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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数说辨
关于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专家在编年谱时，都认为陶公在州召主簿不就后，即在家闲居数年，等待第二次出仕。今择其影响大者九家予以介绍。
1、邓安生《陶渊明年谱》
太元二十年乙未，二十七岁。
是陶渊明始仕之年，不久，自解归。
隆安二年戊戌，三十岁。
其时渊明正闲居寻阳，仕于桓玄。
2、龚斌《陶渊明年谱简编》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二十八岁。
初仕江州祭酒，不久，即自解归。
隆安三年己亥，三十一岁。
是年冬，渊明始仕桓玄。
3、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岁。
是岁为江州祭酒，不久自解归。
隆安三年己亥，三十五岁。
始作镇军参军，当在是年。
4、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岁。
初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自解归。
隆安三年己亥，三十五岁。
是年为桓玄官吏。
5、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岁。
是岁为江州祭酒，未几辞归。
隆安四年庚子，三十六岁。
始作镇军参军。
6、杨希闵《晋陶征士年谱》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岁。
起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
隆安四年庚子，三十六岁。
是年为镇军参军，移家东下。
7、丁晏《晋陶靖节年谱》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岁。
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隆安四年庚子，三十六岁。
始作镇军参军。
8、唐满先《陶渊明生平与著作年表》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岁。
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归。
隆安四年庚子，三十六岁。
在这年任桓玄幕僚。
9、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
咸安元年辛未(371)，二十岁。
潜弱年薄宦，指此年；既曰薄宦，时间必不长，姑以两年计，后年复归家。
宁康元年癸酉（373年）
结束薄宦归家。
隆安二年戊戌(398)，四十七岁。
入桓玄幕。
归纳起来，有四种意见：一是闲居四年，一是闲居七年，一是闲居八年，一是闲居二十五年；而没有说未闲居的。
但是，从初仕到归田的年限究竟是多少呢？陶公自己触及到这个问题：一是在《归园田居五首》之一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一作十三年）。”一是在《饮酒》十九首中说，“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一是在《杂诗四首》之二中说，“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尽管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数字，可都含有连续出仕，从未闲居的义蕴。为着不致产生误解，首先作些说明。
关于“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两句中所谓的“十载”，应根据上下诗句的承接而作出判断。诗的第三句是“驱役无停息”，至第十一句点出时间已经有了十载；但接下去是暂为人所羁”，可见还不是终止从仕的语气，而具有已经从仕十年，真不知何时可以退出仕途的意思。故不能认为是指由初仕到归田的十载，仅在说明是从初仕连续工作的十载。并不能作为初仕后到归田的终止符看。
《饮酒》第十九首，是一首总结由初仕到归田全过程的诗。全诗共分两个层次：第一层十句，旨在说明为什么在向立之年出仕，又为什么在工作十二年后决意归田的原因；第二层四句，是对拂衣归田里作的补充说明。层次井然，密而无间。可有的却说，“亭亭复一纪”是指陶公归田十二年后写此诗的时间，如从篇章结构方面去考察，明眼人自能知之！清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也说，“然考《饮酒》诗云：‘亭亭复一纪’，自癸巳数至乙巳，适一纪，于年为合”，可见前人亦有所察觉了。
关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两句的解释，分歧至大。袁行霈说，“尘网与丘山对举，乃指市廛，非指仕途也。误入尘网，应自步入市廛算起。《汇考》于二十五岁下系其移居市里，自此即落尘网，一去三十年者，离开园田居三十年也。”谓陶公闲居于城市三十年，很难作出圆通解释。因为《颜诔》说，“晋征士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陶公自己也说，“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朝为灌园，夕偃蓬庐。”“聊为陇亩民，依依在耦耕。”怎能于二十五岁后在城市家居达三十年之久？又说，“一去三十年，与第四首‘一世异朝市’句正相应，三十年为一世，则此三十年无误。”按第四首的“一世异朝市”句，是当时流行的成语，旨在说明事物变异之速，并非实指三十年，立意有别，不能引作论据。尽管袁说新奇，但脱离实际，没有说服力。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则说，“太元癸巳，先生初为州祭酒，至乙巳，去彭泽而归，不应云三十年，当作十三年。”何孟春注：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之十九‘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句。以此推之，至彭泽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唐满先、魏正申同意此说。
