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问题：现状分析及21世纪的预测”国际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讨论会论文,中国论文,粮食论文,现状分析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次会议：可供选择的长期预测
“一个农学家的观点”——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R ·布朗（Lester R.Brown）
有四个因素对于全球粮食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即：（1）由于海洋渔业发展已达极限，不能指靠渔业再增加食物供给；（2）城市用水增加使水成为农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现在，缺水问题比早期的土地缺乏问题变得更为紧迫；（3）由于使用化肥来使农作物增产这一手段的效能已达极限，人们已不能再指望通过化肥的使用来使农作物获得快速的增产，而同时，我们目前却又还没有找到新的手段来取代化肥；（4）天气的变化莫测及气温的升高也对农业收成有着不利影响。
从1950年至1995年，世界粮食生产增加了3倍，但其中自1990 年以来却是零增长。从1987年以来，世界粮食储备可供全世界消费的天数一直在减少，据估计，到1996年这一数字将降低到48天这一历史最低点。从1950年到1995年，世界产粮区的人均粮食产量在逐步下降，其间，化肥的使用曾提高了人均生产率，但自1990年以来已停止快速增产，这一现实是对21世纪粮食问题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为此，粮食价格一直在上涨。因为粮食储备又在降低，我们可以想见未来粮食价格还会继续上涨。据预计，自1990年至2030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量为1300万人。再过30年，其人口总数将达到16亿。
再者，中国人的收入增长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自1990年以来，每年的年增长率均超过了10%，这一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4年中， 经济增长了57%。收入的增长引起粮食加工食品需求的多样化。自1987年以来，对饲料食的需求有了巨大的增长。人口增长及收入增加意味着粮食消费将沿着食物链大幅度攀升；随着消费的增长，粮食需求问题也日益紧迫。任何一个增量被12亿人口来乘都是很大的数字。经济的增长也在减少可耕地。在东南地区，先前每年可有两次或三次收获的耕地现在被作为工业用地。同时，非农业用水的增加使得农业用水减少。
在可耕地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农民何以能使得农产量快速提高呢？从历史上来讲，在工业化之前，日本、韩国和台湾都经历过中国今天这种农业人口密集的状况。结果，从1950年至1994年，这些国家（地区）粮食净进口持续增长。今天，其粮食的70%靠进口。
如果中国大陆的消费水平趋同于台湾的模式，到2030年，中国大陆的粮食需求会有2～3亿吨的缺口。其长期进口的前景如何呢？首先，我们可以说中国有支付能力来大规模进口粮食，可问题在于，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提供这样庞大的粮食供给。何况，亚洲其他国家也面临紧迫的粮食需求问题。
在今后10年，粮食短缺将成为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以意识形态冲突占主导地位。这些预测对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促使其重新考虑一些被长期忽视了的问题，诸如：稳定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加大农业投入比重，从粮食短缺而非军事入侵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国家安全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或许我们别无选择而只能对家畜产品消费增税，这是我们在一个粮食稀缺的时代为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稳定而付出的代价。
“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马克·罗斯格兰特（Mark Rosegrant）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预测建立在2020年世界食品市场所受冲击的基础之上，除了中国之外，全球食品供求预测方程式已被用来对35个国家17种商品进行了预测计算。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不大可能成为粮食进口或出口大户。预计到2000年，其进口将达4000万吨，是其历史最高水平的3倍多。 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于肉类及饲料粮的需求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80年代农业投入减少导致粮食供给增长缓慢。
不过，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加快以及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导致粮食需求增长放慢，同时随着农业研究与灌溉投资的恢复会使得国内粮食供给持续增加，因此，预计到2000年时，中国的粮食进口会稳定下来。
中国人食品经济的前景如何呢？中国现在是最大的谷类产品生产国，产量2/3被作为食物消费。以亚洲人的标准来衡量， 这一比例是比较高的。随着向人均消费较少大米及其他谷类粮食的食物结构的转变，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已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但是这种转变增加了对饲料的需求。
