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网络与企业出口边界动态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移民论文,动态论文,企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强调产品和企业层面的研究（Eaton & Kortum，2002；Melitz，2003）。Melitz（2003）假设在没有生产率冲击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在初期能支付足够的沉没成本，该企业的出口关系将稳定存在。而经验研究发现，这一假设并不符合现实中的国际贸易。现实中的企业—产品—市场对进入退出变动频繁，只有小部分的出口关系能稳定存在。企业在实际出口中，倾向于第一年支付一小笔成本，后期再根据市场表现决定是退出还是扩大规模，存在“试错”过程。一旦发现不适应外国市场，则逐步退出该市场。中国海关数据同样显示，大部分的出口企业在第一年选择出口较少数量的产品，并有很大部分出口关系在第二年被淘汰，企业—产品—市场对的存活率低。 现有研究认为，“试错”机制会使得企业出口关系的存活年限短，企业—产品—市场对的存活率低，信息的可获得性在决定“关系”是否能够存活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Rauch& Trindade，2002）。进一步，很多研究认为，移民网络能够显著降低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重要影响。Greif（1993）和Rauch & Casella（2003）的理论模型发现移民网络能够在集约边界上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Rauch & Trindade（2002）的经典文献中，运用1980年和1990年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移民数据发现中国移民网络能提高两国的贸易，移民网络能帮助国际贸易中的卖家和买家找到合适的商品，降低不确定性和“试错”行为。扩展边界的文献分析主要从出口关系存活率的角度进行展开。如Eaton et al.（2007）对哥伦比亚的研究，Albornoz et al.（2012）对阿根廷的研究，Freund & Pierola（2010）关于秘鲁的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企业“试错”机制和目的国市场不确定性，但没有分析哪些因素能向企业提供市场信息，降低不确定性。最新的文献进一步对影响机制做了一定的探讨。Fernandes & Tang（2014）发现同一城市的出口企业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能为新进入企业提供出口市场需求信息，提高出口关系存活率。Cadot et al.（2013）发现现有出口关系能使得新进入企业获得目的国的需求信息。这些文献主要从供给方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低存活率。 根据现有的文献，基于如下几点理由，本文希望从移民网络的角度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边界动态演变。第一，文献验证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Melitz，2003）“确定性世界”假设的不足，发现了诸多企业出口动态的经验事实，但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的研究还显不足。第二，企业出口动态演变同时受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影响，现有文献更多从供给因素来分析，而从目的国角度的研究还极为少见。本文认为移民网络能够降低目的市场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第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却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微观层面出口动态演变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成果，更缺乏从移民网络角度研究企业出口边界动态演变的文献，本文希望能够从这一方面做初步探讨。 本文首先探讨中国企业出口边界动态演变的典型事实，再实证检验移民网络对企业出口边界演变的影响，最后从不同角度进行异质性和稳健性分析。本文讨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出口动态演变问题，是对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确定性世界”这一基本假设的扩展。而中国作为贸易和移民大国，对中国移民网络与企业出口边界动态演变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更为深入理解中国出口现状。 二、企业出口边界基本事实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2000-2011年中国海关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世界银行和国际移民组织国别移民数据，CEPII的国别地理数据，Penn World Table 6.3的国别宏观数据，以及世界银行的WDI数据。