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作家论文,思想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首要问题”的重要哲学基础。要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逻辑上首先要解决“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导师们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实际上都回答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邓小平在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同时，也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列宁、毛泽东的新贡献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列宁后来接着讲：这个“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叙述的”新世界观，就是“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使命的理论”[2]。这个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新世界观”，也就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论思想的理论核心。
（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认识论思想
根据上述“新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们怎样认识人类社会，尤其是怎样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以下原则性要求。
第一，“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去说明历史，去认识资本主义，去认识社会主义。
看待历史、认识社会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水岭。非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从道德原则、从理想境界出发，而马克思主义总是从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说：“《共产党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的“首要之点”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3](p257)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近代以来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具体分析，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又定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如果说，“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指的是认识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性的话，那么，要认识特殊的社会主义，也应从此开始。列宁在建国后辨析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4](p200)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联系与区别时，也是从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的。
上述针对性极强的说明，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能得到科学的解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的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据此，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观点，做第一个归结——从社会化的生产力所要求的社会形式上，去认识社会主义。
第二，以分析每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结构”为主要线索，去说明历史，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是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去说明历史的必然要求。因为，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特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必然产生特定的“社会结构”。故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后，就必须分析各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阶级本性和阶级关系，论述了近代以来阶级斗争的过程、性质、根源、作用，尤其是其历史结果。这些分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以分析社会的“社会结构”为主要线索去说明历史，“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容易得到科学的说明——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283)。据此，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观点，做第二个归结——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上，去认识社会主义。
第三，彻底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学说，从历史发展中来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理论以后，也“不能把它们（指社会主义的概念等——引者注）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5]。这是恩格斯在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明确强调的一个观点。他还指出：“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6]研究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列宁也曾讲过：“马克思的这些解释（指《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解释——引者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4](p200)
对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而言，发展学说、历史观点的实质就在于：要严格按照历史已有的历史条件，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即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在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绝不妄言未来社会的具体情景。正如列宁指出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要素。”[7](p50)
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学说去说明历史，“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容易得到科学的说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其前一社会形态的扬弃。据此，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观点，做第三个归结——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与其前一社会的历史联系上，去认识社会主义。
第四，以人为本，从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p73)。始终关注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才导致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分析人的解放的历史条件，最终全面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发展“三阶段”论，并指出：“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的第二阶段，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创造条件”[8]。众所周知，这“第三阶段”，就是共产主义阶段。而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强调过：“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9](p516)可见，马克思思格斯也是一贯地从人的发展进程中，来认识社会主义的。
从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容易得到科学的说明——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0]。据此，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观点，做第四个归结——从人的发展的历史要求和历史阶段上，去认识社会主义。
第五，以实践为基础、为检验标准、为价值目标，去说明历史，去认识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在创立“新世界观”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从而发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p56)因此，他们创立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9](p43)马克思、恩格斯不但阐明了说明历史、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必须从实践出发，还明确指出：实践也是检验上述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p55)。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更着重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为什么要认识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呢？“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
尽管历史在不断发展，但马克思、恩格斯以“改造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为价值目标的认识论思想启示却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不但要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而且要说明“怎样改造资本主义”；不但要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要说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启示的现实意义就是：一定要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一定要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转变为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实践。
从实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容易得到科学的说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的真理性，只能以“改造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来检验。据此，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观点，做第五个归结——以实践为基础而不是以观念为基础，去认识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是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但他们在运用它去认识人类社会，尤其是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却针对不同的需要而有所侧重。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直到今天，这个“新世界观”的最大魅力，仍在于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论意义。
（二）列宁、毛泽东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作出了新贡献
列宁的新贡献之一在于：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实践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中的意义。他不但一再重申“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7](p30)，不但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4](p398)，而且强调：“我以为实践比世界上任何理论上的争论更重要。”[11](p663)
列宁的新贡献之二在于：要求从生产力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社会革命的终极根源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1](p16)
列宁的新贡献之三在于：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原则，并要求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具体做法的联系与区别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7](p274)。他还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11](p582)
