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制度背反与哲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思论文,大开发论文,西部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3)03-0028-10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一次大转移，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实现“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和“四化同步”建设思路。如果说，前十年西部开发是立足于国家均衡发展战略推进的话，那么，新一轮西部开发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如果说，前十年的西部开发是亦步亦趋的跟进性路径选择的话，那么，新一轮西部开发则必须寻求具有战略意义的开发模式。尽管自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9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从7.3％提高到14.5％，其中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增长率仍高达12.4％(国家统计局，2009)。然而，在评价西部大开发绩效时，我们确认，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需要更多地立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面对西部的发展现状进行理性的制度逻辑判断。西部发展与转型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对开发模式的选择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本文从西部开发10多年的现实出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试图将分析视角转移到建构西部开发的背反思维上，从制度创新与设计层面寻求促进开发的有效模式，探索西部开发存在的内在制度困境，解释理论层面和实践上的非一致性，从而为新一轮开发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上寻求阐释。
一、文献综述：简要回顾与思考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这片开发热土随之带来了理论热议。学者们不仅关注西部开发的经济绩效，更重要的是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全方位关注。这些针对西部大开发的积极探索为新一轮开发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导。纵观西部开发的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西部大开发实践的各种区域经济增长和开发政策的质量评价研究；二是结合开发实践所出现的制度建设、理念意识变迁研究。前者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已经取得了一些具有影响的成果(李国平等，2011；任保平，2010)，对西部区域开发在政策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意义；后者针对新一轮开发和政策实践的研究也在缓慢的市场改革中逐渐成为人们行动的思维引导(冯东飞、冯菊香，2008；李含琳，2010，)。
由于西部典型的自然资源禀赋特点，关于“资源诅咒”问题很快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自从发展经济学家发现“资源诅咒”现象以来，资源丰裕与环境恶化这一著名悖论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容易陷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导致经济发展步履维艰。从对自然资源丰富与“资源诅咒”的研究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和理论探讨中，不断出现资源诅咒的噪音，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及资源诅咒等，均揭示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冯宗宪等，2007)。中国西部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物质支撑，众多学者在对资源优势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比较优势、资源产业发展取向等，按照人力资本形成不足假说观点，资源丰裕区易成为人力资本缺乏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会使经济发展产生资源依赖，从而对制造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且还可能引致严重的环境污染，极易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梁欣然(2007)从市场规律作用的角度，研究了自然资源富集区“资源诅咒”现象，认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下资源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优势，资源禀赋向现实财富转化的环节必须流畅，才能够发挥地区的优势资源，进而为地区经济增长服务。邵帅和齐中英(2008)的研究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可见，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多年里，“资源诅咒”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是西部开发绩效的关键指标，多视角研究围绕投资推动与内生能力的强弱而展开。无论是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还是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中，资本和资本形成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西部研究的热点莫过于投资问题。虽然政府对西部开发存在多重目标(政治、经济、社会)的考虑，但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当代，西部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无疑是资本，招商引资成为各地区的头等大事。李国平等(2011)的研究表明，十多年西部大开发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经济多年来一直在“僵而不死”中“苟延残喘”，资本效率低下且资本形成能力孱弱，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些企业总部或外商投资。但如果从资本分布来看，入驻中国的全球500强企业，西部仅占12.3％，中国500强企业，西部也只有27.8％。可见，西部吸引外部资本的能力较弱，资本自我积累率也很低。根据已有数据，1989年东部地区的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为3574154亿元，西部地区仅为978146亿元，东西部社会资本形成额度相差3.65倍。到1996年，这一差距扩大到4.36倍。直至政府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这一差距才逐渐缩小。到2007年，东西部地区相差为3.22倍，但总量相差从1989年的2596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54472亿元。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率也远远超过西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进入西部大开发以来，从1999年到2008年年底，中国东部地区的平均资本积累率为52.5％，而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率均值为41.7％。
