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前瞻性货币供给规则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拓展的MIU模型与中国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瞻性论文,宏观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稳定性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货币政策规则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均予以密切关注的热点命题之一。根据卞志村和毛泽盛(2005)的归纳，用于分析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模型可以划分为：短期视界的随机IS-LM模型，中期视界的用于分析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的诸多模型，以及长期视界的带有货币的经济增长模型。当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期视角①。在方法论上，中期视界货币政策研究通常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出发点和衡量政策的标尺，例如新凯恩斯学派在货币政策分析领域的代表人物Rotemberg、Woodford和Svensson等人就明确界定了社会福利标准(Rotemberg和Woodford，1997，以及Woodford，1999)，并且指出从二阶近似角度，货币政策所追求的“熨平经济”之目标(以损失函数最小化代表)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或代表性行为人贴现效用之和最大)的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Woodford，1999，以及Svensson，2003)。这样，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定就是在描述经济行为的状态空间中，通过使损失函数最小化来获得控制变量(或政策工具)的决策准则。
目前，国内鲜有从一般均衡模型不动点性质的角度研究、评析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文章。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当引入适用于我国的货币供给规则后，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地增长；当经济系统偏离平衡增长路径时，这一规则是否有助于使得经济回复均衡状态。如果引入规则后，经济系统所获致的均衡点不具备(至少是局部的)唯一性和稳定性等良好性状，则用于分析长期关系的比较静态结论会缺乏稳健性，同时也制约模型的适用性和预测能力，亦即货币供给机制增加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因而，本文另辟蹊径，在研究脉络上，转而由长期视界分析中国货币供给规则。在具体的理论方法上，我们承袭Schmitt-Grohé和Uribe(2000)、Benhabib、Schmitt-Grohé和Uribe(2001a，b)以及Benhabib、Schmitt-Grohé和Uribe(2003)系列文章的研究范式(下面简称为B-SG-U②)，与其将一个适用于发达国家的Taylor规则的设定不同，我们将一个适用于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量规则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中，拓展了传统的外生货币增长率假定的货币经济学模型，从代表性行为人一生效用最大化出发，推导得出描述经济运行的动态方程，通过分析动态系统不动点的存在唯一性和稳定性，评析我国当前转型时期所适用的政策规则，确定货币政策参数设定的区间。笔者使用我国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估计证明：我国实际的政策参数值能够保证在引入货币供给规则的经济系统中，我们获致的不动点为鞍点③，即存在一条稳定轨迹使经济系统收敛于均衡状态，从而确保了宏观经济持续、平稳地增长。
文章第二部分，我们将一个适用于描述我国央行行为的货币量规则置于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求解代表性居民一生效用最大化，构建出货币经济运行的动态经济系统；第三部分，我们讨论了该系统均衡点的存在唯一性、稳定性，指出排除经济系统恶性通货膨胀路径的参数要求；第四部分中，作者利用实际数据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最后一部分给出文章的研究结论及经济启示。
二、模型
(一)货币政策规则
命题三：在效用函数式(17)的假定下，只要满足q<0的参数约束条件，无论效用函数是否为可分偏好形式，本文模型都可以排除恶性通货膨胀(或价格泡沫)路径(13)。
具体的证明过程详见附录Ⅰ。由后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我国的q值为负。
四、参数校准和数据分析
本部分中，我们通过分析我国1985-2007年宏观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并结合模型反向校准，推算经济模型的相关参数值，据此判别我国居民的微观偏好关系，以及引入货币量规则后经济系统的稳定性。
(一)参数校准
1.货币政策规则参数g和η
中国人民银行从1984年起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责，我们利用1985-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估计刻画我国央行货币供给行为的结构参数。我们将货币规则式(1)改写为计量经济模型(14):
观察图1、图2，有如下统计特征：(1)经过GDP调整的
增长率(DLN(/GDP))与CPI增长率(DLN(CPI))的变动趋势相吻合，呈现出相反方向的变化，即当通胀率过高时，我们会紧缩货币供给，当通胀率压力较小时，我们则会扩张货币供给；
(2)图2是用/GDP的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从图中可知，/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并非同等幅度变化，两个增长率之差不断波动，但是在1997年以后波动的极差缩小；
