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大精神和党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五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五大报告有强烈的现实性，又有厚重的历史感，是当前和今后行动的纲领，又是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指南。
报告开篇，回顾百年三次历史性巨变，接着讲新阶段五年的历史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由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报告结束时，特别讲到“史册”：十五大无疑将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从头到尾，通篇结构，有厚重的历史感。各部分的论述，也是“笔端常涉历史”。整个报告展现了深邃的历史眼光，从党史研究的视角来读，这个特点就更加突出。
十五大要求全党，“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各项工作，其中就包括党史研究工作。学习十五大精神，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就要努力提高用邓小平理论、用十五大精神来指导党史研究工作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十五大的精神、主题和历史意义
（一）中央已经指出：“十五大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是十五大报告一开头就明确提出的大会主题，也是学习和贯彻十五大报告应当把握的主题。
中央还指出，学习和贯彻十五大报告，“精神状态很重要”。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这就是一种精神状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压力，什么风险，都不动摇。在国内外纷纭的议论面前，敢于坚持正确的主张，敢于抵制错误的意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确定的道路。这就是十五大给人们以强烈印象的精神状态。
不是说过“主心骨”吗？不是说过“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和“我自岿然不动”吗？邓小平理论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没有主心骨，在困难、议论、压力、风险面前，难免五心不作主。有了主心骨，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我自岿然不动”。这个“我”就是我们党，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岿然不动”，就是我们党、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方向、形象、精神状态的有力表达和生动写照。
十五大报告开头的地方还有一句话，叫做“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也是讲的精神状态。
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是一种状态，一种结果；因循守旧，丧失机遇，是另一种状态，另一种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种状态，一种结果；本本主义，“两个凡是”，是另一种状态，另一种结果。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就要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中，体现在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和实际行动之中。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因循苟且，墨守陈规，不是也不可能真正高举。
（二）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十五大报告说：“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史家仔细评说。大而化之地说，抗日战争，我们党抓住了历史机遇，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抗战结束，我们党抓住了历史机遇，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建国初期，我们党抓住了历史机遇，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从50年代后期开始，20年“左”的错误的耽搁，我们痛失历史机遇，遭到严重挫折。
近20年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近20年来，中国的发展经历两大历史关头，这也是十五大报告中说的。在这两大历史关头，都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和能否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的问题。
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
一条是老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状态办事，我们就得继续走老路，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道路，就会继续丧失历史机遇；
一条是邪路，如果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以至从根本上丧失革命目标，按这样的精神状态办事，我们就会走上历史倒退的大弯路，更谈不到抓住历史机遇；
还有一条是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打开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样，我们党抓住了历史机遇，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大步地前进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风波严峻考验，中国又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面前还是摆着三条路：
一条是社会主义垮台的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走的就是这样的路；
一条是往回走的路，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垮台似乎是改革开放导致的，坚持社会主义似乎就得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路。
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党坚决地清醒地拒绝了那条垮台的路，也不往回走老路，没有犹豫，没有停步，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拓的新路不动摇，并且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引和鼓舞下，“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现在的十五大，新阶段这五年，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五年。五年的成就展现在许多方面。从坚持方向，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开辟历史新阶段这样的高度来总结，这就是十五大报告对这五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地位的评价。
（三）邓小平逝世，领导我们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伟大人物不在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党面临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后继的人们怎样确定自己的方向，怎样沿着邓小平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是需要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郑重地作出回答的问题。
在国际上，注意中国发展的各种各样的人们，也都在观察邓小平逝世后中国的走向，有些人担心，有些人则希望中国转向。
十五大坚定地明确地向全党，向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走向：坚持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不动摇，并且要求：“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
在邓小平逝世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就是十五大的精神，这就是十五大的主题，这就是十五大的历史意义。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巨变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由来
（一）十五大报告对20世纪中国历史作了一个概括：“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从党中央重要文献来看，这是一个新概括。在党中央重要文献中确认这样一个新概括，有助于人们从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观察和把握中国20世纪历史的基本进程，从而更好地认识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巨变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认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这次历史性巨变的领导者和理论旗帜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这是从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中自然地得出来的一个概括，是早已存在于人们的脑际，也存在于一些学者的笔下的概括。因此，人们对它并不感到陌生。现在，在党中央重要文献中确认这样的概括，反映了人们已经在形成中的共识，反过来又有力地强化了这种共识。
（二）这无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因为：
第一，它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观察和评论中国历史。近来重新评价历史，声浪甚高。对于丰富复杂、包括多个侧面和多条线索的历史，重新加以研究，对于过去有所忽略、评价有些不够公允的地方，给以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调整过去认识的某些偏颇，是有益的，是认识的前进。但是，如果从同革命告别的立场来进行重新评价，否定革命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意义，那就只能是思想的倒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扫清障碍，创造前提。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和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次革命），这三辆火车头相继地牵引着奔腾前进的。
