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协调发展论文,东西论文,地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梯度理论的兴起继而作为中央区域发展政策付诸实施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构成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空间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地区经济的倾斜发展，使长期形成并在解放后逐步缩小的东西部经济级差又被迅速拉大，在目前我国的空间结构中，东富西贫的经济格局和东贫西富的资源格局，既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外在表现，又是影响空间经济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高的深层次根源。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农村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为5000万人，他们主要就分布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状况的存在，除了有可能因为地区经济发展失衡而触发一系列区域性或整体性社会政治问题外，而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资源富集而开发程度低下的中西部地区与数千万人口的长期落后，不可避免地以其不断萎缩的资源供给以及日益停滞的经济增长态势反作用于经济全局，势必对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产生强烈的拖曳作用。在中央政府作出发展战略重点由“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向“促进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转移这一崭新态势下，探索、研究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式与途径，对于全面提高区域资源开发效益，促进区域结构调整和优化宏观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纲要》中，明确提出了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经济发展。中央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大调整及相应作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遵循跨世纪的战略目标，东西部经济实行优势互补，根据东、中、西部地带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条件，确定不同的投资重点和恰当的投资比例，并通过发展横向联合、互通有无、互相支持，使东部地带的发展同中西部地带的开发更好的结合起来。为此，中央政府经济管理的重点是在有效实施“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根据发挥优势、整体协调的原则，对各个区域经济进行规划、指导和管理，并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状况、发展潜力、地区优势实施区域发展政策，并实行区域政策法律化，以保证区域发展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与中央国家机关机构调整相适应，中央政府运用财政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应主要局限于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保证重点建设投资。同时加快改革基础产业的管理体制，大力引进市场机制，全面实行基础产业的企业化经营，从而推动以基础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评价分享资源配置利益。对于盈利性的基础产业及其它一般生产性建设应该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中央政府不再进行投资。在非生产性投资方面，中央政府的资金应更多地满足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需要和劳动保险、社会救济等福利事业的需要，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跨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中，中央政府要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将各区域经济增长有效地导入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口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在区域经济管理体制上，要调整和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管理职能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在重视利用经济手段的前提下，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发挥中央政府的组织、协调、调控、指导、行政执法和经济杠杆等功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确认地方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物力、明确划分和严格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逐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管理体系。
区域经济学认为，一定区域承载的经济元素量是有限的，仅仅依赖本区域的市场、资金、技术、劳动力虽然可能取得一定的增长，但其增长的势头难以持久。区域经济合作是生产力社会化和地方分工协作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地区经济专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围绕着市场展开的资源配置由于资源配置要素分布的原因不可能在一个区域内封闭式发展，只能是超越区域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谋求组合，通过市场评价达成区域间的协作。但在传统体制下，各区域经济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封闭和内向循环的体系，区域经济作为国家计划分工的一部分，所建立的最主要关系就是同国家计划的关系，区域间协作和区域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国家计划的纵向关系促成。相应地，各区域之间的人、财、物、信息的交流很少，区域之间的要素变动主要是通过国家直接调拔的方式进行的，这种非商品化的要素配置方式，使区域之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发生有机的联系。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经济的补充和资源供需地，其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发展条件之中，这种状况由于体制原因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为此，中央政府不仅有必要全面制订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而且有必要建立以财政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金”，其主要作用是打破资源、市场、利益的条块分割，以发挥优势，共同发展，提高效益为宗旨，在贸易、资金、物资、交通、人才、信息等领域协调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支持中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基础产业进步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并通过经济杠杆调节和政策引导使中西部地区的资源转换战略和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互联结、有机耦合，重新沟通被传统行政区域分割的经济关系，从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逐步完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中央政府还应探索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特别要鼓励外商投资项目更多地进入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限制的项目可考虑在中西部地区适当放宽安排，优惠性贷款也要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实施财政补贴、减免税收，提高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在中西部的比例，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发展农业、水利等基础产业、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改革、调整逐步取消某些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的经济特权，促使中西部地区以平等的身份同东部地区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通过自身技术进步促进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促使东部地区逐步减少对优惠政策的依赖而走上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轨道。大力发展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合，是促进区域合理分工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地区间、企业间联合投资，联合开发资源，能源、交通、原材料建设和支农工业、商品粮基地建设等，中央政府要从计划、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支持各地区发展优势经济和特色经济，进一步引导形成跨地区的经济重点产业带。中央政府的阶段性区域发展计划作为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补充，在处理地区间协调发展问题上，应具有逆市场流向配置资源的特殊功能，并预设一定的余地，防止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央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凭借其超脱于各区域利益实体以上的地位和权威，利用经济、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其基本行为取向是实现非经济手段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
