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知识论》中的“美”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知识论文,金岳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12-0098-04
美学思想的发展最终离不开哲学家们的思想创造及其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但是历史上有些哲学家们的美学观点却遭遇了忽视，金岳霖先生著名的《知识论》中的“美”论思想就是遭遇如此。为此，本文拟从传统的意境和意象美学范畴出发，来看金岳霖的相关论述，并对情感和美学的内容与形式在其哲学体系中是如何表达做出相应的检视，以此来弥补这位颇具“晋人风流”哲学家的相关思想研究的缺憾。①
一 论“意象”和“意境”
照理说，金岳霖受英国经验论的分析习惯、尤其是罗素哲学的影响，应该对形式分析持赞成态度，然而在美学领域的他态度却发生明显转变。一方面，金岳霖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深的造诣，自然看到中国美学思想及其概念是不能全以西方的逻辑思维涵盖其意蕴；另一方面，金岳霖同时也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西方科学为尺度整理“国故”的趋势似已在所难免，所以他讲：“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得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经取得的认识上。”②他还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与欧洲哲学问题一致，那么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哲学问题。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③可以看出，一方面，他肯定中国哲学具有独特的品格，远不是以西方逻辑的尺度所能穷尽；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不以西方的哲学为标准，恐又难以把中国哲学整理成一个系统。金岳霖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以西方的逻辑分析为“手术刀”解剖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和“意境”中显露了出来。
一般认为，中国美学范畴“意象”是“情”和“景”的交融。那么，它到底是“独立自足”的完整体，还是具体的？对这个关键问题，金岳霖认为，“意象”是具体的。他说：“意象是意象者之私，意念不是意念者之所私。”④即意象是类似具体的，而意念才具普遍性。对此，金岳霖批评了休谟只注重“意象”，而不注重“意念”的观点，即“休谟既只承认意象，当然不能承认有抽象的意念。”⑤进一步说，休谟只承认和意象关连的“想象”而不承认和意念关连的“思议”。其实，在我们看来，在美学观上，金岳霖并没有像他所说得那样和休谟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由于休谟并非像金岳霖所说的将“想象”和“意象”放在一个层次上，恰恰相反，休谟把“想象”放在观念或思想的一类（按金岳霖的话就是“思议”的），如仅此看，金岳霖和休谟的观点确有不同，但是说到底，仅就金岳霖和休谟都非常重视想象和联想的作用这点看，两人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进而，金岳霖指出：“文学欣赏，尤其是诗词歌赋，需要联想联思上的符号化。欣赏文学，比欣赏逻辑或算学，要复杂得多。后者只有意念底意义问题，只有所思底结构问题，前者除意念问题之外，尚有意象问题。意象问题来了之后，复杂情形随着就发生。意象与意象之间底相联，有习惯，有风俗，有环境，有历史背景，而最难得的是符号化的意象底意义。”⑥不难看出，金岳霖跟他在哲学里强调的逻辑形式化很不一样，他在这里承认，美感经验中远不是一个逻辑问题或者“意念问题”，而是“意象”的问题，这个“意象”又是靠着联想在起作用，会产生多种意象，这里不能排斥习惯、风俗、环境和历史的影响。如此说来，金岳霖显然不属于美学中的形式派，他更加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把生命理解为一个有机体，在美感中科学和伦理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意象”通过想象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想象底内容是意象。”⑦而这个“想象”也就是金岳霖称之为“联想快而符号的成分多”⑧的意思。这样，金岳霖把想象看做是“联想底符号化”，这实质上和休谟把想象列入观念或思想一类为殊途同归。也许，我们把休谟讲的“印象”和金岳霖讲的“意象”可看做一类；而把“想象”看做和“联想底符号化”属一类，其实两者美学观貌离而神合。
金岳霖之所以要绕弯用“联想底符号化”来定义想象，实际意在说明“意象”，因为他看到美感经验中生成的“意象”不是简单地复写自然，而是要比自然的“多一点”东西，这个“多一点”既是艺术的创造，又是标明艺术不满足于抄写过去的经验。那么，是什么能使这“意象”常新？在金岳霖看来，恰是这“联想”的重要和作用。所以，他说：“如果意象只是抄写经验，则艺术品只是抄写自然的实物而已。要意象不抄写经验，也就是要联想不抄写经验。照我们底说法，联想本来是不抄写经验。不抄写经验的意象底重要，就是联想底重要。”⑨可见，金岳霖通过“联想”赋予了“意象”动的特征，克服了写实主义的毛病，增加了表现主义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岳霖界说的“意象”要比休谟的“印象”内涵深刻些。