增长极问题是梯度性推进中国式改革的特点，其极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0年首次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核心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或经济空间中引入增长极，通过极化过程和扩散过程来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佩鲁，1988)。中国西部也不例外，增长极和产业规模扩张与产业质量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市场关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策供给及供给时序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心针”的意义，中国东部沿海的率先发展已经印证了这一事实。当然，在西部开发的进程中，国家也给予西部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转移支付、产业支持等多种政策优惠。
中国的持续发展不仅是东西部经济均衡的问题，深化西部开发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更迫切的是如何面对多重背反的挑战，并进行反思性整合。新一轮西部开发必须直面既定的经济格局，即业已存在的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的东西部差距，无论这种差距是来自于外在原因还是内在机理，各种背反对经济发展的拖曳都可能产生极大的制度摩擦力，削减投资收益。固然，西部发展有着独有的资源禀赋优势，不过一旦资源优势存在“资源诅咒”背反，带来的环境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在多年的西部开发中，中央政府殚精竭虑地为西部发展注入资本动力，但资本又在市场规律下不可遏制的“东流”，结果形成了背反的资本动力。不仅如此，作为产业规模支持的实体资本，在市场流动中降低了西部的产业竞争力，进而使增长极的形成与无增长极的背反现象出现在亟待发展的西部地区。作为均衡发展催生物的政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两难尴尬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悖论圈，即：利用资源优势带来了“资源诅咒”——依托资源的产业规模扩张又受制于资本流动规律——依靠资本支持的增长极无法产生极化效应——政策的推动在若干背反中张力难现。揭示西部发展中的背反问题，旨在将资源、资本、产业、政策放在一个大的空间思考，寻求西部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持。
二、西部大开发的若干背反
跨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将西部经济的发展放在了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近似的文化背景，发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东亚各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经济行为，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影响，根植于国民思想深处的小生产、小农观念，使新中国建立在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的基础上。改革开放30多年的市场化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经济体制，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大多数年份里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王春超，2009)。二元经济结构仍十分典型，尤其是在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差距巨大的东西部地区，二元结构的现实不仅会对“平衡增长”产生一定的掣肘，更重要的是二元落差形成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对国家和谐发展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
其一，自然资源丰富与“资源诅咒”现象并存。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全球化的分工链条上，大多没有摆脱“资源诅咒”困扰。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无论是退耕还林前的“开伐”，还是矿产资源的疯狂开采，都是以资源富有为前提的。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带来“福音”，但也可能同时带来“诅咒”。西部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并未带来和资源开采量同步的发展速度。林建华和任保平(2009)在对西部大开发10年绩效的评价中，通过对西部地区GDP、人均GDP、12个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工业化水平、居民收入即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的变化等指标的梳理，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虽然带动了西部经济的发展，但东西部差距非但不能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是由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垄断开采和经营，不但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很有限，反而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生态赤字连年增大。曹言红和曹玉红(2007)利用生态足迹测量人类对自然的利用程度，以成都市为例计算出生态承载力，研究发现，生态赤字已经成为西部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徐康宁和韩剑(2005)考察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资源诅咒”，西部大部分省份是资源丰裕区域，“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并没有成为我国部分省份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相反却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自然资源的粗放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使西部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的生态压力。
