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都铎王权与贵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权论文,贵族论文,论都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都铎王权的强大是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问题，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而， 在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认识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模糊认识：都铎王权的强大是建立在对贵族的无情打击基础上的，在强大王权的压制下，贵族处于衰弱不堪的地步。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试图重新诠释都铎王权与贵族的关系及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权力地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见谅。
一
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审慎的封爵政策、 严厉打击反叛贵族和威胁王权的显贵豪族、倚赖贵族实施其对全国的统治。这些政策反映了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突出体现了都铎王权对贵族阶层的态度。
都铎王权对贵族政策的一条主线就是封授新贵族，以保持贵族阶层的存在与规模。封爵政策是王权对贵族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都铎王朝建立后，面临着重组贵族等级以获得国家政治稳定的任务。然而， 同前一个多世纪的历代国王相比，都铎诸王在封授贵族的问题上都秉持审慎态度。亨利七世封授的新贵族很少，可信的只有9个，其中还包括一些被剥夺爵位的恢复[1]（P102）。由于封授贵族的数量赶不上消亡的贵族数量，亨利七世在位期间贵族数量出现了缩减，由1485年的55名减少到1509年的42名[2]（P130）[3]（P7）。亨利八世在位时期，封授贵族的数量略有增加，到1529年贵族数量恢复到55名左右[4]（P48）。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实行宗教改革，需要获得社会支持，保持社会稳定，乃加大封授贵族的力度，他在位时期封授的贵族大多是在1529年以后封授的。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时，贵族数量达到51个，比他即位时多了9个[3]（P35）。 虽然爱德华六世在封爵问题上较为慷慨，但他在位时间不长。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在封授贵族问题上继续奉行审慎的政策。在她封授、恢复、认可或批准的18个贵族中，6个是原有爵位的恢复，2个是按照女性世系继承的爵位，3个授予了贵族的幼子，2个授予了世家望族的后人，3个授予了王室亲属，只有两个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新人”[4]（P48—49）。伊丽莎白女王在封爵问题上的吝啬，在其晚年表现得更加突出。1573到1603年间，除了批准威洛比勋爵继承其母亲的爵位和将霍华德勋爵提升为伯爵外，她只封授了一个新贵族[4]（P49）。都铎诸王在封爵问题上的审慎乃至悭吝，加上由于缺乏男性继承人而带来的家族绝嗣，以及一些贵族被剥夺爵位，使得整个都铎一朝的贵族数量一直停滞不前。
虽说都铎诸王在封爵问题上奉行审慎的政策，但是， 我们并不能以此为证据而断然肯定都铎王权与贵族势不两立，以封爵问题上的悭吝政策，坐视贵族阶层的衰败。1485到1529年间封授贵族的稀少，应该是对约克王朝在封爵问题上的慷慨政策的一个自然反应。封爵过滥和贵族权势强大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不能不让都铎诸王引以为鉴。都铎王朝的开国之君亨利七世是在经历了残酷的“红白玫瑰战争”后，夺得王位的，以史为鉴，他在封爵问题上有意限制贵族的权力和数量。但即使是他，也扶植和提升了贾斯铂·都铎家族和斯坦利家族等贵族[1]（P100）。亨利八世同样通过授予财富扶植了一批贵族以替代失势贵族。亨利八世年轻时最为保守，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封授新的贵族。成年以后，他常常出于政治目的而封赐贵族，将封授贵族与解决政治难题结合起来。他晚年在封爵问题上的谨慎，说明他要保持对贵族的控制。但据说，亨利八世死前不久，对他在位时期的贵族数量不满意，准备再封授10个男爵并提升6个贵族的爵位[3]（P35）。“他致力于扩大贵族的规模表明，他相信贵族的价值。为了保护贵族的地位，他拒绝封赐过多的贵族。”[3]（P37）伊丽莎白一世不愿封授新贵族，不是出于有意削弱贵族的权力和数量，而是出于维持贵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社会等级的意图。弗兰西斯·农顿（Francis Naunton）根据个人观察得出结论说：“古老血统与忠诚的混合体是符合女王的本性的。”[4]（P48）“为了使爵位贵族这一社会等级的最高层次保持稳定，她在择选新的成员时严格筛选、格外慎重，竭力不使其总体规模无端地膨胀。从而使得爵位拥有者和乞求者都感知到爵位本身的尊贵与威严，成为等级制度的拥戴者和维护者。”[5]（P28）因此，都铎诸王奉行审慎的封爵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坐视贵族阶层的消亡，而是维持一个既不威胁王权又能为君王所用的贵族阶层。
