮油食品价格猛涨，使有关争论更具现实针对性。
粮食风险是与生俱来和普遍存在的人类生存难题
基于中国粮食总产连续多年平稳增长的事实，目前粮油食品价格上涨应属“流通性”而非“产能性”的安全问题，即非因粮食总产下滑、供需关系失衡所致，因此对当前的价格波动不必过分恐慌。但目前粮食市场形势仍给我们提出了严重警示，粮食风险乃是一个亘古延续的生存难题，其可能发生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任一环节。文明的高度发展并不能彻底消除粮食风险问题，因此我们仍可能面临粮食危机。
从根本上说，稳定和增加粮食生产，防止因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造成“产能性”的粮食风险，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也是稳定社会的基石。在中国历史上，灾荒饥歉曾无数次残酷地吞噬了亿万生命，粮食匮乏常常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自然灾害、粮食短缺、饥民流徙、社会动荡之间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历史的悲剧曾不断重演，汉、唐、明、清等强大王朝后期的社会大动乱都与连年自然灾害和重大饥荒直接相关。中国如此，外国亦然。从19世纪的欧洲革命风潮到最近中东、北非的动荡，都与粮食短缺密切相关。在当代国际关系博弈中，粮食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很可能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致命武器，在敌对和战争状态下尤其如此。历史反复证明：缺粮必生内乱，无粮必定自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成就巨大，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实现了数千年难以实现的政治梦想。然而这样的成就使今人淡忘了饥饿的记忆，青年一代更不知饥饿之苦，“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疑问和粮食风险警告难以引起高度警觉。冷静观察当今世界的粮食形势，客观分析实际国情，中国粮食供需关系紧张的基本态势仍将长期持续，一定程度的粮食危机仍可能随时不期而至。粮食匮乏比其他任何物资短缺都更易导致社会矛盾表面化、集结化和尖锐化，这是一个被反复证明的历史规律，绝不能等闲视之。
继承“食为政首”的政治理念
历史曾经反复证明：无粮不聚兵，无粮不安民，无粮不有国。没有粮食，任何发展都将失去意义，任何繁荣都是虚像。从长期历史变迁观察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古今情势既有变化，亦有不变。不变的方面自当继承，变的方面则需深入研究，妥善调整，与时俱进。我们认为基于中国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国情，以下方面必须高度重视。
一要继承“食为政首”的传统，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粮食具有超越一般经济产品的重大战略意义，必须着眼于全局而非仅从经济层面认识和对待。随着历史发展，包括人口、资源、技术条件、经济布局、社会制度等在内的许多基本国情发生了变化。因此，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我们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顺应世变、审时度势，正确认识和宏观把握粮食安全问题，做好粮食发展保障战略的顶层设计，把粮食安全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落实于各级政府的考核制度中。
二要稳定粮食种植规模，保障广大粮农的经济利益。当今增加粮食总量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单产，而珍惜现有耕地、稳定生产规模则是其基本前提。目前农业与非农业用地经济利益畸形失衡，土地流转、使用存在混乱。因此，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坚决遏止基本粮用耕地大量流失、抛荒和改作他用，谨防因种植面积大幅缩小引发粮食危机。自然经济时代，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犹须不断劝农、安农；当代社会谋生择业的途径日益多元化，农业生产资料和产品愈来愈高度依赖市场，粮食生产收益过低必然导致精干农民离农弃耕，对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为防范“产能性”粮食风险，必须在制度建设、粮价调整、技术支持、金融保障、农资供给等诸多方面综合协调，通过有效政策和措施，保障粮农经济利益，为其排忧解难，提高生产积极性。
三要促进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提高对灾害和风险的防御能力。尽管当代中国农业科技快速发展，但仍尚未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水、旱、霜冻、病、虫等各种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威胁依然很大。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化学品和生物技术的滥用，造成了严重生态污染与环境恶化，给中国粮食安全提出了许多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挑战。当前为保障中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特别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需整体升级，同时要坚决保护、积极修复并努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在今后一个时期，还需立足于大灾防御，增强预防、应对能力。
四要着眼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大局，构筑中国粮食安全的坚强防线。粮食贮藏消耗大，运输成本高，运销过程复杂，市场流通性的粮食风险天然存在。鉴于粮食流通贸易不断发展，全球粮食供求关系持续紧张，金融危机或将向粮食领域蔓延的态势，我国应在确保粮食基本自给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国际粮贸空间，发展海外粮食种植经营，力争国际粮价话语权。同时，特别要站在捍卫国家主权的高度上，谨防他国“以粮制华”和境外资本对国内粮食市场的恶意入侵。
以专业化解决分散经营问题
邓大才