从供给方面来看，科技是粮食增产的主要动力。在改革的前期和后期，已建立了庞大的粮食储备。虽然这一问题一度曾被忽视，但自90年代以来粮食储备投资一直在增加。这些粮食储备将是未来食品供应和粮食供求平衡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面对粮食产量的缓慢增长，中国政府仍有希望通过改良粮种、变革陈旧的饲料生产方式、促进生物科技发展等措施来挖掘潜力。中国政府将采取应对措施的承诺也应加以考虑。
中国对世界食品经济的冲击会是怎样的？它会使得粮食价格失控吗？从最糟糕的情况来设想，中国在2020年时会需要1.14亿吨小麦，而小麦价格比今天上涨14%。其他情形则不会太富有戏剧性。因为世界市场是有弹性的，中国对全球不会有大的负面冲击。
总而言之，其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二，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不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因素；其三，从短期来看，中国的粮食进口将使粮食出口国（特别是出口小麦和玉米的国家）受益。
这次讨论不应仅限于中国这一狭窄话题，而应扩大到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有些国家更应该引起重视，例如非洲次撒哈拉沙漠国家及南亚国家。
讨论
提出的问题是前述两种预测中有关技术预期的差异。
布朗指出，一项关于粮食—化肥配比比率的评估表明，中国农民使用化肥可能过多，并不经济。而中国目前在饲养业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比而言，这方面将来却可能会有所进展。再者，生物工艺学已问世20余年了，但还没有培育出高产量的品种。这主要是受到谷物生产新陈代谢过程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技术使粮食产量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并带给我们对美好前景的期望，但是我们不能再指望粮食产量能像过去那样两倍、三倍的提高。
罗斯格兰特说，自60年代以来，粮食产量提高了3%， 并有进一步增长的余地。只要投资到位，还有再增产1～2%的潜力。
关于某些中欧和东欧国家提供粮食的潜能这一问题，布朗回答说，由于土地状况恶化（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产量下降），我们最多也只能期待他们能恢复原来的产量。尽管有预测说这些国家的产量会增加，但由于雨量减少，风的侵蚀以及人口增长，这些国家已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成为主要的粮食出口国。
至于前苏联各共和国，如果这些国家能协调经济政策，那么，乌克兰可能比俄罗斯更有潜力提供粮食出口，但却不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粮仓。其在亚洲的一些共和国则受到水的限制，并有着比印度还要高的人口增长率。
讨论中还就中国对其他粮食进口国的影响、粮食需求增加对世界经济的新要求、中国使全世界忍饥受饿的潜在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布朗指出，中国对于近年来的粮食增产自我感觉良好，因此过份专注于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农业。
他还指出，关键问题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与外部世界的依赖性对于全球政治不稳定性的影响。这并非单单指责中国。其他有些国家也应引起注意，例如巴基斯坦与日本。
罗斯格兰特说，全球变化莫测的大量因素是这种政治不稳定性的根源。
前述两种预测中对于土地使用的观点有所不同，这一问题也被提出讨论。
布朗回答说，人们对价格的反应较70年代更为缓和。同时，人们对于粮食增产问题也缺乏长远的关注。他说他对经济学家的模型感到担忧，尽管过去有很多的推断很管用，且的确存在一些长期趋势可供推断。但今天仅靠模型就不再灵验了。我们需要进行多学科的交互综合研究，例如，让水文学家、植物生理学家及气象学家来一起协同工作。
罗斯格兰特说，他们的预测并不仅仅依靠线性公式推断，他们还进行了调研工作。他们也考虑了中国土地状况恶化与人口增长问题，但仍然发现中国的粮食产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他同意这一观点，即：粮食生产问题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协同工作来对分析方法进行补充。
有人问罗斯格兰特，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模型中是否考虑了水的因素。他回答说，他无意贬低水对于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他也认为在这个方面的确需要进行政策上的变革，但即便水被广泛使用，他也并不认为水真的会成为一个制约因素。
有人指出这两个模型都过于武断，一个与此相关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公共政策的影响如何？政府政策中的重大变化被忽略了。价格政策与储备政策需要一并加以考虑，从而使模型能更准确地预测潜在的粮食供给能力。
在被问到现在该采取何种措施这一问题时，布朗回答说，从供给方面来讲，还有扩大生产的潜力，例如像阿根廷和缅甸这样的国家。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方面也有潜力可挖。从需求方面来看，政府政策应对人口增长和农业投入问题加以考虑。
谈到地区不平衡问题时，布朗指出，由于各省情况差异很大，中国缺乏周密的政策，各省的粮价不同。某些贫穷的省份禁止粮食出省，有些省因而直接从国外买粮。罗斯格兰特进一步指出，某些农业地区的收入欠佳，需要追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各省各自为政，因此很难看出中国正在怎么做，这也使得对粮食需求问题的讨论更为复杂了。
作为总结，罗斯格兰特最后提到了两个预测模型共同关注的问题。他赞扬布朗在向政策制订者发出呼吁方面所做的工作。不过，布朗的看法应被看作是如果发生政策失误，将会出现的情形。中国粮食的供求平衡最终取决于中国的政策制订者，特别是其在农业投入方面的决策。的确，目前的政策失误是令人吃惊的。然而，随着利益意识的觉醒，人们已就此开始了有建设性的辩论。
布朗则以下述结论来作为结束，即：我们正在开始看到中国和亚洲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亚洲的工业化问题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