都铎王朝是建立在“红白玫瑰战争”的废墟上的， 惨烈的贵族斗争和王权的频繁更迭，不能不让都铎诸王牢记在心。因此，自开国以来，历代国王都致力于对权倾一方的权贵加强约束和压制，对于反叛贵族则予以毫不留情的镇压，以确保江山永固。整个都铎时期，一直有贵族被剥夺爵位和财产，甚至有贵族丢了项上人头。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不仅一些有争夺王位资格的、具有前朝王室血统的贵族被处决，而且有不少贵族受到剥夺爵位和财产的严厉惩罚。亨利七世在位时期有9个贵族[6]（P274），亨利八世在位时期有12个贵族被剥夺了爵位[3]（P40）。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有6名贵族因犯叛逆罪而被剥夺了爵位 [7]（P42—43）。 有些贵族受到的惩罚是很严厉的，亨利七世永久剥夺了3个贵族的爵位[6]（P274）。亨利八世在位时期，被剥夺了爵位和财产的斯塔福德家族，后来再也没有恢复其所拥有的公爵爵位和庞大地产[1]（P100）。“通过零星的处决和剥夺爵位与财产， 通过吝于建立新的贵族家族来取代那些已经绝嗣的家族，都铎诸王成功地减少了权倾一方的大贵族的数量。”[4]（P129）到1620年，在少数统治15世纪晚期社会和政治的家族中，只有霍华德家族幸存了下来，而这个家族已经极为驯服了。从1572年到詹姆斯一世恢复了里士满和白金汉的爵位，英国没有一个公爵。
虽说剥夺爵位是都铎诸王惩治贵族的严厉手段， 但很少有因为国王的雷霆之怒而灭绝的贵族家族。被亨利七世剥夺爵位的9个贵族中，有6个后来恢复了爵位，被亨利八世剥夺爵位的贵族中，大多数最终也恢复了爵位。应该着重指出的是，都铎诸王对地方显贵并不是一味地压制、打击，而是恩威并用，恩宠有加。这种恩宠主要体现在：宽恕背叛的家族、允许通过联姻实现家族的合并、建立新的家族、授予显贵相当程度的独立权力。在都铎时期，失宠贵族的再度崛起是不断重复的常事。可以说，正是国王的宽恕政策，使一些贵族不顾受到处决、剥夺爵位等惩罚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背叛，而后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崛起成为大地主和上层贵族。诺森伯兰伯爵帕西家族，在1537、1569年两次被打倒，每一次都遭到了没收家产的惩罚，但每次都重新崛起成为显贵家族[1]（P101）。 被亨利八世剥夺了爵位和地产的斯塔福德家族、菲茨杰拉德家族和考特尼家族，也都设法逃过了国王的打击，再度成为拥有广袤地产和贵族爵位的地方显贵[1]（P100—101）。都铎诸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从未怀疑过贵族的重要性，也从未想到要抛弃贵族的支持进行统治，他们仍然强调贵族的传统作用。“在等级社会里，国王需要贵族，贵族也需要国王。但是，国王需要的是贵族阶层，而不是单个贵族。”[3]（P257）正因如此，虽然国王会毫不留情地惩罚反叛的贵族，但他们不会坐视贵族阶层的衰败。
谈到都铎诸王对贵族的约束和压制，人们往往以亨利七世为典型事例。 亨利七世的贵族政策确实较为严苛。他在位时期，有9个贵族被剥夺了爵位，还有36 人签署了保证书并交付了保证金，这其中有5人交付了大笔罚金，有3人收到过索取罚金的传票[6]（P274,P292）。然而，亨利七世的做法并不是他的新发明。剥夺爵位在兰开斯特王朝晚期和约克王朝时期就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制度了，具结保证和收取保证金也是15世纪生活中常见的约束贵族的形式。既然这种做法有几个世纪的传统，那么它就很难被看做新的或非同一般的举措。尽管亨利七世的许多做法在我们看来是极不合法的，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许多早期国王那么残暴。还有一点应该注意，“亨利七世的恶名更多地应该归因于当时或稍后时候人们对他在封赐贵族问题上的吝啬而不是对其严厉政策的指责。”[6]（P296）这一时期，“赏赐的数量与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国王的臣仆与祈求者的希望，以至他们常常感到急不可待、垂头丧气甚至不满。”[8]（P250）
都铎时期，英国既没有一支高效专业的官僚队伍，又没有常备军。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贵族进行统治，靠他们来维持乡村的秩序，靠他们提供大量军队来镇压国内的起义和进行对外战争。“在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都铎政府的地位是不牢靠的，它得依靠地方上的实力人物。”[8]（P251）现在已经证明，“即使都铎新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也绝没有消灭旧贵族，而是雇用他们在国家任职；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仍然明确认为，稳定的贵族是她的政权的基本部分。”[9]（P173）
