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名和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念解释：关于时代的共名和无名
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而这种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成了“共名”的派生。
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笼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
共名状态下，时代主题对知识者来说，既是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思想的自我限制，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把这种状态下工作的知识者称作是时代精神的“打工者”。但在无名状态下，知识者摆脱了时代主题的思想束缚，个人的独特性比较明显。本文就以这两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现象为考察对象，对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作一些讨论。[（1）]
二、知识者对时代共名的参与
戊戌变法失败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渐渐地从国家权力机构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来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我们从当时康有为和严复的分歧中不难看到这种分化，康有为在变法失败以后，组织保皇党，参与复辟和鼓吹孔教，其着眼点始终在庙堂，希望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而严复则不同，他早在变法期间就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着眼点在民间。变法失败，他尖锐地指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2）]严复原先也是赞成变法的，他这段话是对另一个变法支持者张元济说的，这里不乏自省的成分。但重要的是，严复的话表达了一个与康有为所不同的观念：他自动跳出了庙堂里守旧和维新党派之争的怪圈，也即放弃了对庙堂权力者的希望，直接把“开民智”的使命担在自己的身上。他选择了引进和普及西方学术思想的道路，把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放在国家存亡利益之上。在这里他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价值原则，把译书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证明，甚至断言说：“然使前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3）]张元济显然也是接受了严复的观点，变法失败后，他被驱逐出庙堂，然而办教育、搞出版，直接承担了文化的薪尽火传大业。[（4）]如果说康有为等人至死走在传统士大夫的末路上，那严复、张元济等人新开辟的事业，则迈出了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第一步。这些中国第一代的知识分子，撇开庙堂，直接面对民众，实践对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想的道义责任。他们在接受西方教育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观念和话语，重新解释时代，翻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的社会进步规律。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在外界的各种刺激下运用新的思想观念发动起来的，所以共名往往是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责任的产物。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共名状态多于无名状态。这种共名的来源大致有三种：1.知识分子为社会进步设计的思想方案（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2.来自外界的刺激（比如抗战）；3.国家权力的政策制定。这三种共名与知识分子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直接创造了第一种共名，积极参与了第二种共名，而第三种共名的实施，当然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响应和执行（不管他们是否自愿）。所以当我们探讨中国百年来文学创作与时代共名的关系时，首先应该看到这种共名多半是知识分子实践社会理想过程中创造或者自觉参与创造的，是知识分子与庙堂、与社会之间维系平衡的纽带。如果我们把这两种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对照来看，这种特点就更加明显，在共名状态下，知识分子对社会履行的责任显得比较重大，而无名状态下相对要轻一些。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百年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我们不难看到，时代的共名状态和无名状态是在互相转化的（因为我对台湾文学的情况不够了解，这里不予包括）：
1917—1927：共名状态 主题：启蒙，提倡民主与科学。
1927—1937：无名状态
1937—1989：共名状态 主题：抗战、社会主义、文革、反文革
1989— ：无名状态
在共名状态下，社会有共同理想代表着民族精神走向的凝聚力，其他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都由此派生。在第二个十年中（1910—1920），人们普遍相信，共和政体比君主政体好，这是当时的共同社会理想，于是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民主与科学，反封建，个性解放，批判国民性等观念都由此生发，来支持这个社会理想的实现。新文学成了这个社会理想的派生物。到第三个十年（1921—1930）的前半叶，原有的社会理想渐渐淡漠，就有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一说，但不久人们又开始相信：南方革命政府比北方军阀政府好，并逐渐趋于一种共同社会理想，于是身在北方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在文化上相应出现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过渡的观念，国家、民族、集体等观念逐渐取代了“五四”时期的人性解放，文学创作中风靡一时的“革命加恋爱”现象，可由此得到解释。
