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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留学生在德国乘地铁，发现护栏很矮，就自以为聪明地跃栏逃票。但是，当地找工作时麻烦来了，很多用人企业在查到这个不良诚信数据后说，你连地铁票都逃，谁敢录用你？我觉得，虽然这个留学生的行为有让人不齿的地方，但责任也不能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毕竟他是在另外一种环境里长大的：跳过栅栏逃一张票，被抓住后最多教育一顿，或者写一份检查就算了事，没人肯为这种“小事”多劳神。至于记到你的档案袋里，就更是不可能的事。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分析了中国的信用状况及其成因——中国的信用状况之恶劣表现：(1)履约率极低。(2)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3)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毒米毒酒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4)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屡见不鲜。(5)“有偿新闻”、“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和“黑嘴股市分析”满天飞。(6)以万亿元计的银行的不良贷款积累。(7)盗窃知识产权等等。其原因：(1)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强烈的维权意识。(2)由政府指定贷款和指令形式形成的信用关系缺乏切实的保证。(3)对于失信赖帐等行为惩处、打击不力。(4)信用服务机构薄弱，它们提供的服务水平不高。
这些还只是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要想获得更直观的印象，我们可以看看身边这些比比皆是的例子：在以发展高科技产业，培育风险投资著称的北京中关村，失信和欺诈已经成了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由于缺乏普遍的商业信用导致的各种商业欺骗行为在中关村此起彼伏。一家被骗上当的企业去报案，发现报案者已经排到了3000多号！在我们的证券市场上，虚增利润，有目的地编造上市公司前三年的报表，涂改缓交税款的批准书，隐瞒重大事项等各种形式的财务造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另一方面，一些市民已经把充斥在路牌、站牌和灯箱广告上制作、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传呼号码视为一道都市风景：在市场上买东西时，买主要把商品翻来复去检验多遍，生怕买到假冒的东西，卖主则要把收到手的票子翻来复去检查多遍，生怕收取的是一张假币；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信任危机体现的各个方面，就连在中国上市时间不长的足球彩票在试发期间也遭到了普遍质疑：以目前球迷对国内联赛的恶心程度，如果再把它放到13场中间去竞猜，真就应验了赵本山那句话：没事找抽呢！所以，足彩中心宣布，由于中国足坛假的黑的太多，不适合上来就猜中国联赛，因此暂时先猜意甲、英超。这就是信用危机，它的恶劣影响并不在怀疑被证实之后，而在那之前。
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曾经向有关部门提供过这样一份资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外贸企业的竞争力，我国外贸企业也曾大量采用信用结算方式出口货物。结果是，虽然出口额大幅上升，但伴随而来的是大量逾期应收账款，有的企业的坏帐率甚至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西方企业平均0.25-0.5%的坏帐率。他认为，西方企业在高比例信用销售的同时，能够保持极低的坏帐率，得益于西方国家已建立起完善的信用体系，企业在内部也建立起一套系统、完善的信用管理制度，而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在信用销售能力和管理水平方面相差甚远。
如果粗略地分一下类，当前的信用危机大致包括商业信用危机、金融信用危机、产品信用危机、科学技术信用危机、官员信用危机等等。
移动电话取消入网费了，但是，日前北京移动通讯公司宣布改变话费支付方式，如果新用户的话费每月超过300元，就必须交纳300元预付款，否则将被停机。显然，这是北京移动为防范恶意欠费而出台的保护性措施。这样的收费制度无疑给用户造成了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但是除此以外，你用什么办法来杜绝越来越多的恶意欠费？
两年前，个人住房消费“零首付”贷款曾经让许多“望房兴叹”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但谁知它刚刚起步就被央行封杀了。据说通过“零首付”贷款的方式，支持个人购买商品房，是国外商业银行的一项长期性金融业务。“洋为中用”的“零首付”贷款，在国内本当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然而颁布“封杀令”，银行方面也自有苦衷。因为“零首付”信贷（包括整个个人消费信贷）的开展，离不开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信用环境。在普遍失信的当今中国市场，信用危机拖累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业又焉能幸免于难？
守信企业已经吃尽了不讲商业信用的苦头。有资料显示，在目前我国的经济活动中，竟有50%的经济合同带有欺诈性，足见市场交易行为中的信用危机何等严重！为了防止受骗，一些企业在市场交往中只好步步为营，如履薄冰，有些交易甚至倒退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状态。信用环境不好，制约着投资、消费。老百姓把自己的钱袋子捂得更紧，以放贷为生的银行不得不“惜贷”，企业不敢轻易投资，外资进入疑虑重重。而且，更令人忧虑的是，种种不讲信用所造成的危害，都将加剧“失信有所得，守信却有所失”的扭曲信号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冲击。还有很多润滑经济的好工具，比如共同基金、直销传销、分期付款、期权期货等等，由于缺乏信用约束，这些大大促进西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一舶来中国就走了样，结果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徒有虚名。
各地政府尤其是一些基层单位大量地号召农民种这种那，并宣称农民种多少政府就回收多少，可秋天时候，一把手因“政绩卓著”而高升，他们当初的承诺却没有人来兑现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可疑。早上起床喝牛奶，你会想这奶里是否掺了水？集市上买来的卤味，担心是刚刚从福尔马林等毒品中捞起来的；抽烟的时候怀疑是假烟，喝酒的时候没准喝的正是假酒；花一千多元购得的鳄鱼T恤是地下工厂的“名牌”，穿上脚上的“老人头”没有两天就脱胶开了口了；穿警服的未必就是警察，大街上鸣着警笛呼啸而过的车里却坐着几个嘻嘻哈哈的黄毛青年！
“个人失去诚信，在良心上将受到谴责，自我的发展也将失去前途；企业失去诚信，纵然一时得利，日后也必付出代价；而一旦发展到整个社会的诚信都下降的话，欺骗、谎言将毁灭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想象这样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位学者这样说道。
谁最该讲信用
