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时期西方特别的华人声音——林文庆《中国内部之危机》一书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论文,书论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8-0067-07
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前后是中西文明激烈碰撞的时期，此时大量关于中国的书写出现在西方。英语世界中，从使馆之围的亲历者到西方的中国观察家纷纷撰写有关中国的作品，一时之间，义和团成为与中国直接关联的意象。随着中西方接触的加深，英语也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但能用英文熟练地进行写作者尚在少数。因此，义和团运动期间，华人执笔用英语发表的有关中国时局、直接对西方舆论作出回应的文字就显得尤为少见。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恐怕要数辜鸿铭的《尊王篇》，它于1901年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然而，不为人所注意的是，1901年还有另一本华人写就的英文著作出现在英语世界，这就是新加坡华人林文庆所著的《中国内部之危机》(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一书。
林文庆(Lim Boon Keng，1869-1957)，字梦琴，祖籍福建海澄，早年留学英国。他既是一位名医，又是开拓新加坡橡胶业和金融业的领军人物；他倡导新马华人社会的改良，毕生致力于维护和提高华族地位，同时又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推崇儒家思想，有“新加坡圣人”之誉。此外，他还曾在辛亥革命中襄助孙中山，后受陈嘉庚之邀，自1921年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达10余年。《中国内部之危机》(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一书由林文庆发表于《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上的一系列文章结集而成，署名Wen Ching，1901年出版于伦敦。该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中国的改良运动”、“太后、她的顾问、走狗和受害者”、“欧洲与中国面对面：一个华人的时局观”为题，内容主要涉及戊戌运动、庚子之乱，以及林氏对中外关系的看法。鉴于国内学界对林文庆的研究尚多有不足①，而对《中国内部之危机》一书更是多所忽略，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书内容与意义作一概述和评析。
一、为维新派辩护
百日维新失败后，厕身张之洞幕府的辜鸿铭指责康党“少年浮躁好事之辈，徒慕西人奢靡，不知其政治之原”，并称他们只是利用朝廷意欲改革的时机，“冀缘捷径以荣利”。②不仅国内的顽固派对悖乱祖宗家法的维新党人口诛笔伐，西方人对戊戌变法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对此，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的观察颇具代表性，“的确，许多外国人都漠视或谴责维新运动，仅仅将其视为一小撮没有头脑的狂热分子搅起的泡沫，他们的热情超出了知识——只是一群空想家，而不是务实之人。”③仅有少数在华西人对维新派表示赞赏，其中以李提摩太等与维新派交谊的传教士为代表。就列强的官方态度而言，各国皆以自身在华利益为计，认定变法对其远东政策影响不大，故态度冷淡。譬如，当英国政府发现，戊戌政变并非他们在远东的竞争对手俄国幕后操纵的结果，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 M.MacDonald)便以“旗人闹家务”之说一言蔽之。④
也许因为看到西方舆论对维新运动缺乏关注与好感，林文庆在《中国内部之危机》(以下简称《危机》)中对戊戌变法大书特书，极力为维新派辩护。之所以如此，与其思想底蕴有着直接关联。早在留英时，林文庆就受到当时盛行的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的熏染，立志改革新马华人社会的颓靡现状。学成回新后，他便积极倡导改良当地的社会文化风俗。其时正值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海峡华人社会中激荡，林文庆很快便从中找到共鸣。⑤他还时常在与友人创办的刊物中，撰文介绍维新运动、宣传改良思想。⑥
林文庆把维新运动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凸显其特殊性与重要价值。在他眼中，士大夫阶层向来是“中国的脊梁”。⑦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为抵御外侮而掀起西学东渐的浪潮。林文庆承认洋务派官员在兴办近代教育、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方面所起的开创作用。他尤为赞赏曾国藩，因为“他看到这个国家亟需的是更多的启发和知识，而并非设立军工厂和建造炮舰。”⑧同时，林文庆也注意到容闳、黄遵宪、马建忠、严复、郭嵩焘等人在学理上推进西学东渐的努力。他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之于中国的作用比作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之于法国，称赞严复引介的进化论在知识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反响。林文庆将这些具有进步意识的士大夫称为“改良的先驱”。