其二，资本支持增加与资本流失现象共生。根据对1996—2009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整理，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对西部开发的资金支持为11130亿元，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为102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6500多亿元。不过，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只能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为经济发展创造初始条件。多年来，西部开发中，民间资本引进的增长速度均保持在25％～30％，累计总额达32000亿元，引进外资187.9亿美元，应该说可以形成经济体系的内在基础。但西部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仍显滞后，资金使用是粗放的。一方面，从厂商理论来看，受约束的厂商将各种资源，尤其是信贷资源用于生产，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销售率，而不受约束的厂商却主要将贷款用于短期利润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信贷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失效。另一方面，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资本市场的健全与规范运作，不仅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而长期的资本，而且还可以强化市场在资本配置中的作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因此资本市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然而，资本流动是市场经济不可违抗的规律，即便存在优惠政策，转移到西部的生产要素也可能出现反流。尤其是在目前，面临多元资本投资、金融自由化竞争环境、充分流动的资本市场和利益驱动，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正常的资本流动和市场交易，使流入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流到东部沿海发达的地区。必须看到，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源、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实物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胡鞍钢，2001)。“尽管西部地区拥有一定的教育资源，但是相对于中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总体上还很匮乏。而且，西部地区培养的高素质人才，相当多地流向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刘生龙，2009)转移支付看似带来资本西进，但包括上市公司、人力资本的强流动，又使资本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反流至东部。在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下，西部的资源成为东部沿海经济的有力支持，国家对西部开发的资金支持也大多来自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然而，这种迂回的转移支付，又通过上市公司的吸纳转移回原地。由于改革开放的时序及外资进入的配套条件与制度环境差异，外资大多青睐东部沿海地区，这就更加剧了西部资本的紧张程度，出现资金支持与资本东流的背反。
其三，产业规模扩张与产业质量下降同在。产业质量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水平，而核心竞争力的要义集中于“不易复制、不易模仿”，以此构成产业质量的内涵，并形成长期的竞争优势。发展经济学在新增长理论中引入了知识资本的作用，包括分工和专业化促成内生增长的论述、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引发递增收益前提下实现长期增长过程的论证、产品间外溢带来国际贸易动态效应及研发带来利润激励增长效应的分析等。纵观经济增长的发展，可以看出，新增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引入质量型增长的轨道。对此，当市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产业结构的前瞻性调整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引擎。从西部经济结构看，产业结构趋同已经构成其发展的“瓶颈”。囿于资源禀赋的天然优势，西部地区许多省份在主导产业选择上都围绕自然资源开采与加工，或者资源产业的接续产业发展，如陕北、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基本形成了以资源为主的产业链条，临近资源区的产业结构十分相近，就连方兴未艾的高新技术产业，由于产业依托更多的是流动性强的人力资本，产业重复现象不仅表现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效仿，而且在价格竞争、市场占有等方面都缺乏核心竞争力。即使在同一城市，多个开发区也同样存在产业趋同发展现象，这不仅增加了产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分工效益。刘生龙(2009)应用差分方法评估西部大开发的成效，认为“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伴随着实物资本投资的大量增加，政府支出大幅度增长，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说明政府过度参与和介入经济领域是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使产业结构呈现出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较高的重型工业结构特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结构演化迟滞、工业化发展水平与矿业技术结构水平较低且结构趋同、产业结构配套程度低且产业链条缺损等。
