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振兴中华伟业的开拓者——孙中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伟业论文,振兴中华论文,开拓者论文,世纪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振兴中华”是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是100余年来中华民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这个任务至今尚未完成，因而它也是21世纪凝聚炎黄子孙沿着邓小平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斗的壮严誓言和伟大号召。
在伟大的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将要来临的世纪之交，缅怀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思想与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能给后人以启示与鼓励，把“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要把中国“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1]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对振兴中华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和天才的预见。他坚信，中华民族通过革命和建设，必定可以改变中国受侵略受欺凌的弱国地位，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
早在少年时代，孙中山已在认真思考振兴中国的问题，在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始，就提出要改变“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的局面。其后，他在组织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列强环伺，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吞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仅大声疾呼，亟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2]这就是说，组织兴中会是为了在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威胁下拯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
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近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整个中华民族。孙中山认为，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中国人民“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1905年8月13日，他在东京对留日中国学生说：“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几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3]在孙中山3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经历了无数的困苦和挫折、失败，但他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着信心，“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在孙中山的理想中，中国将获得与世界一切国家的平等地位，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富裕，消除贫富悬殊，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4]他还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5]孙中山的理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愿望，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日后，都是每一位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愿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
孙中山认为：要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孙中山就认为中国只要实行正确的发展政策，“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6]在走上革命道路后，他更经常以这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目标鼓舞人们的斗志，一再宣扬：中国努力发展，“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7]，“十年之内……必能并驾欧美”[8]，甚至认为“只须三、五年，即可与外国并驾齐驱”。[9]
中国比欧美落后二、三百年，孙中山认为“不过二十年”、“十年之内”以至“三、五年”即可赶上，要求中国有这样高的发展速度，未免太超越现实；但是，后进国家要追赶先进，要求比先进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发展速度却是必要的。中国能不能有这样的发展速度呢？孙中山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第一，中国自身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10]第二，后进国家可以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它们所走过的弯路，采用他们最新的、最先进的方法来发展自己，就可以“事半功倍”，迎头赶上。[11]第三，后进国家在发展中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人才的帮助，从而能在发展速度方面大大超过先进国家。“凡是我们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的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12]
二、振兴中华的前提——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在探索振兴中华的过程中曾走过曲折的道路。他原以为可以在清朝专制政权下，依靠一些开明人士实行社会改良，达到“救国”“富强”的目的。从他的《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中，可以看到这种幻想。他对郑藻如说：“远观历代，横览九州，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某甚望于台驾有以提倡之，台驾其有意乎？”[13]他对李鸿章说：“伏惟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改，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14]
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教育了孙中山，中华民族要实现振兴，在清朝封建专制的政权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于是，孙中山从幻想依靠清政府来进行社会改良，逐渐转变为从根本上否定、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孙中山从兴中会建立起，就不断谴责和批判清朝的专制政权，并力图推倒它。指责清专制政体“荼毒苍生”，“因循苟且”，“庸奴误国”，“卖国求荣”。[15]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它，使国民从“专制的奴隶”变成“国家的主人”，为振兴中华清除拦路虎。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提出以民权取代君权，从而实现中华振兴的政治家。
1893年，孙中山拟议建立兴中会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奋斗目标。
孙中山比较明确地提出建立共和国的目标，是在1894年兴中会的誓词中。他宣布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也就是“建立共和政体”。他后来在说明兴中会宗旨时说：“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16]
从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共和国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17]这里把以前提出的“创立合众政府”改为“创立民国”。
孙中山在说明同盟会宗旨时，对“创立民国”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8]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曾向欧美人士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宜于建立共和制度的国度”，“在建立过程中遇到困难是难于避免的，但我确信没有其他政权形式能在中国建立。”[19]
