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与《回头看记略》——中译美国小说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回头看论文,起源论文,小说论文,李提摩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长篇小说《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沿袭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培根的《新大西岛》等作品开创的乌托邦小说传统，以虚构的笔法描摹2000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美国消亡，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制取而代之。1888年，小说梓行面世之后，旋即在美国风靡一时，随后在欧洲诸国引起不同寻常的轰动，几年之间销售量突破100万册。 这部乌托邦小说之所以在西方语境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在很大程度上与19世纪末叶深受经济危机频仍震荡的人们企盼社会变革的愿望有关。
无独有偶，时值欧美读者与贝拉米一道憧憬乌托邦的梦想之际，《回顾：2000—1887》也译介到中国，并风行于晚清思想开明的官吏与上层知识分子之中。小说在美国出版3年之后， 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将其译为中文， 取名为《回头看记略》，开创了中译美国小说的先河。依据迄今掌握的原始资料，这部小说也是翻译为中文的第一部西方现代小说。（注：英国来华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s,1815—1868）于咸丰三年（1853）将17世纪英国小说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 ）的长篇小说《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译为中文， 开创了中译外国文学的滥觞。但是《天路历程》为西方近代小说，而《回头看记略》1888年出版之后仅3年便译为中文， 在当时可谓名副其实的当代外国文学翻译。依据迄今掌握的原始的资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头看记略》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现代小说。）如同这部小说的原作在美国和欧洲的接受情况一样，《回头看记略》也在动荡不安的晚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影响晚清社会变革走向的核心人物无不为之扼腕称赞，林纾等翻译巨擘的译事与李伯元等知名小说家的创作都与这一译作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中西相异悬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一部美国小说能够同时产生近乎同样的社会反响，应当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情。本文拟探讨李提摩太翻译《回头看记略》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与其译事相关的文化策略、译作的特征以及译作在中国近代语境中的影响。
一、李提摩太与晚清社会
李提摩太，字菩岳，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一个乡村，在兄妹九人中行小。父亲早年以铁匠为业，后来发迹成为农场主；母亲终身操持家务，以笃信宗教、为人厚道闻名乡里。1858年至1860年间，基督教的活动及其影响在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以及挪威和瑞典骤然昌盛，数以千百计的人们都在这一皈依的浪潮中成为基督徒。在这一背景下，李提摩太13岁时接受洗礼，成为浸礼会信徒。次年，他就读于当地的小学； 1865 年开始在哈弗福德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Theological College）深造。1869年毕业后， 他自愿报名赴中国北方传教。在接受浸礼会传教士公会特别委员会的审查时，他陈述了赴华传教的动机。
在非基督教的国家之中，中国人最为文明，若是他们皈依的话，将会有助于使福音传播到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而且在北方温带工作，欧洲人能够承受那里的气候；与此同时，华北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有可能促使整个帝国的同胞皈依。（ 注：Timothy Richard,Forty—FiveYears in China:Reminiscences(London:T.Fisher Unwin Ltd.,1916.),p.29.）
李提摩太1869年来华后，最初在天津、山东、山西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将中下层的市民和农民作为启蒙对象。几年之后，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所知甚少，尽管竭尽全力，但传教的效果并非理想。来华之前，他相信基督教能够改造中国人的心灵，进而在其精神家园占统治地位。在接触晚清社会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认识到传播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并非中西文化差异，而是在于普通民众低下的文化水平以及赤贫如洗的生活状况。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末灾荒连年肆虐北方，数以百万计的贫苦民众死于饥馑。李提摩太1878年1月30 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在太原周围地区的所见所闻。
