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会论文,天津论文,近代论文,机制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决定人们在实践中必然要进行交往。互动就是人们在交往实践的过程中发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实现方式。交往是人类的一种机能，又是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普遍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正是各层次主体、各种形式和领域的交往才建构了人们社会互动的网络，组织为一个社会整体。诞生于20世纪初的天津商会，伴随着商会组织的团聚力和活动力的不断加强，与国内其他商会的交往日趋频繁，初步呈现出一个经济活动相互交错的网络状态。因而，本文拟对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互动联系的构建、构建的基础以及影响等进行初步探讨。
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互动联系的建构
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广泛互动联系的构建，概括地分为两类：一类为一般性的，一类为专项性的。一般性的互动联系主要指商会间对有关组织改选变动、商务商情、科技信息等情况的相互通报。专向性的互动联系主要指涉及与市场经济、贸易活动、商人权益、民族利益有关的一切需要其他商会协助或是共同联合完成的活动。
第一、通报组织状况。清末，各地商务总会纷纷成立，及时相互进行通报。当时的天津商务总会会收到了34个全国各地商会有关各自商会成立情况的电函。北洋时期，各地商会间的来往愈加频繁。1917年，各地商会组织进行改选和整顿，有47个商会向天津商会通报改选情况。
第二、互通商情信息。民国初年，天津商会与其他城市的商会通报商情信息的行为是商会间最常见的，也是一种最频繁的联系方式。如武昌商会请天津商会介绍筹备参加巴拿马赛会经验时说：“贵处开放最早，乃商货荟萃之区，精华所在，品物繁多，遴选特色预备出赛，当然易如反掌。……务乞指示周行，以便趋步后尘”。（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2册，第24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津商会会长立即将自己筹备参加巴拿马赛会的准备情况和参会人员名单提供给对方。典当业在当时起着为社会提供资金的作用，因而典当业的正常营业对维持市场的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天津的典当业多是实力雄厚的长芦盐商所设，在全国首屈一指，而各地典当业每遇到问题，一定会请天津商会帮忙。辛亥革命以后，河南原有的典当业多半倒闭，河南省总商会致函天津商会：“请告之当地典当业业规。”1921年，山东省当业公所报告总商会，各县典业日渐凋敝，呈报停业闭歇的已达30多家。山东邻省直豫皖典商也很多，济南总商会认为，在这商战激烈之时仍故步自封，不象别人取经，“其势必至自困”（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2册，第24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于是，山东省总商会恳请天津商会帮助调查，并通报临近各省典当业的状况以及近几年的改进措施。商情信息的传播强化了天津商会与各地商会组织间的信息联系。
第三、联合抵制关税。商会之间互动联系的结果，就是借助于群体的力量，形成一个集合点，抵制政府的一些不合理政策，并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商人的主张得到政府的更多一些考虑，以维护商人权益。1922年初，天津商会为争取关税自定等问题的解决，迫切希望得到各商会的支持“本埠各商鉴于外交紧迫，曾以自觉之决心，自行改定关税，务希贵处同一主张，以免国难而正公理。”全国商联会和各地商会纷纷予以赞同，并立即在京召开商联会大会，讨论全国关税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3册，第349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北洋政府在商人们的一片请求与抗议声中不得不作出让步，并对其关税政策进行了部分的调整和修正。
第四、缓解金融危机。民国初年，国内社会的不稳定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铜元严重贬值，扰乱了市面与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整顿市面成为各地商会面临的紧迫任务。上海商会来电：“此事关系全国商民公共利害，救人即以自救，应请贵会一致主张，督促政府讯电照办”（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2册，第130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回信说：“敝会业经屡次开会筹议平价，遏止恶币办法，并呈省长施行禁止入境命令在案。刻正从事分头调查，一俟得有结果，必当严重与当局交涉，期维市面而利民生。”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统计，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天津商会与国内各地商会为此事来往的函电竟达29件。商会间的相互沟通，为各地商人取得共识，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与相应的对策，毋庸置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五、运筹粮食调配。“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商会始终十分重视粮食的运销。因此，每年办理平粜时，粮食的品种、质量、采购地、价格以及运价信息资讯总是不停地穿梭于各地商会之间。尤其是灾荒年，更需要各地商会间的密切相互配合与支持。1920年，天津遭旱灾，天津商会为了解决民食缺乏，多次请奉天总商会迅速调拨米麦运往天津。同时，天津总商会会长又派代表扬晓林、夏彦藻与安徽总商会落实南粮北运的协议。1924年的天津河水势盛，天津商会函请上海商会立即调集小麦进津，得到上海总商会、江苏总商会的竭力支持。同样，国内其它省遇到灾情，津商会领导层也会尽力襄助。1921年9月，上海、江苏省的四十余县被大水围困，上海面粉厂在天津采购的小麦被津海关扣住。当时，天津也面临严重的讯情，津商会会长不顾一部分粮商“拒绝小麦出境”的主张，立即征得省长、津海关监督各方面的同意，组织小麦源源运入沪地，以解燃眉之急。