然而，林文庆深知上述努力并不能给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带来彻底的改变，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变革清朝的统治制度。对于洋务运动，他评价道：“他们仅仅试图将知识的新枝干嫁接在已经腐朽不堪的老树上，并且已经由此得到了应有的报偿。时代在召唤一个新的改革派，由他们实施大胆而措施全面的全国性改革，其目的不在于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在于真正斧斫于这棵老树的根基之上。”⑨
在林文庆看来，维新党人正是“时代所召唤的”改革派，而这是由他们的政治主张所决定的。林文庆指出，近代以来输入中国的西学长期未能被有效地吸收，好比是一桌丰盛佳肴，人们要么是不敢轻易上前品尝，要么是饱受食后消化不良之苦。⑩而康有为却能够整合中西文化并使其为己所用，因为他从儒家经典中为变法找到理论依据。林文庆向往康有为描绘的建立君主立宪制政府的政治蓝图，他认为“康有为文章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在君主之下建立一个纯粹的政府的可行性，这个政府自由地实行民主政治，而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他既不得滥用权力，又由于善用其权威而得到自由的人民的支持。”(11)在该书中，林文庆详细地介绍了康有为及其思想，这在对康有为和维新派几无所知的西方人眼中不是没有价值的。《新加坡自由西报》的编辑圣·克莱尔(W.T.St.Clair)在介绍该书时，便说道：“其中介绍康有为的事业的一章——‘广东的圣人’，使英国公众第一次认识这个伟大的思想家的视野、性格和影响，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从那时起现今的中国已经开始自发地向着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发展。”(12)
除详细介绍康有为外，林文庆还记述了维新运动从公车上书到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列举了变法的主要措施。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维新派，林文庆将他们与伏尔泰开创、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发扬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相类比，因为在他看来，维新派和百科全书派一样，敢于否定旧制度的权威，摆脱思想束缚、宣传新知。他这样描述当时维新派的宣传对士风的影响：“在上海和澳门，康的追随者发行的报纸和书籍充斥着每个学堂和学会，它们把整个士大夫群体带向所预期的目标。士人们第一次睁开双眼，透过这些不寻常的小册子，看到一个全新世界里的奇景。”(13)
林文庆在书中亦对戊戌政变作了介绍与评论，支持维新派的他对此非常愤慨。文中，他将矛头直指颟顸的满洲贵族的统治。他尖锐地指出，尽管政变表面的诱因是新政使“保守的高级官员无所任用，而他们的下属颇受皇帝器重”(14)，但实际上，根本原因是保守的满洲贵族惧怕新政的实施会使民众觉醒，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之后变得难以驾驭。“他们(满族统治者——笔者注)的愿望之一是保持汉族民众像他们自己一样因循守旧，并使得这些不快的以百万计的大众作为他们和入侵的洋人之间的缓冲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中国人仇视洋人、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15)林文庆的上述分析，无异于告诉西人，顽固派阻挠变法的深层原因是保守的满洲贵族企图压制进步的汉族民众，而所谓“满族人内部闹家务”的观点则是对整个戊戌变法的误读。
如前所述，从百日维新到戊戌政变，西方舆论对戊戌变法的具体情况鲜有报道。尽管，1900年《字林西报》曾登载1898年光绪颁布的变法诏令，并将它们合成一个小册子出版发行。(16)明恩溥(Arthur H.Smith)在经庚子之变后出版的专著《动乱中的中国》中，亦对戊戌变法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对维新派抱有同情的他如是评价变法，“一个复兴开始了。就像在每一个口岸一样，在几乎每一个州府，启蒙士大夫的积极努力处处可见，并影响着整个帝国的智识。”(17)然而，《字林西报》刊载的仅仅是政令，而明恩溥则是外国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作出的观察。因此，在当时的英语世界中，像《危机》这样从中国人的角度详细交代戊戌变法来龙去脉的作品实属难得。并且，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到，林文庆希望中国走上维新进步之路的强烈愿望，以及他将维新派引为同道的情感。他充满感情地赞扬维新运动，“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第一次，一个组织的建立，不是为了推翻某个王朝，而是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以往所有的革命，目标无非是擒拿统治者、推翻皇室、攫取国家的税收机关。维新运动是一个民族性的觉醒，维新党人为争取人民的自由、思想的解放和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而大声疾呼。”(18)