相反，无名状态下，社会共同理想破灭了，思想进入了多元的探索，各种理想各种行为都进入了实验阶段。如三十年代（这里所指的是1928—1937年间），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在思想文化上始终没有形成主流局面。当时政府中有人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和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理论，与“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和左翼文化运动相对抗，但并没有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同样，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策划下发起左翼文化运动，提倡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普罗文学”，一时颇有声势，后来我们的文学史著作中常把左翼文艺运动作为三十年代的主流文学。其实也是不符当时实际状况的。因为左翼文艺运动其实是政治运动，它始终处于半地下的活动状态，许多左翼刊物都出不了几期即被取缔，许多左翼作家或遭逮捕枪杀，或被迫亡命国外，它在文学上的影响毕竟有限，尤其不能涵盖大量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再则，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影响，爱国救亡运动逐渐高涨，但抗日的主题远没有1937年以后那样高于一切。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可能信奉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和政治理想：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各种社会思潮共同构成了三十年代的多元文化格局，五四时代“学生振臂一呼令武人仓惶失措”，令中国的思想文化为之改观的盛况一去不复返，无名状态下的时代精神往往显得涣散而复杂。
我们从鲁迅与时代共名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他回顾自己在“五四”时期的创作时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5）]他所说的“呐喊”，也暗指了《呐喊》，即他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他把那时的创作说成是遵奉了“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以往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中对于“革命的前驱者”有各种解释，但从时间上来推测，这“革命”只能是指辛亥年为标志的民主革命，其普及民主民权意识，推翻君主神权神话，正是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礼教的精神所向。鲁迅本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深受尼采现代批判思潮的影响，对欧洲的民主体制抱有深刻的怀疑，所以他在理智上对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物质文明的时代主潮并不十分认同，[（6）]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创作，就不得不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取“同一的步调”，他不但自觉地在小说里删削一些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装点若干希望的亮色，而且自称这是一种“遵命文学”。[（7）]也就是说，他尽管特立独行，仍没有把自己的创作游离于时代的共名之外。然而到了三十年代，鲁迅自己成了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员，但他却对来自同一阵营里的企图统一别人思想行为的做法抱着深深的反感，他不断地用嘲讽的口气称同一营垒的领导人为“奴隶总管”、“元帅”[（8）]等等，完全没有当年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为“主将”的亲切感。抗战前夕左翼领导人企图用“国防文学”来重建时代共名，也遭到了鲁迅的强烈反对，他嘲笑“作文有了最中心的主题”，并重申他的小说不属于国防文学。[（9）]鲁迅对共名的不同反应，自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时代风气的变迁：在共名状态下的时代，一般知识分子对共名的认同完全是自觉的；而在无名状态下的时代，任何一种企图成为共名的思潮都很难受到人们的欢迎。
可是，不管鲁迅愿意不愿意看到，三十年代繁复多元的精神自由格局很快被外来的炮火所打断，在他去世后不到一年，抗战就成为中国各界统一而重大的主题。这一回的时代共名来自外界刺激，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毫无保留地参加了，为了维护这一共名，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启蒙立场和批判传统，鲁迅式的民族反省和自我批判变得不合时宜，这就是胡风所哀叹的，假如鲁迅还活着，很可能会被人指为“汉奸”。[（10）]但胡风仍然是时代共名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并在抗战的共名中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这时候的社会又有了共同的理想，在抗战时期，一切希望都可以放在战争的胜利之上。这以后，中国的历史似乎一直在某种激情和期待的轨道上滑行，三十年代那种理想破灭、精神松驰的多元自由局面一如瞬间春梦，人们在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中一次次被新的政治理想和诺言所激动，不断地寄希望于下一个社会共同理想（诸如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拨乱反正实现现代化，等等）。