亨利七世虽然采取各种措施对贵族加以约束，但他仍然要依靠贵族进行统治。 当时，英国缺少一支高效专业的官僚队伍，许多治安法官本身的腐败和暴力倾向使他们根本无法维持法律与秩序，即使在村庄这一层面上，也无法达到后来那样的统治效果。以白金汉郡和拉特兰郡为例，16世纪头十年，只有1／5的村庄有一个乡绅，而到1680年超过2／3的村庄有一个乡绅[6]（P268）。在这种情况下， 贵族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的贵族阶层。“即使暴力和背叛也不能摧毁贵族在社会中的关键作用。”[6]（P268）都铎诸王对那些拥有私人武装、 镇守边区的贵族确实抱有怀疑，曾试图以官员取代边区贵族来管理边区，但边区的复杂形势和经常战争使官员无法行使他们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不得不继续依靠势力强大的边区贵族。戴克、菲茨杰拉德、诺森伯兰等都是这样的贵族[10]（P332—335）。亨利七世曾经试图改变由贵族担任北部边区总督的做法，但是，边区错综复杂的局势和不断的战乱，迫使他恢复了任命强大的贵族镇守边区的做法。到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仍然要依靠北方贵族的势力来保证边区的安宁。在都铎时期，“高级政府官职的持有者通常被授予爵位，以加强对他们本人及其所担任的官职的尊重，而且，一些重要的官职总是授予世家望族，以确保他们的支持并强化他们的忠诚。”[4]（P29）亨利八世任命的法务大臣（High steward）绝大多数是伯爵或伯爵以上的贵族，另外如掌礼大臣、大法官、王室总管、宫廷侍卫大臣等也完全或大多由贵族担任[3]（P164）。在任用官员的问题上，伊丽莎白一世同样固守传统主义，她任用贵族担任国家的重要官职，在她的王座周围围绕着一些高级贵族。在地方，象郡长兼首席治安官这样的要害官职，也逐渐成为各郡最显赫的贵族家族的世袭职务。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为了加强对局势混乱地区的统治，任命各地贵族担任郡督一职。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郡督一职成为常设职务。亨利八世在位时期，王室森林首席法官一职几乎完全被贵族把持着[3]（P200），在北方政务会和威尔士政务会中也有多名贵族[3]（P196—197）。
在军事上，都铎王权同样摆脱不了对贵族的依赖。都铎王朝建立之初， 曾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削弱贵族的军事力量。然而，这些措施大多限于亨利七世生前，很快就被都铎王朝对贵族提供的军事服务的需要破坏了。由于都铎王朝的“历代国王都只有数量有限的近卫军”[11]（P567），无论是亨利七世、亨利八世还是伊丽莎白一世，都要依靠贵族提供的军队出征作战。虽然这会带来危险：在战争时期率领大批军队的贵族，有可能在和平时期成为法律的破坏者。但是，这毕竟满足了国王在战争时期的需要。在亨利时期进行的少数对外战争中，英国军队是按照传统方式，由贵族和上层乡绅的侍从和租户组成的。“亨利八世的军队依然十分混杂，而且是临时七拼八凑而成的。在国内征召的旧式贵族家丁与从海外招募的雇佣军混杂在一起。”[12]（P128）1523年，亨利八世手下的军队中有三分之一是贵族的军队。对“求恩巡礼”和瓦特起义等的镇压，都是由这样的军队去完成的。即使在都铎末期的军事活动中，国王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贵族。在危急时刻，伊丽莎白一世仍然要向她手下的贵族求助，这些贵族是最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因为他们仍旧拥有对手下租户的控制力。
都铎王朝不仅要靠贵族提供兵员，而且要靠贵族来统率军队。在16 世纪的几次对苏格兰战争中，贵族都担当着军中的重要职位，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522年，施鲁斯伯里被任命为对苏格兰人作战的统帅[3]（P146）。1542年， 诺福克公爵出任对苏格兰战争的军队统帅。都铎王朝后期，统领尼德兰驻军的是莱斯特伯爵，统帅海军的是霍华德勋爵，掌管爱尔兰驻军的是埃塞克斯伯爵[4]（P96）。从亨利八世到“血腥玛丽”再到伊丽莎白一世，都铎诸王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常备军，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实际上，“都铎王朝垄断武力的斗争，持续时间更长、更加复杂，取得的成就也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大。”[4]（P107）在17世纪以前，组建一支脱离封建联系的国家军队的重大变革尚未发生，大多数军队仍然是封建性的军队。戈林博士指出，都铎早期实行的是双重的军事制度，一方面是半封建的，另一方面是国家的[4]（P101）。虽然两者的重要性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这种双重性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仍旧存在。直到17世纪晚期，英国建立了常备军，才结束了贵族为政府提供军队的传统功能[1]（P50）。
二
都铎时期是新型的王权与贵族关系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 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诸多变化，极大地影响着王权与贵族的关系。