其四，增长极和弱极、无极增长的背反。以增长极为引领的非均衡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走出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资源率先集中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能力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再扩散到其它地区，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佩鲁(1988)描述的“发展极”理论恰是一个“磁场极”，它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从而促进自身发展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赫尔希曼关于增长极具有“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和“涓滴效应(trickling down effect)”的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然而，增长极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它需要极化方具备可以进入“磁场”的外缘与内因条件，即优良的资源禀赋、基本的市场基础、适应性的人力资本等。十多年的西部大开发，在许多大中城市已经形成了“发展极”，甚至出现诸如陕北这样的享有中国“科威特”之称的能源产业辐射带、人均GDP超过香港的鄂尔多斯现象。不过，“梯度推进”战略也付出了极高的制度成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带来的社会矛盾与摩擦也日益凸显。东部沿海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劳动力红利攫取与西部资源供给和工业品回流“剪刀差”的基础上，西部呈现的是“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的双重损失，削弱了西部自身的积累能力。资本生成与资本积累能力的严重不足，使东西部地区微观投资主体资本弹性差异较大。广大的西部以大中城市为“点”的“辐射源”，远没有将地处偏僻的穷乡僻壤区域极化到产业链中。且不说广大农村市场成为劣质、假冒商品的集散地，即使现象上的物质供给丰富也仅仅是展示了现代服务业的部分需求，经济发展仍远离“实体经济”的支撑。不仅如此，在城市就业引力下出现了农村“空心化”、新一代“农民荒”甚于“民工荒”、土地的撂荒和粗放式经营十分普遍等现象。由于西部自然条件较差，土地的单位产出低于中东部，多年来，城市与农村一直在进行着“零和博弈”，城市获取了农民工廉价劳动力带来的财富累积与服务贡献，但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却越来越严重。产业集聚不仅需要便捷的交通条件，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集聚、产业规模、产业关联度、信息成本等都会对“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产生影响。由于西部农村地广人稀，又会使较小的聚集效应、辐射效应和增长极出现背反。极化是有条件的，对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成本高的西部地区，极化成本可能会高到难以承受之重，在一些城市或经济区域，培养的增长极可能难以产生弱极或无极，无法形成由实体经济支撑的现代服务业，充其量成为城市日用品的低级市场。因此，通过生态移民，从地理位置上降低极化成本的反增长极，放弃战略会比极化更理性。
其五，政策供给增加与政策效用降低并行。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区域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给予的时序会阻碍区域均衡的自然演进。世界银行提出，发展中国家一揽子政策中确定的结构调整问题更复杂。莫斯利(2000)在他的《结构调整：1980—1989年概况》一文中评论道“结构调整这个词被许多人当作适合发展政策的同义语”。他分析了结构调整政策的性质并评价了其有效性，即结构调整是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它可被用于消除市场的不完全性并刺激经济的供给一方。莫斯利认为，适用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调整可能完全不适用于资源贫乏、市场关系复杂、产权残缺的经济体，必须使结构调整适用于各国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世界银行结构调整政策强调的是通过减少国家干预消除“扭曲”现象。“一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扩大和压缩不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结果”(克鲁格曼，2008)。区域发展的非均衡固然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但消除区域非均衡并不能自发实现，其根源在于制度安排。在改革开放初期梯度推进战略下，中国形成了沿海、东部率先发展的经济格局，利用外资、税收优惠、财政支出等制度倾斜，在促进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也加大了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态势。这一切制度安排都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却加大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当经济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而且东西部的非均衡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掣肘时，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才进入中央政府的决策函数中，政策支持也随之发生变化。随着经济改革发展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面对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问题，始于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也迎来了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惠顾。但“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在于政策设计的特殊性和政策供给的稀缺性”，普惠化的政策自然降低了政策供给的区域效应，“由优惠政策所产生的高利润率也被平均化”(姚慧琴，2004)。因此，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就出现了看似政策供给增加但政策效用降低的状况。
如果说对西部发展若干背反的描述是为了发现西部开发的诸多掣肘的话，那么，新一轮西部开发需要寻求遵循制度逻辑的发展模式。模式构建不是简单的、信手拈来的选择或“闭门造车”式的设计，而是既要直面各种无法跨越的背反，又必须超越各种背反，将理论反思与模式选择有机结合在一起，讨论西部开发具有自我创新机制的发展路径。无论是从西部自我发展的能力历练，还是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要求看，惟其如此，才能构建起立足西部实际并发现合乎西部开发逻辑的发展模式。
