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人口“非农化”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我国农业论文,人口论文,非农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阅读着一篇篇专家、学者有关“三农”问题的研究报告时，我们几名来自农村自以为了解农村而如今身为“城市人”的心在颤抖！并由此产生了这样的一些观念：一个不真正了解中国“三农”问题内涵的人不能算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一个不真正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不能算真正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良知；一个不真正关心、着力研究和热心支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党员干部，不能算真正学懂和实践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下面，我们想就中国农业人口“非农化”问题，谈一些看法，以期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中国农业人口“非农化”问题的本质
“三农”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基本问题，而解决中国农民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基本方向则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即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就业问题。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基于目前的现实。①中国13亿人有9亿在农村，农业“过密化”生产、农民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是农民收入低下的基本原因。小农经济正在影响或将严重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步伐；②70％的农业劳动力为国家提供10％的国内生产总值，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农民对于土地的投入无回报可言，农民已经失去了种田积极性。③2002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7.7％，既低于国际城市化平均水平（1980年已达到41.36％），又滞后于中国工业化发展速度（二、三产业GDP份额已达90％以上）。而城市化水平低的原因和结果都在于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④中国目前既有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更有来自农村3.5亿过剩劳动力的压力。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整体上（除江苏、石家庄、宁波等部分省、市在户籍制度上已撤除樊篱外）依然存在，农民实际生活处在非“国民待遇”状况中。
针对以上事实，大多数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为了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我们的基本国策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要从现有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开刀；同时，根据国外发达国家工业化经验和国内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千方百计增加和扩大农业人口“非农化”就业渠道。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这个任务不完成，就如哲人所形容的：如果只有几个大都市的繁华发达，那不过是漂浮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片绿洲，大海中的风浪一起，绿洲就会有倾覆之虞。
二、影响中国农业人口“非农化”进程的症结
新中国成立，为了打赢“抗美援朝”战争和满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我国被迫采取了“挖农补工”的政策。据统计，从1952年到1986年的34年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隐蔽地挖走近7000亿元，占这些年间农业收入的18.5％。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挖农补工”虽对于工业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成为造成农民落后贫苦的直接原因之一。还有，为了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最低价的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的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据资料介绍，如今农民的税负是城里人的4倍，而城里人的收入却是农民的6倍。这一矛盾是阻碍解决“三农”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
无疑，如果我们不能针对问题的症结，采取断然措施解决中国农业人口“非农化”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的建设目标将难以实现。
三、促进我国农业人口“非农化”进程的对策
我们认为，要促进我国农业人口“非农化”的进程，应采取以下对策。
1、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在总结江苏、石家庄、宁波等省、市废除歧视农民的二元户籍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先由国务院颁布全国统一的户籍条例，在适当的时候由全国人大修改现行宪法，恢复中国“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从法律制度上彻底扫除制约中国农民“非农化”的障碍。
2、用税收调节土地规模化经营。可对农户实行耕种土地越多则单位土地税收越少的农业税递减政策，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同时，实行农业耕种自主、雇工自主、在土地承包期内土地转让自主的配套政策。这有利于推动农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结构调整；有利于农村社会化服务网络形成。
3、优待农民进城，发展城市第三产业。各大中城市要敞开胸怀，创造条件，欢迎、吸纳有一定投资能力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进城开厂办店，务工服务，发展城市第三产业。
4、在各地开展教育扶贫。古人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今后扶贫要先扶“智”，在扶贫资金的安排上，要优先考虑教育扶贫问题。
5、建立健全劳务市场体系。要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主体、辐射到各个乡村的劳动信息网络，给农民一个方便、快捷、可信、安全的就业服务环境。
6、给农民自治和直选权。即由国家颁布乡镇自治条例，将村民自治范围扩大到乡镇，完全撤销乡镇政府机构，改“压力型”管理为“自治型”管理。由村民代表直接选举乡镇领导2-3人，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组成10-20人的农民自治组织。釜抵抽薪，拆庙赶神，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据统计，全国被供养的乡镇公务员高达870多万人，人均每年以1万元计，全国一年就可减轻农民负担约870多亿元。
7、向农村输送知识青年。对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盘否定有失偏颇。别的不说，那次行动至少让那一代城市知识青年知道了农村穷、农民苦、农业难。而那代知识青年对农村、农民的思想、文化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为了加快缩小城乡、工农差别，国家应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到农村去，尤其是到西部农村去，到经济、文化落后的边远山区农村去安家落户。这有利于将知识和地方优势资源相结合，产生地方致富带头人；有利于推动落后地区思想、文化、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在艰苦环境中培养、历练能够担当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职务的人才。
8、恢复和完善农村老有所养的社全保障制度。农村社保制度要有利于国策执行，扼制农村人口无计划性膨胀。可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老人全保，对实行计划生育因故无后的老人实行双保。这样，既从制度上体现了社会人文关怀，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原则。社会保障加强了，有利于切实减缓人口增长压力，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9、实行养农政策。农民过去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和牺牲，现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GDP份额已经很低了（不到10％），国家不但不应该再“挖农补工”，而应该反过来“以工养农”，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和购买能力，反过来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
“三农”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必须解决而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农业人口“非农化”是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已经开始的今天，找准症结，克服障碍，掌握时机，拿出对策，在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最终解决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