列宁的新贡献之四在于：要求从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他一再指出：“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则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12]；而且，资本主义因素“在一定限度内能帮助我们同小生产者的散漫性作斗争，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所以对我们是有利的”[11](p539)。当然，列宁也强调了社会主义因素占主体的原则：“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资本家，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制，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13]
毛泽东的新贡献之一在于；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14](p176)，而应从国情出发，去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他多次重申的一个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新贡献之二在于：坚持用对立统一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14](p213)，尤其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的新贡献之三在于：要求要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中，去认识社会主义[14](p214)。这是用对立统一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的新贡献之四在于：要求要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联系与区别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他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4](p369)
列宁和毛泽东的新贡献还有很多，意义也很重大，因篇幅所限，故从略。
二、邓小平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推进到了新阶段
在探索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的过程中，苏中两国的共产党人都出现过严重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遭受严重挫折，前苏联因此而解体。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失误的根源之一，则是未能解决好“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这个认识论问题，尤其是其理论基础——世界观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解决“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时，首先注重的也是世界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既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相统一，也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相统一。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15](p118)他更强调：要“求”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是”，首先要解放思想，“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6](p312)。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进行历史性突破的突破口。虽然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其理论原则，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是一致的——认识社会主义，不能遵循教条主义思想路线，认为本本结论就是社会主义；也不能遵循经验主义思想路线，认为别国模式和革命时期的成功做法就是社会主义；而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6](p278)，这样来认识社会主义。
遵循上述“理论精髓”，邓小平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做出了以下的历史性贡献。
（一）提出并正确处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与”新情况”的关系问题，开辟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中，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情况”的矛盾，是个关键。我们过去正是脱离了新情况去看待老祖宗，使思想僵化起来，才导致实践受挫的。有鉴于此，邓小平既要求“老祖宗不能丢啊！”[15](p369)同时又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5](p292)
处理好“老祖宗”和“新情况”的关系，首先要满足时代发展给理论视角提出的转换要求。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前期）的时代，革命都是时代主题，实践最迫切的理论需要之一是搞清楚：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者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需要，就决定了“老祖宗”们都是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主要视角，放在公有制与私有制、按劳分配与阶级剥削、计划管理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上。这是符合其时代要求的。
到了列宁的后继者那里，到了毛泽东后期，时代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与“老祖宗”的设想不同，现实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发展将长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因此，实践最迫切的理论需要之一是搞清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认识论思想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仍然停留在“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去认识社会主义”的阶段，从而导致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的重大曲折。
邓小平顺应时代的要求，成功地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转换到了“社会主义自身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方面，从而，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打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发展模式等思维定势，使我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选择最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而不论其表现形式、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多么相似。
处理好“老祖宗”和“新情况”的关系，其次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的矛盾，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特色”中体现出来。而邓小平理论的最大贡献，正是在于实现了这样的历史性结合。其核心命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就既标志着“老祖宗”与“新情况”相结合的新飞跃，也标志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达到了新境界。
邓小平还指出，要解决好“老祖宗”与“新情况”的关系问题，既要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又要注重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他说过：“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28](p292)将“逻辑”、“哲学思想”等与“实际”并列，认识论意义重大。这就是说，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就不能解放思想，就不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不能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
（二）纠正了单纯以所有制标准看社会主义的认识偏差，给“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提供了更具体的“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惟一标准。而主题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践，会给社会主义理论提供重点不同的检验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践的主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3](p307)。这是为了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派别区分开来，而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态度就是区分的标准。可见，在那个时代，将是否否定私有制、是否肯定公有制的理论与实践，当作是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判别标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后来脱离生产力，片面地以是否公有制为标准，来判定是否社会主义，就失之偏颇了。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实践的主题。所以，邓小平吸取历史教训，在坚持所有制标准（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特区之所以姓“社”不姓“资”，就因为“公有制是主体”[15](p372)）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从本质上讲，“所有制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在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是“三个最有利”的。然而，对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而言，“三个有利于”标准较公有制标准更为重要。因为，对“社会主义”来说，坚不坚持公有制、坚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固然有着原则性的意义；然而，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生产力有多种层次，哪一种形式的公有制、哪一种比例的所有制结构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只固守原则、片面强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与所有制结构，就非但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反而会葬送社会主义。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但更重要，而且，由于它完成了一次“从抽象到具体”的升华，所以，有这一标准的认识论水平更高。
在认识过程中，抽象与具体都是相对的。“所有制标准”无疑是具体的，并在辩证逻辑上包含着生产力的内容。然而，“所有制”概念本身，毕竟是在形式逻辑上舍弃了生产力的抽象。将这个抽象凝固化，就容易脱离生产力的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比较起来，“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但包含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内容，还包含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等内容，直接包含的内容就丰富得多。再者，“所有制标准”的历史基础主要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与状况规律，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历史基础，则还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三个有利于标准”在逻辑上要具体一些，在内容上要更加充实。
更具体、更充实的检验标准，就使“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的真理性更加显著，就使得我们可以遵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去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可见，在当代，是否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僵化的社会主义认识论思想与科学的社会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分水岭。
（三）自觉运用判断姓“社”姓“资”的根本标准，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提升到新水平
众所周知，被模式化的公有制形式及与之相联的分配形式、资源配置方式，曾长期被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实践目标，造成了沉痛的历史教训。而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17](pp61～62)。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时，邓小平自觉运用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得出一系列否定性的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17](p113)这些否定性的认识，不但否定了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还否定了经验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而且，也否定了简单化、庸俗化的社会主义观。这些否定性的认识还要求我们：要从社会主义的多方面特征上，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