三、背反形成的原因与制度哲思
从深层次看，每一个背反都有不可忽视的制度原因。在市场化推进与政府力量扶持的双重制度安排下，两者之间的促进与交织为发展进程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使背反既具有短期纠结，也暗藏长期博弈。基于制度层面的研究，我们试图将其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时间维度和空间视野。
西部的人力资源因为东部沿海的率先发展，在“孔雀东南飞”中流失严重。不仅如此，东部沿海还通过上市公司吸纳了西部的大量民间资本，使西部的资本推动乏力。从上市公司看，西部12个省区仅占全国500强企业的22％。这其中固然有资源性产业调整等因素，但不可小觑的是，西部地区政府过多地干预或参与产权制度的实施，结果引起所有权不充分或产权残缺。
首先，自然资源丰富与“资源诅咒”现象并存问题说到底是资源产权的模糊和产权边界不清使然。从发生于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诅咒”现实看，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产权残缺现象。产权束被分解、产权的基本规范被忽略。尤其是自然资源产权的模糊与环境产权难以界定。资源缺乏区既能利用这种模糊廉价的实用资源，又不需要承担环境成本，将产业链低端留在资源富裕区，资源丰富区尽管可以享受一定的资源收益，但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已经隐藏在这种权力与收益不对等的制度安排中，人和组织的行为变得极为短视，“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地将未来利益折现。加之“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诺斯，1994)，资源丰富区可能进入难以自我解脱的路径依赖。中国梯度推进的发展态势，西部在后发展中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自然资源大多在国家计划价格下屈从于国家发展战略并支持了东部沿海的率先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没有成为西部发展的优势与福音，反而带来了难以逆转的环境危机与“资源诅咒”结果。同时，西部自然资源在无贸易摩擦状态下，“供养”了东部沿海的率先发展并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但西部却进入了显性与隐性并存的资源陷阱。尽管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可以给“资源诅咒”现象带来逆转，但资源丰裕区域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常常被人们所忽略，资源产业的路径依赖也强化了这一现象。Papyrakis和Gerlagh(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确实存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事实。这一事实已经在西部得到印证。邵帅和齐中英(2008)通过对西部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检验研究，结论认为，“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存在着鲜明的‘资源诅咒’问题。不仅如此，西部的隐性“资源诅咒”在很大程度上以人力资本损失为代价。
其次，从资本支持增加与资本流失现象共生看，说到底是西部未能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能否提供合意的资本引力是区域发展无法抗拒的法则。几百年市场经济造就了难以逆转的资本运动规律，即“资本吸引资本”(马克思，1976)。西部虽然有丰富的资源，但资源定价制度的扭曲使其很难形成市场关系充分的竞争机制。而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安排与资源区域开放度也是亦步亦趋。从产业特点看，资源产业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层次相对较低，资源富集区严酷的自然条件、区位劣势、交通硬约束等都会影响到高层次人才的积聚，投资于资源产业的国有资本、民间资本也大多不是创新性资本，国家在资源产业上的政策支持与资本投入很难吸引研发型资本注入。另外，能源产业链本身较短，技术附加值较低，资源性产品往往受国家价格管制与市场规律的双重挤压。在资本流动高度自由化的市场关系下，西部对资本的吸引力明显低于东部沿海，东部沿海利用市场高地，积累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且优于自然资源的条件，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社会资源，自然形成了强有力的资本吸引力。多年来，人力资本流失是西部最大的资源损失，劳动就业的个人价值追求不仅仅是收入吸引，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也是人力资本积聚与流动的最大诱因。从2010年平均工资收入看，东部为19786元，而西部为13879元。从人力资本理论看，人的能力是一种资本，在资本回报的价值驱使下，西部人力资本不断流失。作为经济活动“第一推动力”的资本，其来源无非是自我积累能力、资本增值能力与资本吸引能力，这几个方面西部都处于能力孱弱状态。由于资本能力低下，不仅无法使政府政策性投资形成的有形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在市场规律的“无情大棒”指向下，西部的货币资本通过上市公司无声地流向了东部沿海。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12年12月底，全国共有2183家上市公司，其中西部658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34.2％，人力资本的“孔雀东南飞”一直没有得到遏制，即使逃离“北、上、广”的高层次人才也大多青睐“珠三角”、“长三角”。如，苏州通过产业园区和大学城的有效对接，为地方经济带来了不竭的人才资源。根据苏州市统计局有关资料，进入2002年以来，苏州市每年引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在27000人以上，有效充实了现代产业企业的人才储备和解决专业人才的不足。
再次，在增长极的确定中，西部的制度纠结集中表现在产业规模扩张与产业质量的不协调。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对公共领域投资，为打造西部经济增长极奠定了物质基础，西部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不仅仅需要这些，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强健的自我发展能力与产业潜质。从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转型的逻辑看，似乎产业规模扩张是后发展地区的无奈选择，当总部经济、金融中心等已经被发达区域率先据有后，欠发达地区只有从产业扩张中寻求经济数据。然而，增长极的确定又无法脱离区域资源特点，因此，很难跨出产业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本身的产业特点又决定了人力资本的匹配度比较低，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对较小。比如，在资源富集区，产业链条短，结构单一，资源开发并不需要更多的研发人员，高素质人才一旦入职，更多的是周旋于市场开拓或关系网编织。加之，西部根深蒂固的非市场意识与权力拜物教，“这些态度通常支持制度，同时也得到制度的支持”(缪尔达尔，1992)。产业规模扩张可以得到GDP偏好的地方政府的默许，而产业品质的提升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西部的资源提供者定位，这种难以改变的发展布局很容易形成东部受益西部受穷、上游承担环境负担下游享受收益的制度格局。