第六、商人民族意识。商人民族意识和商人群体意识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与要求，它是使多个群体行动起来的动机，形成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商人的民族意识同近代知识分子一样体现为一种强烈的御侮救亡意识，所不同的是，商人更为注目的是外国的经济侵略，以及由这种侵略造成的民族利权外溢、己利被夺的危迫情势。这种民族意识直接催生了商人的合群意识，表现出固结团体的愿望。如天津绅商指出：“商战竞争之世界，优者胜而劣者败，此定理也。吾国商界不能不立与不败之地，以无公共之思想，故其势常孤，势孤则胆怯矣，虽占常胜之地，欲其不败也可得乎？故有公共之思想者能尽公共之义务”。（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2，（一）上册，第188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如甲午、庚子两次赔款以来，国家财政支拙，负担繁重，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等人共同议决，首先在全国发起“筹还国债运动”。据统计，全国支持天津商会的函电达42件。（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2，（一）下册，第193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正如长春市商会会长说的：“一自贵会首倡筹还国债，闻风兴起者，踵接于宇内，本郡僻处东隅，适当要隘，切肤之灾，益不敢忽。爰集合同人，组织分会，以为贵会之应”。（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2，（上）上册，第19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又如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首倡全国抵制美货，天津商会接到上海“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的来电后，当即由商会总理王贤宾亲笔复函上海商会，表示“经迭与各行董事妥议，是以复电及墨信，有皆愿遵照沪商条款切实抵制之策”。（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上）上册，第187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6月28日，商会不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阻饶破坏，举行集会，商议抵制办法，号召商人“切实举行不购美货”，并议订法规，如有违者认罚银五万元。（注：《大公报》1905年6月20日。）抵制美货的运动迅速从各通商口岸扩展到许多中小城市以及市镇，形成全国性的规模。十几个省的大中小城镇和乡村各种集会多达300多次。后因美国政府与清政府软硬兼施的威逼，抵制美货运动暂告沉寂。
第七、维护商人权利。社会实践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个人和群体思维能力、思维水平的提高。北洋时期，随着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逐渐加强，天津商会成为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绅商们开始具有了参与政治决策的责任感。1912年8月，袁世凯政府颁布《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把工商界排除在选举范围之外。选举法颁布后，天津工商者立即提出异议，如天津商会在致上海总商会函电中提到：“商界无选举权，南北各商会应合力并争，以保商权，请贵会联合南洋各省商会筹议办法”（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4册，第44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众议院选举必须全体国民联合组织——祈贵会联合各省商会致电政府”。各省商会对天津商人的倡议立即作出响应，河南商务总会回电：“一切均请贵会竭力主持，敝会惟有执鞭从后，一致进行”。山东、奉天、山西、陕西、长春、广东、哈尔滨等数十个商会纷纷表态支持。天津商人与各地商人的互动行为形成一种“叠力”，对政府的决策颇具影响，使商人从既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无议席，转变为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占有比例不低议席的权利。
第八、力争商会生存权。1929年3月初，国民党三全大会取消商会的提案一出台，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数万同业公会、数十万商会会员，为维护自己的合法生存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高潮。天津商会沥陈商人筹款支持北伐的业绩，指出国民党政府取消商会组织为背信弃义之举。3月25日，天津商会向周边各商会发文通报该情况，不久，就收到了河南以及河北各县等商会抗议国民党取消商会的33件函电。（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三）上册，第473-5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全体商人态度坚决、谐调一致的巨大声势面前，国民党政府关于取消商会的议案终未通过。
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的互动联系是通过多种途径建立的。根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记载，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通过以下四种机制建立的联系：第一种是直接通过大量的书信、电报、电话等方法及时地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成为当时商会组织间或是商会领导人之间最主要最常见的联络形式。第二种是商会经常采用举办会议、座谈会、讲演会等形式，相互进行直接交流与沟通。第三种是商会通过互访的形式进行直接交谈，陈述各自的观点，取得对方的认同与支持。第四种商会是利用报刊等新闻媒介，介绍商业、贸易等情况，促进企业和商人之间的贸易资讯交流。清末，天津商会创办《天津报》，后更名天津《商报》，“购阅者为数甚多”，不仅深受国内各地商人的欢迎，而且也得到国外商界的关注。
总之，近代天津总商会采用通讯、会谈、互访以及出版报刊等四种机制与国内其他商会建立了多层面的网络联系。无论是商会还是商人之间的互动只有通过这种稳定的系统的（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第13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机制，才能给双方带来有效的联系。
天津商会与国内商会互动联系的基础
