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罪论文,中国论文,意识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五四“人的发现”之后，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由对个体自我的自省自觉上升为对本阶级的理性观照，浓重的历史宿命式的“原罪”意识随之诞生。作家的“原罪”意识有一个较稳固的动态系统。其稳固性表现于，负载者的阶级构成一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格构成一律是现代与传统的二重组合，精神构成一律具有清醒理智的自我意识，行为构成一律是苦难无奈的生命消耗。其动态性表现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涵。其现实效应表现为，作家在对外在理念信仰痴迷与加固的基础上产生的真诚的嗜苦受难意识和梦幻般自我飞升的渴望，最终导致作品中知识者形象强烈的自我批判色彩。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对其人民化、时代化进程是有益的。
关键词 原罪 自我拷问 理性观照 嗜苦 救赎。“原罪”，本是基督教教义中的一个术语，指“遗传的恶”，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之乐中留给人类的一种先天性罪恶遗传。本文中使用这一概念是指，中国现代作家以深沉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返观自身及民族时的一种精神决断，一种深刻的以“我”为载体的对本阶级乃至整个民族反思的结晶；是“全方位估量人生，并从本质上发现自我与生活的相关与异同之处的结果”[①]；它是中国现代进步作家勇敢地拷问自身及民族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的“负罪感”。
一、拷问自我：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最后选择
“五四”作为一个崭新时代的起点无疑取决于它的启蒙救亡性质，取决于它作为有识之士们在近代中国一系列救亡图存追问的终结点。而作为这种最终诘疑的结果，“立人”在五四得到普遍的共鸣。即，要建设造就新的国度，首要的一点是重塑国民，塑造一代具有现代健全人格的民众。正如鲁迅的表述：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②]。
因此，五四启蒙的最大价值莫过于文化批判、价值重估乃至人格建构。显而易见，没有新的文化氛围、文化价值观，就不可能有新的民众。当然，从理论上说，“启蒙”本身就意味着以一种新的进步的文化价值体系否定乃至取代另一种垂死保守的文化价值体系。具体到五四时期，就是以西方“科学”、“民主”的文化价值观取代愚昧保守的封建主义文化价值观。这中间必然是一种对立、批判的关系。但是，这场涉及到两种文化体系的斗争又同时是相当复杂的。正是在我们表面上看来激烈厮杀、誓不两立的情形之外，融合作为一种潜流也在进行。卡西尔曾有著名的论断：
“我们在种种不同的文化领域中都一再地碰到同样的一个基本上非常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两种力量的竞争与对抗；这两种力量其中一种是以恒常之保持为目标，而另一种则有志于变革更新，……文化愈趋于进步与发展之当儿，这两种力量所促成的摆动便愈趋于激烈……由是，其中的内在张力与对立强度便日渐增强。……在这一幕戏剧里，根本没有所谓彻底的失败，也没有所谓彻底的胜利”[③]
这段话从某些方面确实揭示出了文化变进过程的一些规律。一、文化如要实现变革，必须具备一个对立双方的系统。在某些时候，譬如一个民族文化处于相对停滞、僵化、缺乏活力时，确实需要输入一种“异质”文化，作为现文化的对立面；二、保守与改革两方面并不简单表现为誓不两立的状况，在表面的激烈斗争之外往往会实现某些因素互相融合的潜流，而这恰恰表现为一种无意的携手共进的状态；三、在文化“阵地”中，对立双方的斗争永远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胜利。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双立就相近之处互为融合而演变成非此非彼的中间文化。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为这些规律作了说明。中国历史发展到五四时期，三千年的封建文化已失去活力，在本国没有相应文化对立面的情况下，输入西方符合“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旧文化的对立面实属必然；从那场对封建文化的大厮杀中，仿佛觉得新文化已经取得胜利，但事实上“融合”作为一种潜流也在进行。譬如，当时盛极一时的人道主义在某些方面就实现了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合流，而个性主义则自然地与中国传统士大夫隐逸文化联姻。所以，任何思潮的传入本身就都同时意味着其种程度的“中国化”的实现，而这种“化”的实质则无非是传统的运动或复活。
当然，文化绝对不是一个漂浮无定、无所附着的自在物。它从来都是也必然是以具体的人为载体。作为五四拓荒者一代的中国现代知识者一方面全力引入西方文化价值观以图革新取代中国旧的文化价值体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都是这种可悲可弃的旧文化的负载者。每一位知识者最终都无法逃脱现代与传统二重纠结的现实困境。所以，陈独秀早在1916年就不无感慨地说，青年人首要的任务不是去清除别人的罪恶，而是“从头忏悔”全民族自己留给我们的“所造之罪孽”。
因此，中国现代知识者反叛传统，重塑国民的努力是从自问拷问、自我批判的宿命之途开始的。当然，它也是中国现代知识者为拯救国难而无可奈何的一种最后选择。