变化之一是，国家在贵族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都铎时期， 国家权力机构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些发展为贵族开辟了崭新的前景：为贵族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机会，这是他们的前辈想象不到的，他们当中那些能够适应国家需要的人，那些在国家政权机构中找到了位置的人，获得了他们的前辈无法得到的权力，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财富是他们的前辈无法相比的。贵族从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好处。“他们不能再进行私战，但是他们可以为君王而战，并且是为巨大的回报而战。他们可以通过以其他方式为君王服务而获益，如出入宫廷或出任官职，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还可以从更强大的王室政府提供的和平与稳定中获益。”[13]（P147）
变化之二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贵族权力赖以建立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必须放弃传统的政治行为，抛弃炫耀个人暴力的军事活动、领主与附庸的政治纽带、独霸一方的政治特权，要学会做新型的廷臣、官吏和军官。他们要通过宫廷、在王室政府的体系内来行使其权力，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国王及其官员被排斥在外的权力下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代表的是国王的权威，而不是来自土地或爵位。”[10]（P287）
变化之三是，国王逐渐拉大了与贵族的距离。在这一时期， 国王不再把自己看做是贵族中的一员或贵族中的第一人，他们逐渐使自己的地位高居于所有臣民包括贵族之上。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被贵族承认为最高军事首领的国王摇身一变，以民族的代表出现，打起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帜，从贵族的圈子里抽身出来，成为超然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专制君主。”[14]（P181）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必须重新认识自己与国王的相互关系，调整自己的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
因此，从贵族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必须改变和调整自己， 以适应国家权力新的、异乎寻常的变化。可以说，都铎时期贵族反叛的减少，就是这种调整和适应的一个突出表现。
都铎时期英国较大的一次贵族叛乱是1569年11月的北方伯爵们的反叛， 这次叛乱是由第七代诺森伯兰伯爵托马斯·帕西和第九代维斯特摩兰伯爵查尔斯·内威尔领导的，他们在地方的地位由于失去国王的恩宠而处于危险之中，“这是500 年来高地地区反对伦敦干预的斗争的最后一幕”[4]（P121）。另一次较大的贵族反叛是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的反叛。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王权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旧贵族的反叛，而后者则是未能承袭前辈所享有的特权的新贵族的反叛。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贵族反叛不再将矛头指向国王，而是大多指向国王手下的廷臣。如，1536年10月的北部起义将矛头直指出身低贱的政务会成员，尤其是李奇和克伦威尔，而1569年的北方叛乱则将矛头指向伯利勋爵[1]（P118）。贵族反叛这一王权的传统威胁的最终消除，得益于多种因素，如经济的、法律的、思想观念的等等。
首先，都铎王朝历代国王都致力于对权倾一方的大贵族加强约束和压制。对于胆敢反叛的贵族，都铎诸王更是予以毫不留情的镇压。“都铎王朝在使地主阶级放弃其传统的暴力习惯并使他们服从法律的规范上所取得的成功，有着深远的革命性的影响。”[4]（P121）通过这样的做法，都铎诸王不断向贵族传递一个信息：他们只能与王权合作，否则就会遭到镇压。
其次，整个社会的忠诚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庄园制和农奴制的崩溃， 贵族无法再凭借封建权利来获得反叛所需的人力。而且随着民族情感的不断强化，社会各个阶层都把忠诚于国家作为国民应尽的义务。这些变化极大地削弱了贵族反叛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贵族们开始意识到，如果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富有，就有必要改变其价值体系。”[15]（P398）如果他们不能使自己在新的权力系统内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失势者。