1月30日，城南290里。
见到路旁14个死人，一人身上仅穿有一只袜子。他的尸体正在被一只狗拖走，实在太轻了。死者中有两个女人。她们举行过葬礼，但那只不过是将她们的脸翻转为面对土地。路过的人们对其中一人手下留情，留下了她身上的衣服。第三具死尸则是十几只吱吱尖叫的乌鸦和喜鹊的美餐。这里还有肥胖的野鸡、兔子、狐狸和狼出没，但是男男女女的人们却无法生存。我在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的时候，身边的一位老翁十分悲哀地说：“我们的骡子和毛驴都吃光了。我们的劳力都死绝了。我们到底造了什么孽，上帝为什么这么惩罚我们？”（注：Richard,p.130.）
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李提摩太看到人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的重要性，于是调整策略，首先在英国和中国的北京、天津和太原等城市募集钱财，而后在这一基础上以提供读书识字的机会与施舍财物为手段吸引民众来接受教化。然而1880年他与李鸿章会见之后，对于自己的使命及其实施策略又有了新的认识。是年9月，他赴京公干，受到李鸿章的召见。 李鸿章在谈话中提及两个观点，使他茅塞顿开。其一，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没有基督教的信徒；其二，“你的皈依者聚集在你周围，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为你效劳，可以因此维持生计。不再支付这些本地人的薪俸，就再也不会有基督徒了。”（注：Richard,p.151.）李鸿章所言，实际上意味着直白地提示他，主宰或者能够真正影响晚清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而并非他招募的那些因谋求生存而信仰基督教的贫困的皈依者。至此，他仿佛大彻大悟：若要适应现实，就“必须使自己更为全面地适应影响中国上层官吏的需要”。（注：Richard,p.199.）从此以后，他转而致力于影响中上层官吏和知识分子，因为只有经由这些人才有望实现他自己的抱负：
不仅要拯救占人类1／4的人们的灵魂，而且要拯救他们的身体，使之不再以每年400万人的速度死亡， 还要解放他们比其女子的缠足更为残缺的思想，使他们摒弃虽然延续了千百年但最终使他们不得不听凭任何攻击他们的国家摆布的哲学与习俗。（注：Richard,p.7.）
对于新的启蒙对象，李提摩太采取了新的策略。从1881年至1884年，他定期为山西、山东、北京、南京等地的官吏与学者开办讲座，讲授的内容并不涉及基督教，而是时髦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他将讲座的内容概括为以下7个方面：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化学常识、 诸如车床、缝纫机与自行车等现代机械设备、多种形式的蒸汽机、电能、摄影术以及医学等。（注：Richard,p.160.）
19世纪80年代后期，李提摩太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尝试，以便扩大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在晚清的影响。首先，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宗教和人文教育中其他内容的文章，以单行册的形式出版后分赠各级政府的要员，诸如《现代教育》（Modern Education）和《基督教裨益之历史佐证》（Historical
Evidences
of
the
BenefitsofChristianity）等著作都曾赠送李鸿章等重臣。1887年，他赴天津办报，1890年出任《时报》的主笔。1891年，他前往作为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上海，出任上海广学会总干事。上任伊始，他便着手制定一系列文化策略和实施措施，其中位于首位的便是为中上层官吏和知识分子“提供高品味的期刊”，“系统地论述一些主题”，（注：Richard,p.221.）以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早在1868年，美国监理会来华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 ）便自费创办了《教会新报》（Review of the Times），1874 年改称《万国公报》后由上海广学会管理，但是直至李提摩太有意识地将创办综合性的人文刊物作为一种文化策略，该刊才作为晚清刊物中的一艘“旗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李提摩太逐渐在晚清社会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直至戊戌变法的前夕被委任为光绪皇帝的两名外国顾问之一。他翻译的《回头看记略》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而他也正是借助于《万国公报》这一刊物将其译作推向社会。
美国现出一书《回头看》，名儒毕拉宓君所著也，所论皆美国百年后变化诸事。西国诸儒因其书多叙养民新法，一如传体，故喜阅而读之，业已刊数十万部行于世。今译是书，不能全叙，聊译大略于左。（注：李提摩太：“《回头看记略》序言”，《万国公报》，上海广学会，1891年12月，第3卷，第35期，第15页。）