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搞清楚后，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如前所述，邓小平继续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总结历史经验，成功地实现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的转换：并且，还成功地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体制模式”区分开来（用了区别“经济本质”与“经济手段”的方法，本文后面将阐述这一问题），从而，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从“本质”上对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论述。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最深刻、最稳定、最高层次的东西，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复杂事物的本质是多级的，不断地揭示更深层级的本质，是认识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不断揭示出更深层级的本质，也是认识过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对于认识事物的全貌和规律有重要意义。由此看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但超越了从“特征”层面认识社会主义的阶段，不但提出了要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不但对错误或偏颇的社会主义观给出了否定性的认识，不但进而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揭示了社会主义较深一层的本质，使（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本身的逻辑任务告一段落，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开辟了一条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正确道路，要求我们、并且使我们能够勇往直前地去探寻社会主义的更深一级的本质、再深一级的本质……这样，就不但使其自身达到了社会主义认识论思想的理论新水平，更重要的，是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认识论思想向更高的水平前进。社会主义更深层次、更广层面的发展规律，将因此不断地被揭示出来。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将不断地更加自觉。
正是循着不断揭示更深层级本质的认识道路，党的十六大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8]这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的一大继承与发展。由此可见，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对社会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意义确实是重大的。
（四）根据“新情况”，“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具体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和联系观点，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上实现了新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要求我们不能从良好的愿望、空泛的理想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曾偏离了这一认识路线，又忽视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急于求成求纯，走了弯路。此外，我们还在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理解上产生了偏差——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条件，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条件，并由此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结果使经济体制日益僵化。就是在改革过程中，上述传统观念都还使经济改革的目标迟迟不能确定。
邓小平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的认识路线，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论突破。
首先，运用发展的观点，具体地考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前提，将“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的观点与“从国情出发”的观点统一起来，并通过对国情、尤其是对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性质、水平与状况等等的分析，得出了“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又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的重要结论[15](p252)。这就给了我们一把理论钥匙：要从“初级阶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
从“初级阶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其认识论意义是极其重大的，由此可以解决一系列“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例如：怎样认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怎样认识目前社会主义的不“够格”性，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与发展的条件，怎样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等等。
其次，运用辩证联系的观点，继承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质”与“方法和形式”的联系与区别、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和“建设方法”的联系与区别思想，通过总结经验，通过放眼世界，对作为认识出发点的“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作了具体分析，将其分解为“经济本质”与“经济手段”两个层次，并作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结论。这就为“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确定了一个重要方法——要从经济本质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从经济手段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从“经济本质”与“经济手段”的分解上去认识社会主义，其意义也是重大的：实践上，它使我们能够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理论上，它将不决定社会属性的“经济手段”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删了出去，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根本目的等等，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明确起来；这样，就不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而且首先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
（五）根据新情况，从“从社会结构出发”，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上取得了新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从社会结构出发”，集中分析阶级矛盾，这是符合阶级社会的实际的。毛泽东同志读《共产党宣言》，“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19]，在革命年代也是正确的。然而，在建设年代仍旧如此，就脱离实际了。后来，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的“新情况”，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正确地将社会结构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人民内部矛盾上，从而恢复了我们党50年代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由此得出重要结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还认为，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方面的，除了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的需要，有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与社会的需要，所以多次指出：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并把民主法制建设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还蕴涵着一个重要观点，如果说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社会革命的话，那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则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改革。这可说是“从社会结构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两次革命的根源上看，社会革命源自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第二次革命”则源自于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认识与实践的矛盾的积淀。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自觉性更强的社会：党和国家首先要根据生产力的基本性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来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时，要根据生产力的现实状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本要求，来确定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模式关系的揭示，是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结晶之一）。然而，认识与实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总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的阶段性积淀，就必然会形成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如果党和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失误，这种矛盾就会严重到要用“第二次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的程度。所以，改革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
另一方面，从两次革命的作用上看，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性阶级矛盾的根本途径；“第二次革命”则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阶段性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因为，改革是人民内部权利、义务与利益等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根本措施，所以，改革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
总起来讲，由于邓小平理论阶段性地解决了“老祖宗”与“新情况”的关系问题，开辟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给出了更具体的“实践”新标准，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突破、理论新成果，将社会主义认识论思想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上述各个方面的认识原则，在邓小平理论中都是融会贯通，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所以可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在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同时，也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认识论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认识论思想既超越了“照本宣科地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又超越了“丢掉老祖宗去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还超越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不清楚”的不可知论，使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结出了新时代的硕果，为我们深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认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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