会议主席以这样的话结束了这次讨论：富裕国家的吃饭问题总比贫穷国家的吃饭问题要好解决一些。
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趋势
“中国政府的观点”——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鹰
谁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回答是中国人自己。国内外学者以几个不同的预测为基础，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将需要6～9亿吨粮食，差别很大。莱斯特·布朗等人的需求分析忽视了以下几个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与中国如何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相关联的：
（1）正确了解中国未来的食品结构。 西方的食品结构不能简单地应用于中国。到2030年，中国的食品结构将类似于日本90年代的食品结构模式，植物性蛋白质以及家禽和鱼类将在食物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点是与中国缺少可耕地这一问题相关的。
（2）由传统和旧体制的制约因素导致了目前中国消费方式的不合理性，不能简单地从当前的消费方式预测中国未来的食物需求。
（3）中国与西方的动物性食物供给有所不同。在中国， 肉料比要比西方国家低得多。目前中国的肉类生产及畜养业大多限于小规模的农场生产，尽管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大型工厂化生产基地。
为了达到2030年粮食产量6.4～7.2亿吨的目标，中国每年粮食产量应增长1.6～2.5%，而这一比例低于过去40年的实际增长率。因此，对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充满信心。
在评估中国未来的粮食生产潜力时应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还有5亿亩土地可供开垦。 土地开垦计划的实施将放慢可耕地净值的减少速度；（2）尽管中国的复种指数已高于其他国家， 但仍有增加的余地；（3）中国粮食增产中技术因素仅占30%， 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70～80%。虽然中国在水资源利用和化肥生产应用方面还比较落后，但是，随着新的灌溉工程的完成、种子的改良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单产将增产140公斤。
中国政府现行的农业政策倡导的是：保护耕地、增加粮食生产基地（“商品粮基地”）的投资、增加可灌溉土地面积、引进新技术来节约用水，同时还重视优先保证农业信贷和投资以及进一步调节粮食需求。如果这些政策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并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那么，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立足国内解决将来的粮食问题感到乐观，中国在预见的将来不会大规模进口粮食。
“中国政府的观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柯炳生
谈到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的可耕地亩数有30%的差异。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新近开垦的农田没有计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之中，同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农民和地方政府低报了可耕地数量，其结果是产量被夸大了。在考察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时应考虑到这一差异因素。
从理论上及统计上来讲，中国在粮食增产上还有很大潜力。中国的粮食产出水平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在过去10年中粮食增产速度放慢表明在挖掘粮食生产潜力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产粮潜力的挖掘需要通过改进与推广技术、增加资本投入以及经济刺激等手段来取得。收成的提高有可能在今后15年使粮食产量增长率到1.0～1.5%。到2010年，粮食产量（大米、小麦及玉米）将达到4.2～4.7亿吨之间，从而把粮食缺口控制在4000～5000万吨这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就最乐观的情形而言，到2010年，不仅可能保持目前的人均产量水平，而且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这一数字还可能增加10～15%。
这一潜力是否能变成现实有赖于许多因素：（1）由于土地质量低下以及水资源缺乏，有关平均亩产量的数据容易使人误导，仍然需要大量投资对此加以改良；（2）化肥的使用不再像过去那样见效了， 因此，更多的化肥投入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收成，反而会破坏生态环境； （3）虽然中央政府增加了农业投入，但地方政府（尤其是内地）却为财政困难及预算紧张问题所困扰；（4）小农经济不利于粮食收成的提高，尤其是，许多农户出于经济原因，已弃农转而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文盲率高也增加了推广农业技术的困难；（5）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比也会影响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分配。
就政策考虑而言，国家的总体目标是要达到较高的自给水平。但不明确之处是在于这是指粮食自给还是食品自给，同时，也没有明确自给应达到何种程度。