第三，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的出现，使得诉诸暴力成为最不可取的下策。 随着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提高，议会成为贵族从事政治斗争的舞台。随着贵族政治上的成熟，他们意识到国家是超出各个阶层之上的，他们的不满不能只通过独立的个人反叛来表达，而是必须改变中央政府的总政策。为此，他们逐渐抛弃了暴力反叛的斗争手段，而是通过议会的合法斗争来达到目的。他们“已经不大考虑对政权的活动范围与目标进行明目张胆的限制了。他们的主要兴趣，是以最佳方式利用这一框架达到一己目的——增加他们的权力、威望和财富，尽量扩展社会政治结构中的贵族因素和象征。”[16]（P183）
第四，贵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历史的进步及社会的发展， 可供贵族发泄情感和精力的途径增加了。他们的政治角色日益多样化，议员、政府官员、军官、宫廷官员都向他们开放。在经济生活中，贵族不再局限于土地之上了，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同样成为他们的活动领域。在文化生活中，贵族不再只是看客，而成为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和指导者。丰富多彩的生活改变了贵族的本性，他们变得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一改赳赳武夫的形象，他们的行为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贵族与王权的关系问题上， 现在已经很少有史学家坚持二者相互敌视的看法。英国史学家追随麦克法兰的修正学派观点，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看法：王权和贵族的持久合作不仅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特点，而且总体来说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国家组织的主要特点[17]（P35—36）。在这种观点看来，国王和贵族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中的死敌，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实际上，近代早期的多数政治进展是控制和规范双方的冲突和矛盾。同这种对话与合作并存的是在对话与合作的内容和条件即贵族在这种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上的斗争。
贵族之所以能够与王权持久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 从中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封建农奴制和庄园制的崩溃，整个国家制度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转折调整期。在此期间，政治、法律、军事权力向上转移到集权化的中央政府手中，“权力在村社层次上被削弱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却实现了集权化”[12]（P41）。这个新的国家机器虽然也要对贵族内部的一些个人与集团进行惩戒和打击，但它并不敌视贵族，也没有要消灭贵族，它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贵族阶层的整体利益。有一些贵族可能丧失了手中的权力，但贵族阶层不仅没有失去权力，反而在新的国家机器中继续执掌大权。在这期间，虽说也发生过贵族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从来不是贵族的全面的、统一的反抗，因为，贵族与王权是同根所生。根本利益的一致，决定了贵族与王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是根本性的。“他们对王权有较强的政治向心力。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必须依赖和支持他们的政治总代表——王权，这是他们普遍具有的最基本的政治立场。”[18]（P350）而王权也并不向社会特权展开殊死的斗争，因为正是在社会特权中它的地位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它只同那些抵抗其权威的特权和声称免于其统治的特权进行斗争。
虽说都铎时期，英国王权在不断强化，但是， 王权总是要受到制约：受它支配的传统政治团体的存在以及支配它的无所不在的道德法规，都在发挥这一作用。由于王权从未行使过绝对权力，“国家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也都不是绝对的”[12]（P41）。
贵族之所以选择了与王权合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贵族从君主制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许多益处。王权和贵族的共生关系体现在国王作为等级社会的最高庇护者的地位上，作为富有程度超过任何臣民的君主，作为国内唯一的公共权威的源泉，作为社会荣誉的来源，国王能够给予贵族爵位、官职、土地、年金和许多其他馈赠[19]（P96）。