上文为李提摩太为《回头看记略》所作的短篇序言。其中的“其书多叙养民新法”一句引人注目，提纲挈领地概括了李提摩太对于作品要旨的解读，既流露出传教士居高临下的救世心态以及翻译意图，也寄托了对译作读者的导读。
二、译者的策略与译作的特征
自1891年12月起，《回头看记略》由月刊《万国公报》连载，每期刊登数章，至1892年4月号刊载完毕。该译作初刊时未署译者姓名， 先后分别注明为“来稿”和“析津来稿”。当时《万国公报》正在连载李提摩太署名的宗教著作《救世教益》，《回头看记略》未署他作为译者的姓名，估计是一种编辑策略。再者，他刚刚升任上海广学会总干事，忌讳过分张扬也在情理之中。
《回头看记略》共由28章构成，与原作内容的整体结构一致。原作中每一章均无标题，而李提摩太则为其译作的每一章都附加了由四个字构成的标题，言简意赅，扼要地概述其中的内容，例如前3 章的标题分别为“工争价值”，“延医人蛰”和“一睡百年”，最后两章的标题为“百年前物”与“诸苦必救”。因此，全书28章的标题实际上构成了作品情节的梗概，读者缘此可以通览小说中故事的发展脉络以及叙事结构。
大体而言，《回头看记略》的主体内容忠实于原作，提供给读者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伟斯德与未婚妻仪狄生活在美国的勃斯顿府，属于中产阶级。由于经济危机肆虐全国，民不聊生，工人罢工，要求改善生活状况，因此他们正在建设中的新房一再延误工期，婚姻不断推迟。1887年5月30日，伟斯德在仪狄家吃罢晚饭，回到自己的家中。 已经年届30的伟斯德听说工期又要延误，忧心忡忡，致使失眠症复发。当晚，他请来一个江湖医生，采用被称为“人蛰之法”的催眠术为他治疗，伟斯德很快进入梦乡。他像往常一样睡在地下室中，为的是躲避喧嚣。2000年9月10日， 勃斯顿的建筑工人在一个施工工地发掘到了一个地下室，挖开后发现了仍然昏睡未醒的伟斯德。伟斯德被救醒后，方知自己已经在睡眠中度过113年零3个月又11天。原来他入睡后，家中不慎失火，整个房子和全部家产都在大火中化为乌有。唯有他在地下室中昏睡，才幸免于难，但无人知晓。置身于2000年，伟斯德领略到了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形态：社会拥有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物产富足，按需分配，政治民主，秩序安定，人人品格高尚，互相挚爱，情同手足。今昔对比，他领悟到了前后两种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与20世纪末叶的现代人之间存在诸多方面的显著差距，加之自己一无所能，不配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正当他苦恼之际，著名的萧马特学院聘请他为历史教授，专门讲授19世纪历史，因为在这一领域他是公认的知识最渊博的人。同时，正值而立之年、青春犹在的伟斯德也赢得了仪狄（他1887年时的未婚妻仪狄的外孙女）的芳心。
《回头看记略》将节译与编译融为一体，只保留了原作的核心内容，篇幅约为8千言，仅相当于原作的1／20。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节译与编译，主要在于他的本意并非着眼于输入有别于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西方小说及其审美价值，而是欲将译作作为启蒙工具和手段。他欣赏并希望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只是书中所描摹的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即对于未来大同社会的前景想象，以及促使现实社会向理想境界发展的原动力。他将这些内容统称为“养民新法”。再者，按照他的设想，译作预期的阅读对象为思想较为开明的中上层官吏和知识分子，这些人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只需了解作品的基本内容，就足以领悟其中的“养民新法”。因此，译作只需再现原作的核心人物和故事梗概就足以达到上述目的。
将译作的内容与原作相比较，不难看出李提摩太删汰的内容多为主人公有关今昔对比的长篇议论以及较为次要的细节描写，其中包括作品的前言，即伟斯德“2000年12月28日在波士顿萧马特学院历史部的讲演”。但是对于能够典型地代表20世纪末叶社会特征的细节内容，他不仅予以保留，而且大加渲染。例如，他将第14章命名为“新机蔽雨”，描写天空中一架硕大的“蔽雨机”可为勃斯顿府的30万人口服务。每逢雨雪天气，无须雨伞，“街卒手按一机，恍若橡皮布，支起若苍，人行其中，并有电光照耀，不黑暗。”（注：李提摩太译：《回头看记略》，载《万国公报》，1892年3—4月，第3卷，第37期，第14页。 ）然而在原作中，这一情节只是该章的发端，其余的内容虽然篇幅很长，但显然不及前者能够充分体现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及其寓意。此外，对于原作中指涉中国的内容，他均予以删除，使晚清的读者失去了从当代其他西方人那里了解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的机会。下文为他删除的内容之一，涉及毕拉宓借助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评价晚清社会以及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
“……不久前的一天，我问巴特利特先生，若是社会主义者们威胁人们的诸多祸事果真发生了，我们应当移居何处，他说除了格陵兰岛，巴塔哥尼亚和中华帝国之外，目前还不知道哪里是可以称作社会安定的地方。”有人补充道：“那些中国佬拒绝接纳我们西方文明的时候，深知并非盲目行事。对西方文明的前途，他们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无非是伪装起来的炸药。”（注：Richard,p.104.）