(3)由图2可见，在央行反通胀的关键年份(1988年、1994年和2004年)，均出现了的局部极小值，同时我们发现1988年和1994年的局部极值明显低于2004年，配合图1数据可知，在1988年和1994年通胀率明显高于2004年的情况下(CPI增长率分别为：17.3％、21.6％和3.8％)，
/GDP收缩的幅度大体一致。通过对图1、图2的观察和对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疑似在1997年前后存在结构变化。
故作者拟通过分段回归，捕捉模型结构变化之特征，确定两阶段相异的参数值。回归结果见表1。
从回归结果看，1986-1997年我国目标通胀率设置为22％，且反应弹性参数(η)为负值，这说明中央银行在这一时期中存在着通货膨胀倾向，即使通胀率高于稳态值，也还会扩张货币供给，谭旭东(2008)对我国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回顾与成因分析也支持这一判断。同时，该时期我国历经了货币化进程，需要较快的货币增长与之相适应，从而具有较高的通胀目标值。而1998年后，通胀目标值降至3.05％。后文分析中，我们使用1998-2007年的参数。此时期的GMM估计的结果与上述OLS估计结果大致相同(16)。
2.瞬时效用函数中的参数——ω、q和x
借鉴B-SG-U(2001a)的参数分析方法，风险厌恶系数设定为-1(即：ω=-1)，这时跨期(Inter-temporal)替代弹性值为1/2。利用本文式(21)所给出的货币的消费流通速度与名义利率之间的关系，按照计量经济学中由Hendry提出的“由一般到特殊(general-to-special)”的建模方法，建立局部调整模型式(28)、式(29)(17)，通过求解长期关系，推算得出参数q和x的估计值(18)，并通过检验非均衡误差序列的平稳性，判断回归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以及推断所得估计值的稳健性。计量经济分析的细节见附录Ⅱ，结论为：代表性行为人在其效用函数中，赋予消费的权重(x)近似为0.5；使用一年期存款利率(R_depo)代表模型中的名义利率，推算得出
=-1.037；使用一年期贷款利率(R_loan)作为名义利率，推断得到q[upper]=-0.333。
(二)数据分析
利用上述参数，结合模型的三个命题，我们发现：无论q取上限值还是下限值，均为负值，亦即货币与实际货币余额的期间内替代弹性在0和1之间，1/(1-q)∈(0，1)，根据命题三，可以排除经济系统中的价格泡沫路径(或恶性通货膨胀路径)。当q取上限值-0.333时，满足命题二(1)的条件，-1=ω
其中，
分别为稳态的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运用表二中的参数值计算，不难发现临界值近似为零，根据命题二(2)的条件式(26)可知，只要1+η>0，即可满足经济系统不动点为鞍点的条件。同时，我们可以利用校准的参数、稳态值式(22)以及系数矩阵J，考察目标通胀率和负的特征根之间的函数关系(图3)：目标通胀率与负特征根的绝对值成负向相关，经济系统在偏离平衡增长路径后的调整过程中，货币呈现非中性，这与Fischer(1979)以及Cysne和Turchick(2010)在基础Sidrauski模型中得到的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当引入“捕捉”我国央行货币供给行为特征的式(1)后，在我们考察的政策参数的操作区间之内(即正的通胀目标区间以及大于-1的反应弹性区间)，动态经济系统存在唯一的稳态均衡点，且该不动点为鞍点。
五、结论
本文拓展了传统的固定增长率的货币经济学模型，说明消费者的微观偏好关系和央行的政策参数设置均会对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我国实际数据分析显示：引入适用于我国转型经济的货币量规则式(1)后，在稳态通货膨胀目标(3.05％)之下，只要央行货币政策参数(1+η)不极端接近于零，便可以保证经济系统为鞍点稳定，当经济偏离了平衡增长路径时，存在唯一路径使之回复均衡状态。我们得到如下分析结论和政策启示。
第一，在1997年前后，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结构参数发生变动：1986-1997年的数据显示，货币政策规则的反应参数小于零；1998-2007年反应参数大于零。说明我国中央银行依据宏观经济走势调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行为在1997年前后发生了调整。
第二，依据本文模型所推导的流动性偏好函数，利用“由一般到特殊”的计量经济建模方法求解长期函数关系，数据分析表明：在我国居民效用函数中，对实际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赋予的权重大致相等；当选取贷款利率代表模型的名义利率时，分析表明居民认为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为埃奇沃思替代品，即增持货币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当选用存款利率时，二者则为埃奇沃思互补品，即增持货币提高消费的边际效用。
第三，由我们建模、推演得出的命题可知，消费者效用函数所反映的微观偏好关系会影响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当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为埃奇沃思替代品时，引入货币供给规则后，我们获致的经济系统的不动点(即长期的经济运行)为鞍点均衡；当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为埃奇沃思互补品时，将我国实际经济运行数据按照命题二检验，说明经济系统的稳态均衡亦满足鞍点稳定条件。鞍点稳定性是平稳的宏观经济应具备的良好性状，由于在不动点附近仅有一条收敛于宏观均衡状态的轨线，经济偏离均衡状态后，收敛的动态路径可以唯一确定，从而确保宏观经济平稳增长。
第四，由回归结果表明，我国的q值小于零，说明引入货币供给规则后，经济系统可以排除价格泡沫路径，动态系统不会向恶性通胀、实际货币余额极端萎缩的危机情形退化。
尽管上述分析结论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具有存在唯一性、鞍点稳定性，以及可排除泡沫路径的良好性状，但是由文章诸命题可知，上述结论高度依赖于消费者微观偏好关系和央行选取的货币规则参数。通过数据分析也会发现，决定经济系统动态特征的相关参数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货币政策部门需要充分关注消费者微观行为演进和央行操作规则微调给经济系统动态性质带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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