最后，政策供给增加与政策效用降低并行实际上是制度效用递减。尽管政府乃至政策仍是西部大开发“最稀缺的资源”(托达罗，1998)，但政策供给的密度与频率并不一定产生相对应的制度效用。在西部开发的模式构建中，政策效应如何进入自我能力提升的深化性开发函数，绝不是简单地既有政策复制。事实上，诸如税收优惠、外资吸引政策等已经不存在可供西部选择的政策空间，率先发展的地区也不会轻易放弃尚未发挥殆尽的政策供给。如此政策供给就具有了普惠性，政策效应的递减也成为必然。无论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相对位置如何，理性的政府都会压榨出政策的最后一滴油。诸如深圳的政策供给是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但“深圳被抛弃”的舆论又从舆论关注度上呼吁政策支持的再度光临。西部大开发以来，各级政府也面临强烈的赶超压力，然而，由于传统的制度惯性，政府的职能定位不是致力于培养市场力量，而是将发展动力集中于“政府倡导、政府推动、政府参与、政府主导”，但西部的行政效率低下、部门利益与地方保护纷争所产生的摩擦成本抵消了部分发展成果。一般来讲，政府效率和资本效率是成正比的，而资本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资源配置边际效率的高低。一旦政府规模过大且权能边界模糊，低效的政府不仅难以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还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拖曳。
四、西部大开发何以冲破思维禁锢与制度掣肘
深化的、促进性的西部开发绝不仅是“跑部钱进”的计划经济思维和争抢项目的扩张性投资，而是在创新思维中挖掘西部自身资源并实现资源合理、高效的匹配，走出背反的思维怪圈。为此，我们从制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若干思考。
首先，冲破资源产权的羁绊，将资源产权明晰化作为深化西部开发的重大问题。产权本来是投资者与生俱来的权利，产权概念中隐含着最小政府和政府权力强度为零的假设。但在行政权力干预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方式和对市场的理解并不一定符合市场规律，深化西部大开发需要在制度框架下不断规范产权要求，真正使产权价值化。对具有代际意义的资源产权来说，产权价值化远比一般意义的产权关系困难得多，无论从产权的准公共性质还是从产权的区域归属看，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都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有一点不争的事实是，资源所在地需要承受开采与初级产品加工的环境变化成本，将“沉睡”资源“唤醒”的是资本的力量，资本的增值本性决定了其利润追求与风险规避。环境风险的承担者只能是资源富集区的居民。西部地区有诸多的资源型城市，多年来为国家提供大量煤炭、矿产资源的白银市、铜川市即是典型代表。像这样的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资源型产业。资源诅咒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的资源诅咒表现为资源丰富而带来的经济衰退、环境污染等。隐性的资源诅咒其实是繁荣背后潜藏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发展层次低下等深层次问题。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当今，隐性的资源诅咒意味着资源区域已经被束缚在产业结构的末端。同时，隐性的资源诅咒还表现为区域内收入差距拉大、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动力不足等。张举刚和周吉光(2005)的研究认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悖论并不是直接的，政府及制度方面因素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完全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西部开发，很容易超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最高限度，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明确环境产权和对自然资源进行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创新性思维。例如陕延炼企业在陕北地区资源采伐和深加工产业延伸中，一方面注重资源的综合开采利用，强化复采和资源环境的修复治理，提高资源回采和综合利用率。另一方面，在产业扩张和区域转型中积极寻求区域产业竞争力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路径，根据目前国家资源税改革方向，充分利用资源税改革给企业带来的新发展创新机遇，同时，利用资源税财力补充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修复治理的资金不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次，部分国有资本股权化。中国计划经济的长期发展后果是西部国有资本所占比重明显偏高，从西部资产总值看，国有经济比重仍高达70％左右。但从资本对区域经济转型的贡献看，国有资本效率普遍偏低。这其中固然有长期计划经济的思维固守，也不排除既得利益者的权利情结。改革的方向是对除了国家战略安全与经济安全之外的国有资本，将其股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权利边际的延伸，而且通过外资或东部强势资本的进入引起“鲶鱼效应”，以激活西部资本。通过产业重构提高产业质量，西部企业及政府职能部门需要走出保守的维稳思维，让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产业“洗牌”，大胆淘汰一批拖曳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产业。许多低效率企业在“安乐死”中可能会获得新生，通过高新技术引进培育新的增长极。从上市公司情况看，西部12个省区仅占全国500强企业的22％。这其中固然有资源性产业调整等原因，但不可小觑的是西部地区政府过多地干预或参与产权制度的实施，结果引起所有权不充分或产权残缺。国有资本股权化可以将国有资本推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历练发展能力，实现国有资产结构优化并藏富于民，避免造成地方产权结构畸形化。