本文将海关数据、移民网络数据、Penn World Table 6.3和CEPII Distance等出口市场地理与宏观数据对接。实证检验部分，我们删除了一些无法获得宏观数据的出口市场数据记录，最终保留184个出口市场。 （一）出口关系动态演变描述 本小节重点关注企业、产品和市场的出口动态，表1为基本的统计情况。从表1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发现：第一，2000-2011年间，出口关系数量在大幅度增加，而相应的平均每个出口关系的出口额增长较慢。第二，平均而言，企业出口关系动态演变较为稳定。每个企业出口产品数量均值由14.4略升到16.3，中位数在3～4之间；每个企业出口市场个数由6.8上升到9.2，中位数同样在3～4之间；每个企业—市场对的出口产品数量均值和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每个企业—产品对的出口市场数量均值由2.1略升到2.5，中位数一直为l。由此可以看到，2000年以来，我国出口虽然在总量上（包括出口额和不同定义方式的出口关系）迅速发展，但平均而言，企业在产品和市场的数量边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企业—产品—市场配对关系的进入和退出行为基本维持稳定。
为更直观地说明这种出口动态，图1左图是历年新进入出口关系占总出口关系的比例，右图是以2000年为基准，2001年新进入出口关系在接下来年份的存活率。从图中可以看到，基于企业、企业—市场、企业—产品—市场维度定义的出口关系，每年新进入关系的比例分别约为25%、45%、65%。以2001年为例，这些新进入关系中，分别有18%、45%、70%的比例在第二年（2002年）被淘汰，在接下来的年份还将继续不断被淘汰，扩展边界“优胜劣汰”现象非常突出。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企业—市场配对流动性也更高，Buono et al.（2008）发现法国企业—市场配对新形成和消失的比例分别约为25%和20%。
前面的研究初步表明，平均而言，企业层面的出口市场数量和出口产品数量边界基本保持稳定，而企业出口集中程度却在快速上升。这说明，企业—产品—市场配对关系存在激烈的动态变化，扩展边界保持稳定的同时，持续存在的配对关系出口规模越来越大，大部分出口都集中于多产品、多市场的扩展边界较广的出口企业，这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类似（Bernard et al.，2009）。这种宏观出口模式的变化根本上还是依赖于企业—产品—市场关系的动态演变。从文献角度来看，理论方面还很少深入到企业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经验方面多集中于截面、国别研究，本文希望做初步的研究。 （二）企业出口边界演变
从上表可以发现，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界。从2001年到2011年，在位出口关系数量占比只有三分之一，但是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却达到80%，少数的在位企业占了大部分的出口份额。这一经验事实与现有的文献一致（Iacovone & Javorcik，2010；Cadot et al.，2013）。此外，每年进入的新企业数量在增加，而所占的出口份额没有很大的变化，说明出口市场的进入门槛在下降，大量小企业同样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但其出口额较小。在位企业产品退出和市场退出相对于企业退出更为频繁，每年大约20%的产品退出，有15%左右的市场退出。相对而言，企业的退出率很低，每年只有4%左右的企业退出。这说明大部分企业的出口关系存在“试错”的行为，企业在选择市场和产品时存在风险。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界；国际贸易的门槛降低，大量的新企业进入市场；企业在选择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时存在风险，一部分出口关系得到成长另一部分出口关系却退出市场。 前面基于两年数据研究出口关系的进入退出，接下来用三年的出口数据来研究出口关系的存活率。和上面一样，我们也从不同的扩展边界来研究。出口关系是否存活的定义如下：如果满足
，则定义
为1（存活）；如果满足
和
，则定义
为0（没有存活）。
=1表示在第t年进入的企业f连续两年面口产品p到目的国d。如果一个企业连续将一种产品出口到一个目的国，我们定义这种出口关系存活下来；反之，如果企业的这种产品到这个目的国只出口一年，我们则定义为没有成功进入，即
=0。由此可以从扩展边界的角度挖掘企业能否成功进入的基本事实。前面的研究已经发现，只有30%左右的出口关系能存活两年，但是30%左右的出口关系的出口额占比却有70%，表明出口关系存在异质性，出口在集约边界呈现集聚。我们在扩展边界也发现了同样的结论：73%左右的在位企业新产品出口关系、70%左右的新企业出口关系和在位企业新市场出口关系没有成功进入，仅出口一年，退出率很高。然而，成功进入出口关系的出口额比没成功进入的出口额高，新产品存活下来的出口关系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70%，新企业存活下来的出口关系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80%左右，新市场存活下来的出口关系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60%左右，出口呈集聚状态。 