李提摩太翻译《回头看记略》的另一个特征是误读。在删节原作内容的同时，他有意识地穿插基督教思想，较为典型地体现出近代来华传教士在翻译西方文学过程中的误读。在小说的第一章中，作者突出描写了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其中包括较为表面化的劳资冲突，而后在这一基础上描写了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社会变革的政治构想。在译作中，李提摩太再现了上述社会矛盾，但同时也顺势添加了他从基督教思想出发对于社会矛盾的解析：“盖上帝生人，原属一体，虽工匠与富户，亦兄弟也。而今以贫富悬殊之故，致视贫贱如奴仆，无怪常有争端也。”（注：李提摩太译：《回头看记略》，载《万国公报》，1892年3—4月，第3卷，第35期，第15页。）
李提摩太对于作品结尾的处理，可以更充分地昭示他对作品主题的误读。原作的结局，描写生活在2000年的伟斯德抚今追昔，为自己能够体验一个如此完美的社会而感到荣幸，同时也为自己曾经生活在一个邪恶的社会而深感耻辱，认为自己不配生活在如此完美的社会。此外，他所爱慕的仪狄答应了他的求婚，更使他悲喜交集。但是毕拉宓暗示伟斯德最终克服了心理等方面的障碍，即将开始新的生活，说明不完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改造自己适应未来完美的生活。显然，这一处理手法旨在增强现实中的读者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原作的结尾为：
最后，我抬起低垂的头，从窗户向外望去，宛如清晨一般清新的仪狄已经来到花园，正在摘花。我急忙下楼朝她走去。我跪在她面前，脸扎进土里，流着泪忏悔道：我是多么不配呼吸这个黄金世纪的空气啊，更是多么不配在胸前佩戴这个世纪尽善尽美的花朵啊！像我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人，却找到了这样一位仁慈的审判者，这是何等的幸运啊！（注：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2000—1887 (ed.By JohnL.Thoma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311.）
除了附加“诸苦必救”这一标题来阐释最后一章的内容，李提摩太还几乎完全改写了原作的结尾，试图颠覆原作的主题。他设计了伟斯德与仪狄之间的一幕对话情景，在他的笔下，伟斯德在经历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之后，幡然悔悟，认识到自己前世未曾“救世”的罪过，并立志于“利济众人”。而仪狄则仿佛是上帝的代言人，宽慰伟斯德说，他已经得到了仁慈的上帝的宽恕。
伟斯德……见仪狄采花而来，遂告之曰：“我前既未曾为救世操心，今世原不称在此世界住，但我已对天矢愿，自此以后，要全改变此心，亦欲利济众人也。”仪狄曰：“上帝是最慈悲者，既已悔过前罪，谅必赦也。”于是伟斯德心始安。（注：李提摩太译：《回头看记略》，载《万国公报》，1892年3—4月，第3卷，第37期，第17页。）
如上文所示，译作的结尾为浓厚的基督教思想所浸润，对于上帝以及上帝救世的信仰成为人与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和终极目的。然而就作者毕拉宓的意图而言，该小说却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并依照发展的原则，预言全人类工业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段，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情况……”（注：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 2000 —1887 (ed.By John L.Thoma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67),p.312.）
虽然《回头看记略》并未改变原作的整体叙事程序，却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作品的叙事语态特征，主要表现为将原作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改为译作中的第三人称。变更作品叙事语态构架也是李提摩太在翻译中运用的一种策略。比较一下译作与原作第一章开篇的一段文字，便可品味到二者的差异及其寓意。
原作：我1857年出生在波士顿市。“什么！”你会说，“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这可是奇怪的口误。他的意思当然是指一千九百五十七年。”请原谅，我没有弄错。我第一次呼吸到波士顿的东风确实是在1857年12月26日的下午，也就是圣诞节的第二天，而不是1957年。而且我可以向读者保证，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东风与目前公元2000年一样凛冽刺骨。（注：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2000—1887 ( ed. ByJohn L.Thoma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95.）
译作：有某姓者，美国人，一千八百五十七年，生于勃斯顿府。时，美俗人分四等，曰：贫、富、智、愚。但富者致富之法，或买股份，或作生意。既富之后，终身不自操作，而安享其富，且自视尊重如神；而使贫者出力勤奋，一如牲畜；以为世事贫富之分，势所宜尔，而智愚之判，亦恍若天渊矣。（注：李提摩太译：《回头看记略》，载《万国公报》，1892年3—4月，第3卷，第35期，第15页。）