为了实现粮食增产目标，国家政策必须优先关注以下问题：农田保护与开垦，农业生产的多样化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农业科技研究、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增加对农田灌溉及农业基础设备的投入。
“美国政府的观点”——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克鲁克（Frederick W.Crook）
美国农业部预计，到2005年，中国人均食用粮消费量会下降，而饲料粮消费量会上升，粮种消费则没什么变化。中国所需的饲料粮大部分将出中国农民自己生产。中国的粮食储备将下降。中国的粮食进出口会进一步扩大并会成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到2005年进口需求为3000多万吨），由于消费需求自给能力有限，这一点将越来越多地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的基础之上。
第一，中国的可耕地数量少报了44%。其人均可耕地占有量高于邻国，但美国的可耕地数量是中国的4倍多。 中国在水果和蔬菜等作物的出口方面有着比较优势。
第二，在下一个十年，可耕地的减少会使中国的产粮区减少，但混合耕种的比例会增加。
第三，由于低报了可耕地的数量，因此中国统计部门提供的粮食单产收成被高估了，这意味着在提高单产收成方面仍有潜力。
第四，合理搭配使用化肥仍有提高单产收成的潜能。
总之，尽管产粮区数量会稍有减少，但仍有提高粮食收成的余地，到2005年粮产量年增长率可达1%。
但中国政府未能重视农业科研投资则是一个错误。农业科研会在提高食物生产方面大有作为。有必要在培育粮种，进口或以合资企业形式开发新的高产粮种方面增加投资。
粮食储备是中国的一个古老传统，也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储备量很大，其中50%是积累下来的存货。在未来的10年中，随着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以及农村福利制度的发展，随着交通运输的改进以及粮食处理设施的完善，这些粮食储备量将会下降。政府会因为成本太高而减少其粮食储备。
对饲料粮的需求在增加。对美国农业部来讲，预测中国未来的饲料粮需求是一个大问题。预计中国政府会抑制肉类和饲料粮的需求，从而在今后10年放慢其进口速度。讨论
讨论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土地使用上的统计差异原因何在。这一事实为人们所知已有10年了，不过在下一次农业普查后这一问题应该能得到解决。它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地方政府与农民共谋以逃避税收的结果。
人们还就进口8～10%、其余粮食自给的依据进行了讨论。 自给自足是一种政治理想，不仅仅中国是这样。自1960年以来，中国已逐步认识到一定数量的进口是可以接受的。
粮食分配体系中的损失、变质以及其他问题所造成的粮食损耗占粮食总量的5～15%，这一问题也被提出来加以讨论。 这其中有能源问题，也有部分是农户自身粮食储备这一制度造成的损失。但就目前而言，由于缺乏社会福利，农民仍需自己储粮以作保障。
在讨论肉类需求问题时，一项对7 万个城市与农村家庭的调查显示，肉类的消费正在缓慢上升。而城市的肉食消费似乎超前，补贴仍然有待取消。
水资源对于提高粮食单产是很重要的。在北部和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有人建议将长江水北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三峡工程。现在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打井。
在棉花生产问题上，提出了自给自足与比较优势话题。在棉花的区域种植格局变化后，中国会将土地转移到种粮。种棉比种粮成本高，而且棉花生产会遇到严重的病虫害问题，因此，预计中国会继续进口棉花。
至于农业方面的公共投资下降这一问题，人们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财力有限。人们都已认识到农业长期研究与开发投资的重要性。农业部已决定将国外直接投资（FDI）吸引到农业部门。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法律法规措施予以实施。
第三次会议：中国私营部门的选择（略）
第四次会议：农业产业的案例研究（略）
第五次会议：政府所关注的问题
“美国出口的利益与政策”——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中心行政官奥·斯库马齐（August Schumacher）
中国的农业出口逐年增长，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在附加值产品出口方面的主要竞争者，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中国1995年的粮食使用方式与韩国1975年的粗粮利用方式比较类似。中国的小麦、与小麦生产有关的进口需求以及对粗粮进口的需求正稳步增长。美国的农业出口能弥补其他国家产量的不足。由于极其完备的基础设施，美国有着巨大的竞争优势——这可以使中国确信，美国是可信赖的供给者。
对中国市场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贸易的透明度；（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展；（3）植物病；（4）基础设施有待改善。美国不会采取经济封锁的政策，首先是由于这样做成本高昂，其次也是由于违反了国际贸易法规。
“美国的外交利益”——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