一般认为“意境”虽大体属于“意象”范畴，但并不是任何“意象”都是“意境”。这就是说，“意境”除有“意象”一般规定性（如情景交融）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而外延小于“意象”。金岳霖也认为“意境”确乎要比“意象”有“味”，这就是说：“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味。”⑩即便如此，金岳霖依然坚持“意境”只能以“特殊”来体会，他也承认该“特殊”没有一般具体“东西或事体”的意思，不过毕竟诗人在创造诗的意境时是拿自己经验中所提供的意象做内容去想象的。基于此，金岳霖指出：“诗底意境当然可以用普遍的字眼去形容，但是念诗的人所得到的意味，并不寄托在这普遍的情形上面，而实在是寄托在诗对于他所引起的，他自己经验中所供给的，类似特殊的意象上面。即以‘千山鸟飞绝’那首诗而论，每一字都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根据普遍的意义去‘思议’，对于这首诗所能有的意味就会跟着鸟而飞绝了。诗既有此特殊的意境，它底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11)如此说来，“意境”是“固意得味”，这个“味”不是“言”（概念）能传达的。或许，金岳霖讲得这个不能言的“味”就是艺术家要有特殊的人生经历做背景，这才是“意境”的内蕴。无怪乎金岳霖还补充道：“这意境更是不能独立于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山河城市……等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意识、体会、意境是得不到的。”(12)
金岳霖的一番话大致反映了他这样一种思考：“我们也可以用近乎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底经学，可是研究了之后，经学的面目也改变了，它也许成为史料而不复是教义了。……好些的书，经过严格的理智上的整理后，意义清楚了；意义清楚之后，情感上的蕴藏就减少了”。(13)所以我们认为，金岳霖关于中国美学的“意境”思想大致类似中国的“道”的字义，有其特别的意蕴。同时，也充分体现出金岳霖先生的治学信念与立场。
二 论“情感”问题
金岳霖在情感问题上受休谟影响巨大，他讨论情感实质主要是在讲文艺。根据金岳霖的看法，情感的寄托可以分三种：一是哲意的，二是诗意的，三是普通的。对于哲意的情感寄托于字里，金岳霖讲中国人与英人的情感，只有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方能理解和表达。此外，金岳霖还指出，样型同而意义不一的字，其蕴藏的情感则愈多，譬如中国的老庄讲的“道”。而一样型一意义的字，所蕴藏的情感则少得很。并且，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就显得愈加贫乏，相反，情感上寄托愈丰富，往往寄于字的意义也模糊、甚至不清楚。金岳霖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上的推导：中国哲学在字的情感寄托要多于西方，像气、势、道、理等，皆是意义多且不确定。
对于诗意的情感寄托，金岳霖认为：“诗歌能发泄情感，也能引起情感。”(14)他以自己亲历的境况说明这点，金岳霖对旧体诗要比对新诗了解，所以他说：“对于不懂诗的人，念新诗不如念旧诗，念不能唱或不能诵的诗，不如念能唱或能诵的诗。”(15)那么，和哲意不同的诗意的情感究竟在哪里呢？金岳霖指出：“情感总难免有动于中即要求形于外的问题，可是所形于外者，不必求懂也不必有力行问题。这种情感不是立德立言立功底推动力量。我们叫它做诗意德情感，以别于上段所说的情感。要这样的情感能寄托到字上去，当然要靠历史习惯风俗”。(16)这里，金岳霖指出了两个要点：其一，诗意的情感并不像哲意的从立功立德立言大处着眼，它是情由内而外的发用。其二，这个诗意的情感在字上的寄托一定要靠着历史习惯风俗的长期浸润。
毫无疑问，上述的第二点恰恰是理解美感经验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金岳霖先生认为“想象底内容是意象”，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意象是有情感的；有可喜可怒、可哀可乐……的意象。”(17)诗的表现总是某种情感和意象的结合，在一定意义上，“诗歌底情感上的蕴藏同时是字底情感上的蕴藏，它们所有的情感上的寄托，也是字底情感上的寄托。”(18)当然，“字句底情感上的寄托，总有历史，环境，习惯，风俗，成分，而这些不是长期引用是得不到的。”(19)总之，“字句底情感或意味，与想象情感或意味，关系非常之密切。”(20)显然，金岳霖考虑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对于诗的意象和情感乃至想像力的关系，他是把诗和文字结合在一起考察的。这就是说，由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意象”这个范畴尤为重要，所以，金岳霖在既接受了休谟的“想象和感情有一种密切的结合，任何影响想象的东西，对感情总不能是完全无关的”(21)观点之外，把“想象”和“意象”联系起来，又从“情感”在“字”上的寄托，丝丝入扣地分析了“诗意”的“情感上的寄托”。
三 论美感的“形式与内容”