综合这些结果可以看到，出口企业的存活率较高，每年有70%左右的企业在新一年继续出口，然而企业—产品—市场对的存活率却很低。由此，我们对于微观出口动态的判断是，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可能需要支付一个固定成本，一旦进入国际市场，退出概率就较小，这符合Melitz（2003）的判断；2000年以来，企业为进入国际市场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在下降，每年新进入企业占比在上升；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要选择产品和出口市场，这存在试错过程，企业在产品和市场选择上存在很大的风险，很多的产品—市场配对关系消亡。本文认为，企业的产品选择试错难度较大，企业对于市场的试错性选择是决定配对关系存活概率的关键因素，而移民网络正是影响企业出口市场选择和产品—市场配对关系存活概率的重要因素。 三、移民网络与企业出口边界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小部分出口关系在出口过程中逐渐成长并扩大出口规模，大部分的出口关系很快退出市场，企业间的出口关系的存活率存在很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基本描述统计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关系存活率与市场平均存活率差均值为0.05，而在75分位上的企业出口存活率差为0.31，是平均值的6倍，在95分位上的出口关系存活率差为0.64，为平均值的12倍，数据离散程度大。如果控制市场固定效应，企业出口关系存活率差的平均值下降为0.03，下降幅度为40%；如果控制产品固定效应，出口关系存活率差均值为0.04，下降20%。分位数比较和中位数比较均表明，市场选择更能解释企业间出口关系存活率的差异，调整市场比调整产品种类更为灵活，即市场选择对出口关系存活的影响大于产品选择带来的影响。而移民网络对于企业市场选择存在重要意义。 （一）理论机制 接下来探讨移民网络影响企业市场选择的理论基础。我们从集约边界和扩展边界两个角度分析移民网络对出口边界的影响。在集约边界上，移民网络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增强合同的执行力（Greif，1993）和提供目的国市场需求信息，降低运营成本（Rauch & Trindade，2002；Rauch & Casella，2003）。两种机制都促进了双边贸易。第一，在国际法律相对弱的环境下，移民网络通过提高合同的执行力，从而提升两国之间的贸易（Greif，1993）。如果买方没有执行合同，那么他的“声誉”在整个移民网络的圈子内会变差，以后就没有或者很少有人愿意和他交易。买方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般不会轻易违约。这提高了双方贸易的合同执行力，促进出口贸易提升。第二，移民网络通过提供目的国的市场需求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双边贸易（Rauch & Casella，2003）。比如说移民网络给企业提供供给需求信息，使出口企业更容易了解到哪些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提高出口额；另外，移民网络还可以向企业提供目的国市场消费者的价格弹性，从而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差别定价提高出口额。根据上面的两个机制，移民网络能在集约边界上促进企业的出口贸易。 在扩展边界上，移民网络通过向企业提供目的国市场的需求偏好信息、降低企业固定成本和运营成本、增强合同执行力等途径，降低新进入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关系的存活率。第一，移民网络可以向出口企业提供目的国市场的需求信息，这有利于企业充分了解市场供求情况，合理预期收益成本，降低盲目进入预期亏损市场的可能性，提高企业存活率（Jansen & Piermartini，2009）。第二，移民网络能向企业提供目的国市场成本信息，帮助企业降低在目的国市场的经营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存活率。一方面，移民网络通过向企业提供更加准确的目的国市场的成本信息，防止企业盲目进入高成本的出口市场，帮助企业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提高整体企业的存活率。另一方面，移民网络能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和运营成本（Peri and Requena-Silvente，2010）。比如说企业通过移民网络找到便宜的广告机构和厂房等，从而降低前期投入和固定成本，提高企业出口关系的存活率。再者，由于移民对目的国市场的法律和语言等都比较熟悉，移民能给企业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并能帮助企业熟悉语言，这能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促进企业出口关系的存活率。第三，与移民网络对企业集约边界的作用类似，移民网络的存在增强了合同的执行力，从而能够提高企业出口关系的存活率。我们可以在Fernandes & Tang（2012）和Freund & Pierola（2010）的基础上将上述机制简单模型化。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中（Melitz，2003），企业生产率为p，生产率的累积分布函数为G（p），企业在外国销售的运营成本C，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在进入外国市场之前，每个国家都存在高成本