粮食种植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种粮农民及农用土地是关键。因此，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应集中对种粮农民的种植情况及农用土地的利用情况等进行研究，并基于此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进行宏观判断，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谁在种粮
现在中国农村流传一句话：种田的都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也就是说，现在种粮的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确实，在调查中我发现很多个案都是如此，如在洞庭湖平原，一个自然村200多人，却只有30多个人在种粮，其中50岁以下的仅有2人，其他都在60岁以上。据华中师范大学“百村观察”项目调查结果显示，在2275份种粮农户的有效问卷中，有15%的种粮农民在60岁以上，而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中有77%的人从事粮食种植活动。可见，种粮老龄化趋势非常明显。
谁愿种粮
调查进一步发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耕地以出租或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且有部分土地处于自然生产或随意种粮的状态，而中西部山区则有大量曾经种植粮食的耕地、坡地、岗地抛荒。究其原因，农民表示，距离太远、种植成本太高，不划算。据调查结果显示，有23%的农户不再种粮，其中江苏为67%，湖南、湖北分别为34%和25%。另外调查数据还显示，有49%的农户表示过去五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
怎样种粮
进一步对种粮农户调查发现，其中专心、安心种粮的农户不多，很多农户是兼业种粮，还有些农户是随意种粮，甚至有些农户从事自然再生产。据“百村观察”调查结果显示，34%的农户兼业经营，边务工经商边种粮。在种粮农户中，有59%的兼业农民表示种粮没有以前认真了，有38%的农户表示种粮是为了解决口粮，而不是为了挣钱。
种粮效益如何
曾有农民表示种粮的效益赶不上务工。现在种粮成本太高了，一亩地种双季水稻，需要一季的收益支付成本，最后的纯收益也只有七八百元，而即使在县城务工，一天的报酬也是100元，技术工种可以达到120元，一周的打工收入相当于一亩地的收益，10周即70天的打工收入相当于全年的种粮收入。据“百村观察”调查结果显示，超过37%的受访农户表示种粮“挣不了钱”。根据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可知，2009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497.9元。显然种粮不仅比较利益低，而且纯收入更低。因此，许多农民表示，种粮不如打工后买粮划算，“打工—买粮”成了不少农户的选择。
针对粮食安全的判断与建议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可以作出如下判断：一是种粮的农户尤其是专业、专心、专职种粮的农户在减少，而兼业农户和自然生产的农户会越来越多。二是随着非农业化程度的提高，耕地面积在持续减少。如果农地无法顺利流转、适当集中，许多耕地会减少或者不提供商品粮食，进而影响粮食安全。三是粮食安全的成本太大。虽然自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实现粮食丰收，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但目前的小农分散经营方式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代价太大，许多宝贵的资源被用来低效地生产粮食，即低效的“狼群战术”使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过低。四是粮食安全存在不确定性。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以粮食为增收的主要手段，因此，农民是否会长期种粮主要受粮价的影响，一旦粮价下降，农民就会减少粮食生产，进而影响粮食产量和安全。
对此我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推进农地流转，逐渐将耕地向会种粮、愿种粮、想种粮的农户适度集中，鼓励种粮“中农化”。二是鼓励老年农民流转农地，将土地出租给青年农民和种粮大户，各级政府对大户和专职农户进行登记和定点帮扶，实施种粮“专职化”。三是对于大面积抛荒的地区，允许资本下乡，鼓励企业从事农业开发和经营，发展粮食生产基地，种植绿色、有机粮食，提高粮食品质，打造粮食品牌，推进种粮“资本化”。四是鼓励基地、大户种粮，将现在以耕地数量为依据的补贴制度改为定向补贴，向种粮大户、高品质的种粮基地倾斜，实施粮食补贴“定向化”。
科学界定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
曾福生
近些年，在“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背景下，各种粮食利益主体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粮食安全责任划分不合理，责任界定模糊，责任分担存在随意性和笼统性。共同的责任导致共同推卸责任，这已经严重影响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只有科学地界定和规范其责任关系，才能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
基于相关主体的粮食安全责任
保障粮食安全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粮食生产者、消费者、粮食企业和政府四方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行为。可以说，粮食安全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政府粮食安全责任的框架。粮食安全是一个全国性的准公共产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政府自然是粮食安全责任的主体。政府责任的履行，关键是要把握好政府责任的边界，即要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从长期看，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建立一种稳定的长效机制，应对市场波动。同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来确定各级政府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责任。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要在进一步完善粮食省长负责制的基础上，构建全面、分级的政府责任体系，将政府责任延伸到市县政府；建立四级粮食储备与宏观调控体系，构建多元考核监督体系，将粮食安全的责任落到实处。