所以我认为，从1937年到1989年，维持了一个漫长的共名状态，尽管历史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沧桑之变，时代主题也不断地发生更替，但对于共名的创造和认同，则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样漫长的共名状态里，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屡屡发生变化。本来在五四时代，庙堂既崩，知识分子根据各种改造社会的理想方案，不断地制造时代话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话题也就是社会进步的话题，它逐渐形成了一种时代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则成为主流的中心。张爱玲有一段形容交响乐的话说得很形象：“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11）]大音希声，从表面看它若有若无，每个知识分子都是用自己的喉咙发出声音，但这声音的内容和频率，却是共同的，构成了时代的共名。这是知识分子与时代共名的第一种关系；到了抗战发生，时代本身提出了主题，反过来要求知识分子主动参与进去，并将认同不认同这种共名作为评价知识分子良知的标准。这是知识分子与时代共名的第二种关系。再后来，时代的主流文化成了新的权力文化，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换来一顶“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的政治批判，从此知识分子剩下的声音只能是“脱胎换骨”后与权力者设计的主题有关的呐喊。这是知识分子与时代共名的第三种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一直力图恢复前两种共名状态。由于这种努力与当时社会改革的政治节奏相吻合，不同的共名状态一度出现过蜜月相融的好岁月，直到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才出现了不谐之声。
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又走进了“无名”的状态。
三、共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本来就脱胎于知识分子鼓噪天下的黄钟大吕，时代的共名状对中国作家的创造产生过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作家个人化的精神劳动，但在时代共名的状态下，知识分子不但自觉认同了时代主题，而且往往把它作为评判社会见解的一种参照系，作家把握时代主题进行写作，不管其艺术能力高下，写出来的都可能成为被时代认可的流行文学而受到欢迎，但在这种状态下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往往被忽略，作家的个人化因素（包括个人的精神立场、审美把握、语言能力等）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
通常的情况下，在共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作家自觉地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并在艺术创作中进行阐释。这类作品只要作家稍具才力，就能成为流行的文学而发生影响。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个性解放”，夸大人在宇宙中的主宰能力，于是就有郭沫若的《女神》风靡一时，它在艺术风格上应和了时代的“共名”。这类创作在后来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中比比皆是。但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他们图解时代共名的意义也不一样，其创作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将因人因事而异。
第二种是作家拥有独立的精神立场，他也认同时代共名。他把对时代的某种精神现象的思考融化到个人独特的经验中去，或者说，以作家对时代敏锐而强烈的个人感受，包容以至消化了时代的主题。这一类作家需要有特别顽强的个人性，比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和个性解放，构成了时代的共名。但在鲁迅的小说里，启蒙是通过他对中国民众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的深切痛感和知识分子理想失败的确认来完成的，显示出特别的深刻性；再看郁达夫的小说，当时鼓吹个性解放的文艺作品通常是描写青年婚恋问题，而象《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作品，一下子就进入了青年人因为不能满足性爱的饥渴而生出颓废和病态。可以说，这都是作家以个人独特经验来穿透共名一般模式的例子。文学史上的例子所能证明的就是：在共名的状态下，只有个人创造力特别强的作家才具备与“共名”搏斗的可能性，通过穿透共名来达到包容和消化时代主题，使之在文学创作中转化为强大的思想容量，这样的作品不但能在当时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且也拥有较持久的艺术魅力。
由于共名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一种思潮被社会广泛地接受，总是被分解成多种层面，而社会一般舆论是按照社会公众的理解层面来定义思潮，所以，作家的创作既然是面对社会公众，就不能不受制于社会一般人的理解水平。即使是个人性比较强的作家，也难以逃过这一关。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个现成的例子。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地方是揭示出凡人身上都保留了“吃人”的兽性，作者痛心地发现了这个秘密，使小说的境界升华到“人的忏悔”的抽象高度，小说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著名呼吁，显然不是指拯救孩子的被吃命运，而是因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他要拯救的是孩子所未泯灭的童心与未被玷污的纯洁。这篇小说第一次对人的全部道德价值提出了深刻的怀疑。