卡西尔曾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④]。五四启蒙，带来了真正的“人的发现”，而觉醒了的一代人也同时就是最后的蒙蔽者。他们在勇敢地面对社会拷问社会的同时，也不得不“探究”、“查问”、“审视”自身：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妹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⑤]
这无疑是罪恶的无可奈何的自然延续。当然，此种负罪感是纯粹自觉意义上的承诺，是启蒙先驱者在拆解乃至颠覆传统时必然的也是最后的疑问。他们声讨整个传统，最终、自我也逃脱不了被鞭笞拷问的命运。
二、由个体到群体：一种自觉的理性观照
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有着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这主要应归因于“原罪”内在诸多机制的不断演化。从理论上讲，“原罪”意识的诞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共时碰撞。首先，负载者必须信“神”拜“神”。在现代中国，它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外在理念信仰的虔诚和执着；其次，负载者必须具有自觉清醒的自省意识，随着五四“人的发现”，它已经具备；再次，负载者还必须具有赎出个体乃至群体的执着追求，在现代中国，它表现为强烈使命意识的自觉承诺。
内在因子历史所指的不断变化导致“原罪”意识的动态演进。五四时期，它主要来自于负载者不自觉承担的民族罪恶承继者的角色。这在当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新觉醒者对自身所承载人本体自然本性的罪恶感、恐惧感、无奈感，如郁达夫麾下的五四青年家族对性的敏感恐惧无奈；一是作为两千年封建制度的被动产儿对“罪恶的遗传”表现出的严肃的自省和审视，如上文陈独秀的忠告和鲁迅的疑问。总体上说，此一阶段的罪感具有“五四”独特的时代印痕：清醒的重建健全自我的信仰与自我的罪孽深重、情感的认同与真正实行时的软弱无力，“窃火救人”的强烈愿望和自甘沉沦的内在惰性无不矛盾纠葛。
如果依据外在理念信仰内涵的不同，就可以把中国现代简单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和“五四后”时期。前者重在个体的重建，后者偏向群体的解放。中国知识者是前者当然的主体，而后者的主体只能是“第四阶级”。随着这种角色的变化，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由个体的自省转入为对相关群体的理性观照：对个体出身阶层的自觉返观（与“第四阶级”的距离感）产生的浓重的愧疚感、负罪感。其内在逻辑演进表现为：
五四重建自我努的失败，对家、宗族与乡土的背叛→精神的瞬间迷惘，“悬空”、无所附着→信仰呼唤的潜在心理机制→外在理念信仰的又一次选择与执着→自我磨折式的蜕变→更深一层的信仰的加固与痴迷→真诚的嗜苦意识、漫漫无期的自我改造→作品中知识者形象强烈的自我批判。
应该说，此一阶段的负罪感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拥有一个较为稳固的动态结构。其负载主体始终是那些渴望完全“无产阶级化”而事实上不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那些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是将来”而自己又无法走入其中的民主主义作家。说它是一个“动态”结构，是在于其又有着一个不断分化、消亡的过程。譬如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曾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罪恶的精髓”：“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neix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⑥]。当然，此时他的罪感还只是停留于对健全个性主义人格的参照上。而到了1923年他宣称：“我现在成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定筏”之后[⑦]，其罪感就开始上升为对本阶层人的怀疑和无奈：“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松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贵族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我们都是些中国的罕牟雷特”[⑧]。所以，郭沫若后来的突然转向实际上并不突然，就是在为自己的“罪恶”真诚地忏悔颓唐时，他也没有放弃反抗命运超越自我的勇气。他并不愿随民族和时代一同沉沦，在面对黑暗乱离罪孽深重的民族和个体时，他立志做一个新时代的“产婆”，发誓“要把那败棉烧成灰烬，把那粪土消灭于无形。我们要自己种棉，自己开花，自己结絮”[⑨]。于是，在他一连串翻了无数个“筋头”之后，终于能“复从火中生”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战士。
这种动态的演进、分化，当然不只是郭沫若。它几乎包括鲁迅、茅盾等一大批从中国现社会实际革命进程中逐渐觉悟乃至最终转向的左翼文化的代表者。他们都有过或一程度或一时间的迷惘和颓唐，都有过对负载着几千年罪恶的自我的痛弃和无可奈何，但他们都不惜盗取天火“煮自己的肉”，最终通过苦行僧式的救赎行动完成了新自我的塑造。