和低成本
两种可能，企业无法观察外国市场是高成本还是低成本。假设D代表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σ表示市场中两种商品的替代弹性，E（C）表示市场的预期成本，以q的概率取低成本
以1-q的概率是高成本
，企业在每期都要支付固定成本F。零利润条件为
，由此可以求出确定性情况下进入高成本或低成本国家的最低生产率要求。出口的第二年，企业才知道目的国市场是高成本还是低成本。如果是高成本，那么所需要的最低生产率高于预期的生产率，企业在第二年停止出口；如果是低成本，企业在第二年继续出口。给定
，第二年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是
。假设移民网络能给出口企业提供信息，降低“试错”的盲目性，以概率ω（x）确定一国成本形式，其中x表示一国的移民占外国总人口（或总移民）比例。所以对于一个高成本的外国市场，企业的预期利润为
；对于一个低成本的外国市场，企业的预期利润为
。由此，企业在高成本市场的退出率为
，低成本市场退出率为0。对于整个市场，企业的退出率为
。由于有新进入企业在出口市场的成功进入率（1-θ（x））随着该国移民比例的上升而增加，即d（1-θ（x））/dx＞0，我们可以得到，移民网络能提升出口关系的存活率，表现为移民占比越大，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存活率越高。 （二）中国移民输出现状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移民澳大利亚的外国人中，中国是第二大移民来源国。美国移民署的数据同样显示，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新移民原籍国，华裔新移民达到220万，成为美国第二大新移民群体，占新移民总数的比例达到17%。截至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成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据统计，截至2008年，我国总的华侨人数有4800万。从华侨华人的祖籍看，广东籍占54%，福建籍占25%，海南籍占6%，其他省、市、自治区共占15%（其中以台湾、广西、山东、新疆、云南为主）。我们将在后文验证华南和华东地区移民人数的差别如何影响移民网络对企业存活率的影响。 根据前文的讨论，移民网络能为企业出口关系提供目的国市场信息，获得目的国市场的成本函数以及需求偏好等，提高企业—产品—市场对的存活率。但是，从实证识别来看，这一机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双边经贸关系密切的两个国家，可能移民数量也较多。本文采用两个策略来验证识别这种关系。第一，在检验中控制国别经济发展水平。从数据观察可以看到，移民方向多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或发达国家之间的移民。这就表明，双边贸易的体量并不一定会使得两国移民数量增加。第二，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国找出若干个其他条件类似而移民网络差异较大的地区，则可以较好地识别这种因果关系。我国华南和华东地区都属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是移民人数却有很大不同。华南地区移民人数占全国总移民人数的90%左右。移民数量存在巨大差异，这也使得移民网络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存活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我们需要验证移民网络对华南地区的企业出口关系的影响是否更大。 本文使用的1960-2000年移民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该移民数据是现阶段最完整的跨国动态移民数据，统计了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226个国家两两之间的移民存量，统计范围包括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地区和从属国。该移民数据的统计信息来自移民目的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收集了来自230个国家的3500份普查数据。移民的统计标准是该人是否是外国出生或者成为外国公民，当目的国统计上述两种信息时，优先以是否外国出生为标准，即一个人在外国出生则将其视为移民。更详细的信息，可参考Ozden et al.（2011）。 （三）新企业、新产品和新市场成功进入概率与移民网络
图2左图是移民网络和目的国2001年总出口额的关系，移民人数越多的国家，中国对其出口额也越大，这与Rauch & Trindade（2002）和Ehrhart et al.（2012）的结论一致。右图是出口市场出口关系存活率和移民份额的相关图。从图上可以发现两者同样正相关，中国移民所占份额越大，该市场的中国出口关系的存活率越高，即移民网络能给企业提供目的国市场信息，降低不确定性。
