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制度理论与中国档案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史研究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1 引言
档案学学科虽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在国内开始兴起，不过它在国内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在当时各项科学事业都取得巨大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档案学学科实现了初步的建制化，成为一项专门的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档案学，不仅用自身的理论和功能在学术领域体现价值，同时通过指导实践工作，对推动档案工作的发展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纵观中国档案学孕育、形成、发展以至繁荣的历史进程，每一次理论创新、实践突破都与当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紧密相连，用其独特的理念与模式影响着学术领域和社会生活。一门学科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其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以及理论方法的日趋成熟，通过自觉地及时反思、总结发展过程，对促进学科自身的完善也是十分重要的。探寻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分析其学科结构与功能，对于我们明确档案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价值以及更好地指导现实档案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档案学知识生产体系以及支撑其发展与完善的社会结构体系，是档案学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据笔者目之所及，迄今已有不少论著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吴宝康先生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1]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系统论述中国档案学思想和理论发展历史的文献，该书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档案学史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等，对后来的档案学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陈永生的《档案学论衡》[2]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即研究档案学及其学科体系，无论是从思维角度还是从概念表述上，这都是对中国档案学史研究的一次新尝试。胡鸿杰[3]从探寻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出发，继以挖掘其形成因素、学科价值等方面评价了中国档案学学科的理论模型。另外，陈祖芬[4]、李财富[5]等学者也对中国档案学发展史做过积极而深入的探索。这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对不同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不过，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所限，它们大都以时间为线索，线性地勾勒出档案学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脉络。实际上，一门新学科的建设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客观条件，不可能凭空产生。同时，新学科倡导者的主观探索以及同行的学科自觉意识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是非线性的，须从知识层面、制度机构等多层面、多维度进行全方位地考察，才能揭示、认清一门学科的发展概貌。近年来已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应用的学科制度理论，在理论与方法上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档案学史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学科制度包括知识生产和接受特定学科规训的人相关的制度，它较好地整合了学科建制化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现有的研究成果也证明它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研究学科发展史的理论与方法。但是，这种理论方法在档案学史研究中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迄今只见到一篇文献[6]涉及学科制度理论。该文从学科规训的历史、我国档案学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以及如何发展和完善我国档案学科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档案学科的发展状况。显然，这与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巨大成就是极不相称的，也表明运用学科制度理论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具有很大的空间。鉴于此，本文拟探讨学科制度理论对中国档案学发展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及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
2 学科制度的引入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是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分支。“学科”一词译自英文的“discipline”，但该词在英文中的含义远比汉字中的“学科”两字意蕴深刻，它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及熏陶等。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即是受规训而最终具备纪律(discipline)，亦即拥有能够自主自持(self-mastery)的素质[7]。
即使在英文中，“disciplinarity”也算是一个新词，我国学者将之译为“学科制度”、“学科规训”。众所周知，学科是由专门的知识、相关制度规范及组织机构共同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学科制度成熟的标志与其合理性体现在学术评价指标、得到承认的学术成果，经典性学术著作以及学科历史这样一些规范之上。有的学者在综合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学科制度的概念应区分为两个层面，即学科制度理论的核心所在：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它是知识生产的制度，即以学科标准(包括知识论标准和社会维度)对知识的有效性、合法性进行评判，对知识的门类界限、地位等级进行规范协调的制度。其次，在微观层面上，学科制度是与接受特定学科规训的人相关的制度。学科制度是秉承确定的职业伦理体系的知识行动者，在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所建构的制度体系[8]。
2.1 知识生产的制度
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加速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促使以学科标准评判知识的属性、地位、规范的制度结构得以迅速确立。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把科学视为一种制度，而不是把它简单地视为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只不过是这种制度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见，学科不仅仅表现为具有系统性、科学性的知识，拥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科学体系，还必须具备独立的组织机构、专业标准等，用以划清学科门类界限、保持其特定的科学地位和社会价值。
2.2 学科制度结构
学科制度除了知识层面的要素外，还有另一个关键的要素——学科制度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学科制度结构是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另一大要素，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9]。正如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中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所指出的，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正是这一系列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共同构成了学科制度结构，主要包括职业化的研究者、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权威出版物、专门学术团体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档案学学科基本上是遵循以上特征和规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制度结构的。同样，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还有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因而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表明运用学科制度理论研究档案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背景。
3 学科制度理论对档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20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还是在文化教育、学术科研等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档案学是在中国学术由传统的印象式研究过渡到现代的科学型研究的历程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义得到国家体制的强力推动，从而开创出新的篇章，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过，这也使中国档案学在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学术团体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因此，研究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应建立在用结构化方法研究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之上。作为一项社会建制，档案学必然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和影响，不过它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位与职能，这就需要厘清各种社会因素在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制约或促进作用，学科制度以其完善的、结构化的理论体系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此外，无论用何种方法探索学科发展历程，目的不只限于回顾和反思过去，而在于认识和驾驭这门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便在理性层次上获得学科发展的自由[10]。运用学科制度理论对中国档案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思考，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对学科结构进行合理布局，促进学科总体建构的逐步完善和优化。