三
在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政治地位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这一时期，英国贵族在政治上处于危机和衰落状态。“对贵族的控制，再加上人们猜想的都铎王朝对中等阶层的顾问的偏爱，导致了贵族权力的急剧下降。”[20]（P160）劳伦斯·斯通在他那本《贵族的危机1558—1641》中提出的观点就是这种看法的一个代表。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笔者以为，认为贵族在都铎时期陷入政治危机的观点是片面的， 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都铎王朝的约束与压制政策对贵族阶层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打击。 都铎王朝建立后，为了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以前一些王朝因贵族势力过大而带来的动荡与不安，采取了各种措施约束和压制贵族：通过剥夺爵位和财产来破坏贵族的实力，减少势力强大的显贵数量，封授新贵族来抗衡显贵的势力，限制并减少贵族的家臣数量，限制家庭仆役穿着号衣，禁止兴建新的城堡，禁止贵族储存大量的新武器。此外，都铎诸王还努力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贵族相信，使用暴力手段不仅是违法的、不高明的、不光彩的，在道德上也犯有过错；使贵族的侍从和租户相信，他们对其主人的忠诚不应当扩展到支持用武力解决私人争端，更不用说采取武力对抗王权的行动了。
然而，这不是几年之内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要花上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运用多种手段、在诸多领域内进行不懈的努力。“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社会转变，它涉及权力问题、技术、土地所有权、经济结构、教育、身份标志以及荣誉和忠诚的概念。”[4]（P98）况且，都铎早期对贵族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所产生的效力，很快就被都铎王朝对贵族提供的军事服务的需要破坏了。无论是发动对外掠夺，还是抵御外国入侵，抑或是镇压国内的反抗，国王都必须求助于忠诚的贵族。更多的详细研究表明，贵族的军事力量及其与武装侍从的结合比人们时常认为的残存时间还要长。在伊丽莎白时期，这类显贵如诺福克公爵、莱斯特伯爵，仍然有能力召集私人军队，我们还注意到，1599年彭布罗克伯爵向女王保证，在紧急的情况下“在我的侍从中至少可以提供300匹马和500名步兵，他们全部用我自己的武器和装备武装起来。”[20]（P160）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建立的那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仍然由贵族所控制，只不过，他们行使的是国家的权力而不再是贵族的个人权力。
都铎诸王在惩治反叛贵族的时候，并不是采取彻底消灭的策略。亨利七世在位时期剥夺了一些贵族的爵位和财产，但后来大部分贵族又获得了归还或补偿，当然并不一定是全部归还。伊丽莎白一世在处理反叛贵族时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方法，她认识到这些贵族家族的重要性，因而在处理反叛贵族时，时常将爵位授予其家族的分支。例如，诺森伯兰伯爵所受的处罚并未摧毁帕西家族，因为他的兄弟亨利·帕西爵士仍旧效力于伊丽莎白，并成为第八代伯爵。许多其他家族也通过这种办法保住了他们的爵位和财产。[21]（P78）在这一时期， 虽然个别贵族家族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惩治，但“个别家族的兴衰成败并没有破坏根本性的权力结构”[18]（P256）。
其次，在都铎时期的政治架构中，贵族仍然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许多学者强调在枢密院、政务会议等机构中的非贵族因素，并借此认为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以外。政务会议改革确实引起了贵族作用的改变，但那些失去政务会议成员职位的贵族，并没有被排除在他们可以继续以原有方式发挥作用的机构之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说，议会更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通过议会制定法律、批准税收。他们将财富和社会影响转化为得到公认的威斯敏斯特的权力。“参加议会会议的所有贵族都有机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到国家政策中去。”[3]（P132）