图3分别从集约边界和扩展边界的角度研究移民份额与出口关系存活率之间的关系，横轴均为中国移民占目的国总移民的比例，纵轴分别为集约边界增长速度、企业扩展边界存活率（考察产品扩展边界存活率、目的国扩展边界存活率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图）。左图中，纵轴表示在位出口关系从2000年到2001年出口额的增加比例。该图表明移民网络能增加在位出口关系的出口额，移民份额占比越高的国家，出口额增加越快。右图表明扩展边界存活率与移民网络存在正相关。初步来看，移民网络能促进出口集约边界增长，提高企业、产品、市场维度扩展边界的存活率，促进贸易发展。 四、实证检验
表3列出了OLS回归结果。本文衡量的是2000年移民人数对2001年总出口额的影响，第（1）列的结果表明，移民份额系数显著为正，移民网络与出口额正相关，和文献研究结论一致（Rauch & Trindade，2002；Ehrhart et al.，2012）。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基本符合预期，并与文献一致（Bastos & Silva，2010）。接下来考察移民网络对于不同类型产品的差异化影响，根据Rauch（1999）的分类，将所有产品分为标准产品、类似产品、差异产品，分组回归结果列于第（2）～（4）列。根据现有的理论，产品同质程度越高，企业出口该种产品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小，移民网络作用相对就越小，从而对差异产品的影响就越大。然而，表3的回归结果不支持上述理论，这可能是因为该检验完全是总量检验，忽略了企业和产品的特征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需要做更深入的分析。 （一）集约边界检验 国别层面集约边界检验方程如（4）式所示，
表示向目的国d连续两年出口额的增长率的对数值，其他的变量与前文一致。第（1）列运用全样本研究移民网络对出口额增长率的影响，第（2）～（4）列分别对不同类型产品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4中。全样本回归系数同样表明，移民网络能够促进集约边界发展，在移民份额越高的国家，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增长越快。不同产品分类样本回归中，标准产品的系数不再显著，符合预期。
国别检验是基于加总数据，损失了大量的有效信息。下面我们将控制产品效应，分析企业—市场对出口额增长率与移民网络之间的关系，回归方程如（5）式，结果列于表5中。和（4）式的区别在于，（5）式的被解释变量LnNet为企业—国别层面，且解释变量中增加了关键的企业固定效应。作为对比，第（1）列是没有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发现移民份额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当控制其他因素时，移民网络对企业间出口额的增长率影响不显著，即移民网络并没有平均意义上的企业偏向性。一旦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第（2）列的结果显示，移民网络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一结论符合直觉，移民网络对企业之间的出口额增长率影响不大，但对同一企业在不同目的国出口额增长率有很大差别，移民网络影响企业内部出口关系的发展。A企业出口产品到B国和C国，如果中国在B国的移民人数占比大于在C国的移民人数占比，那么A企业的产品在B国的出口额的增长率大于在C国的增长率。第（3）～（5）列分别在不同的样本下进行回归，标准产品和类似产品对移民网络不敏感，差异产品对移民网络敏感，这说明了移民网络主要是通过提供目的国市场需求信息，影响出口集约边界，同样符合预期。
为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构建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子样本，这两个地区的出口占了我国绝大部分出口份额，影响出口决策的其他条件非常类似，但两个地区在移民输出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检验移民网络影响的样本。第（6）列是在子样本下进行回归，REGION变量表示是否是华南地区，CHIN_REGION表示CHINSHARE和REGION的交叉项。按照前文的描述统计，华南地区的移民明显多于华东地区，理论推测，华南地区受移民网络的影响应该更大。第（6）列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华南地区的出口集约边界增长对移民网络更敏感。第（7）列进一步控制其他几个重要变量与REGION的交叉项，非常重要的发现是，CHIN_REGION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而其他变量与REGION的交叉项系数基本都不显著。这进一步表明华南华东子样本在本研究问题框架内的可比性，也非常好地说明移民网络的重要影响。
（二）扩展边界检验