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郑重宣布了中华民国的建国方针：“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并且还具体提出了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对内政策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队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割据；对外要做到，“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20]
“五族共和”是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内容之一。他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21]。中华民族内部的平等、团结、统一，是国家安宁、兴旺、发达的基础。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在宪法中把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分立，是在吸收外国宪法长处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法制体系，它是孙中山共和思想的理论基础。
随着革命岁月的推移，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的共和国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进一步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深感在经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中国大地上，要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而崭新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应成为中国的目标。于是，他提出了“效法俄人”、“以俄为师”，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最新式的共和国”的设想。可惜由于他的早逝，这一理想未能付诸实现。
三、发展经济是中国“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
“存亡之关键”[22]
孙中山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他关心的不仅是取得政权，更关心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利用新政权来进行建设、发展经济的问题。他主张在新政权建立后，要以新政权为杠杆，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以加速经济的发展。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依法进行的，所以朱执信称之为“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23]孙中山反复强调：革命之后必须加快建设，否则革命自身及革命政权的建立就都失去了意义，“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必将落空。他曾说：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故相因而至，相辅而成者也。今于革命破坏之后，既无革命之建设，又安用革命之总统乎？”[24]
在旧的政治社会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必须以革命来消除这种障碍，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历史前提；一旦革命胜利，革命政权建立，就必须转向“革命的建设”，利用革命所创立的社会历史前提，致力于发展经济——这就是孙中山对于革命和建设、对于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途径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孙中山发展中国经济的“要图”是什么呢？
第一，提出了振兴中国经济的“民生主义”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养民为目的”，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纲领，以实现“土地国有”和“大实业国有、国营”为主要内容，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理论倾向的经济发展思想。
孙中山把“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5]“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26]养民“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提出过，意思是使黎民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争取丰衣足食。孙中山使用这一概念则不仅限于其传统的内涵，而且为其注入了新的内容。孙中山主张用新式的生产方法解决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他认为，在现有的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无法解决几亿人衣、食、住、行的问题，必须“发达资本，振兴实业”[27]，“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28]，才能实现“养民”的目的。
孙中山说：“提倡民生主义，讲到归宿，不得不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29]可见他的民生主义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既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也是其发展学说的中心内容。
平均地权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土地问题。孙中山认为：在以政治革命消除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土地进行工矿业的开发和城市、交通的建设，这将使地租和地价急剧上涨，土地所有者就会趁机攫取暴利，成为社会上的巨富；而农、矿、工、商、交通各业则会因越来越沉重的地租、地价负担而使发展受阻，广大人民也会因发展受阻而陷入贫困、失业。为此，孙中山主张在革命胜利后，立即由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全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对原来的土地所有者，既不没收其土地，也不立即收买其土地，而是允许其继续保有、使用或出售。不过，国家要求其向国家申报其所占有土地之价格，每年照报价征收1%～2%的地价税，并保留在国家需要时照报价收买的权利。原土地所有者如果把土地售给国家以外的买者，只能得到土地的原价（申报价），超出原价的部分，亦即在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土地增值，则全部归于国家。孙中山指望依此措施，使未来中国“成地球上最富的国。”[30]
节制资本包括两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主要内容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31]孙中山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私人资本力量薄弱，尤其是一些关系发展全局的重要实业，私人资本无力承办，只有以国家资本来经营才能使这些实业迅速建立，并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对国家资本主要是发达的问题，并且通过发达国家资本来节制私人资本，使其不致发展到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程度。
节制私人资本是要用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遗产税等，以及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各种法令，以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但节制也并不是不让私人资本发展。孙中山主张：对实业的经营和开发，采用个人企业和国家经济两种形式，划分二者的经营范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32]私人资本活动范围是极其广大的，又受到国家的奖励和法律保护，其发展条件是非常有利的。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强调以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都要由国家来实行：平均地权的实施要通过土地国有，节制资本的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深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必然会导致贫富严重分化和垄断资本操纵国民生计。他把西方国家在大机器工业出现后的垄断压迫和阶级斗争激化，看作是奉行斯密学说的结果：“实业未革命以前，人皆奉斯密·亚丹之说圭皋，一致主张自由竞争，其结果卒酿成社会上贫富激战之害。”[33]
