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公语录》的编者、版本、内容及文献价值——对域外一份鲜为人知的汉文史料的初步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汉文论文,鲜为人知论文,史料论文,编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03年9月到2004年8月，笔者有机会赴越南学习一年。期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笔者对越南50多个寺庙进行了田野考察，考察的重点是寺庙的建筑结构、汉字匾联、汉字碑刻、佛像布局等，希冀从中窥探中越宗教文化交流的踪迹及特点。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又到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查阅相关汉文古籍并抄录了大量的碑铭材料。在考察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一份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拙公语录》（以下称《语录》）。据笔者涉猎所及，迄今国内外未见任何史料或论著提及该书，本文拟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对该书的编者、版本、内容及文献价值作一初步探讨。
一、《语录》的编者、结构和主要内容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语录”是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后出现的一类佛教著作，主要记载禅师的法语，内容包括师徒传法心要、参悟验证、方便施化、诸方学士参学所得以及相互问答、诘难、辩论、参究等。“语录”一般有亲随禅师左右的门人弟子随时记录、编集而成。
《语录》一书由拙公和尚的嗣法弟子明行禅师把拙公和尚在越南宣讲佛法的法语、答问等记录、编集而成。
根据《语录》、越南寺庙碑铭及其它汉文古籍的记载，拙公和尚和明行禅师是十七世纪赴越南弘扬佛法的华侨高僧，二人是师徒关系。拙公(1590-1644)，俗姓李，俗名待考，法名圆炆，法号拙拙，贯称拙公，幼年曾取名“新莲”。1590年生于福建漳州海澄县，大约十八岁开始云游各地说法，先于1607年到古眠国（下柬埔寨）说法长达16年，受到国王及王公贵臣的热情接待。1623年曾一度回福建老家，约同年又到越南中部广南、顺化等地说法长达7-8年，受到广南阮氏政权的厚待，并在此遇明行禅师，收为徒弟。约在1630年从顺化北上河内，途中曾在义安天象寺、清化泽林寺作过短暂停留，约1633年抵达河内。到河内不久，皇室贵族纷纷拜其为师，拙公便住持河内看山寺，宣讲佛法。不久赴北宁省住持佛迹寺，之后曾到河内看山寺、隆恩寺等地讲法。大约在1642年去主持北宁省笔塔寺，直到1644年7月15日在该寺圆寂。圆寂前把衣钵传给其弟子明行禅师。圆寂后，被黎神宗追封为“明越普觉广济大德禅师肉身菩萨”。1989年越南学者在佛迹寺报严塔内发现一禅师肉身，疑为其肉身，经处理成肉身像后置佛迹寺祖堂以其名义供奉至今。
明行禅师(1595-1659)俗姓何，俗名待考，法名明行，法号在在，系明代江西省建昌府（今江西抚州地区）人。关于其生平，材料十分缺乏，国内除《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越南》列有其小传[1](P417)外，未见其它地方载录。据越南碑铭和《语录》记载，他大约在公元1623-1630年左右已到越南中部广南、顺化并在此成为拙公的弟子，1633年随拙公和尚到越南国都河内弘法，1644年嗣承拙公衣钵，住持笔塔寺，直到圆寂。他被奉为笔塔寺的第二代祖师，现寺内有其木像、石像及其塔名尊德塔。此外，清化泽林寺有其塔及铜像、广宁省安子山花烟寺（亦名云烟寺）亦有其塔及石像。[2](P537)
《语录》包括“祖师出世实录（以下简称《语录·出世》）”、“拙拙祖师语录·卷之一”（以下称《语录·卷一》）、“拙拙祖师语录·卷之二”（以下称《语录·卷二》）、“拙拙祖师语录或问·卷之三”（以下称《语录·卷三》）四部分，共21569字。《语录·出世》每叶14行，行13字，每叶版心除标有页码外，还有“祖师实录”字样，共十叶，约1765字。该部分末叶落款为“延福寺祖场长场字慧进赐事”，此10个字为手写体，无年月日。该部分似为全书之序。后三部分为正文，字体较小，每叶22行，行20字。卷一共6叶、2480字；卷二共20叶、8334字；卷三共22叶、8990字。三卷合计48叶，共19804字。无标点，但有停顿标记符号“。”。卷一、卷二之卷首分别有“拙拙祖师语录卷之一”、“拙拙祖师语录卷之二”字样，其后标明编者为“门人明行在在编集”。卷三之卷首标有“拙拙祖师语录或问卷之三”字样，其后标明编者如前二卷。各部分版心除标有叶码外，还分别有“印佛心宗卷之一”、“印佛心宗卷之二”、“印佛心宗或问卷之三”字样。
从内容来看，《语录·出世》部分主要叙述拙公和尚的生平履历；卷一和卷二主要载录他在越南中部广南、顺化一带说法的情况；卷三主要载录他在北方河内、北宁省说法及与皇室、郑主官僚信徒之间的答问。
二、《语录》的版本和传世情况
《语录》中除《语录·出世》落款10个字为手写体外，全书为繁体汉字楷书刻本，版面规格为30×19.5cm（其中，版心1.5cm），每叶分左右两栏，竖行，版心标有叶码。《语录·出世》部分字体较大，后三部分字体较小。
由于《语录》一书没有载明其成书时间及传世情况，国内外又未见任何史料提及该书，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其所载内容及其它一些相关材料来作一些初步推测。