3.1 展现中国档案学理论发展的立体化图景
综观现有的中国档案学史论著，大多以时间顺序为主线，线性地梳理出中国档案学建立的过程。笔者认为，借助学科制度这一理论方法，以档案学产生过程中学科意识的激励、学科理论的准备、学科体系的构建、学科方法的形成等动态结构为线索，进行立体化的综合研究，可以更为全面地呈现档案学在中国兴起、发展的历史图景，并积极关注学科发展中的关键要素。
科学不仅是知识系统，同时又是特殊的人类活动和社会生产形式，它总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并同其他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科学不单从思想认识上掌握世界，作为特殊的社会体制，它在实现科学活动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现有的档案学史研究把档案学在中国的发展多归结于档案学研究机构，或档案学理论研究者的贡献。事实上，这仅仅是档案学建制化过程的基本表现之一——组织方面。这种取向仅仅将档案学学术活动看作科学内部的体制化，没有注意它的外部方面——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中国档案学学科特质的正式定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环境等外部因素不可忽视。所以，应该结合政治制度、政府体制、科学政策以及历史环境等因素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制度为广泛开展科学活动，有计划地利用科学活动成果造福于整个社会，并使这个过程根据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国家的需求而均匀的、有目的地进行，奠定了前提和条件[11]。英国科学家约翰·贝尔纳曾指出，是否直接利用人类知识、科学和技术造福于人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试金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关心和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要求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此外，科学活动本身也实现着科学成就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以及科学工作者社会心理的变化。这些都应该是中国档案学立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前的线性化研究都没有能够揭示出这些现象。
与此同时，科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档案学学科立体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众所周知，科学活动的主体在个人、集体和社会三个层面上得到体现：首先，在个人层面，所有科学工作者都是个人的代表；但对于集体和整个社会而言，参与科学活动的具体的人则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中工作的人，他们又在科学团体中得到社会的认同。就档案学来说，档案学理论研究者的职业化不仅有组织方面，还包括学科意识、学科自觉性、学科道德等方面，他们是置身于学科共同体的评价标准之中。此外，从学科制度视角出发，研究中国档案学发展史，不仅能够认识与发现与档案学理论相关的一些史实，还能揭示这些史实对档案学学科及社会档案工作实际的重要价值，确定档案学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结构化地分析个人、学术团体、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把解释和说明历史事实及现象建立在学科理论的基础之上。
3.2 揭示档案学体制化的内外因素
一门学科的兴起固然有其深刻的理论准备、时代契机、研究方法的成熟以及研究对象专门化等客观条件，但研究主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须要建构在实践基础之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因此环境因素在研究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学科发展环境包括学科在孕育、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要素，如政治制度、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科研手段、文化背景、教育发展程度、经济结构等对学科成长构成广义的环境。
文学史界有学者认为，挑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学史研究论著，考察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看诸多论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就现代文学发言的[12]，他们采用的角度、理论和方法，对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有过什么样的影响[13]。这对我们研究档案学学科史颇具启示，如中国档案学学科特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当时的学术政策对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当时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者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性方法。国家鼓励创建社会科学教研机构，使档案学研究与教学队伍迅速壮大。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专修班，揭开了我国高校设立档案学专业的序幕。1954年国家档案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档案事业由分散管理发展到集中统一领导的新阶段。1956年国家制定全国社会科学规划，是国家领导和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举措。同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制定“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计划”的任务，推动了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的大发展。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中国盲目学习苏联的某些不良后果也逐渐显现[14]，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艺术和发展科学的方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档案学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中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国家就档案工作颁布或指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规划，如《195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议》、《1956-1962年党的全国档案工作规划》、《国家档案局关于1956-1967年国家档案工作全面规划纲要》等，都是执政党和政府重视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而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使档案学这一新生学科在初创时期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损失惨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档案学学术团体才得以成立，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交流体系才开始形成，学术成果才得到广泛地交流……可以说，中国档案学所走过的每一步，都能找到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动因。从学科制度视角研究和总结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和得失，对我们了解过去，开拓档案学的未来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3.3 对档案学学科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由前所述，学科制度主要包括知识生产的制度以及与学科规训相关的人的制度，具体到档案学这一学科，前者主要包括对知识的有效性、合法性进行评判、划清知识的门类界限以及对知识的地位等级进行规范协调等问题；后者主要包括职业化的研究者、学术团体与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权威学术出版物等方面。用学科制度理论剖析中国档案学发展史，不仅能在宏观上把握学科发展的总体态势，通过梳理各方面的发展状况还能清楚了解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有助于推进档案学学科发展机制趋于完善。
一门学科若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理论研究者，它就难有深层的开拓和长足的发展[15]。研究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指标，考察中国档案学发展历程中职业化研究人员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楚地了解档案学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状况，为今后指明人才培养的努力方向。从学科制度视角对中国档案学发展史的初步研究中，笔者发现目前我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中职业化研究人员普遍存在角色意识缺失的问题。
学科研究人员角色意识的强化，能够增添学科的内在凝聚力，自觉地把学科理论体系的营建与学科知识的集约统一起来，积极弄清学科知识的发生机制，探索学科知识的特质，使研究人员更有效地发展学科理论、构建学科体系。他们会在学科领域辛勤耕耘，集时代之精神，探理论之个性，创学科之新论。学科知识和理论的新意与活力决定了学科体系的生命力，具备较强的角色意识，研究人员就会科学预测、自觉利用学科重心转移的时机，争取学科研究更大的主动权[16]。除专门的档案学研究者之外，虽然许多高校教师也加入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行列，还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也在档案学理论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并在专门学校培训档案理论研究人员。但从总体上看，档案学研究人员的主体性意识亟待加强。如何培养档案学研究人员自觉的角色意识，使他们善于积累学术资料，捕捉最新理论动态，培养在学科领域的锐意进取精神，及时进入学科参与者的角色，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将学科制度理论引入中国档案学史研究，探讨与档案学学科具体内容结合等方面的问题，指出运用学科制度理论研究中国档案学史的重要价值，即对于拓展中国档案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隐藏在历史材料背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丰富中国档案学学科史的科学内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对中国档案学今后的学科建设、档案工作的科学发展以及坚持档案学的学科自主性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