但是，很显然，鲁迅在小说里所表现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现代意识，在当时的时代共名里并没有被接受，《新青年》紧接着《狂人日记》而发表的是吴虞的读后感《吃人与礼教》，一桩一桩地举着中国历史上真有哪几件吃人的案件，最后把本来是对人自身野蛮性的忏悔变作了控诉礼教吃人。吴虞的解释迎合了当时反封建的共名，由此得以流传开去，至今不绝。鲁迅到三十年代解释这篇小说时，也不得不追认了这种说法。如果这个例子说明了共名在客观上对文学创作的个人性的改造；那么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里也可以看到作家主观上对时代共名的迁就。《沉沦》写的是一个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时期所遭遇的“灵”与“肉”相分离的痛苦，他对异性的追求，起先是满怀了“灵”的向往，称他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个伊甸园的“伊扶”；可是当他“灵”的追求实现不了的时候，他就用病态的心理去看日本异性，灵魂一再堕落，最后堕落到“肉”的放纵；可是他到底又无法用“肉”的放纵来满足“灵”的绝望，反而加深了精神痛苦，终于自沉于大海。小说描写主人公狭邪嫖妓、窥探少女沐浴、偷听旁人幽会等等性变态行为，处处表现出作家对自身病态的肉欲放纵无法克制的精神恐惧和痛苦，自成心理逻辑。从写人的艺术上说，这篇小说自有它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社会蝉蜕时期新旧道德风习冲突的时代共名。但是，作家在写到小说结尾主人公投海自沉前，却画蛇添足地加上了他呼喊祖国快快富强的内容，似乎这个留学生在日本找不到异性是因为中国太贫弱，于是结尾就成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的主题。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认为郁达夫不该写爱国的内容，而是想说明在这一篇作品里，作者把复杂的性变态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国家贫弱，反而损害了小说内在逻辑的完整性。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也许正是因为呼吁祖国富强的结尾更宜于让国人接受这部离经叛道的小说。鲁迅和郁达夫是五四时期中国最优秀也最富有独立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遭遇如此，可见在共名状态下的作家要真正完成特立独行的创作是多么的艰难。
第三种是作家拒绝认同共名，有意回避时代的主题，他们以较强烈的个人因素突破时代共名的限制，在创作里完全宣泄了个人的生活经验、审美情绪和精神立场。但这是相当冒险的艺术追求，如果作家的个人化的精神感召力不足以抗衡共名，就很可能被淹没在时代的大音之下，无声无息地消失；或者虽然孤独地存在，却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公众可能接受的阈值之外。比如二十年代废名的创作，四十年代钱钟书的《围城》，都属于这类现象。他们是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艺术价值，默默地存在于时代共名之外，直到这种共名现象完全消失，才慢慢地被人所注意和接受。
综观上述三种情况，第一种不必多说，第二种和第三种创作都构成了作家与共名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第二种关系里，要求作家的个人因素强大到足以包容时代共名，即克服共名的主观性；在第三种关系里，则要求作家的个人化因素足以战胜共名的客观性，才能使作品生存。无论是包容还是拒绝时代共名，能在这种艺术搏斗中生存下来的文学创作，通常都需要比较强大的艺术力量。因此，考察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共名状态下生存下来的文学创作，要么是大量无甚价值的平庸之作，要么是有较强的震撼力的优秀作品。
四、无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史上，无名状态非常短暂，如果不把六十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算进去，许多规律性的现象都未能充分展开。从大陆的文学史发展来看，只有三十年代前半叶有过繁复多元的文学无名状态；而在九十年代的前半叶，又似乎出现了类似的状态。由于无名状态的历史短暂，也由于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大部分文学生涯都是在共名状态下度过的，因此很少有人能从理论上去把握这种新的文学格局及其特点。表现在文学史研究的著作里，关于三十年代文学状态的描述总是难免以偏代全的弊病，以五四时期的共名标准来衡量，“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左翼文化／非左翼文化”“反帝反封建传统／非‘五四’传统”“进步文学／反动文学”……所有的共名模式都无法恰到好处地展示三十年代的文学全貌。同样，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也处于一个传统价值失范，共名现象瓦解，知识分子个人性因素尚不强盛，市场经济又刺激起大众通俗文化等等尴尬局面，对于这种状态下的文学总体价值，理论界似乎也变得难以把握。
文学上的无名状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有一部分作家始终坚持追求文学本体的审美价值和个人写作的心灵自由，即使在共名的时代里，他们宁可冒了被冷落的危险，断然拒绝认同共名，只是默默地在自己的园地里营造理想。这里又应该说到周作人，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就放弃了写作《人的文学》等新文学主流文章获得的盛名，自称“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12）]于是决定停止高谈阔论而去写小品、做翻译，周作人不但身体力行地实践，还从文学史上寻找无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特点。他在总结历代散文的发展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因为“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13）]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里，认同王权就是最高的共名，但在现代社会里，这王纲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共名现象。周作人用了一个很好的名词：王纲解纽，用以暗示无名状态下文学发展的可能性。