前不久，上海市资信有限公司的个人资信“黑名单”上新增了百余名“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市民，他们是从1996年开始至宣布时累计10个月未交自来水费，并在反复催缴下仍无动于衷的欠费大户。这百余名“黑客”将在至少两年内，在住房贷款、申请信用卡等方面被银行“另眼相待”，“归入另册”。这百余名欠费“黑客”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同时也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信用教育课。
深圳市工商局则驳回了一位黄姓市民的注册企业申请，因为他对原担任领导的企业破产负有责任，3年内不能注册自己企业。深圳工商注册分局规定：个人信用记录不佳，3年不得注册公司，也不得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进入经济领域。
助学贷款曾经是一种雪中送炭的救助方式，也获得了学生一致叫好。但是据农行成都一家支行透露，目前欠款不还的学生人数占5%左右，他们便把欠债不还的学生们进行网上“通缉”。种种迹象表明，做“老赖”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可这还只是万里长征开始了第一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因此我们有必要问一问：为什么不讲信用的行为能在当前大行其道？从企业的角度看，是“不守信用有利可图”的意识在作怪。他们并不认为违约、借贷不还等失信行为是什么过错，有的甚至还有“不赖白不赖”的无赖心理。从个人与个人的交往中，也有这种因素的影响；而从我们的信用环境来看，守信者没有相应的鼓励和收益，失信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谴责和惩罚。“官司打赢了，钱却追不回”的情况并不少见，法律白条现象使法律尊严仅仅停留在一纸判决上。公检法、工商、税务等敏感部门的执法不公，政策制订的随意与朝令夕改，以及信口开河，言而无信，甚至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欺诈等现象的屡禁不绝，都会大大影响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并且让他们无所适从，即使其中有些实质上是个人行为。
此外，电信、铁路、邮政、石油、银行、保险等垄断行业的部门利益政策，也都越来越成为人们幸福生活中的羁绊。人们之所以对中国加入WTO抱着很大的期望值，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对这些部门的不满。
信用是什么？说得最直接一点，其实就是一种大家共同认同的“游戏规则”，由政府来制订并监督其执行。新加坡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对违法者的惩罚方式——“鞭笞”。大至“杀人越货”，小到“随地吐痰”，只要在该国违反了法律就要接受这种惩罚，即使是外国人也不例外。虽然他们因此遭受了不少非议，可至今没有更改过。他们不会因为某位官员写了个条子就撤销对罪犯的惩罚，也不会因为此人能够交上一大笔“保证金”就可以溜之大吉。政府的铁面无私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就是一个范本，也只有在这种摸得着看得见的案例下，老百姓才会有章可循。
因此，追根朔源，政府的信用是一切的根本，没有严明的法度以及执法的公允，只是去要求公民都来守信，那不仅不现实，对于公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找回失落的信用
我们究竟该怎么找回失落的诚信？在一次大型经济会议上，有人竟然提出中国应该成立“诚信日”，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提议。如果你的法律意识淡漠，执法过程混乱，即使有那么一个形式化的这节那日，又有什么用？就算在那个节日里他信守了一天承诺，那么其他日子怎么办？
信用还不等于诚信，在传统社会里，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核心强调忠诚，实质是泯灭自我的个性而去服从别人，朋友的信义、妻子的忠贞、上下级之间的忠实等等都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的内涵已经有了广泛的延展，他不光是简单的人品问题，还包括负责任的能力与相关的监督，奖惩机制。
有人说，在中国，金融投资的信用风险过高，这种风险不是经营风险而是道德风险，其实说穿了还是一个风险大小的问题，一次违约就倾家荡产，那样谁还敢轻易违约？怕就怕，违约后有人倾家荡产了，有人却从此飞黄腾达，制度上的约束与公正要远比所谓的“道德”更有现实意义。
吴敬琏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信用基础十分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稀缺经济资源由政府直接通过行政命令在所属的各单位之间配置，信用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辅助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建设已经远远落后，因而信用关系混乱，已经成为妨碍我国市场经济运转的严重障碍。另一位学者则认为，目前，越来越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员们的大量贪污的行为，正越来越把民众的信心降低到最低点。所以，建立一个透明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
最近，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均实行了一些旨在建立有效管理信用体系的举措。上海提出要在3到5年内形成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他们目前正在着手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这些工作包括：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清理地方性法规规章，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统一公正和透明的市场经济法规体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培育市场竞争环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而深圳则拟为个人信用打分评级，随着个人信用制度在深圳的发展，其涵盖的信息量将越来越多。一旦个人有赖账、行骗等不良行为，将成为其个人信用史上的“污点”，被银行和其他商业部门拒之于“信用”的门外。中国人民银行近期也宣布，今年年内将启动个人信用的评估体系。初步方案是先以银行已经掌握的个人信用资料为中心，由央行的两个司从各个商业银行获得准确的个人储户的信用资料，作为该个人系统的基础。
可以预料，失落的信用将随着法制的进一步健全和细化而逐步走回我们身边。
但是用法律来规范信用关系，关键在于执法。因此，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层面上，一定要讲法律信用，起到惩罚失信者、警示企图违约者和保护守信者的效果。从根本上说，信用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扎根于人们内心的观念和意识。所以，仅仅依靠制度的保障还不够，同时也需要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让“诚实守信”的理念深入人心。
政府在维护社会信用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要推动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立法、严格执法以及开展道德建设等。
相信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本栏由安徽省文明办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