《语录·出世》末段载：拙公和尚
“春甲申岁（1644年——笔者注）莲月于隆恩寺讲涅槃义……七月六日谴人索履内宫密示西归之旨……望日夜分，（在宁福寺——笔者注）端坐示寂……诸门人痛切，将龛藏于后堂深处，但见异香满室，经月不散……至次年（1645年——笔者注）四月朔之六日夜午，告居士体真：天热矣，吾欲出游，希为浴之。居士以斯言白上首在在。曰：吾师欲出龛矣。八日启龛，见师俨坐如旧，容体圆肃，无少缺陷。诸门人顶礼欢喜殊胜，乃同日而浴，世人闻者咸曰：今世得遇天真佛矣，而王府内宫诸德婆捐资建塔，时值虬龙变化，旌旗摇动，上首密议真相，隐于庆光寺。太平复迎归宁福禅寺，藏宝塔中”。
由上可知，1644年7月15日，拙公和尚在宁福寺（即笔塔寺）圆寂后，其徒弟将其肉身入龛并藏在该寺后堂内。1645年，其弟子明行禅师曾启龛睹师尊容，并组织王府内宫诸德婆捐资为其建塔，然后将其肉身藏到庆光寺，至太平时期又将其肉身迎回宁福寺藏在宝塔内。此段文字所载事件发生的时间对我们推断《语录》成书的时间颇为重要。这里重要的是两个时间：“建塔”和“太平时期”。关于“建塔”的时间，笔塔寺《献瑞庵报严塔碑铭》载：
“能成此五由旬之塔庙者，亦不知弟子之妙行焉，浮屠告成并开示语录，祭田完备，在在乞予为文为记，予敬碑而铭之……铭曰：塔庙五旬，贮拙生形；灭度无度，鸟雀宣经……峕黎朝福泰五年（1647年——笔者注）岁次丁亥莲月佛浴日嗣法弟子明行释在在立石”。[3]
综观《语录·出世》与该塔铭的记载，我们认为，明行禅师为其师傅组织捐资建报严塔的时间可能从1645年即拙公圆寂的第二年已经开始，直到1647年历经三年塔才建成并立碑刻文。至于上文所说的“太平时期”究竟为何时，则难于稽考。不过，根据越南历史发展进程，我们猜想这个时间应该在1672年以后，因为，从1627-1672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越南北方的郑氏和南方的阮氏两个封建集团为了吞并对方一直征战不休，结果他们发现谁也无法战胜对方，于是在1672年双方以
江为界分地自治，此后战事才稍事平息下来，才可能称之为“太平时期”。另外，我们在《万福大禅寺碑》[4]所列拙公和尚之徒弟名单中发现有“陈寿字慧进”这个名字，我们猜想，此人很可能就是《语录·出世》的落款人“延福寺祖场长场字慧进”。延福寺与万福寺均在北宁省慈山府，两寺相距不远，拙公有弟子在延福寺修行，两寺交往甚密。1648年，在延福寺修行的拙公弟子明直为本寺铸洪钟时曾请明行禅师撰洪钟铭文。[5]《万福大禅寺碑》立碑于“黎朝正和七年（1686年）”，这一时间正好在1672年之后的14年。因此，我们猜想，《语录》一书的卷一、卷二、卷三由明行禅师编集完后，直至1659年他圆寂时仍未及刊刻，至1686年前后才由延福寺一位字慧进的和尚为之增撰《语录·出世》部分并组织刊刻。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刻本中的《语录·出世》部分与正文部分才有字体大小之别。
从避讳情况来看，越南黎朝中兴时期（1533-1788年）使用较普遍的避讳字是“玖”和“提”字，分别写成
是避黎太祖黎利之第一位夫人“范氏玉久”之讳，“
”是避科举职官“提调”之讳，以示尊重科考。[6](P96-100、106)但在《语录》中此二字均不用避讳字，这种情况并不难解释，因为从1466年（黎圣宗），尤其是1517年（黎昭宗）起，越南后黎朝已经明令废除避讳制度，虽然民间仍存在使用避讳字的现象，不过那是“自愿性质”的避讳。[7](P12)我们发现，《语录》中只有“再”字用省笔字，写成“
”，[8]这可能是避明行禅师之法号“在在”之讳，属同音避讳。这种情况也为我们判断《语录》的成书年代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即《语录》是在明行禅师圆寂（1659年）之后才刊刻的，人们为了尊重这位祖师，采取了上述避讳方式。
关于《语录》的传世情况，据笔者涉猎所及，我国所有的《四库全书总目》[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索引》[10]、《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录·索引》[1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目录索引》[1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目录索引》[13]、《中国丛书综录·第三册·子目录索引》[14]、《中国丛书综录续编》[15]、《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索引》[16]、《北京大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17]、《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子部、集部[18]；越南方面，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黎贵惇的《芸苔类语》、越南汉喃古籍考证之名著《汉喃书库考》[19]、汇集越南主要汉喃古籍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20]、及现当代学者的著述中均未见收入或提及《语录》一书，看来，直至今日，《语录》一书在越南和中国均鲜为人知。
三、《语录》的文献价值
《语录》对越南历史文化、中越文化交流史、越南华侨华人史、我国区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 《语录》由拙公和尚的嗣法弟子编集而成，系当事人记当时事，从史料价值来看，所载之事可信度较高。
第二 《语录》可补越南正史之佚阙。