80年代中期以前，中央政府选择和实施的基本上是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背景，为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采取了高度集中控制的资源计划配置方式，实施了以重化工业优先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改变了西部地区单一的农牧业生产格局和经济极端贫穷落后的局面。，旧中国西部地区没有现代工业以及建国初期那种工业布局偏集于东部沿海的极不合理的状况成为历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转换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对经济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央政府出于增长和效率方面的考虑，将财政、投资、税收、价格、金融、外资、外汇等方面采取了大幅度向东倾斜的区域布局政策，地区产业政策、地区特殊政策以及相应的体制改革，在第6个五年计划（1981—1985 年）首次列出了“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了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的发展方针，在经济总体布局上，纠正了过去偏重三线地区建设，忽视沿海地区发展的倾向，转为一面看重发挥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优势，一面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发内陆和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同时积极推进地区之间和各地区内部的横向联合，通过自下而上、平等协商的方式建立了众多不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在上述计划指导下，中央对东部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进行了重点投资。1982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5.06%、27.8%和14.61%，到1987 年变为56.12%、25.57%和14.22%，大大超过1953年—1980 年间东部地区40.6%的投资水平，第7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 根据中国地区开发与生产力布局总体态势，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1987年底，中国政府进而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正式确定按东部一中部一西部顺序安排发展重点，对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从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提供优惠。国家投资的地区布局随之急剧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在1985年—1988年，全国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比例，东部地区增加了5.1个百分点，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减少1.9和1.1个百分点。在“非均衡布局战略”的着力实施下，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州、闽南三角地区、长江三角州及环勃海地区在国家的扶持下，利用政策、资金、人才、产业优势及地缘优势，并依靠市场化改革先行所带来的竞争及效率提高效应和先进生产力的聚集规模效应，使这些地区迅速走上经济超常发展的轨道。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东部地区的生产关系、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而且对东部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都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在整个80年代，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以年均12.6%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就是以东部地区更高的增长水平实现的。目前我国65%以上的生产力集中在东部地区，其地区经济发达，区位条件优越，投资环境良好，管理水平较高，对于国民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提出：“从战略上看，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多做一些贡献支持内地发展，这也是大局，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因此，东部地区要继续以较高质量实施沿海地区开放性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外引内联”、“内联外挤”、走引进、改造、创新的路子，东部地区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发区要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推进科技进步，加强科技攻关，不失时机地、有重点地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对引进技术、设备的消化、吸收、翻版和创新的能力，大力提高国产化水平，使东部地区真正走上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东部沿海地区已初步形成环勃海经济区、长江三角州经济区、华南经济区的基础上，利用上述区域与台、港、澳和海外国际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开展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促使其尽快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生长点。同时，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沿江地带的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轴和经济能量辐射的传递带。另外，要大力加强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辽中、华南、京津塘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把重点放在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创汇产品上，围绕提高产品出口竞争能力，大力发展高精尖产品，劳动密集的轻工产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高度化，努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通过发展高水平的出口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引导我国产业升级，有效地改变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格局。
根据技术进步和技术转移的要求，东部地区应逐步把一定份额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国内市场让渡给中西部地区，在建立高技术产业的同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缓解国内不同区域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减少它们在相同产业结构和技术档次上的过度市场竞争，这不仅有利于东部地带产品的升级换代，而且能够给中西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让出更多的空间。同时，东部地区要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真心实意，实实在在地帮助和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解决东部地区资源不足的矛盾，东部地方政府应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西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尤其要为大型的、水平较高的企业集团或乡镇企业到中西部发展提供便利，创造条件，与中西部共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乡镇企业合作示范区，组织有关企业积极主动地与中西部地区联合兴办合资，合作项目，或申办独资企业、建立分厂、建设原材料基地和农副产品基地。鼓励东部地区的资源加工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收购、兼并一批企业，或联合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还可能通过设备转移、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要大力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在保护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力发展创汇型农业，从而通过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为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三）