政府方面，中央政府要在引导和规划、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制度保障、组织协调等方面逐步建立系统、完善的粮食安全责任保障体系；而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划分，对本地区粮食市场进行调控。
粮食企业的粮食安全责任。粮食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包括：一是合理利用资源，建立健全本企业内部责任制，加强与政府、社区的沟通与交流，积极支持和配合政府的各项措施。二是要发挥企业在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粮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通过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改造人力资本和提高管理者素质等措施，实现保障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责任。三是国家储备粮承储企业应通过管理行为规范化、业务操作标准化、管理手段信息化、管理制度科学化、储备粮规范化来实现企业代储责任。四是通过建立价格协调机制、贯彻落实粮食收购制度等引导农民科学种田。
农户的粮食安全责任。农户的主要职责在于要自觉参与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大粮食生产要素的投入、改进粮食生产的技术水平、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优化粮食结构、提高粮食商品率、完善家庭储备设施，通过政府、社区管理和自我服务方式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粮食安全责任。高校和科研院所承载着先进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任务。其责任就是要大力发展粮食科技，加快科技创新，培养教育新型农民和农技推广人员，加强粮食政策、粮食市场和相关理论、实践的研究，让科研技术成为粮食安全的保护伞。
基于区域视角的粮食安全责任
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全局性，中央政府在宏观上把握好粮食安全的大局，解决粮食生产收益外溢和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实现粮食安全的均衡发展与粮食安全公平。同时，粮食安全又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任何区域都不能推卸责任。
粮食主产区的保障粮食安全责任。粮食主产区进一步落实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创新粮食产业组织。重点加强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建设，保护耕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科技支农、科技支粮，培养新型粮农，建立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施粮食贸易适度促进，为全国提供主要商品粮源；建立农业产品产业监测预警机制和市场监测预警；建立健全粮食安全责任考核评价体系和工作机制，将粮食安全责任层层落实。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保障粮食安全责任。一是要着力加强产粮大县建设，确保稳定现有自给水平，坚决防止和纠正放松粮食生产、忽视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的倾向，严格保护耕地，巩固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确保稳定的粮源。二是健全粮食储备制度，确保安全的储备。落实粮食储备规模，加强粮食储备管理，健全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加强粮库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保证粮食的市场调控和应急供应。加快粮食市场发展，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高保供稳价能力。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预警应急体系，加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管粮，确保突发事件和应急情况下的粮食供应。四是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协作关系。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粮食安全责任
粮食产业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多层次的网状结构，需要从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全方位设计粮食安全保障制度。
粮食生产安全责任。要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实施粮食战略工程，进行一场粮食产业化革命。在粮食科技投入、技术推广服务、新型粮农培养、耕地数量保障和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组织创新等方面加大力度。在加工安全方面，要促进粮食生产的标准化和精细化水平，做好粮食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粮食流通安全责任。制定支持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建立合理、规范的粮食物流运营体制，制定粮食物流发展规划与物流标准体系。在基础设施、技术装备和物流信息等方面加大投入，建设高效率、低成本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建设一批现代化、规模化、幅射广和信誉好的大型专业粮食交易批发市场。扶持粮食流通加工企业发展，切实搞好粮食零售经营责任制，提高流通效率和服务质量，保证粮食质量和粮食流通市场环境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
粮食消费安全责任。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规划粮食消费结构，确保口粮消费安全，促进饲料用粮消费安全和工业用粮消费安全。落实好保证粮食质量、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责任。要统筹管理种业的安全问题，确保种子用粮消费安全责任。