这就为下一个时代的文学播下了种子，在周作人的影响下，才有了废名等人凄苦寂寞的创作，到三十年代有了京派文学的蔚然大观。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这种王纲解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即他们本来所认同的社会理想发生变故，以致破灭的时候，真正的无名状态才会到来。知识分子个别人的精神涣散还形不成时代风气，只有当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幻灭了，时代的共名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我总以为，时代精神的涣散是与政治上的某种局面有关，虽然有些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也不必去细细计较，而且从政党的立场说，各种历史事件都能找到解释，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而言，其精神上的失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无名状态的精神特征是颓废而涣散，王纲在事实上有否解纽尚可疑问，但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已经解纽，这是事实。（否则的话，即使真的王纲解纽发生，如辛亥以后，知识分子仍然可以担当起共名的责任。）
当然这并不排除知识分子在小范围里拥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文学主张，如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其成员的文学创作里仍然保留着政治观念先行的创作特征；又如东北沦陷以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群，其创作里也表现出强烈的救亡意识；也有仍然坚持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反封建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与批判现实相结合的作家，如巴金的创作，始终具有饱满的现实战斗精神。但是在许多观念共存的状态下，并没有一种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共名来制约作家，人们也不以意识形态是否先进来衡量作家，所以，时代话题和社会理想仅仅作为作家们自身思想修养和行为操守的一种标志，而不是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共同准绳。——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千姿万态的文学风格才会脱颖而出。
重大而且统一的时代主题消失了，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都相对轻松得多。在二十年代思想界主流向集体主义转化时期，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本来持个人主义立场的作家——如朱自清、叶圣陶等一一都勉为其难地想克服自我，努力向时代主流靠拢（长篇小说《倪焕之》是最典型的证明）；在四十年代，许多自由主义作家在抗日的大背景下彻底改变了原有风格，将个人融化到时代的主流文化中去，（何其芳、闻一多都是著名的例子）。但在三十年代就不是这样，一些轻巧、细腻、琐屑的个人化的创作风格如火如荼地盛行开去，比如在相对繁荣多元的创作格局里，生长出“京派”“海派”等多元的文学现象。其实三十年代文学上的“派”远比二十年代的文学社团复杂，没有什么“为人生”“为艺术”之类的文学主张，甚至连组织上的松散形式也没有，完全是以个人性的创作因素立足于文坛。不但作家们在创作中能够较充分地展示其个人性，而且在文学史上比较有独特地位的，倒往往是一些卓尔不群的散兵游勇。比如，以小说写历史为例，三十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是四川作家李哲人的《死水微澜》系列；以小说写都市为例，比较典型的应是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以散文为例，三十年代出现一大批以散文为主要创作形式的作家，如北京的何其芳，南京的廖崇群，上海的陆蠡和丽尼，等等，其个人性因素也较二十年代的散文更为突出。对比之下你会发现，二十年代的创作多显大气，即使如郁达夫、周作人的颓废，也是大江东去、老树苦藤式的非凡气势，即使如废名、俞平伯顾影自恋式的文字，也满溢了中外文化的底蕴。而三十年代则多是文字精巧的美文，感情天地见于方寸之间，艺术格局极小，文字上的个性却非常分明，遍读他们的作品犹如走了一趟苏州的各色园林。如果艺术上真有大小之分，这些作家只能算“小”作家，但正是这样的“小”作家，撑起了三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天地。文学处于一种无名的状态，作家是以细微的个人风格和艺术的独特性奉献于文坛。这种情况在大气磅礴的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共名状态下，文学家可以托共名而成名；但是在无名状态下，文学家的个人性因素必须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时代的无史状态主要表现为各种时代主题的多元并存，构成了相对主义的多层次的复合结构。但无名时代并非真是“无”名，作家有权力拒绝时代主流文化对他的制约，以个人性立足于世，但这并非是说，作家可以完全脱离时代主题和文化立场。更准确的说，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他只能是站立于实实在在的环境里，对周围世界发表自己看法的人。所谓共名，本来是知识分子解释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借助共名而发表各种看法，说话就有了社会共同的参照系，而在无名的状态下，社会失去了统一认同的参照，这样给知识分子的发言就带来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难度。个人所要承担的责任有时会超过个人所能承担的能力。比如鲁迅，他一生都在寻找一种代表时代进步的文化认同，他认同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等，这期间他虽然也屡屡失望，但他始终是在时代的共名中分辨着前进，精神是昂扬的；而在三十年代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里，他又一次遭遇了与左翼作家联盟的某些领导人的分裂，不得不“横站”的时候，他才感受到了致命的孤独和绝望。