总体来说，金岳霖在美学上属于和形式派美学相对立的表现派美学学派，他不相信美感经验只是一种“孤立绝缘”的“独立自足的意象”。联想是重要的，凭借着联想的作用，意象和意象是交互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意象也有“私”和“公”之分，“私”当然是就个人来说的，而“公”则“意味也许是他亲自经验中所得到的，也许是和别的意念者交换而来的。前者的意味，显而易见不必靠语言文字。意象中的组织成分都是经验所供给的，虽然整个的意象图案不必是经验所供给的。意象总免不了带着原来经验中所有的意味。这意味也因别的经验成分底保留而保留，它底保留也许靠文字，然而不必靠文字。可是一社会的意象者所有的公共的意味，则必须语言文字底帮助，才能感觉到。照此说法，意象底意味一部分虽不必靠语言文字底意味，另一部分是要靠语言文字底意味的”。(22)可见，金岳霖肯定了美感中必然和概念相联系。他说，“一个人走在乡下的路上，假如他是中国人，他想起‘青山绿水’这几个字，也许他还可以得到一部分中国人对青山绿水所有的意味。”(23)毫无疑问，金岳霖所讲的这个“青山绿水”包含着社会内容，它也对美感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形式派美学强调美感经验只是对“物的形式”（意象）的孤立绝缘的“凝神观照”，排斥联想，排斥概念，排斥社会内容（风俗习惯等）对美感的作用。与此相对，金岳霖相信美感由于和情感关连，情感总要向外扩张，“凝神”、“不旁牵他涉”、“用志不纷”似很难以做到。他例举自己观赏一张英国油画馆的经历以此说明“移情”是难免的，他说：“英国油画馆里有一张画，画的是父亲看见小孩病倒或死去（我记不清楚），这可哀的情节动人怜悯，看的人似乎相当的多。从画家底立场说，这怜悯和那张画不相干；画家所要的是美感，如果那张画画得好，它能引起美感，画得不好，它不能引起美感；假如它不能引起美感，我们看者不应以怜悯感来代替美感。这倒已经表示，从某某立场说，某某情感也许不相干，而某某另一情感相干，其结果当然仍是情感相干。”(24)这里，金岳霖说得很肯定：“结果当然仍是情感相干。”换言之，形式派美学从一个小的范围内也许是有道理的，强调美的纯粹性，但情感是复杂的，想象和联想总要把观赏者引向它途，最终还是以“怜悯来代替美感”。
应该说，金岳霖对美感的复杂性的体会是深刻的。他还注意到“通感”问题，他指出就艺术创作的想象来说，不能单纯地称内容限制在“视觉意象”上，他指出：“艺术的创作离不了想象，如果想象果然限制到视觉、音乐、文学等都不会有创作，也都不成其为艺术了。‘象’字也许不若‘相’，但是我们既把相字用到共相上去，似乎还是保留象字为宜，本条表示它不限于视觉底象而已。”(25)这是说，美感经验中的“意象”不能限于某种感官，视和听并不相隔，也许“相”比“象”更能表明美感过程中这种统觉或通感的意思。
另外，金岳霖写过一篇《真小说中的真概念》的长文，意思是想说明小说中的“真”和逻辑里说的“真”毕竟不是一回事。首先，金岳霖把小说的真和逻辑的真，以及科学的真放在一起比较，认为“逻辑中的真被描述为永恒不变的”。(26)科学的真虽然和逻辑的真不一样，但“科学的真是一个真的一般命题”。(27)然而，经过分析，小说的真确很难找到定义。金岳霖用一种置疑似的语气说：“什么导致我们说这篇小说是真的或假的？因为既不是语句本身，也不是段落本身能做到这点，所以一定还存在一些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28)这就是说，小说的真即便是有，也很难确定，至少“在逻辑和历史的意义上，小说都不能被称为真的，就算是小说中包含了一般关系，它也不是用在科学中所断定的方式来判定的。”(29)
其次，金岳霖在谈到历史和科学区别时，他的观点对美学也有启发意义。他指出历史要想成为一门科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历史是以事件出现的，事件是不可重复的，“只有历史学家才相互重复”。(30)而且，“没有一个一般命题能够陈述不可重复事体”，如此说来，“就像科学的历史不是科学一样，历史的科学也不是历史。”(31)如果我们根据金岳霖这番推理，也可以在美学上得出惊人的结论：审美也是不可重复的，照此推理，同样审美判断也不能以“一般命题”说出来，那么，我们也只能有美的科学，但这不是美的本身，毕竟是停留在美学家脑海里的“美的科学”。
总而言之，金岳霖以缜密的逻辑思维来考察美学上的诸问题，提供的答案未必能为学界所苟同，但他的这种独特的视角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家中还是少见的，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
①冯友兰曾评价金岳霖本人颇有魏晋风度，见胡伟希“金岳霖先生小传”，刘梦溪主编：《金岳霖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6页。
②③(26)(27)(28)(29)(30)(31)刘梦溪主编：《金岳霖卷》（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1224页；第1172页；第1178页；第1179页；第1187页；第1200页；第1180页；第1180页。
④⑤⑥⑧⑨(25)金岳霖：《知识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第230页；第298页；第325页；第325页；第328页；第313页。
⑦⑩(11)(12)(13)(14)(15)(16)(17)(18)(19)(20)(22)(23)(24)金岳霖：《知识论》（下册），商务印书馆，2003，第821页；第816页；第816页；第816页；第797页；第798页；第799页；第799页；第821页；第799页；第822页；第822页；第823页；第823页；第821页。
(21)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务馆，1980，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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