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具有独特自然环境条件的广阔区域，这种独特性表现为丰富的资源优势，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已形成了以钢铁、机械、化工、电子、航空航天、建材、能源工业为主要组成部份的一大批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为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资源开发创造了条件。但从总体上考察，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落后，产业结构演进层次低、社会发育机制发展不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高，区内循环功能不强，对外开放程度较小，资本要素极为短缺，而地区经济发展由于长期计划体制的束缚本身又少有对要素重新配置与调整的要求，经济系统内部还没有形成自我发展以自动引起短缺要素输入的机制，资源转换能力即凭借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互补的能力微弱，这种独特的经济矛盾使中西部地区在参与区域分工、分享资源配置利益，地区经济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日益严峻的挑战。
研究表明，正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困难和障碍，新时期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跨越传统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分工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彻底摒弃传统公有制下以外延方式扩大生产规模的发展道路，采取全新的资源转换策略，即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输入的机制，从而通过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生产要素的横向流动，弥补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机制的结构性缺陷，最终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开放性的中西部社会经济结构。
首先，高科技产业的优先发展是新时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中西部各省区必须高度重视作为生产性投入的科技投入，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经济建设的投入向科学技术倾斜，科技投入的核心和关键是向高科技产业和运用技术的推广倾斜。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采取切实措施改变目前科研力量和科研资金分散的状况，集中人力、财力搞好重大关键和共性技术体的攻关，促进产学研相结合，鼓励科研机构进入企业集团或转变为技术开发型企业，加快建立经济、科技一体化的、富有活力的技术创新机制。重视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追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步伐，不失时机地组织、协调中西部现有科技力量开展高技术研究，努力在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新能源、自动化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取得具有世界水平的突破。通过日益强化的高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推出一代又一代以高技术手段生产出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品，如新能源及高节能产品、生物及医学产品、航空航天产品、激光及核技术产品、机电一体化及智能机械产品，不断以高新技术研究成果为主要资源和技术投入形成一批技术产品、机电一体化及智能机械产品，不断以高新技术成果为主要资源和技术投入形成一批技术、知识和资金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并通过高科技术产品的辐射扩散和市场交换，向其它产业延伸、嫁接、渗透和普及，把高新技术研究成果同中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结合，用高技术转换优势资源，大幅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势资源的转换率，促进高科技的产业发展。
其次，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中西部各省区地方政府必须在转换职能的基础上正确制定阶段性农业科技规划，根据本地区生物资源评价制定合理的农业区域开发方案、生产方案和技术经济措施，根据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走技术——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道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对农业进行科学布局，讲求种植结构的合理性和时间利用的科学性，达到精耕细作和密集种植，以获得高产优质的农产品。结合土地利用的科学性，大力种草种树，改良草场，建设基本农田，并与大中型引水蓄水工程建设相结合，开垦宜农荒地，扩大灌区，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增加农牧业产品的加工深度，提高农牧产品的附加价值。同时，采取多形式、多种途径推广农业科技成果，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如育种、植保、施肥、收割、储存、加工、运输等方面广泛推广良种培育改进技术、优化耕作栽培技术、农产品转化增值技术、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农、林、牧、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尤其要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小水电开发技术，建筑、建材生产技术，畜禽科学饲养及疫病防治技术，速生丰产用材林、农田防护经营林营造技术和森林资源保护及综合利用技术以及农村商品生产经营与管理技术。在西北广大干旱地区，要结合“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的实施，看重推广粮食3作物的模式化配套技术、 有效施肥技术等效益好、见效快的农业科技成果。同时，大力推动西部农村乡镇企业技术进步。根据中西部地区农村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特点，中西部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不能简单地走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片面发展简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是致力改变农产品加工发展的模式，以乡镇企业技术进步为基础，大力加强对外开放，走联合开发的路子，大胆引进区外先进技术和资本，以大工业发展为目标，在资源密集的农村开发工业基地，充分利用农村范围的三线工业现代技术优势和固定资产存量，直接开发地区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密切关联的加工工业。并且在发展中尽力避免自身积累能力低、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高的弊端，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种种措施在中西部农村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工业产品加工基地，通过先进技术和投资的大规模引进，加快中西部农村资源开发，提高中西部农村工业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部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基础。
第三，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中西部各省区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思想观念上要以初级开放转向高层次大跨度的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克服封闭意识，启动开放的内在活力，强化开放的主体意识和全民开放意识，在开放战略上要从局部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在开放规模上要从部分生产要素开放，扩大到各种生产要素开放，提高市场的开放水平，尤其要大力开放和发展动力市场，建立以劳动力市场为中心的劳动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中西部开放中人力资源数量众多且相对廉价的优势，打破主要以建筑业务输出为主的劳务出口格局，积极发展多层次、多类型劳务，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务输出总量，并努力提高劳务输出的档次，重视发展智力、技术型劳务，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和效益，在开放形态上要从过去以引进资金、出口商品为特征的实物型开放，转向以体制、服务开放为特征的非实物开放。在产业布局上，要推动对外开放更大的范围发展。对外开放不能满足和停滞在现有水平和领域，要制订一系列有利于区外资金输入的优惠，将外资引进拓宽到能源、交通、通讯、商贸、金融、旅游和房地产领域，吸收外资进行区域开发或流域开发，尤其是能源资源开发，从而为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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