逯钦立说，“三十年乃十年之夸辞，十而称三十，古有其例。如《史记·匈奴传》：‘秦灭六国，而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蒙恬传》则称，‘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伐戎狄。’可以作证，陶公出仕十余年而夸言三十，极言其久。”其说也同意陶公出仕十余年。
邓安生《陶渊明年谱》云，“三十言其多，如《诗·小雅·无羊》云：‘三十维物’。鲍照《代结客少年场》云：‘去乡三十载’。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云：‘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三十，均夸言年月之久。渊明此诗之一去三十年，《赴假还江陵》诗之“闲居三十载，义皆同此。”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云，“三十年，当作已十年，三为已之误。《杂诗》其十：‘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可知渊明在仕途前后十年。”
关于陶渊明自言工作年限的诗句。尽管对“一去三十年”和“亭亭复一纪”的理解有异议，但对“荏苒经十载”则无异辞，即是说陶渊明至少连续工作达十年之久。可各家《陶谱》都说在初仕后归田前在家闲居至少是四年，多达三十年；即以四年计，除去守孝，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三年，与陶诗所言不合。
因此，我觉得有重新探讨的必要。第一，陶公自己一再表明学习方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和政治抱负（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已有工作机会，岂能轻易放弃？第二，诗中多处提到自己的行踪，岂能是无的放矢？第三，他在晚年仍通过《读山海经》写出“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诗句和《述酒》、《咏荆轲》、《咏三良》、《读史述九章》等诗，这岂能说不是儒家思想在起作用？“不识陶诗真面目，只缘思囿老庄中。”今作探讨，发潜德之幽光。
为什么不就主簿之职
陶渊明二十九岁开始学仕，“起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历来都认为在家闲居。窃渊明是因母老子幼家贫才出仕的，工作已经作了安排，为什么又弃而不干呢？历代对此，置之不论。我则认为有其原因在，兹简述数点，以见渊明此时之思想趋向。
第一，渊明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门弟子。他追求的是“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了解他的应数辛弃疾和龚自珍。辛词有三十八首词谈到陶渊明，约占全词十九分之一，并肯定说，“陶县令，是吾师。”还常常把渊明引为知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所谓“吾侪心事”，自然是指报效国家而言。“古今长在”，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内涵。“高山流水”，则在指自己才是陶渊明的知音人。龚自珍的“莫谓诗人最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亦是中肯之论。所以，我们不能把陶渊明看成是一个浑身静穆的人，而有他的抱负在。
第二，自东晋元帝即位建康后，荆扬两系军阀，明争暗斗，互争雄长。有志之士，多转入政治漩涡，后果最难推测。北府兵和西藩兵代表着两派的势力。同时在晋惠帝元康元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城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请注意：江州是从扬州和荆州分别划出而重新组合的，两大派力量最容易在此发生磨擦而出现矛盾，故江州刺史的去留特别引人注目。
第三，公元393年，正渊明学仕之年，当时江州刺史为王凝之。当时东晋政权，主要是得到北方流亡大地主集团的支持，其中领袖就是王导家族。而王羲之正是属于此家族之成员。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故属于扬州派。至于陶侃，则属于西藩派。渊明在江州工作，自有许多不便的地方。
第四，晋制：每州设主簿一人，录阁下众事，省署文书。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定，无定制。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陶渊明在当时是胸怀壮志的知识分子，岂愿从事这类工作？又岂能在此地工作？当然是起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也不就了。
是否第二次闲居
唐注以及其他各家所注，均认为州召主簿不就至三十六岁出仕桓玄幕僚前这一段时间，在家闲居，即第二次闲居。（二十九岁以前的闲居，即闲居三十载的闲居，算第一次闲居。）各家对此从无异词，我则认为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陶渊明是为母老子幼生活困难才出仕的，他不就州主簿，应该是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不然的话，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怎能使自己坐以待毙呢？我想可从下举的事例中获得答案。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屡立战功，及王敦平，迁都督荆雍益梁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楚郢士女，莫不相庆。在晋明帝时，又因站在庾亮一边，平苏峻之乱有功，封长沙郡公。侃死，故吏刊石立碑画像于武昌西。庾亮继侃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而侃曾与庾亮同平苏峻乱，关系不错。