虽然对于中国将成长为国际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国家这一点还存在某些不确定的因素，但中国很可能是美国农业产品的一个极有前途的市场。一个大的低收入的国家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伙伴，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现有的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包括：（1）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高速成长要求中国加入WTO，另外还有国际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2）在美国存在一种思维习惯， 即中国将是下一个日本，因而美国必须对其采取限制性的措施。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位置，即中国是战后第一个对美国拥有巨大贸易顺差，但却在全球范围内并非顺差的国家。因此，美国很难决定如何制订对华政策。（3）美中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由于政治问题而遭到损害。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并无层次之分，因此，经济制裁的威胁常被用以试图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双边关系中的许多不同的问题都是以这种一成不变的方式加以对待和处理的。
贸易争端的这些体制性原因很可能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国防部长佩里最积极地主张对中美关系应有一更为现实的认识。我们对中国加入WTO所提的要求太高了。 我们可能应该坚持让中国在贸易透明度方面作更大的让步，但我们应给予中国一段更长的时间。中国已签定了国际知识产权公约，这意味着其知识产权状况已经有了改善。
雇佣了近70%的城市工人的国有企业部门尚不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从总体上说，我们高估了中国融合到世界经济中去的能力。
“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外交政策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陈锡文
在对过去的情况进行一番分析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粮食状况并不糟糕。尽管1995年有大量的进口，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很大。去年国内产量增长了4.8%。
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利用国际市场来平衡其内部贸易。由于国内产量的波动、自然灾害导致的进口/出口量波动， 以及中国的粮食市场对产量波动缺乏适应性等原因，中国面临着若干粮食贸易方面的问题。关键是稳定的市场必须从国内进行培育。但产量的稳定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由于灾害等原因，年度间产量发生2～3个百分点的波动是难以避免的。
从1990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建立专门用于平抑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的粮食储备来平衡各年的产量波动。国内稳定市场的能力将有助于平衡进口/出口额波动。
90年代以来的进出口是逐步趋向稳定的。1995年的巨大波动是由于1994年的自然灾害影响了粮食的供求状况，另外90年代初持续几年的高速度的收入增长也提高了粮食的消费量。更进一步的原因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也刺激了食物的消费需求。连续4 年的畜牧业超过10个百分点的增长，使饲料粮的供求趋向紧张。
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依靠自己利用国内生产来平衡供给与需求。在本世纪内，净进口总额将不可能超过2000万吨（1995年的水平）。
由于地理及气候方面的原因，小麦需进口。但小麦进口的需求在将来不会有很大的增长。中国将利用国际市场来增加产品的多样性以及缓解基础设施紧张所造成的压力。
大米的进口与出口将基于每年的国内产出水平，这将受到气候及水资源条件的影响。由于90%的中国大米出自于江南，而这一地区同时也是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因而大米产量自1991年以来逐步下降。然而自1995年起，南方的稻谷产量正在恢复，而北方的产量也会由于改善了灌溉条件而增长起来。
稻谷的进出口水平可能会保持稳定。南方的部分地区将增加稻谷的进口，而北方及东北地区的出口将会增加。
预期中国肉类的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到合理的水平，而玉米则是近年来中国增长最快的粮食品种，因此，1994～1995年的饲料短缺问题将会得到控制。而为了减轻国内饲料的运输压力，南方沿海地区的玉米进口量和北方玉米产区的出口量都将会适量的增长。
陈先生对于农村地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将加速其他领域的改革表示乐观。目前仍然存在效益低下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跟不上等问题。但中国政府正下大力气以求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善——兴建新的灌溉设施，改善谷物分配渠道等。
第六次会议：环境和发展问题（略）
结论性评论
“评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卢迈
这次研讨会主要关注于中国的粮食生产状况及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对于中国未来的粮食生产能力这一问题，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同意见：世界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的意见、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的马克·罗斯格兰特的意见，以及中国与会者的意见。这些不同可以归因于：
——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例如，土地数量、饲料消费与肉类的产量比等有关的数据。
——对一些因素欠考虑。例如，水资源稀缺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布朗先生的意见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北方这一最为干燥的地区在过去的10年里粮食产量却有了最迅速的增长。因此，很显然中国通过扩大灌溉面积的方式已经在着手解决水资源的问题。因而水虽然仍是一个问题，但也不必对之过于悲观。另外，布朗在关注中国人口危机的同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