第二，它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政党、领袖，只有当他们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带领人民前进时，才能够成为人民的政党和领袖。马克思赞同这样的意见：“每一个社会时代都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也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三次伟大革命造就三位伟大人物的概括，正是从中国人民的前进道路上来讲孙中山，正是从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来讲作为这个党的代表、作为这个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三）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为什么要讲到并非共产党人的孙中山呢？
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把孙中山先生称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把自己称为“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是从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历史接力运动的意义上来讲这种继承的，是从完成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它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上来讲这种继承的。
毛泽东在延安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就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领导的初期革命运动，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
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对待孙中山，讲了共产党人同孙中山的共同点和区别点。他说：“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十五大报告回顾百年，高度评价孙中山，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按照共产党人对历史辩证法的尊重来做的。
孙中山在20世纪前夜走上中国历史舞台。面对“虎视鹰瞵”、“瓜分豆剖”的民族危亡局势，孙中山把他建立的革命团体叫做“兴中会”。从此，“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整个20世纪成为唤起、激励、凝聚中华民族的一个中心口号。孙中山的理论是三民主义，他把三民主义称之为“救国主义”。他说：“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他要用三民主义这种思想、信仰、力量来救中国于危亡，兴中华于世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共产党在中国成立以前，同当时中国各家各派政治学说相比较，三民主义是最具有进步性的思想。孙中山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但是，要完成救中国的历史使命，还有待于更先进的思想、信仰和力量。
十五大报告说：“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评价辛亥革命，重点放在这个但书上。这也是毛泽东说过的话：“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
的确，闸门一打开，历史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洪流中应运而起，走上中国历史舞台。孙中山晚年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且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按《新民主主义论》所作的概括，是把它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所说的孙中山的“好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三民主义的这种新发展。
（四）在叙述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时候，为什么要突出毛泽东呢？
因为毛泽东是领导这次历史性巨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产生过若干位著名的领导人，比如建党时期就有南陈北李。李大钊是中国站在支持和拥护的立场认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后来在北洋军阀的绞刑架下英勇就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从建党起历任几届党的总书记，后来跟党分道扬镳了。即使对于陈独秀，毛泽东也说过，将来修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李大钊的功劳，自然更要讲一讲。但是，如果不是详细地修史，而是像十五大报告那样从粗线条的轮廓上来概括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叙述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铭记领导这次巨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时，那就只能够也只需要讲到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也不能担当起救中国的历史重任。这个相结合的过程，经历了艰难曲折。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开始了中国革命自己的独特道路的探索；从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中央实际上确立；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为全党所拥护，党章所确认。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这个“代表”资格，就这样认定了，就这样成为全党和全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疑义的共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更使这种共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问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的错误，使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发生疑义。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方面，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潮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坚持按照历史真实，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认为，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时候必须注意“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
正是根据邓小平这样的思想，根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在1982年修改的宪法中，在序言里面，庄严地、郑重地叙述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记载了对此作出最大贡献的两个历史伟人：孙中山和毛泽东。这部宪法的序言主要是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成就，记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在这样做的时候，突出了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孙中山。
（五）那么，为什么把邓小平同孙中山、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之为三位伟大人物呢？
因为20世纪的中国又经历了第三次历史性巨变，邓小平是领导这次历史性巨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很大成就，后来又经历了严重曲折，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没有能够解决好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之后之所以还会有、还需要有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其历史由来就在这里。严重曲折之后的形势，迫使我们党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形成新的理论，开辟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在实践上，开始了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期；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产生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
至于说到邓小平和毛泽东能不能相提并论，这要划分两个不同的时期。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之下和领导集体之中的时期，邓小平先是逐渐成为党的重要领导骨干，八大以后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的功劳很大，但是，在毛、刘、周、朱、陈、邓这个领导集体中，毫无疑问，毛为主导，毛是代表，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能跟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相比拟，相并提。当然，说毛为代表，也是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
邓小平取得同毛泽东相比拟、相并提的历史地位，是在毛泽东逝世（周和朱在同一年逝世，刘在前几年逝世）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中。在这个新时期中，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正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正是近20年在这条道路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成就的取得，正是指导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新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造就了邓小平，使他赢得了不同于我们党的别的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使我们能够也应该把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大跨度的历史比拟，把这两位伟大人物相提并论。