依靠组合型政策实现综合性目标
高 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受惠于经济体制改革、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国家农业政策的支持，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较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粮食供给问题。中国以自身的努力和行动回答了美国人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疑问。
然而，当前中国仍处于粮食增产和发展长效机制的探索阶段，促使粮食供求持续均衡的基础尚不稳固，长期来看，中国要实现粮食安全目标仍需要付出持续艰辛的努力。尤其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粮食安全战略面临的格局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而粮食领域自身的诸多体制机制难题也亟待破解。
从历史来看，不同时期中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形势和目标是有区别的。新时期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且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彼此叠加的显著特征。就国内而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人口总量增多意味着粮食需求随之增加，且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粮食的品质和加工转化能力的要求日趋增强。与此相对，在比较收益不利的格局下，粮食产业中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出现了单向流出情形，而农业生产的家庭化、零散化特征不仅不利于粮农开展技术创新和追加资本投入，而且也不利于粮农增强在生产资料市场和粮食销售市场的议价能力，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之间的不一致仍具有普遍性。
此外，在现有行政激励机制和财税体制安排下，粮食生产在经济增长和财税贡献等方面可能低于制造业或服务业，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将粮食发展放在次要位置，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正日益突显出来。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国外粮食市场会通过贸易、资本等渠道对我国粮食市场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正在不断增强，而国际粮价与美元发行政策以及石油等能源价格的关联程度日渐紧密。在此背景下，国外粮价的复杂成因及其对国内的传导效应已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变量。
上述格局暗示着新时期我国粮食领域仍面临着系统性风险，其不仅表现在生产、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以及技术、市场和制度等多重诱因，而且表现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传导和互动。立足于系统性风险特征，新时期我国要实现粮食安全目标就必须采取组合型的政策举措，单一的政策安排难以充分化解系统性的粮食风险问题；立足于市场化改革方向，新时期我国要实现粮食安全目标就必须促使市场价格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单纯的政府干预对于达成持续性粮食发展目标也是难以奏效的。
据此，我国要实现持续性粮食安全战略就必须从以下方面努力：第一，加大对农村的生产性公共产品和粮农生活性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特别是通过水利设施建设、农机与农技服务跟进等举措夯实粮食生产基础，通过增加对粮农的直接补贴并推广农业商业保险来减弱粮食生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第二，大力发展粮食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尽快形成以批发市场为主体、期货市场为主导、集贸市场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粮食流通市场，促使粮食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担中的功能持续增强。第三，在规范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通过非农就业渠道拓展和农村社会保障供给增强来减弱土地承载的保障功能，并大力发展粮食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使粮农走向集约化和规模化，借此增强粮农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议价能力。第四，加强对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品质监测和管理，提高直接粮食向间接粮食的加工转化能力，引导粮食生产和粮食加工逐步走向品牌化，在政府监管和市场竞争中提升粮食品质安全程度，促使此前的“数量型”粮食安全观逐步转向更高层次的“品质型”粮食安全观。第五，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考核方式，鉴于粮食主产区承担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公共职责”，中央应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并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形成若干粮食生产专业区和粮食加工专业区。第六，在贸易对象多元、贸易方式多元的原则下开展粮食国际贸易，构建域外粮食市场波动的预警机制，对跨国粮商进入中国粮食领域保持审慎态度，尤其要在东部粮食主销区建立灵活储备运行体系，对域外粮食的传导效应保持高度敏感和即时回应能力。
重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
王景新