所以，在第二阶段“原罪”意识的较稳固动态结构中还有其它子系统构成：人格构成上一律显现传统与现代的畸形混杂，具有中国现代新觉醒知识分子的病态特征；精神构成上一律具有清醒理智的自我意识，自我拷问和反省的勇气和责任；行为构成上一律是荒诞多余无力的生命的自然消磨。当然，我们的论述必须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即负载者必须是那些已经觉醒且有强烈的信仰期待意识而自我又不能完全归于信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由个体自省到群体关怀的自觉转向还有赖于“左翼”对中国现代知识者作家“小资产阶级”身份的不断提示和自我体认。从20年代后期开始，“小资产阶级”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无产阶级文学的确立和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乃至最终占据时代前沿仿佛都必须有赖于作家的“小资产阶级”身份的蜕变：
“我们远落在时代后面。我们在以一个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为主体，以它的‘意德沃罗基’为内容，创制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发挥小资产阶级恶劣的根性……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把自己否定一遍……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工农大众！”[⑩]。
“智识阶级的作家想创造大众文学……必须先要克服他们环境所养成的种种，而获得大众的意识，大众的生活感情”[(11)]。
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改造小资产阶级的呼声此后一直没有停止。无疑，此种改造对于左翼来说是一种外在指导性的但同样也布满荆棘无可奈何的艰难之途。对于小资产阶级作家本身，它更是不无羞辱的包括肉体、思想乃至语言的全方位蜕变，这当然更是苦难之路。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一定要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种权威话语的决断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原罪”意识更加明确为一种标准的阶级罪孽感。漫漫无期的自我改造之路此后几乎摆在每一位作家面前。
三、嗜苦意识：一种宿命的救赎行动
基督教偿还“原罪”靠的是对上帝加倍的虔诚和无休无止的忍受苦难。西诸弗斯以他刻板机械而又毫无意义的无休止劳作给世人以悲壮可怕的审美感受。但更为可悲之处在于，基督徒们不管如何坚韧，如何忍受煎熬磨折都不会取得上帝的谅解。它的救赎行动完全是为了虚幻的“来世”。应该说，中国现代作家中许多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进步、渴望完全人民化无产阶级化的心情绝不亚于宗教的虔诚。但它的救赎行动却在于今世，救出自我抑或毁灭旧我再造新我为大众谋福祉。当然，这种救赎的主要途径，在他们看来，依然是经由炼狱似的忍受苦难，自我考验、磨折。正如巴金所言：“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12)]。
勿庸说，中国现代作家的嗜苦和基督徒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差异。后者纯粹是一种自我救赎，是完全为我的吃苦受难；而前者更多的则是一种“救众”献身愿望：自我罪孽深重已经无望，但通过我苦行僧式的苦难与劳作可以为赎出大众尽一份力量。正如鲁迅的表白：“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13)]。
小资产阶级的转变一直是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但其处理方式却如出一辄。知识者为了追求光明，必须背叛宗族乡土流浪他乡。其后又势必经过一段时间的颓唐迷惘，在历经磨难饱尝辛酸之后找到革命。而真正走入革命却还需要以某种方式诸如烧自己的家等通过“炼狱”，这也是一种“命运”。“让他们烧去罢！我是很痛苦的，我究竟是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忍受……只要于我们的事业有益，一切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14)]。即使他们真的甩脱旧的血脉走入革命阵营，仍旧痕难弥。不能恋爱，不能伤感，只有自我约束下苦行僧式的终日劳作与奔波。他们总是不自觉地主观夸大个体、群体之间的对立，企望以全部的奉献个体并最终通过个体在群体中尽可能大的贡献救赎自我。所以，他们在作品中一律地宣传个体追求的罪恶，即使那些看似平和的作家也难例外。曹禺让繁漪在找寻“爱情”中违犯乱伦的禁忌，最终失去作为母亲的起码尊言和责任；巴金给曾树生以自立自强，但却委以家毁夫亡的结局。一切都是那么残酷，那么不可思议。
尤为可怕的是，此种苦难的赎罪并不一定能真的重塑自我。一些作家在漫漫无期的虔诚之后发出了刻骨的诘疑：他看见“无数的人们在大风暴中向前奔跑，枪枝闪耀，旗帜在阳光下飘扬”，“听见有雄壮的军号的声音”“我为什么不能跑过去，和他们一道奔跑、抵抗、战斗”[(15)]？当然，这里绝对没有对外在理念信仰的怀疑和诘问，其实质只是终极意义上的自我厌弃、憎恶和绝望。
这样一个现象也许颇具意味。即，力主积极向上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处理知识分子题材时为什么一致地悲观绝望无可奈何？为什么以宽容仁爱见长的中国现代知识者家族在返观自身时却是那么严厉苛刻宿命？应该说，深刻自觉的“原罪”意识使他们在崇尚苦难之余也对自我的可塑性产生了致命的怀疑，他们渴望完全地献身、完全地把自我外化于群体事业中，但他们自身却无以救药：太阳出来了，但太阳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客观地说，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对其人民化大众化时代化进程是有益的。当然，代价也是沉重的。
收稿日期：199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