亮弟翼曾是陶侃佐吏，及兄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翼见桓温于总角之中，便期之远略；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权势倾人主。他有六个儿子，其中两个最有出息：一是五子伟字幼道，平厚笃实，居藩为士庶所怀，历持使节督荆益宁秦梁五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二是六子玄袭南郡公，在荆楚积年，荆州刺史殷仲堪敬惮之。外祖父孟嘉，江夏人，名冠州里，声流京邑，陶侃以第十女妻之；庾亮辟为庐陵从事，劝学从事；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晋书》还把孟嘉列传附在桓温列传之后，可见其关系之不同一般了。祖父陶茂曾为武昌太守。《命子》诗云，“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则其在武昌自有良好的政治基础。
再说，南渡后，东晋还拥有扬徐江荆湘广交七州的领土，梁益豫兖司冀幽平秦并十州一半以上的领土，有志之士，皆欲北伐中原，还我河山；在鄂豫方面，陶侃在荆州，亦活动频繁，力主恢复故土，影响深广。甚至居住在辽西的鲜卑族首领慕容廆也致书陶侃说，“凶羯暴虐，中州颠沛”，而提出“戮力同心，悉五州之众以相助”。可以说，陶侃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爱国将领。
根据上面史实的介绍，就会知道陶渊明会考虑到，江州是扬州派和荆州派互争雄长的地方，工作起来诸有不便；而在他曾祖父祖父和外祖父工作过的地方工作，关系不同，自见方便得多；尤其荆州周围，是北伐的主要根据地，欲图中原，非此莫属。于是舍近而求远，去湖北一带工作，这便是我认为陶渊明从州召主簿不就后，即离开旧居到湖北去工作，并没有作第二次闲居的理由。
我还可以从他的诗中作出说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的第二首，一开头就说：“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仅仅是一次从都还，且又是走的水路，旅途何能感到如此劳顿？写诗何须如此开端！后面又说，“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请注意：“久游”一词，不是在外工作多时，不会这么说。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老母在堂，久游在外，才用“久游”一词。故曰：渊明早就在荆州周围一带工作，非一朝一夕之故。《杂诗四首》之二的“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中提到的十载，即指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七岁母亲病故的十载，可见并没有作第二次闲居。
从《杂诗四首》看其行止
我们知道，陶渊明不是一个甘为“牛后”的人物。他在《杂诗八首》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第五首）“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第四首）可说渊明的出仕，固为母老子幼，生活困难所致；但他是有抱负、是欲拯民于水火之中，并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同时，他也具有坚强的意志，曾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十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后来写的《咏荆轲》，便是这种思想的继续流露。但是，当一想到“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时候，不禁“眷眷往昔时，念此断人肠”了。可以说，陶渊明初出茅庐的思想与归田后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我们不能将此一个阶段中的重要思想动态避而不谈。渊明去湖北工作，既然具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自然要从事这方面的行动，我们从《杂诗四首》中理出脉络，以见一斑。
《杂诗四首》是组诗，有它自己的思想线索。大约第一第二首，旨在说明自己一直在外工作，有时取道水路，有时取道陆路，旅途感到非常劳顿，而且离家很远；活动的范围也见广阔：有时在西北或北方，有时也来到东南方。但工作的结果，大都事与愿违，很不顺心，于是在第三首反映了这种情况。诗人终究不是一个悲观者，于是又从自我欣赏的角度回忆着童年，写出第四首，结束写此组诗的心情。
《杂诗四首》之一开头便指出：“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遥遥”，指工作在遥远的地方；“两端”，指工作中经常存在奋进和勇退的矛盾心理状态，非指心在想家。两句即是说，在外工作时间很久了，但阻力重重，有负抱负。第二联说，“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如果解作是去南京替桓玄办事，且工作时间不长，又在长江中下游行走，何须要用“掩泪”一词？其所以“掩泪”者，一在照应开头的“遥遥”，一在暗示万水千山不等闲也。再看第三联的“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星”，南方七宿的第四宿；“昴”，西方七宿的第四宿；“昴”与“毕”，又为冀州的分野；此处提出星与昴，一方面在说明星与昴相对的地理位置，暗示自己所工作的区域；一方面在指出严寒的到来（《书经·尧典》云：“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势翳西山巅”，指星与昴覆盖了广大的西方地区。连同上联的“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进行欣赏，有“天被山欺，水求石放”的特色；不是长江中下游所具有的，故其位置应在西北的方向。第四联是“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萧条”，照应严寒的到来；“天涯”，指离家很远；如果是去南京办事，不会用上这样的词语。“念常餐”，指在旅途感到劳顿。第五联是“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慷慨”，情绪很激动；“南归”，由西北向南走，才合南归意。如果是从江陵顺流而下，也只叫东归，不能叫南归。盖在西北向东逝，虽离家近了些，但还是很远，故以“路遐无由缘”承之。最后是“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表示因为关山阻隔，不独不能及时回家省亲，即音讯也不能互通，只有在诗的字里行间去留下痕迹了。