扩展边界是对新进入出口关系存活概率的研究。我们认为，移民网络能够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进入该市场的出口关系的存活率。对于存活率的检验，Probit将作为基准检验结果，IPM作为补充检验模型。关于出口关系存活的定义，以2000年为基准，如果2001年新进入的出口关系，在2002年继续存在，则认为是存活的出口关系。（6）式是线性概率模型检验方程，（7）式是Probit模型检验方程。（6）式中，被解释变量可以分为四组：整体的企业—产品—市场出口关系存活率；企业边界存活率；产品边界存活率；市场边界存活率。沿袭前文的研究，参考Rauch（1999）的分类，整体样本又可以分为三个子样本：标准产品、类似产品、差异产品。检验结果列于表6中。按照类似的处理方式，（7）式的回归结果也列于表6中。可以看到，移民网络的回归系数在线性概率模型和Probit模型中非常接近，移民网络均能提高企业存活率。第（1）列是总样本回归结果，移民网络系数显著为正，移民能够提高出口关系的存活率，有利于出口扩展边界的拓展。第（2）～（4）列区分标准产品、类似产品、差异产品进行检验，移民网络对差异产品的影响最大，对其他产品没有显著影响，这和Rauch & Trindade（2002）的结论相同。同时，这也说明在扩展边界上，移民网络也是通过提供目的国市场需求信息，降低不确定性，促进出口关系的存活率。第（5）～第（7）列分别在新企业存活率、新产品存活率和新目的国存活率的扩展边界上回归，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完全符合预期。
接下来的检验以（7）式的Probit模型作为基准，讨论当控制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固定效应时，移民网络对于扩展边界的影响以及异质性。表7列出了基于（7）式的扩展模型检验结果。Panel A、B、C是分别控制产品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企业—产品固定效应检验结果。为简便起见，表中只列出了移民网络（CHINSHARE）的回归系数。从这三组回归同样可以看到，移民网络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移民能够提高出口关系的存活率，有利于出口扩展边界的拓展；相对于标准产品和类似产品，移民网络对差异产品的影响最大；移民网络能显著提高新企业存活率、新产品存活率和新目的国存活率。这三组检验分别对产品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企业—产品配对关系异质性进行了控制，得到的基本结论仍然和基准模型一致，应该说，移民网络对于企业扩展边界的影响是非常稳健的。从三组回归系数的比较，也可以验证前文关于市场选择和产品选择的初步判断。以总样本为例，控制产品固定效应时，移民网络回归系数为0.139，而控制企业固定效应时，回归系数为0.205，上升了47%。进一步控制企业—产品固定效应，系数则上升到0.394。这表明，移民网络对于企业的市场选择影响更大。 为了进一步考察结论的一致性，我们做四组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第一，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总体而言，移民与贸易是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Lopez & Schiff（1998）发现人们通过贸易能更了解外国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移民的愿望，促进移民。而Markusen & Zahniser（1999）发现贸易能提高当地的经济和就业机会，减少移民。从本文的检验来看，因为我们使用移民份额而不是移民数量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且移民与出口关系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变量，此外，我们还对不同类型的固定效应进行了很好的控制，移民网络和出口关系存活率检验中应该不会存在太大的内生性问题。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存在同时影响出口扩展边界和移民网络的不可观测因素，导致内生性问题。根据现有的文献，我们发现贸易和移民网络的研究很少使用工具变量，Briant et al.（2014）和Combes et al.（2005）使用滞后移民人数作为工具变量，但是滞后移民人数既能影响现在的移民决策，也能影响现在的贸易，所以不是最好的工具变量，而且本文原本就是研究2000年的移民网络对于后续年份出口关系的影响。Borjas（1999）发现一国的环境和福利是移民重点考虑的因素，而一国的环境和福利既能影响贸易也能影响移民。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预期寿命作为移民网络的工具变量，预期寿命会影响到移民决策，但不会直接影响双边贸易关系。工具变量选择能够通过如弱工具变量等相关检验。IV Probit回归结果列于表7 Panel D中。结果基本符合预期，移民份额的系数较之前的回归都有增加，符合一般的IV回归情况。 第二，用差异化样本处理内生性。前文已经对华南华东地区的出口类似性和移民网络差异性做了分析，我们将华东地区视作对照组，华南地区视为实验组。由于是按照企业所在地属性进行分组，我们在检验中只能控制产品固定效应。用华南华东地区子样本检验结果列于表7 Panel E中，表中列出的是移民网络和华南地区交叉项CHIN REGION的回归系数。结果仍然符合预期，移民网络对华南地区影响更大。类似于表5的集约边界检验，我们还可以引入REGION与其他主要控制变量的交叉项，这些交叉项系数同样不显著，这更好地验证了移民网络对于出口关系扩展边界的重要影响。 第三，移民网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化影响。