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是近代中国商会发展最活跃时期，同时也是天津商会与其他商会来往最频繁的时期。天津商会在与国内其他商会的有效联络中，不仅由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而且还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甚至因商人间的冲突也会造成商会间互动频率的加快。因此，国内商会相互联系基础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利益的驱动。双方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促成了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的广泛联系。近代天津商会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同时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它力图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维护商人的基本权力，保证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实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的目的。需要明确的是，利益集团的起源和行动的深层原因在于每一个人的逐利天性和他对于手段的理性选择。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客观上需要结成各种社会关系，与他人通力合作，一起通过集体行动的努力使利益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追逐其经济利益的回报。一群集体行动的组织与一群各自为政的独立组织相比，能够达到更多更高的目的。因此，天津商会与国内商会之间互动组织网络的构建可能有多种原因和基础，但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与追求共同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无疑是一种最常见和有效的整合纽带。
第二、环境的压力。应付外界环境是促进商会之间相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外界环境出现危机时，一个商会很难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或目标时，这就给商会寻求相互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这不仅是增加它们自身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个商会通过与国内其他商会相联系，力争生存的一种途径。如前面所提到的在面临缓解铜元危机、联合抵制关税、抵制美货运动、力争商会生存权等问题时，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形成了一种联盟现象。又如，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扰中国，激起了中国商人爱国之心，天津市商会主席张仲元说：“各地工商极感不振，值此民生憔悴，列强侵略日急，倘不迅速谋挽救，力求进展，则前途危象更将不堪设想”。（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第13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为了与洋商抗争，求得生存，他们把聚焦点放在与各地商会的联络上。正如天津商人所说：“我国大资本家必皆乐为联合，更可大事扩张其势力，且将可以左右全国之金融，抵制外人经济势力之入侵，于国家于前途盖甚有关系也。”（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1册，第56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与外国商人竞争的压力成为国内商会联盟的动力。
第三、政策的推行。政府新政策的推行为商会间的互动联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继续推行有利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中央政府控制权的进一步削弱，成为20世纪初绅商团体蓬勃发展和相互联络的重要社会条件。迅速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工商业从地域上讲，逐渐遍及更为广阔的中国，增强了其从沿海、南方向内地、北方扩展的趋势。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各种经济政策和法令条例，促使天津的地方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地方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使得天津的工商业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随着城市近代企业家的崛起和壮大，天津总商会在社会上暂露头角，活动频繁，不断与外界建立了广泛联系，与国内其他商会建立了战略联盟，充分显示出天津商界领袖在经济领域内的影响力。
第四、共筹竞进意识。近代商人强烈的发展意识表现在想法设法地寻求商业贸易合作伙伴，进而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团体和个人社会联系的必然性决定了人们相互交流的必然性。人们相互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借助他人的思维成果，扩展自己的思维领域，能够相互从认识中取长补短，或从他人的认识中得到启发。天津商会提倡的“衡量优劣，比较精粗，互受观摩，共筹竞进之谋”正是这一意识的体现。北洋时期，天津商会通过举办各种商业展览会来促进商业和贸易渠道的畅通，增强与外商竞争的实力，正如一位商人呼吁“今则一息尚存，苟能群策群力，收回我已失之权利，发挥我无尽之蕴藏，与彼角逐于经济竞争之世界，争存于惨淡猛烈之剧场”。（注：《商业发达论》，《江苏》第三期。）天津商会参与1915年8月举办的“国货产品陈列会”，1916年10月的“国货展览会”，1919年的“手工业品展览会”，1922年的“直隶第一次工业观摩会”等。此外，商会还积极推荐各企业参加全国、上海等地举办的商品展销会，及在美国、法国、越南、南洋等各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1925年在上海的大型“全国国货展览会”上，天津获奖厂家达135家之多。20年代，军阀混战频繁交错，政局不宁。商会主席张仲元指出：“顾挽救之道经纬万端，然目前急务尤以开拓海外贸易为唯一要图”（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第13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16年，经过天津商会的介绍，会员企业在南洋设立中外代理处的竟达18个。（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第13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力谋工商企业向海外发展，为他们寻求贸易合作伙伴成为当时天津商会的重要使命。