越南濡染中国文化甚深，其正史的编撰一如中国，均以帝王政治和朝代更替为中心，很少触及底层民众。拙公在越南弘法的时间正是越南历史上的郑、阮纷争时期，越南正史《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战争”和“王室内斗”，受其影响，以往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没有跳出其窠臼。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段历史就是统治阶级的内斗史，这些统治者仿佛都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狂人”。这种只看到统治阶级的活动而忽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看法显然是片面的，是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史观背道而驰的。仅就统治阶级而言，也不能只看到其“内斗”的一面。《语录》的记载却与正史大相径庭，它记载的是战争背后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揭示人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及皈依佛们、弃恶积善的渴望，如拙公在广南、顺化说法时，“豪门从之者如归市”（《语录·出世》）、“瑞公、官僚及善男子、善女人请师上座说法”（《语录·卷一》）；在京都升龙城说法时，皇帝、皇太后、公主、勇礼公、滚郡公等王室成员或出家拜其为师或向其请教佛法，有的不仅自己出家，还“皈依三女”（《语录·出世》、《语录·卷三》）；拙公圆寂时，“四镇人民闻知，有甚于丧考妣，襁负而至者何辞数百里”（《语录·出世》）。这些记载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透视越南这段历史，从而更全面、科学地认识这一时期的越南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这些正是正史中甚为阙如的。
第三 《语录》为中越文化交流史、越南华侨华人史、我国区域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佐证，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佛教僧侣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十七、十八世纪越南北方的华侨问题关注较少，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仅就拙公和尚而言，他在越南弘法的时间长达数十年，被奉为越南北方佛教临济宗的开山祖师，在越南佛教史、中越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以往中国和越南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仅仅限于叙述其生平履历，且有舛误，个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材料阙如。《语录》一书的发现为我们深入研究拙公和尚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同时，把《语录》与碑刻及其它史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可为我国福建地区对外交流史、岭南地区对外交流史等区域史的研究提供一些佐证，增添新鲜的内容，如拙公出国与十七、十八世纪福建海外交通问题、拙公出国与明末清初岭南禅史的关系问题等。
第四 《语录》应该在我国汉籍库中占有一席之地。
汉字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汗牛充栋的中国汉文古籍，这些古籍是光辉灿烂的汉文化的载体。然而，汉文化不仅仅是汉民族创造的，历史上，汉字曾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日本、朝鲜，南被越南，形成了以中国汉民族为中心，向东、向南呈扇形辐射的“汉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21](P28-45)“汉文化圈”的域外三国人民都为汉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三国中仍保留了大量的汉文古籍，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公元1993年，仅越南汉喃研究院和越南社会科学图书馆所藏有编号的汉喃古籍就有5038种、16164册。其中，中国书重抄重印本有1641册，越南人所撰汉文书10135册，喃文书1373册。[22](P12)这些统计数字还不包括近40000版汉喃金石铭文拓片在内。这些汉喃文史料无疑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是越南文化、中国文化、中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尤其是那些由中国人在越南编撰的汉文古籍，更直接地反映中越关系的内容，故愈弥足珍贵，它们应该在中国古籍库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语录》当为其一。
笔者在越南考察时，得到越南许多友人的热情、真诚、无私帮助，在此谨致衷心谢忱。
《拙公语录》图片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