在这个新时期中，领袖人物也不只邓小平一个，但是，毫无疑问，邓为主导，邓是代表。同样，说邓为代表，也是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
对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的认识，是随着新时期历史发展而在全党逐渐提高的。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以后，这样的共识在全党已经大大增强。江泽民在学习第三卷的报告会上已经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在全党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在邓小平逝世时的悼念活动中，江泽民代表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一系列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著名论断：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由此可见，从宪法序言中的两个伟大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到江泽民悼词中的两个伟大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在前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在前进，到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三次历史性巨变和三位伟大人物的新概括，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一）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论断：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这是一个新的有深刻历史内涵和理论内涵的科学论断。
“在中国”，是一个关键词。这是地域的定位。
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讲邓小平理论，都是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就是说，这里不是一般地讨论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中国这块大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了解决中国的解放和振兴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成果，会有它对世界的意义，不可低估它的这种意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准备为世界上别国的人们划分理论阶段，制定理论框架，确立理论准绳。别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从他们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阶段”，这是在地域的定位之内的历史的定位，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一个阶段而言的新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从何而来？
归根到底，是从历史而来，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而来，从解决历史新时期的新任务，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来。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是应历史的需要而起，是清末民初各种向西方学习、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破灭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得到确认，也是应历史的需要而起，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倾向把中国革命几乎拖入绝境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的比较中，认识和接受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革命的全国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在全党得到确认，同样是应历史的需要而起，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受巨大灾难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从历史的比较中，认识和接受了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同继承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统一起来，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世界局势而形成的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取得新的胜利。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一次革命——20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理论旗帜；那么，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0世纪后期开始并将跨向21世纪的中国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理论旗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实践和理论就是这样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在迎接面前的挑战和开拓未来的前景中，在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的进程中，相互推动而向前发展。面对时代的新主题，解决革命的新任务，实践进入历史的新时期，理论也就发展到新阶段。
所以，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归根到底，也是时势所呼唤、所逼迫，历史所形成、所造就，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人为地树立起来的。
这就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论断的历史内涵。
（这里附带说一说“三个里程碑”的问题。过去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三个里程碑。现在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同“三个里程碑”的说法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我们的说法是就中国来说的，“三个里程碑”是从世界来说的，具有为世界确定理论准绳的含义；第二，“三个里程碑”是把毛泽东晚年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毛泽东思想最新最重要的发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这个理论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为错误的，邓小平理论正是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作为它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的。）
（三）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理论上贡献了什么新的东西呢？
十五大报告讲了四个“新”。我以为，这四个“新”的概括和对每个“新”的言简意赅的论述，是有新意的。
第一个“新”：“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一直是作为精髓的东西，在邓小平理论这里又有什么“新”可言呢？这里的“新”就在“新的实践基础”，就在对陈规的新的“突破”。报告中论述了两大历史关头的两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邓小平著作中名篇不少，为什么如此突出这两篇？就是因为这两篇著作，在两次重大的历史关头，推动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它们具有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和把新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重大意义，即划时期划阶段的历史意义。第一个宣言书“突破陈规”，就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拨乱反正从这里系统地开展起来，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变为改革开放。第二个宣言书“突破陈规”，就是“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全面改革深入发展的要求，又是对全面改革巨大的推动，最关键的是解除关于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思想束缚，确定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在走向新世界的新形势下，在改革攻坚的艰巨任务面前，报告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这就是说，要有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人们把这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三次思想解放有广阔的领域，就“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来说，首先要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寻求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方面，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十五大报告论述和部署了这种新的突破。