第五、调解商业纠纷。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竞争必然会导致优胜劣汰。这里能否保证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成为经济环境是否公平的主要标志。而要保持社会经济条件的公平，就必须依靠市场中介组织－商会发挥沟通、协调、公证和监督作用，才能建立市场竞争中的公平与和谐的秩序。在奉天县客居的津埠木商采买各种木料，历年称赞妥便。1918年，安东各料栈擅改旧章，欺蒙外客。津商会就津木商难于接受此种作法，与安东商会函商，要求对方加以改正。最后终于经过两方商会会长的努力，津安主客双方重签协议，（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2册，第2454-245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平息了两地商人之间的纠纷。从1918年夏开始，上海绸缎商家纷纷“互相减价贱售，倾扎无已”，“为此无意识之竞争，固不料相持数月，竟至牵动全局，险象丛生”。（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2册，第24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因停机使得数十万机工时有“衣绝无食”，“服毒自尽”可能。后经上海商会与绸缎同业公会出面协调，才出现转机。丝绸在北方的销售，尤属天津为多。但是津埠为北方商业枢纽，能否及时采取措施，刹住价格下跌，尤为重要。上海商会请求天津商会一定要出面调解，担心“兹已乘此潮流，相率效尤，深恐蔓延日益，大局益难收拾。是津阜一隅之害犹小，而延及北五省之为祸甚大”。天津商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配合并采取措施，通知各绸商共同讨论，在天津商会内，设立绸缎业同业公会，以便进行行业管理，“以维大局而安绸业”。（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册，第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防止了天津市面的混乱。《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的记载显示了他们多次为商业的信用和市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监督与管理职能。北洋时期，天津商会与各地商会相互联络，共同采取有关措施，坚决制止不法失信行为，较好地起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改善市场环境的作用。
概言之，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广泛联系的基础，决定了天津商会在网络构建中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社会与政府联系的中介者，而且也是天津商人与各地商人的协调者、监督者，更是强化天津商会与各地商会建立社会与商业网络的推进者。
天津商会与国内商会互动联系的影响
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商会网络互动的联系遍及大江南北，现在让我们来具体考察天津商会与国内各商会互动联系的层面及其作用。
首先是天津商会与北方区域内商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由于相临的地域环境，天津商会展开了与周边商会之间互动频率比较高的交往。在这种互动模式的交往中，天津商会实质上已经成为华北地区商会间的一个中心联络机构，例如清末至北洋时期，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石家庄、保定、济南、太原、唐山、张家口、秦皇岛等北方地区的商会，因靠近天津城市与天津商会有着频繁来往，关系稳定、彼此依赖性、合作性较强，进而构建了一个联系最广泛的商会网络。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为经常互通商会和商人面对的一系列经济与政治问题，如介绍商机和商业合作伙伴，共同处理金融、关税以及粮食等问题，提供信贷担保，为商业争端提供仲裁服务，为维护商人权利采取联合行动等。清末至北洋时期，尤其是位于天津城市周边的归属直隶省商会所辖的各县镇，如唐山、秦皇岛、赤峰、昌平、房山、石家庄等数百个商会，因为当时直隶事务所的领导职务由天津商会会长卞荫昌兼任。因此，他们与天津商会不仅日常信息交流非常频繁，而且对待每一事件的态度与天津商会总是有呼必应，紧随其后，遇事须征得天津商会的同意或审核。在这一层意义上讲，天津商会不仅在推动区域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中间角色，而且是北方地区商会和商人互动网络的组织者。
其次是突破地域环境的限制，与国内其他商会保持相互交往。这里的交往互动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维护商人经济利益或是在争取商人政治权利的活动中，以一个商会为主，请其他商会予以协助共同达到一个目标，商会之间互相作用，达成共识，彼此形成默契与配合。另一类是以一个商会或是几个商会主要围绕某一事件或某一方面的需要，平等互利地共同参与其中，商会彼此间的交错互动，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形成了大规模的联合。他们构成一种松散的互动模式。他们根据不同阶段的目的，具有经常性、临时性和同步性的合作特点。天津商会与国内的上海、江苏、汉口、南昌、宜昌、广州、汕头、哈尔滨、吉林、昆明、福州等商会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除了经常进行一般性的相互传递信息以外，主要集中在某个专项问题上发生的相互作用，如天津商会与各地城镇商会在“调配市场紧缺资源”、“平息金融危机”、“反抗不合理的税收”、“防止粮食风潮”、等与商人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诸多方面，力求影响政府的决策符合自己的利益，追求其共同目标的最大实现，采取一致的行为。同时，他们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出了商人的“一致性”。他们懂得利用商人之间的“合力”，迫使政府给予自己让步。如1912年的反对袁世凯排斥商人选举权，1915年全国强烈反对的“二十一条”，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包含着天津商人与全国商人共同作出的努力。除此之外，天津商人充分利用商会整体的力量参与了1916年的劝阻“护国战争”，1918年的调解南北议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等均在全国颇具影响。近代商人的合作行为正是商人们共同思想观念社会化的集中体现。