——方法论的问题。虽然历史数据是重要的，但人们必须对状况的逐步改变作出适应性的调整。非历史性的数据也应被考虑在内。虽然布朗使用了台湾的经验数字，但他基本上只是在考查比较性的历史资料。
——中国地区间的差异。
最后，我们讨论需要区分中国的粮食问题是生产能力问题还是经济方面的比较利益问题。中国确实有能力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更准确地说，这是经济学上的问题，以及中国政府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些方面进行投资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说，莱斯特·布朗的悲观论点也有助于使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对潜在的危险引起警觉。
目前的市场情况是长期变化亦或是短期波动？布朗看到了长期的剧烈变化，并伴随着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扬，而罗斯格兰特则认为只会有稳定的渐进的价格增长。但是，未来并不是仅靠考查目前的波动以及1994年或1995年的产量状况就能预测出来的。
我们仍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并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以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复杂问题。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像产量短缺等问题。但仍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例如，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由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失业问题，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到2030年，将缺乏足够数量的年青人以扩充劳动大军）以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在不充分理解现状以及将来如何解决现存问题的情况下，是很难提出政策建议的。
中国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并且新技术的应用也肯定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但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到世界市场中去时，当其国内粮食的价格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高时，中国会增加进口，这会引发一段时间的市场波动。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又会刺激中国农业增产，并减少进口。中国的粮食产量和价格与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产量与价格将会相互发生影响。因此，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与研究来更好地把握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结论性评论”——哈佛商学院行政官托马斯·N·奥本，Jr.（Thomas N.Urban,Jr.）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8个结论。
首先，我们并不了解所有的情况，中国目前正致力于发展他们自己的信息系统，这会帮助我们在将来能直接获得有关的资料。
其次，我们仍在利用西方的模式来考虑中国的问题。
第三，中国的研究机构可能不必像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看问题。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于理解中国的农村问题就极有帮助。
第四，水资源的问题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并且应纳入到农业研究的范围之内。
第五，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价格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莱斯特·布朗的分析中对此有所忽视。
第六，估计中国的政治体制会与其经济体制发生冲突是西方人的观点。那些等待这一冲突发生的人们是在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
第七，对于中国的政治权力如何分布人们仍拭目以待。我们是应该把中国视作一个整体，还是应该视其为一个个拥有高度自主权的省呢？中国人对这一问题同样感到十分不安。
第八，我们低估了中国的资源潜在利用效益。
总之，只要武装冲突不发生，我们就有理由感到乐观。但这也有赖于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在饮食方面有了持续的改善，粮食问题的解决就取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这最终也会影响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可以说，最终的结果是事先难以预料的。
（刘晓勇、张橹译）
* 本文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办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现状分析及21世纪的预测”国际讨论会的综述。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她为会议准备了文件并将所讨论的内容整理成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