一般认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决策模式是存在差异的。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决策更为灵活，利润最大化目标也更为单纯，国有企业的出口决策则相对复杂一些。而且，国有出口企业从规模上要远远大于民营企业，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去营建商品销售和服务网络。由此，我们预期民营企业对于移民网络的依赖程度要更大一些。表7 Panel F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个判断。移民网络与民营企业（Private）的交叉项CHIN_PriVate在总样本检验中显著为正，在差异产品中的系数要远远大于标准产品和类似产品的回归系数。此外，交叉项在企业边界、产品边界、市场边界存活率检验中同样显著为正。结论稳健且符合预期。 第四，移民网络对贸易公司和非贸易公司的差异化影响。贸易公司是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2000-2006年，贸易公司出口占总出口的22%～35%之间（杨汝岱、李艳，2013）。一般而言，和非贸易公司比较，贸易公司面临的产品和市场选择范围都会更大一些，企业的出口决策也更灵活一些。贸易公司可以根据收集的产品和市场信息，更灵活地改变出口模式。表7 Panel G是控制产品固定效应后，移民网络与贸易公司（Inter）交叉项CHIN_Inter的回归系数。总样本中，交叉项仍然显著为正，移民网络对贸易公司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同样，移民网络在差异产品组中，对贸易公司影响更大，其他两组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在产品边界存活率中，对贸易公司影响更大，在企业边界和市场边界存活率的影响上没有差异。
五、结论与扩展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出口边界动态演变的典型事实，讨论移民网络对企业出口边界演变的影响，并进一步做了稳健性和异质性分析。我们的研究有如下两点主要结论。第一，移民网络能够明显降低出口目的市场的不确定性，服务于企业的出口“试错”机制，从而显著提高在位出口关系出口额的增长率（集约边界），提高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存活率（扩展边界）。第二，相对于同质产品，移民网络对差异产品影响更大；相对于国有企业，移民网络对民营企业影响更大；相对于其他地区，移民网络对华南地区影响更大；相对于非贸易公司，移民网络对贸易公司的影响更大。这些均符合理论预期，且对于不同的计量检验方法和变量定义方式均稳健。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讨论现实“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出口动态演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Melitz，2003）“确定性世界”这一基本假设。本文发现虽然集约边界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出口和出口增长，这符合Melitz（2003）的理论推断，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企业的扩展边界动态变化非常大，“不确定性”在出口贸易中影响非常大。第二，中国是贸易大国，也是移民输出大国，本文基于海关交易数据研究中国移民网络对于企业出口边界动态演变问题，有利于加深对中国贸易问题的深入理解。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还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移民网络能够降低不确定性，这只是一个整体的判断和检验，本文的理论基础还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讨论，后续需要从作用机制方面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第二，本文讨论的所谓动态演变，本质上还是一个比较静态分析，如果能用网络分析方法从移民网络（信息）角度对错综复杂的中国出口边界动态演变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第三，本文使用数据对“移民”的定义是，在A国出生，然后迁移到B国，这种定义方式没有考虑到移民后代，从降低市场不确定性来看，华侨网络也许是比移民网络更合适的核心解释变量。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希望后续研究能够更为深入地进行讨论。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及湘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等机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以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和评论。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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