过去，人们曾经认为都铎诸王仅仅依赖新人，可事实是，贵族在国王的眼里仍然是最可信赖的社会阶层和统治力量。“从原则上说，王权并不敌视贵族的利益。相反，国王认识到，贵族是人民的天然的和传统的统治者，而且也是国家的唯一支柱。”[22]（P114）亨利七世认识到，必须与贵族打交道，赢得贵族的合作，确保贵族将其看做依赖、庇护和获得利益的源泉。在分配财富和权力的问题上，亨利八世比亨利七世更加谨慎。他封授官职的范围虽然很大，但最重要、最有利可图的官职，仍然落入了与亨利八世关系最密切的贵族手中。没有人能够在贵族身份是关键条件的领域向贵族提出挑战。而且，某些官职仍然是贵族的专有权利。16世纪30年代的枢密院改革极大地减少了贵族成员的数量，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1536到1537年的枢密院有19个成员，其中有9个贵族，他们是诺福克、萨福克、埃克塞特、桑兹、牛津伯爵、苏塞克斯伯爵、爱德华·西摩尔、比彻姆子爵、克伦威尔勋爵托马斯[3]（P112）。虽说对贵族来说，其声望的丧失是相当大的。但是，枢密院近一半的成员是贵族这一事实，很难动摇贵族统治的观念。在这之后经常参加上院会议的贵族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枢密院成员。虽然并不能说是他们的上院成员身份为他们带来了枢密院的职务，但至少说明，此时枢密院对贵族更加开放。“在16世纪的英国，将贵族排斥在中央权力之外的政府是不可想象的，只不过他们获取权力的途径发生了变化。”[3]（P112—113）从1509到1536年，所有的公爵、侯爵，几乎所有的伯爵，所有的子爵，都参加过政务会议。1536年以前被封为贵族的8个男爵，在成为贵族前就是政务会议的成员，他们是：马尼、伯克利、桑兹、沃克斯、赫西、温莎、莫当特、乔治·博林。9 个亨利八世即位以前被封为男爵的贵族也是政务会议的成员，他们是：赫伯特、黑斯廷斯、达西、伯纳斯、芒乔伊勋爵威廉·布伦特、伯格温尼勋爵乔治·内维尔、北方的戴克勋爵托马斯及其儿子威廉、约翰·鲍彻[3]（P105—106）等。因此，1536年以前的政务会议为许多贵族提供了参与中央政府决策的机会。
虽然都铎诸王认为独立的贵族权力是无法容忍的，但他们也发现， 以国王名义、按国王利益实施的贵族权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此，都铎国家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以牺牲贵族为代价的，而只是要求贵族改变其政治功能。史学家们早就一致认为，都铎诸王并不反对这种贵族权力。“他们视贵族为地方社会的天然领袖，继续依赖贵族来管理地方政府。”[10]（P331）亨利八世在位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辽阔土地仍由贵族家族统治着，这些贵族是王权在地方的代理人。在北部和威尔士边区的政务会议里有贵族的位置，而郡督是作为一个永久的职务在所有郡里设立的，而不只是不安定地区的临时安排，这个官职的设立使地方政府牢牢地掌握在贵族的手中。这只是到18世纪早期贵族全面控制地方政府的进程的第一步[1]（P108）。 “都铎王朝统治的特殊之处，是其在封授新爵位和授予私人统治和军事权利方面的节制，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需要上对地方显贵的不信任。”[1]（P104）
第三，都铎王朝对乡绅并没有特别的偏爱。 主张都铎王权反贵族的观点的一个必然后果是，都铎王权对乡绅有着特别的偏爱。对都铎王朝政治的解释，不仅包括贵族的衰落，也包括乡绅的崛起。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一是，都铎诸王确立了一批新的贵族家族并在其政府系统内利用贵族；二是，都铎诸王在进行反贵族的行动时并未对乡绅有任何特殊照顾，而且他们的倾向是延续而不是改变乡绅的传统政治功能。“都铎王朝对乡绅的利用仍然是传统的。它并未试图弭平贵族和乡绅间极其不成比例的特权差别。”[1]（P110）乡绅仍旧是补充国家官员队伍的一个主要源泉，但其方式是传统的，他们只有通过获得爵位才能出任更高的官职。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高级军事将领的身上。16世纪30年代北方边区的戍守长官职务是由乡绅担任的，但这只是暂时的，而且只是因为缺乏合适的贵族人选。军事领导权往往限定于取得过军事成就的贵族家族。16世纪40年代早期，爱德华·西摩尔闯进了这一排外的领域，这只是因为他已升入了贵族的行列，同时布兰顿和霍华德两个家族的失败为他提供了获得高级军事职务的机会。“都铎王朝新设立的一些高级官职虽然可以为乡绅获得，但并不是以贵族遭到排斥为代价的。”[1]（P110）都铎诸王确实不拘出身门第，罗致一些有才干的人作为政府的核心人物。托马斯·沃尔西、托马斯·克伦威尔和威廉·塞西尔都出身于中间等级。然而，这些人只是王权借用的力量，并不是他们各自“等级”的代表。实际上，“塞西尔宁愿将政府中的职位留与贵族担任，也不愿惠助那些与他同样出身微贱的人求学受教育，以防止他们跻身于政府官员之列。”[2]（P127）另外，反叛乡绅受到的惩处和反叛贵族受到的惩处同样严厉，衰落的乡绅家族的复原机会常常要小于衰落的贵族的复原机会。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 都铎时期的英国贵族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在这期间，他们的地位与作用也曾出现过动荡，但这只是调整中的必然现象，这些动荡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贵族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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