第三是联系于北京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天津商会是全国商会联合会整体网络中的一个成员。天津商会不仅局限在负责收集和传达商业信息范围内，在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动员和引导下，它主动参与了“币制改革”事件，组织了“筹还国债公会”、“商界国会请愿活动”、“修改商会法”“加入国际商会”等活动，进而更有助于密切天津商会与国内各地商会的互动联系。
总体上讲，商会间往来的穿梭日益密集是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互动网络的构建对推动华北市场经济的增长、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利于商人认同意识的加强等方面的意义也就显得非同小可。
推动区域市场经济的增长。近代以来，天津一直在发挥着北方地区经济中心的作用，即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域的农副土特产品经过天津运入世界市场；天津市场再把国外输入的和本城市生产的机械产品输送到华北各个区域，形成了一批以天津为特流指向的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的北方区域市场经济体系。进入20世纪后，伴随天津商会与各地商会相互往来，不仅聚集了天津经济中心功能的优势，而且产生了切实的经济成果，强化了天津市场经济网络的功能。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在京绥路线内创立货捐，严重影响华北、西北市场，使“各行商业完全停滞，商人损失生命财产不可计数。”（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4册，第39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嗣经绥远等十余处商会在京集议，合力反抗，复经请愿各部院也在案。今已多日，尚未生效，迭请天津速派代表相与协抗。”（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4册，第39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为此，天津商会的转运业公会公举首董祁筱田立即赴京，协助归绥总商会和西北商会的代表力敦促财政部尽快取消货捐税。由于商会人的共同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政府终于同意实行缓征货捐税，挽救了西北铁路沿线各县镇商业贸易的发展，确保了天津与归绥、西北等地区商品贸易渠道的畅通。这场天津商会与其他商会的统一行动，不仅充分显示了商会领袖们的交涉能力和卓越才能，而且有利于华北、西北区域市场经济的繁荣。
促进区域文化的交汇。天津是华北区域的优势经济区，不仅能够聚集和辐射各种经济能量，而且是华北区域内带动其它城镇经济增长的龙头和引擎。一定的文化是在人们一定的经济活动基础上产生的。因此，经济与文化，二者互相渗透，互补互应，如影随形。北洋时期，天津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网络机制的构建不仅加强了区域经济的交往，而且也导致了区域文化的交汇。天津商会为了唤起商人办实业的兴趣，在向直隶各县、山西、上海、北京、无锡、山东等地商会征集名优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举办各种商品陈列会、工业观摩会等，使各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域特色经济与文化在天津交相辉映，不仅繁荣了天津经济，而且丰富了天津文化的内容，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同时，天津商会还积极鼓励工商企业将产品带到北京、上海等城市，将天津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特质和势能予以展现。
利于加强商人的共识。商会的互动是为了达到认同；认同是商会互动的结果，认同是在商会互动网络机制的过程中完成的。根据商会档案资料的记载，天津商会与其他商会间的共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商会成员对法规的普遍认可与遵守。1912年后，商会积极参与有关经济法规、章程以及条例制定的活动益发活跃。天津商会代表与各地商会代表一道提请政府从速制定的法规有：商律、矿律、商会法、公司法、交易所法、商埠章程、注册章程等。在全国商联会的组织下，商会代表又参与了《商会法》的修改，使其参加经济立法的活动效果更加显著。商会积极参与有关法规和章程的制定，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尺度，规范内化了中国商人对法规共同的认识行为。(2)天津商会与其他商会在培育市场经济出发、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交易规则，平准物价，调解纠纷，平息金融危机，保护和发展市场主体的共同利益等方面取得共识并采取了一致行动，促进了以自由平等竞争为基础的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国各地商会和商人要求得共同的发展，就需要在一定的基础上取得共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的共识对于商会网络机制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总而言之，许多事实证明，商会互动网络机制的构建无疑是商会组织间联络最行之有效的形式。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的互动联系不仅为商会的发展创造了和谐、有效的氛围，也为天津的商业贸易经济乃至北方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或潜在的成效。这是任何单独的组织或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同时，历史也深刻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团体、个人，只有保持开放和进取的状态，与外界不断地保持互动联系，才能融入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组织与组织以及机构与个人的多元互动和多向交往的主流中，扩大交往的范围，创造出独有的文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