二、谴责顽固派
在介绍了戊戌变法之后，林文庆紧接着关注了戊戌政变后晚清政局的变化，并由此分析庚子之乱的原因。林文庆首先向西方读者介绍政变对变法的破坏，“政变彻底地颠覆了那个进步的政党，而满族人以极大的努力完全断绝汉族人关于进步的错觉。最偏执而保守的满族官员得到提升，而任何被怀疑对南方的伟大复兴怀有好感的人都遭到严厉的训斥和警告。”(19)林氏所指便是慈禧临朝训政后，一方面大力剪除朝野内外的维新党人及其支持者，一方面以其亲信刚毅、荣禄、启秀等充入军机，并由荣禄节制北洋各军。(20)
他还进一步分析政变后清廷满汉关系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明的汉族官员纷纷失势、朝廷言官的作用也被大大削弱。他形容说，“京城的事态平静下来后，形成满族和汉族你死我活的斗争局面”。(21)同时，林文庆指出，戊戌政变之后清廷的枢府实权乃是掌握在以荣禄、刚毅和庆亲王为首的三人统治集团手中。作为满洲贵族守旧势力的代表，为了使帝国回复到原来的统治秩序，他们不惜采取保守而极端的措施。“满族人开始着手完善他们的组织，希图倚重它们消灭或威慑那些追随康有为的人，并且报复那些无耻地要求满洲领土的外国人。”(22)在林文庆看来，政变后顽固派掌权，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危机，这正是庚子国变发生的深层原因。
当时的西方人述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时，也有人从1898年的那场宫廷政变中寻找根源。英国的中国观察家亚丽克西斯·克劳斯(Alexis Krausse)在他那本两次再版的专著《衰退的中国：一个正在消亡的帝国的故事》中，便提醒英国读者，“为了解现下的骚乱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回到1898年9月份那场令人难忘的政变”。(23)明恩溥则强调，当废立光绪的计划遭到列强的反对时，慈禧便已开始她的复仇计划。“她看起来下定决心，要使那个尝试大胆之举的时代不留任何痕迹。渐渐地，她开始着迷于给下层民众添加迷信的因子，直到她自己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女首领，而这个运动则要赶走每个洋人，把中国还给中国人。”(24)不难看出，林文庆对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的认识，与当时西方人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将戊戌政变后清廷政局的转变视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不同的是，西人只是笼统地从清廷的排外情绪上寻找原因，而林文庆则是将矛头直指以慈禧为首的统治中枢的每个成员。
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在与外国人往来的信件中，每每为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的错误开脱。同时，辜鸿铭也在《尊王篇》中大力为慈禧辩护，声言她并“不仇视西人，不固执旧法”。西方世界对慈禧太后的了解亦十分有限，例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olonel Dendy)等人就认为同治中兴得益于慈禧的统治。对此，林文庆自然难以接受，他向西方读者指出，“任何关于满洲人不理智举动的说明都少不了不断提及中国的这位皇太后。描述太后的举动实际上就是书写近四十年来中国的历史。”(25)至于慈禧对外国人的态度，林文庆将她同法国的“血腥皇后”凯瑟琳·美第奇(Catharine de Medici)相提并论，因为慈禧太后在排外运动中对传教士的态度让人联想到凯瑟琳皇后对待胡格诺派的屠杀。(26)
但是，林文庆同时指出，对庚子之乱负有更大责任的乃是前面所述的三人统治集团。他提醒读者，“切勿以为，所有在她(慈禧——笔者注)的名义下做的事责任仅只在她一个人；她已经成为刚毅、荣禄和庆亲王手中理想的工具了。”(27)在他看来，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终酿庚子之祸时，局面似乎已非慈禧所能控制，实际的统治权力已落入刚毅等人手中。
在《危机》中，林文庆对刚毅、荣禄及端王载漪分别作了介绍，尤其着重剖析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他认为刚毅保守排外的心态在满洲贵族中极具代表性，“在落后的满族人的头脑中，他们顽固地认为，汉人有凭借着他们的西方知识而变得过于强大的危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汉人的进步，但这仅可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必须激起汉人对洋人的仇恨，因为只有排外情绪强烈的时候，隔绝西方知识的自杀性政策才有取得成效的些许可能。”(28)论及荣禄，林氏表示，尽管从表面上看荣禄不像刚毅那么保守，但实质上他坚决地反对变法，而其对中西实力之考量亦反映了满人虚骄自大的心理。在1899年拒绝意大利索要三门湾的要求之后，荣禄错误地以为欧洲列强会慑于清廷的武力威胁而让步。(29)至于端王载漪，林氏则认为，戊戌政变后慈禧等人谋划的废光绪、立端王子溥隽之议，最终迫于列强和维新派的压力未能达成，这使得端王既对洋人怀恨在心，又不满于慈禧荣禄等人的妥协。“在这种想法下，他将希望转向义和团的首领，而他马上找到了盟友——鲁莽的将军董福祥。”(30)林文庆如此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不仅将荣禄等人利用民众的排外情绪驱逐列强在华势力的意图表露无遣，还揭露了清廷内部权利关系的微妙变化。他对荣禄等人在庚子之乱中所犯的罪状言之凿凿，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