孙中山把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尤其是国有和国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而他的民生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以土地国有和大实业国有、国营为主要内容的。因此，他又经常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就是社会主义”。[34]
第二，“万端齐发”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是全面的落后，因此，中国经济必须“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之可以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可收效。”[35]孙中山说的“万端齐发”是指中国经济各方面都需要发展，并不是主张不分主次先后，平均使用力量。
中国地大人众，但一穷二白国力有限，经济发展必须抓住主要部门以带动全局。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概括地说，就是以交通、原材料、港口、城市建设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以沿海，尤其是一些优良港口和重要城市的开发、建设来带动广大内地。对这一战略，他说得十分明确：“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工业实为其他工业之母也。……且钢铁者，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36]
他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制订的宏伟计划——《实业计划》，主张在中国沿海建立三个世界第一流的港口——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以此为枢纽通过密布全国的铁路网、公路网和纵横交叉的河道、运河，通向全国各地；把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人才，由沿海源源引入内地，开发内地的丰富资源，把内地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连结起来，以沿海带动内地，改变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实现沿海、内地经济的共同振兴。
从“养民”的目的出发，孙中山非常重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但是，孙中山认为，这些实业多半规模小，投资少，周转快，利润率高，私人不但有能力经营，也有很大的经营积极性。因此，他把这些实业主要划入“个人经营”的范围，认为允许私人经营这类民生日用实业，并由国家给予奖励和法律保护；同时国家大力兴办交通、原材料、港口、城市建设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以支持和带动民生日用实业的发展，就能使各种实业广泛地、协调地得到发展，形成“万端齐发”之势。
第三，“兴农桑”“使地尽其利”，这对振兴国家关系“甚大”[37]。
孙中山在振兴中国经济的思想中，非常重视农民和农业的作用。孙中山指出：“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然而，在中国“最辛苦的是农民，享利益最少的是农民，担负国家义务最重的也是农民”。农民的苦难地位不改变，就无法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38]
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土地问题。所以，孙中山认为“让耕者有其田”，是振兴中国的前提和首要条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的，“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始终与社会安定和国家兴亡息息相关。
为了解决农民问题，首先要通过法制的手段“平均地权”，并做到“农政有官”，即设立专门服务农民、管理农业的国家机关。孙中山指出：“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39]按照孙中山的这些思想，民国政府设立了农林部，颁布了“农林政要”，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发展农业的政策。
孙中山认为，中国农民勤劳，但广大农民吃饭问题迄今不能解决，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农业不进步”。为了使中国农业进步，他提出解决七方面的问题：机器问题、肥料问题、换种问题、除害问题、制造问题、运送问题和防灾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要在“农学”即现代农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来增加农业生产。他主张以新式的生产社会化的农业取代传统粗放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孙中山把农民的解放和科学种田并列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两个方面。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富有远见的。
四、以“开放主义”“学欧美之所长”
孙中山认为“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是无法使中国振兴的。他主张：“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州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发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41]因此必须“吸取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42]
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比较和研究，使他深刻地体会到：“欧美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要比中国进步得多”[43]。中国必须“学欧美之所长”，“学中国没有的东西。”1905年8月孙中山热情地指出：只有“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才能使中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由过代之文明而变为近世的文明”。[44]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政治上，主张仿效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代议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在经济上，主张效法工业革命，发展机器生产，建立现代企业，发展实业；并以“开放主义”引进“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和“外国方法”，促进中国生产发展。同时又倡导“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在文化教育上，孙中山提倡学习欧美日本，主张“学问为立国之本”，只有发展教育，才能“启文明而速进化”，“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
孙中山为了正确倡导“开放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极端信仰中国”，因而盲目排外，拒绝学习吸取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长处。他说：“从前中国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45]“中国亦素自尊自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46]。这种自缚手脚，自我封闭的办法，就使中国长期处于一种孤立状态，缺少与世界其他异质文明的交流机会，造成中国发展的滞后。
孙中山反对的另一种倾向是“极端崇拜外国”，“全盘西化”的主张。他分析说：保守主义失败后，“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要比中国好”。[47]他们“总说中国比西洋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48]孙中山批判这种“欧化主义”的人，指出这种人丧失了民族的自尊性和自信心。他分析道：西方“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以免重蹈“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的覆辙[49]。学习西方，引进外国的东西，要“适于民情国史”，不能生搬硬套，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州的大不相同”，所以“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模仿欧美的机器一样。”[50]主张既要吸收西方的长处，又“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不然“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51]