第二个“新”：“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根本问题，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贯串整个邓小平理论、贯串这四个“新”的主题。新时期解放思想，归根到底，是在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解放思想；新时期近20年的历史进程，归根到底，是逐步搞清楚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要贯串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集中到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或者更为凝炼地说：“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一切组织形式、政策方针，只要是有助于实现这两条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不断寻找和创造各种各样的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组织形式、体制、政策、方针、办法、措施……。
第三个“新”：“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世界发展和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都是宽广的世界眼光。因为世界有了重大的新发展，时代有了重大的新变化，各类国家有了重大的新经历和新态势，邓小平理论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就得出新的科学判断和结论。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把“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摆在观察世界发展的突出位置上，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突出位置上。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所提供的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手段的变化，而发展和变化，或者说，要提到当前时代的主题和特征上，提到世界文明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当代水平和前景趋势上，来进一步认识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报告把这个称为“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赶上时代，是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达到的目的。
第四个“新”：“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什么叫形成理论，形成科学体系？正确地解决所研究的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基本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是解决“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个别问题），这就叫做形成了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问题的实质，而不在于理论成果表达为怎样的具体形式。理论表达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因人因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展开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突破，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归根到底，又都是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而贯通，而突破，而涵盖的。
这四个“新”的统一，我认为可以说，就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科学论断的理论内涵。
（四）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进程中，“老祖宗”和“新境界”的问题会经常遇到。
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他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我们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当时毛泽东是在谈哲学，所以举的主要是哲学著作。其实，讲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还应该举出别的一些著作。不谈具体的著作，这里讲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创造精神，是极可宝贵的。毛泽东那时就提出了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要适应新的需要、形成新的理论。为此，他作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重要成果，但是一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好，“形成新的理论”的任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来的。
邓小平也说得很透彻。他在1989年5月《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的谈话中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有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老祖宗不能丢，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条原则。因为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和目标，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我们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丢了老祖宗，就会丧失根本，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同时，一定要有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条原则。因为社会主义运动要适应新的需要，解决新的问题，就必须形成新的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新境界，就会停滞不前，也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的道理。
与“老祖宗”和“新境界”相联系，还有一个“新话”和“异端”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邓小平还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十三大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四大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新话，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都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如果把讲这样的新话，都看作“异端”，看作“离经叛道”，我们还怎么前进呢？
十五大又讲了许多新话。比如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比如说，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论断；关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断。比如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这些新话，是以近20年实践经验为根据的，必将引导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大步前进，并将在新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丢老祖宗又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我认为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极为可贵的理论风格。
从一大到十五大：在旗帜问题上的历史回顾
（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必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
这是十五大报告在结尾的部分所说的话，特别引起我们党史工作者的兴趣。
回顾我们党76年的历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以党的创建载入党的史册的。建党前夕，毛泽东就指出，革命的人们要实行“主义的结合”。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有所指望，回答向何处去；知所趋赴，回答走什么路。中国共产党人立起的旗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建党开始，党“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然而，要对这样的指针有足够的自觉，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结合，形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从二大到六大，党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为此作出过贡献，都还没有能够解决好这个历史性课题。六大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党仍然在黑暗和曲折中摸索。
在付出了大革命胜利又失败，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又失败的高昂代价之后，遵义会议实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党的七大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标志载入党的史册。这是由遵义会议，由抗日战争中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由延安整风和总结党的历史，作好了准备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中作这样的规定，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当然也是七大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