194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曾经断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如今，中国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中国的经验是什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政府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都是我国政府出台的强农惠农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明确指引和重要贡献。而作为基层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也对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研究”，项目成员在我国7个省(区)24个县进行考察调研。结果显示，无论地处何方，贫困或是富裕，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粮食生产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默默无闻、持续地夯实着粮食生产的基础。
村级集体经济是村域社区内农田水利、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支撑。2010年，浙江余姚市三七市镇12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946.65万元，用于农业发展的支出237.03万元，其中补农贴农7.51万元，农田水利建设支出98.1万元，农业服务支出90.75万元，其他生产性支出40.67万元，村均用于农业发展19.75万元；新疆和田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3146.2万元，用于设施农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两项支出合计198.51万元，村均支出0.93万元；新疆皮山县藏桂乡亚博依村集体总收入38.06万元，用于沟渠路修缮、维护等项达22.69万元，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尽管区域差异下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入能力以及用于农业发展的支出差异较大，但是，村域社区内沟渠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管护等项开支对村级集体经济的依赖却是共同的。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维系农田水利设施的小型建设和正常运行。调查发现，水资源配置管理、提灌设备添置维护及电费开支、管水人员的工资等也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刚性支出。比如，浙江嘉善县新润村7160亩耕地分成两个灌溉片区，渠道维修及提灌设备购置和维护等由村集体负责，水利灌溉(包括提水、分水等服务)分片区承包给两个农户，每年需要10万元开支，这种模式已经运行了10年。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效组织农机、农技服务。当前，我国农村粮食生产户及粮食生产企业的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农业机械调配，机耕道路畅通，机械作业后被损坏的沟渠路、田埂修复及作物补偿，农民培训及农业技术的推广等，都需要村级组织协调和管理，其产生费用都是村级集体经济承担。黑龙江肇东市昌五镇二街村集体收入在当地较高，2010年为39万元(不计转移支付补助4.5万元)，当年用于村域内沟渠路维修、水电、机械等农业生产性服务支出合计5万元。
目前，我国约有61万个行政村。无论农业现代化建设还是粮食安全，抑或保障农产品供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几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实践反复提醒我们，村域社区内的农田水利建设、机耕道路维修、机械作业调配等，对村级组织有强烈的依赖性，它所产生的费用，公共财政较难辐射到，仍然要依靠村级集体经济来支撑。
六大因素引发世界粮价剧烈波动
——访浙江省粮食局局长陈聪道
胡言午
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旅游之地”之称，是一个农、林、牧、渔各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区域。日前，本报记者围绕“粮食价格”这一主题，采访了浙江省粮食局局长陈聪道。
世界粮食供应紧张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近年来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陈聪道：近年来国际粮价的震荡走势，与上世纪最后25年的形势形成鲜明对比。1975-2000年，尽管世界人口快速增长，但“绿色革命”的兴起相对较好地解决了粮食供求间的矛盾，西半球一些国家的粮食甚至明显过剩。
今天的情形大不相同。全球粮食市场紧张，供应难以跟上需求，库存位于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粮价大幅上涨。引起国际粮价明显上涨的原因有以下六点。
第一，粮食刚性需求增大。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加，直接导致粮食需求持续扩张。除人口增长外，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也不容忽视，肉类和乳制品消耗量越来越大，导致饲料用粮需求量快速增长。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世界粮食消耗增长量从1990-2005年的年均2100万吨增长到2005-2010年的年均4100万吨，几乎翻了一番。如果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预期水平，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3亿，并于2100年达到101亿。未来世界粮食需求将保持刚性增长。
第二，各国粮食政策变动。如美国推出生物能源计划，用玉米生产乙醇作为替代汽油的燃料。在其2009年收获的4.16亿吨谷物中，有1.19亿吨用于生产汽车燃料，而这些谷物足以供3.5亿人食用一年。2010年，因严重旱情，俄罗斯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全球小麦价格飙升68%。全球食品价格飞涨，使中东、北非粮食进口国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国家为避免或平息抗议活动，纷纷动用粮食库存，引起恐慌，争抢粮食的现象频频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粮价上升。以埃及为例，动乱发生之前，埃及在粮价上涨的情况下计划削减对穷人的面包补贴，动乱发生后仅两周，埃及粮价就上涨15%。随着泰国为泰党着手组阁，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泰国的大米价格快速上涨，市场预计国际米价或大幅上扬。