从诗的内涵作概括，可以知道，陶渊明此时在荆州的西北或北方工作，正在向东方回还；但时届严冬，家人多想自己回家团圆啊！由于离家很远，要想南归省亲已不可能，所以心情非常激动。
《杂诗四首》之二，仍在继续说明长期在外工作的情况。所不同的，第一首说的是走水路，本诗说的是走陆路，故两首诗是姊妹篇。第一联的“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羁”，是在说过去那种闲居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在闲居，不会这么开头。第二联的“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说明经常取道陆路工作。第三联的“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有北方气候的特征。第四联的“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的“来”字、郭注作归来的来解；唐注作未来的来解，即我的未来快要完了。其实，此“来”字，即指来此地工作的“来”。即是说，我来此地工作的时间够长的了。故接下去第五联说，“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上一首说：“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可见他写此两诗时的心情是多么的不平静：“慷慨”，是来此长时间工作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绸缪”，是初来时所抱有的一种有所作为的思想感情，即“此情”。这是对比的写法，两句的意思是：我现在工作的情绪与初来时相比是大不相同了。第六联的“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是在说，工作已经十年了，但还没有建树，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最后一联是说“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许久没有回家，庭宇的树木都觉得长高了许多，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叹惜。
《杂诗四首》之三，郭注说，“此诗是一首隐喻诗，诗人用形象性的语言比况了眼前的政治形势及几类人物。”我则不这么看，认为是一首为怀才不遇而写的诗。诗脱胎于宋玉《九辩》的开头部分。今作对比说明如下：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零落而变衰，憭憟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上面内容，相当“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噰噰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上面内容，相当于“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复秋霜”。“独申旦而不昧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亶亶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上面内容，相当于“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
陶渊明为什么要将此诗脱胎于宋玉的《九辩》呢？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宋玉亦曾经入仕，但地位并不高。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说宋玉是楚王的小臣；刘向《新序》也说宋玉事楚王而不见察，政治上没有什么表现，与渊明的情况差不多。第二，王夫之曰，“宋玉《九辩》，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而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辞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今渊明采撷其辞其意，大约亦旨在通过其激宕淋漓，以明己志耳！
《杂诗四首》的前三首，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指出连续工作十年，并未有第二次闲居；二是时而水路，时而陆路，工作非常辛劳，一直没有机会回家省亲；三是工作在荆州的周围及其西北和北方一带；四是事与愿违，未能实现抱负。至于第四首，则是一首自我欣赏的诗，约相当于回忆录。因为一个人在工作不称心时，总会对美好童年作回忆。
雪鸿留爪纪实
陶渊明究竟到过哪些地方呢？仍从陶诗中明其行踪。
《拟古九首》之二写道，“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陶渊明在诗中已明确说明此行的目的，是去学习田子泰的高贵品质和工作经验。而其特色是在隐居徐无山后，在山中定法纪，办学校，使地方大治。所以陶渊明要来作彻底了解，俾能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很多注陶专家认为，这首诗是采用托言的形式写的，这是因为他们主观地认定渊明在家闲居，无法作出解释，而出此言论耳！