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宝贝”“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而我们的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52]
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实现民族振兴中的地位和价值，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1918年孙中山提出要科学地对待中国数千年来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宝藏，利用它来为振兴中华服务，做到“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53]
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把它奉为神明，不加区别地主张“复古”；也不抱虚无主义的态度，予以全盘否定，彻底抛弃，而是丢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发挥其在振兴中华中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54]可见“因袭”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孙中山振兴中华理论的三大来源之一。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55]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深受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传统的影响，刻上了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印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吸取了中国古代公田制度和均贫富的思想素材；孙中山的“行易知难”的认识论思想，既批判了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等唯心主义的知行观，又吸收了王充、王夫之等人的“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能神而先知”，“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等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孙中山特别重视恢复与改造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为振兴中华之用。他说：“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56]并明确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57]
孙中山主张的在振兴中华中恢复“固有道德”，并不是要原封不动地照搬旧道德，相反，他对传统道德进行了历史的反思、批判和继承。他本着“集合中外的精华”的宗旨，用近代中国革命的要求去改造中国的旧道德，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核和价值观念。例如，对于“忠”，孙中山批判了“忠君”的思想，赋予其“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为四万万人去效忠”[58]的内容。对于“仁爱”，他继承中国传统的“仁民爱物”“兼爱”等思想，主张设学校、办医院，为民造福，使“仁爱”思想发扬光大。总之，孙中山在“振兴中华”的前提下，以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内容为躯壳，充实适合革命与建设的内涵，创立一种新型的、革命的、民主的、符合时代潮流和精神的道德观念，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
孙中山“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59]的文化心态，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开拓性、开放性和进取性，“适乎”中华民族复兴之“时代潮流”，“合乎”亿万中国“人群之需要”。
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人物，为“振兴中华”的目标奋斗了几个世纪。仅就20世纪而言，就有三位建树最大、影响最深的历史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分别代表了20世纪前期、中期、后期为“振兴中华”而艰苦探索的三个历史阶段。他们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分别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理论纲领，形成了三面具有中国革命与建设特色的伟大旗帜——三民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并将其贯彻于艰巨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先后开拓了“振兴中华”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新的道路——三民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三面旗帜和三条道路，虽然形成的时代背景、具体内涵和性质，其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有所不同，但其宗旨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20世纪前期，孙中山是率领中华民族开展振兴事业的伟大先行者，诚如毛泽东所说：他“全心全意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60]。他独创和高举了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的成果虽然后来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取，使孙中山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叹，但他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所作的贡献，是彪炳千秋的，他无愧是20世纪振兴中华壮丽事业的开拓者。
孙中山的未竟事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初步实现，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使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宏愿获得进一步的实现，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满怀信心，昂首阔步迈向21世纪，迎接中华民族全面繁荣昌盛的明媚春天的到来！
注释：
[1][45][47][50][51][52][53][56][5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5、316-317、316-317、320、320、243-247、243、230、244页。
[2][4][5][9][10][30][37][41][43][44][4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255、15、19、283、329、3、86、315、278-282、327-328页。
[3][6][8][11][33][5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3、533、533、533、520、519页。
[7][22][28][32][4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7、248、378、253、180页。
[12]《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87页。
[13][14][18][20][21]《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2-13、14-15、79、82-83、82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85页。
[1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编。
[17]参考《檀山华侨》，第14页。
[19]《孙中山年谱》，第126页。
[23][25][26][27][31][34][38][39][40]《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7、765、822、802、810、765、935-936、527、807页。
[24]见《民报》第12号。
[29]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卷，第211页。
[35]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卷，第293页。
[36]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卷，第1016-1017页。
[42][54][55][59]《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
[48]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
[60]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