七大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几个定义，除了写进党章的定义和前面提到的“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理论”那个定义以外，还有一个定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七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不是意味着抛弃或者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中国，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旗帜。在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七大的结论中，毛泽东讲了“准备困难”的必要，一共列举了17条可能发生的困难，从国外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伪蒋合流、爆发内战，到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济困难，等等，第17条是个敞口：“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但是，有了毛泽东思想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方向，有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团结，有了愚公移山那样的精神状态，有了准备困难的清醒头脑，从七大到八大，11年时间，我们党真是无往而不胜。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七大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胜利地、完满地实现了，而且进一步向前推进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中国。
（三）党的八大以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为标志而载入党的史册。八大的旗帜自然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从实质上来说的，尽管由于国际方面的一些考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明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在这之前几次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八大通过的党章上没有再写“毛泽东思想”。不写，不用这个提法，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方向和成果有什么动摇，相反，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标志，我们党开始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八大报告就是以《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的。我们党期望在这个探索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会有新的重大发展。
可惜的是，这种探索后来走上“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歧途。“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党的九大和十大，举着“文化大革命”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当然，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名义下，但实际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了毛泽东思想的最新最高发展。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粉碎“四人帮”，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契机，但是，党的十一大仍然举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还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名义下），没有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历史责任担当起来，从而成为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开了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旗帜问题来说，这四次代表大会在继续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同时，可以说，已经逐步地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十二大报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变同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变相比拟，并且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什么样的新的理论？自然就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新的理论。
党的十三大，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谓呼之欲出了。
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又一次伟大革命”，并且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概念，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系统地论述了这个理论的科学意义和主要内容，规划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任务。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我们全党在旗帜问题上的共识已经大大提高了。
十五大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决策，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报告中用专门一个部分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旗帜问题上的决策的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说是“进一步发展”？第一，这是在邓小平逝世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作出的新的决策；第二，这是在十四大以来新阶段五年成功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的新的决策；第三，这是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新的历史任务面前，进一步作出的新的决策；第四，这是在世界范围综合国力竞争激烈、社会主义经历严重曲折的新的国际形势下，进一步作出的新的决策。
七大以在党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为最大历史特点，十五大以在党章中写上邓小平理论为最大历史特点。
十五大给邓小平理论从几个角度下了定义。最简要的定义：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两个说法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同一的，正如七大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理论，这两个说法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同一的一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突出的是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出的是理论的主题。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定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展开一点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如同七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不是意味着抛弃或贬低马克思主义一样，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决不是意味着抛弃或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科学成果——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所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或者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是一个意思。
十五大在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的时候指出：“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是前面的道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心，而只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去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这也让人们联想到七大号召全党用清醒的头脑准备困难，用愚公移山的气概去克服困难。
有了邓小平理论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方向，有了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全党团结，有了“岿然不动”和“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有了准备迎接任何困难和风险的清醒头脑，在跨向新世纪的新征程上，我们党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
（五）总起来说，历史已经证明，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旗帜，给党和人民带来伟大的胜利。举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旗帜，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纠正“文化大革命”实践和理论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旗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历史比较，这样一番从一大到十五大的历史回顾，鲜明地显示出旗帜问题、指导思想的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党的中央都必须有鲜明的旗帜，使全党“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这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鲜明旗帜。
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旗帜，就是指引我们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迈向21世纪的胜利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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