以叙事语态而论，中国传统小说以惯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见长，而第一人称的叙事者颇为罕见。李提摩太将作品的叙事视角由第一人称改变为第三人称，目的在于迎合读者的文学审美传统，尽力减少译作在叙事形态方面可能给其读者带来的障碍或者误解，促使“养民新法”的主旨在译语语境中产生影响。从中国近代的外国文学翻译历史来看，李提摩太采取的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也并非首创。同治四年（1865）年出版的《天路历程》的“官话”译本，即白话译本，就已经显示了这一倾向。（注：有关《天路历程》这一译作的叙事特征，可参见拙作《论中国近代外国小说翻译的叙事语态特征》，载《外国语》，1997 年第5期，第55—65页。）其次，译作的语言风格也与原作有别。作为“记略”，译作剔除了一切与“养民新法”无关的细节描写，径直切入作品的核心内容。在李提摩太看来，译作中是否提及“圣诞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必须在叙事中适时宣传基督教的思想观念。作为传教士与译者，李提摩太所做的上述努力，包括将他传播的基督教思想与小说中宣扬的社会政治构想融为一体，目的皆在于完成自己的使命：“介绍基督教思想就是要使之为中国人的良心所接受，超乎他们拥有的一切之上。”（注：Richard,p.107.）
三、从《回头看记略》到《百年一觉》
在林纾等人于1899年前后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之前，译为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大多出自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在这些传教士翻译的作品之中，若以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而论，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李提摩太的《回头看记略》相比拟。这部译作所产生的影响，大体上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晚清社会的政治观念及其变革；其二，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翻译；其三，清末民初的小说创作。一部节译的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追溯其原因，应当说主要在于李提摩太对于晚清社会的认识以及他在翻译前后采取的文化策略。
从其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著述来看，李提摩太是着力宣传有关中国复兴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应当复兴，也可以复兴并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但是复兴的基础是按照西方文明的模式改造自身的精神与物化形态：“若这个国家能够得以从无知和有害的习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接受教育的光芒，即科学，工业和宗教的光芒，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注：Richard,p.7.）上述思想便是他翻译《回头看记略》的思想基础。他希望以这部译作提供一种有别于封建皇权文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启发读者以此作为参照审视晚清的社会现实，同时设想社会变革的前景。因此，他不惜以大量的笔墨再现理想社会形态的诸多特征：“国君”由民众从退休的人中选举产生，官吏“清明无弊”，“男女并重”，“人心皆善”，“牢狱空虚”，货物“堆如山积”，“国无穷人”，“无贪贿赂者”，“薪资平允”，“老有所养”；所有国民6岁至21岁期间必须上学读书， 45岁退休后便可“不必为人使役……或用心于道书，或用心于博学……不必为薪水操劳……得闲可以悦心，研虑于格致等书，或专门学某事。此其人虽若安闲，亦可大有益于国家也。”（注：李提摩太译：《回头看记略》，载《万国公报》， 1892年3—4月，第3卷，第37期，第16—19页。）
然而《回头看记略》1891年在《万国公报》发表之后，读者反应冷淡，并没有产生李提摩太预期的反响。李提摩太没有放弃努力，1893年发表了《养民有法》一文，更为具体地描绘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及其途径。他依据英美两国的模式并佐以天津、上海、武昌和广州等城市晚近的发展状况，提出了养民十法，即广学、工作（工业）、转运（运输）、通商、格致兼化学、电气、报馆、游历、新学以及教化。（注：参见李提摩太：《养民新法》，载《万国公报》，1993年7月，第6卷，第64期，第11页。）同年，他又发表了《大国次第》一文，为晚清对外界所知甚少的官吏与知识分子描述了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他称“天下大国约三十许，中华列于上等，”进而以近50余年来生齿（人口）、幅员、粮赋、贸易与工价等方面的具体数字说明中国与“美、英、法、日、俄、意、葡、奥”等国的差异。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生齿中国为第一，幅员以中国为第三”，粮赋虽低于他国，但有利于民众；贸易虽在他国之后，但只要大力倡导西学，全同通商，兴办学校，必然能够迅速发展强大：“中国苟然行之，驾于万国之上，直一举手之力耳。”（注：李提摩太：《大国次第》，载《万国公报》，1893年7月，第6卷，第64期，第18页。）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影响显赫的传教士也纷纷撰文提出类似的观点。例如，自1893年8月起， 《万国公报》开始连载传教士和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的长文《富国养民策》，文中同样采取中西及今昔对比的方法阐述中国走向富强的具体途径。