第三，市场投机活动异常活跃。由于近几年市场资金流动性宽松等原因，投资者为赢利，携带大量资金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导致粮价非常态大幅波动。一般来说，世界粮食供应量出现3%-5%的波动，国际市场投机活动就会把粮价波动放大到10%-15%。投机者是粮食价格波动的推动者。当粮食的金融属性大于商品属性时，其结果不是没有粮，而是买不起粮。
第四，气候因素。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和严重，今后全球粮食产量将越来越多地受到极端天气冲击，世界粮食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第五，美元贬值。粮食与石油及许多其他原材料一样，在国际市场上都以美元定价。这种定价机制使包括粮食、石油在内的许多商品同美元结成负相关，美元坚挺，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回落，反之则被推高。美国为了克服金融危机，再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节节攀升的国际粮价无异于火上浇油。美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客观上造成美元贬值预期，推动以美元计价的国际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
第六，农业方面的持续性投资不够。1980年至今的30年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对农业的官方发展援助比例下降了43%。富国和穷国对农业的投资均持续不足，导致许多国家粮食产量无法持久增加。
期货市场框架需改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怎样才能实现“粮食价格走出危机、走向稳定”的目标？
陈聪道：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国际社会联合采取多种措施来增加粮食产量，减少粮价波动及其对一些国家和个人的不利影响。
首先，政府要不断增加农业领域的投入。粮食市场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农业投资的增加，尤其在全球98%的饥饿人口所生活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须在2050年之前翻一番才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各国亟须持续增加在农业和粮食领域的投资，包括研究、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增加粮食供应、改善农产品市场供求、缩小价格波动幅度。
其次，政府在增加农业投入的同时，还要制定更加合理、公正的粮食政策。要继续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渠道开展多边谈判，促使富国逐步取消造成粮食贸易扭曲、不公正的农业补贴政策。要增强粮食政策的灵活性，确保仅在最适合的国家利用最适当的作物生产生物能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要加强对国际粮食贸易政策，包括出口限制政策的协调，通过保障可靠的商品流通来减少价格波动。
最后，要研究改进期货市场管理框架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应提高期货市场贸易的透明度，使人们了解更多、更翔实的信息，避免市场恐慌或非理性反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气候变化对粮食有着重要影响，应如何应对？
陈聪道：各国需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可能给农业和粮食生产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这其中，重要粮食产销大国要切实负起应有责任。
美国是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从粮价大幅上涨中受益颇丰。当前美国推行的货币政策对世界粮食安全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2011年9月2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非洲之角饥荒问题”部长级捐助国大会时表示，中国政府宣布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和粮援现汇，总额共计4.432亿元人民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最大一笔粮食援助，是中非真诚友好、患难与共的又一生动例证。
全产业链整合 提高农产品质量
——访智利驻华使馆公使衔农业参赞阿斯佩
褚国飞
智利共和国南北跨度大，形成了各种农业气候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智利是世界重要粮食出口大国之一，粮食出口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如今，除传统欧美市场外，智利日益重视亚洲市场，并将中国作为重要出口市场。日前，本报记者围绕粮食价格问题，专访了智利驻华使馆公使衔农业参赞阿尔瓦罗·阿斯佩·罗亚(Alvaro Aspee Roa)。
气候与投资影响农产品价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导致粮食价格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阿尔瓦罗·阿斯佩·罗亚(以下简称“阿斯佩”)：粮食有很多种类，彼此间差异不小，这种差异决定了粮价的不同。初级农产品和含高附加值的加工型农产品价格肯定不同，智利红酒就属于后者。同样是红酒，也有普通酒和品牌酒之分，前者价格不高，厂家对价格的控制力度不强；后者价格很高，厂家的价格发言权很大。但是，知名品牌高附加值加工型农产品的产量相对很小，对世界粮食价格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农产品价格还与是否易于储藏有关。苹果等新鲜水果无法长时间保存，其价格相对而言更直接受到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可以说，产量决定价格。