再次，不断强化政策的制度张力。切合区域发展的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促进发展质量提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缺乏自我向上、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中，一种政策最初看来是最优的，但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即使政策是“仁慈”的，而且政府政策的初衷是尽量使区域发展目标函数最大化，事实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对政策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在存在外部性和税收扭曲的情况下，政府偏好的政策供给很难在经济均衡发展中得到实现。不管是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还是后发展的西部，无不对政策仰首期待。最初的政策赋予非均衡，实际上已经埋下了非均衡发展种子。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均衡问题的解决又寄予了极大的政策期待。当然，必须看到，大多给力的政策都是在经济发展特定时期，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而进行的特定“投资”，对政策的反应或利用程度体现在政策覆盖区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上。充分的、到位的、正确的政策理解可以在区域发展中体现政策的制度张力，进而形成政策的“稀缺资源”倍加功效。这里所言的政策制度张力，其实就是在政策实施中如何能令其在制度层面上获得可持续性的扩展和升华。从本质看来，政策的制度张力就是将政策的正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并使其成为一种制度力量，进而“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区域发展的市场行为中。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率先发展中利用政策优势吸引内外资并形成人才高地。在没有大的政策更替情况下，人、财、物资源就会不断产生积聚效应。而西部在政策时间差中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
最后，断不可忽视西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也许我们将非正式制度缺失看作是西部的地域原因有失偏颇，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确实在西部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诸如“等、靠、要”，诸如以红头文件当“尚方宝剑”的权利和法律边界模糊，都显示了非正式制度的缺失。西部由于地处内陆，缺乏蓝色文明的冲击及海洋文化的熏陶，也缺乏沿海民族资本在国内外投资拼搏的精神传承。非正式制度潜移默化留下的不是市场理念与竞争规则，一些基层政府机构纠缠于权力平衡，在开发过程中，不愿正视市场规律，而寄希望于区域财政转移支付或中央政府恩惠，将自身发展寄托于外力推动。西部大开发以来，在不完善的市场关系下，“非正规的市场制度，如分成租制、要素联结、交易联结等替代正规市场制度，具有改进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效应，并能将跨市场的外部性有效地内在化”(吴易风、程恩富，2007)。当人们忽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时，殊不知这些分散于民间的力量可能成为市场制度构建的拖曳。非正式制度本质上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容，“文化的渗透方式提供了连续性。因此，过去解决交换问题的非正式安排又带到现在，使这些非正式安排成为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诺斯，1994)。政府行为边界的确定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规范政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规劝，政府行为和制度约束是此消彼长的，欠发达地区之所以有更多的权力拜物教，说明权力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远远大于经济发达区域。“政府和市场界限划分的本质是权力和产权关系的不断调整”(黄卫华，2011)，高质量的政府管理应该是寻求权钱分离的制度机理，民众福祉不是简单的幸福指数，而是和谐的心智模式。
五、结论与启示
以往有关西部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绩效评价、政策效应与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但客观评价西部开发问题，不能只进行增长质量和政策绩效的表面评价，而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动态变迁中寻求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制度基础和有效模式。当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西部开发的后发优势与环境压力时，直面西部发展的各种背反，可以为深化西部开发提出厘清发展制约的新思路，以便全貌性地认识深化开发的制度需求。
首先，从西部发展的多重背反中可以发现，遵循市场逻辑是西部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结构内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产业深度还是价值链的升级都必然将西部卷入更大的分工体系中。新一轮西部开发不仅要抓住政策机遇，更重要的是必须直面市场逻辑，通过制度激励和约束不断强化自我发展能力。从制度体系构建、技术研发能力、产业结构调整等环节寻找发展合力，“使其向产业多样化方向发展来减少对资源产业的路径依赖以避免其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其次，从西部发展的多重思维背反中发现，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解释可以对发展经济学进行补缺性理论升华。理论阐释不再停留于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价格扭曲、供求非均衡等直接性的思维上，而是在承认既有问题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制度完善、政府政策工具的作用实现发展逻辑的帕累托改进。
再次，从西部发展的多重背反中可以发现制度自信的社会意义。西部制度自信是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的多重缺失弱化了产权制度而强化了强权控制。“十八大”所提出的制度自信包含着深刻的制度内容，西部的制度自信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居民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仍是通过提高制度实施效率与制度绩效使西部民众从中受益。
总之，西部开发的理论和制度逻辑，应该从外部输入性增长转型为内部制度内生性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整体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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