此时正值戊戌变法的前夜，李提摩太与艾约瑟等人的努力对于构建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氛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辅助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李提摩太将《回头看记略》易名为《百年一觉》，1894年以单行册的形式再版，印刷了2000册，其中绝大部分赠送官吏和翰林。译作的名称由直译改为意译，显示出他意欲突出作品内容的前瞻性，强化对读者的导向作用。他的努力终于开始奏效了。《百年一觉》引起了思想开明的中上层官吏和知识分子的关注，甚至光绪皇帝也购置了此书。毕拉宓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类似中国典籍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对上述读者，尤其是其中筹划变法的核心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启迪。对于毕拉宓笔下的理想社会，谭嗣同颇为赞叹：“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注：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1页。 ）《大同书》的作者康有为更是颇受影响，他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注：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3页。）值得提及的是， 李提摩太殚精竭虑使译作凸现的基督教思想，反而没有对谭嗣同和康有为等人产生显见的影响。
晚清是中译外国文学的初始时期。作为外国文学最早的中译本之一，《百年一觉》体现的翻译思想与技巧，对于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翻译产生了重要影响。就翻译思想而言，李提摩太主张以译介外国文学为手段介绍新思想，认为译者应当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输入译作，并以满足预期读者的需要为准则确定具体的翻译方法。在晚清普遍寻求社会变革的政治氛围中，这些翻译观点都得到了广泛的回应。无论是梁启超因意欲“将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而倡导“译印政治小说”的呼吁（注：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43页。）， 还是林纾“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动人心之雅志”的志向（注：陈熙绩：“《歇洛克奇案开场》序”，载林纾、魏易译：《歇洛克奇案开场》，商务印书馆，1908年，第1 页。），其实质都是力图以译作为媒介传播西学与译者的维新思想。他们的翻译宗旨都是以译作启蒙读者为中心，以力促晚清民众与社会的变革为目的。但是梁启超与林纾等人的翻译思想与李提摩太的翻译策略相比，毕竟又具有不同的内涵。前者更多的是晚清鸿儒试图借助于西方文学启民、新民、兴国的探索，后者则以西方来华传教士完成其使命为核心。
在翻译《百年一觉》之前，李提摩太几乎没有直接从事翻译实践的经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因袭前人的翻译先例，而是努力将自己的翻译观点付诸于实践。英国17世纪小说家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的“官话”中译本于19世纪中叶问世，该译作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摒弃了作为正统书面语言的文言文，选择了当时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士民”在日常生活中均使用的“官话”，即口语化的白话作为译语，以“使有志行天路者，无论士民，咸能通晓”（注：“《天路历程》序”，见《天路历程》，上海美华书馆，1906年再版本，第1页。）；二是忠实于原作，再现了中国传统小说中鲜见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三是虽为节译本，但佚名译者并未在译作中夹杂自己附会的内容。如上文的分析所示，李提摩太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以文言为译语，在译作中以第三人称叙事者取代原作的第一人称，而且随意删节原作并穿凿自己对于情节与人物心理的阐释。这些翻译特征随后都再现于林纾、苏曼殊、梁启超、周瘦鹃、包天笑、刘半农等人的外国文学翻译实践。
再者，囿于中国历代延传的叙事传统，至晚清时，描写前瞻性内容的小说阙如。而从清末民初的小说创作来看，作为乌托邦小说的《百年一觉》以预期叙写的创作手法描摹未来的理想社会，也影响了晚清一批试图以所谓理想小说“启发民智”的小说家。在这一时期以表现未来社会而风行一时的小说之中，诸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吴汝澄的《痴人说梦》（1904）、李伯元的《冰山雪海》（1906）、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等等，都与《百年一觉》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显而易见，这一译作在清末小说创作与外国文学翻译领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李提摩太初始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