[（14）]这种精神悲剧，我们在又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晚年连托派组织也将他摒除出去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其真正的致命性。[（15）]而知识分子个人性的价值往往就在这感受到彻底虚无的刹那间，迸发出惊心动魄的光彩。但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以上我们看到三十年代的无名状态下三种知识分子的选择：一部分知识分子自觉认同小范围的社会理想和时代的局部主题，在相对多元的文化格局里履行自己的社会使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拒绝了时代共名以后，只能在极小的个人感情天地里流连往返，以保持个人性的纯粹和完美，以一些文字上的美文来弥补精神上有负时代的愧疚；也有一部分知识彻底摒弃了外在于生命的文化价值，或自觉或被迫地以个人生命肉博这虚无的黑暗，由此将体尝高加索山上普罗米修斯所遭遇的生命的悲壮。在三十年代文坛上，第一部分的代表有巴金，第二部分的代表是周作人，而第三部分的行列里，站立着伟大的鲁迅。
但我还想讨论第四种立场。以上三种立场，都是以知识分子的个体价值与时代共名之间的对立范畴所展开的，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线越出这个范畴，我们将会看到，三十年代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既认识到个体价值的渺小，又拒绝时代共名的制约之间，走向了另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即民间的文化立场。他们走向世俗，走向庙堂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以外的文化世界，在自生自在的民间文化形态中寻找新的立场。由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所认同的共名中一向缺乏真正的民间视野，当这种新的立场引入新文化领域，立刻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在一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崛起的优秀作家中，有浑身充满远山僻野乡土气的沈从文，有带来了世俗喧嚣的老舍，有缠绵于呼兰河之梦的肖红，还有从民间走向诗坛的艾青和田间……这些作家或多或少都偏离一点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立场，为这个文化传统带来了新的生命力，由于这些作家的个体价值都融汇到各自的民间文化背景里，每个人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新世界的气象，都充满了朴素、健康和新鲜。我在这里不想对这一类创作的价值作出详细分析，但我们从这一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中，不难看出前三种选择中所缺乏的某些健康因素。三十年代文学在无名状态下出现的短暂繁荣，与这些知识分子脱离了时代共名后走向民间的抉择是分不开的。
可惜过于短暂的三十年代前半叶的文学并没能充分展示它的规律，而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还在发展之中，所以，关于无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我们还将作进一步的研究。
1996年5月19日整理毕
注释：
（1）关于“共名”与“无名”的问题，我最早在1995年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第二卷写的序言里提出过，本意是探讨九十年代的大陆小说现象。本文第一节的内容，基本引自该篇序言。参见《犬耕集》第137—154页。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2）（3）引自《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13页。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1982年版。
（4）参见吴方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5年。
（5）引自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6）鲁迅在早年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其理想正与五四时期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主张相反。我在《王国维鲁迅比较论》一文中作过具体分析，请参见《鸡鸣风雨》第111—13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7）引自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55—457页。
（8）“元帅”语，引自鲁迅《致胡风》信，《全集》第十三卷第160页。“奴隶总管”语，引自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全集》第六卷第538页。
（9）引自鲁迅《这也是生活》，《全集》第六卷第602页。可参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0）引自胡风《如果现在他还活着》，《胡风评论集》中册第164—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引自张爱玲《谈音乐》，《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6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2）引自周作人《胜业》，《知堂文集》第18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1年版。
（13）引自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收《看云集》第108页，岳麓书社影印本1988年版。
（14）请参见王晓明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
（15）请参见王观泉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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