《拟古九首》之八写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诗的开头四句提出两点：一是在少壮年时曾被派往到遥远的西北和东北去工作；二是曾经到过张掖至幽州这一带。（这里说的是自己去行游，盖当时政治气候阴暗，不能明言，而此行又值得铭记，故采用此种写法。）但唐注释为作者假托自己少年时曾经远游全国，寻找知己；郭注认为这是诗人想象纵横边疆的写法。因此，有重新推敲内涵的必要。
《尔雅·释地》：“燕为幽州，即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部一带。东汉州治在蓟，晋州治在涿。”田子泰隐居的地方，在今河北蓟县，陶渊明来此访问，即是到过幽州的明证。又同他曾祖父有过深密交往的鲜卑族慕容廆部，仍长盛未衰，也以锦州为根据地，有很大影响。锦州在幽州范围之内，所以渊明来过幽州，不是想象，而是现实。
凉州刺史张轨的儿孙，世守凉州，据有一方，中原纷乱时，凉州比较安定，中原汉人来避难的络绎不绝。前凉控制了西域和内地的联系。汉人段业于397-401年建立北凉，都张掖，故张掖至幽州同样不能说是想象，而是事实。
陶渊明到幽州，既是要去了解田子泰的工作作风和工作内容，也可能与准备参加北伐中原而外出联系有关；至张掖也可能有同样的目的。故他于第三联说，“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首阳山”，一说在河南偃师；“易水”，在今河北省中部，源出易县。此两句似乎可以意识到此行的目的何在？此行可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接着说，“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其言外之意显而易见，故最后不得不感慨系之说，“此士难再得，吾行复何求”了。他这一种求而未得的思想，始终存于脑际。当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北伐，收复长安，灭掉后秦，驻军关中，左将军朱龄石派长史羊松龄赴关中祝贺时，陶渊明在《赠羊长史》诗中说，“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说明自己虽然没有参与北伐中原的机会，但当听到刘裕灭后秦的消息后，其希望看到祖国统一的心情，仍然溢于言表，可见陶渊明的内心还有很多方面不大为人所理解。
至于在《饮酒》之十中说的“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其语调与上举诸例相比，大不相同，而同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的第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可能是纪在桓玄工作时的情况。
历代研陶者都认为陶渊明直到三十六岁，即隆安四年庚子，才任桓玄幕僚。是第二次工作的开始，至于隆安四年以前，都未提及。我认为，此时可能在桓玄的五哥桓伟属下工作，因为桓伟为人平厚笃实，居藩为士庶所怀，而且他历使持节督荆益宁秦梁五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同时也以北伐为念，就当时各种条件来说，只有成为桓伟的幕僚，才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后来忽然在桓玄处出现，可能是他哥哥推荐的，因而立即得到桓玄的信任而命他去办理大事。由于陶渊明的细心观察，可能不久就了解桓玄的为人，故庚子从都还，便不急于返任，后因催促，才回江陵，其不愿做桓玄的幕僚的思想显而易见。幸好该年母亲在家病故，便离职回家守孝，后又躬耕，以便了却政治纠葛。当桓玄还没有彻底失败，扬州派推进至九江时，刘裕又要他出山当参军，而又不得不赴任，于是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诗的标题很值得注意：一是“始作”，表明是第一次作这种工作，减少刘裕对自己的猜忌；二是“经曲阿”，因为曲阿为兵家必争之地，故诗中说，“目倦川途异”。“川途异”者，“城春草木深”也。来日如何，前途难卜，故在诗的最后说，“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的宗族观念很深，又是在西藩派桓氏家族下面工作。同时他也了解刘裕，因而不能不考虑其间的复杂关系。故后来刘裕两次征辟，皆不应命，非不为也，不可为也。为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便不求闻达，这便是陶渊明为什么要归田的根本原因。
结束语
我们要认识陶渊明的真面目，就不要老受过去评论家的局限，而置陶渊明于浑身静穆的境地。其实，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七岁的九年中，是想施展抱负的九年，也是毕生不能忘记的九年。此九年主要是在西藩派桓氏家族下面工作，既要讳莫如深，又想留下痕迹，不枉人生，于是他在写作方面便匠心独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那便是化整为零战术的运用，而落实到写组诗方面。
陶诗中组诗占的比重很大，至其组诗的内容，往往不保持一致而见广泛。他到过的地方，分别通过《杂诗四首》、《拟古九首》和《饮酒二十首》去说明；他工作多长时间，则通过《杂诗四首》、《归园田居五首》及《饮酒二十首》等其中的诗去说明；而其北伐中原还我河山的初衷和决心，又是通过《读山海经十三首》及《咏荆轲》等去说明；同时，他还在标题方面煞费苦心，设下机关，如《杂诗》的“杂”字，本有杂乱无章义，他趁机把次序打乱，把讲这九年的《杂诗四首》放在后面，而把回忆往事的《杂诗八首》放在前面，使人不知所云，会产生扑朔迷离之感。同时，把重要的内容作杂诗写，不易使人发觉，又收到保留史料的效果。以“杂”命名，乃掩人耳目耳。《拟古九首》本重在摹拟古诗，何曾拟古，完全是在抒写自己怀抱或经历的诗，只不过借其名义而已。《读山海经十三首》，过去总认为与道家或道教思想有关，陈寅恪等学人力持此说。但实际是在借神仙人物故事以寄拟情怀的诗，如第九第十两首，旨在通过神话人物所具有的富于理想毅力和斗争精神，去抒发当年自己的豪情壮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生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是否还能“心有灵犀一点通”呢？现在是“见微知著”，“重与细论文”的时候了，但愿“愚者不无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