大豆、玉米、棉花、食用油等农产品可存放较长时间，能在芝加哥等期货市场上交易，其价格与自然因素的关系没那么直接，与消费量的关系也不大。2008年粮价普遍下跌，近几年又有所回升，这并非2008年人们对粮食的消费量突然减少、这几年又有所增加所致，而与投资有更多关联。
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时，投资者的市场期望值降低，多将资本从农产品转移至黄金等更安全的期货上，导致农产品价格降低；投资又回来时，价格也就随之回涨。这类农产品价格的不稳更多是市场变化的结果。
总而言之，农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价格受自然因素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商品更大，价格不稳是其本身特性的自然结果。此外，期货农产品价格还受市场影响较大，特别是在人口不断增加、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看好这一市场的投资，而投资的增多又增加了粮价的不稳定性。
调整农业结构 应对粮价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促进粮食价格走向稳定有何建议？
阿斯佩：如何解决粮食价格危机，如果我知道答案，肯定会变得非常富有(笑)。对于粮价，经济学家作过各种预测，但结果往往令人尴尬，这确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不意味着我们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等途径，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据我了解，目前世界多数地区的农业经济规模是非常小的。在现代农业模式下，农场经济规模可达到一定程度，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改善设备、改进技术、优化土地资源甚至跟踪整个产业链，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效率。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可直接与超市签订供货合同，规模小的农场或个体农户很难做到这一点。
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十几年来一直在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比如成立了中粮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有能力投资全产业链，从而改善整个流通过程，既更好地保证了质量，又进一步改进了技术。
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是解决粮价危机的一种途径。全过程生产方式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还有助于提高研发能力。这是解决粮食价格不稳定的途径之一。当然，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有一定难度，受到很多社会因素制约。
通过进口来增加供货量，从而降低价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粮价问题。比如中国蓝莓价格相对较高，智利蓝莓近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市场上的蓝莓价格。蓝莓是季节性产品，没有全年供货能力，而智利蓝莓正好有反季节优势，引进智利蓝莓能实现向消费者全年供货，这意味着可以提高消费量，从而降低如运输、宣传等各环节成本，最终降低价格。
当然，通过进口来调节农产品供应量，只能一定程度地限制涨价，最重要的还是自然气候因素。例如，某一地区某种农产品歉收时，通过进口及时弥补供应缺口是无法阻止价格上涨的，但涨幅会相对较小。
“中国粮食威胁论”并无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在粮食价格危机面前，主要面临哪些挑战？有人认为中国大量进口粮食造成了世界粮价的上涨，出现“中国粮食威胁论”，您怎么看？
阿斯佩：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供需关系。中国在提高农产品产量方面依然有发展和改进空间，可以使生产体系更有效。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优化土地资源、引进先进技术、优化生产结构等。实际上，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与智利、以色列、柬埔寨、法国、加拿大等很多国家合作共建示范农场，有效改进了农业生产体系、引进了相关技术。
中智示范农场建于十多年前，初衷是进行技术交流、展示智利直接引进的果品和科研技术。目前，双方的农场累计投资达1200多万元人民币，中国引进智利果树品种7类21个。同时引进的还有果园管理技术、滴灌技术和设备。经过十多年发展，中智示范农场有了很多新变化，增加了新内容，比如兴建度假村等，上海世博会智利国家馆的“水晶杯”也将迁至这里。能目睹这个农场成长，并打造成集中展示智利元素、智利文化的场所，是件十分高兴的事。
黑龙江也有很好的例子，曾经的“北大荒”经过几十年建设，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本期特别策划小组成员：郭潇雅、李玉、胡言午、褚国飞
链接
历年世界粮食日主题
20世纪80年代
主要注重农业、农村发展
1981年 粮食第一
1982年 粮食第一
1983年 粮食安全
1984年 妇女参与农业
1985年 乡村贫困
1986年 渔民和渔业社区
1987年 小农
1988年 乡村青年
1989年 粮食与环境
20世纪90年代
主要注重粮食生产与环境发展的关系
1990年 为未来备粮
1991年 生命之树
1992年 粮食与营养
1993年 收获自然多样性
1994年 生命之水
1995年 人皆有食
1996年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1997年 投资粮食安全
1998年 妇女养活世界
1999年 青年消除饥饿
2000年之后
主要注重粮食供给与食品安全
2000年 没有饥饿的千年
2001年 消除饥饿，减少贫困
2002年 水：粮食安全之源
2003年 关注我们未来的气候
2004年 生物多样性
促进粮食安全
2005年 农业与跨文化对话
2006年 投资农业促进粮食安全以惠及全世界
2007年 食物权
2008年 世界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物能源的挑战
2009年 应对危机，实现粮食安全
2010年 团结起来，战胜饥饿
2011年 粮食价格走出危机走向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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