《危机》的写作正值列强对义和团善后问题议论纷纷之际，当时列强中主要有三种方案：瓜分中国、扶植新的王朝、维持清廷统治。林文庆在书中以“列强的当务之急”为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列强应迫使慈禧归政、惩罚顽固派，拥戴光绪复位并支持其重新推行新政。他建议应由慈禧颁布敕令，将以下几点昭告天下：首先，“承认由于她犯下的罪责，以及她误信刚毅、荣禄和端王等人而导致当前局面”；其次，“承认清政府战败，北京被联军攻占”；最后，“在敕令中正式将政权交还给光绪”。(31)
在林文庆看来，只要列强能使光绪复位，维新党人就得以继续变法事业，中国就能走向进步和富强。他提醒列强，正是戊戌政变时列强未对光绪和维新党人施以援手，才会导致现今的局面，“他们决心与反动的满人共命运，而现在他们就在自食其果。”(32)他甚至发出警告，正在海外积极活动的改良派已做好起事的准备，“如果光绪没有得以复位，这些改良组织将变为革命团体，用不了多久一个大革命将席卷中国，这并不是令人吃惊的，而革命将给这个国家带来难以无法言喻的苦难，给世界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33)林文庆此言非虚，早在清廷废立之议传出后，康梁等人就在东南亚等地策划勤王，林氏不但与二人过从甚密，还亲自捐出巨款。(34)
不难看出，在对待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林文庆主要是站在改良派的立场上，谴责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值得注意的是，在林文庆的言辞中，或多或少带有“反满”的色彩。他厌恶满清贵族的保守统治，曾直白地诅咒道：“一次又一次地，一个伟大的复兴看似触手可及，但每次改弦更张都以回到老路上的反弹告终。原因始终是一样的——像棺罩一样悬在这个庞大民族之上的满族恶魔。”(35)可以说，林文庆的种族意识此时已经形成。这一方面与其希望推翻顽固派统治、建立立宪政府的政治理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革命派在新马等地的频繁活动、宣传“反满”不无关联。
三、驳斥“黄祸”论
庚子年间，随着义和团包围北京外国使团的消息传至欧美，针对中国的“黄祸”论(Yellow Peril)在世界范围内甚嚣尘上，德皇威廉二世那幅著名的《黄祸图》也被大量刊印，(36)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为“野蛮”、“邪恶”的代名词。亲历庚子之变的赫德在《双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更是将“黄祸”论与义和团运动直接联系在一起。他将义和团运动所折射出的中国人的爱国精神视为潜在的“黄祸”，预言“义和团运动无疑是官方煽动的结果，但是这个运动已经吸纳了群众的想象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燃遍全国每个角落。”(37)其时，赫德已在中国海关工作40余年，与中国官民和清政府都有长时间且深入的接触，因此西方世界深为信服他关于义和团问题的观点。于是，赫德的“黄祸”论与列强的“逞凶”论相呼应，西方舆论纷纷叫嚣“报复中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文庆在《危机》的最后一部分着重探讨中外关系，揭示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西方势力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由此分析义和团运动中排外情绪的深层原因。林文庆认为，西方人首先应该抛开“黄祸”论对中国的丑化和曲解，了解西力东渐以来中外关系的真相，而所谓“黄祸论”只是西方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观点，单单从西方人的观念和利益出发，并非对中国的公正评价。林文庆还提出，若承接这种逻辑，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西方之于中国不啻于“白祸”。紧接着，林文庆分别从两个层面阐发了他的“白祸”论(White Peril)：一是帝国和官员的立场，二是从大众的立场。
从帝国和官员的立场出发，林文庆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西关系本来就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上，因此从根本上讲中外交涉中中国就处于不利的一方。他以“最惠国待遇”为例，认为它不但不能成为平衡各国在华利益的杠杆，反而“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因为惊惧的中国人担心所有‘最惠国’会蜂拥而来以图攫取每一寸土地，而不敢试图作任何努力。”(38)林文庆又指出，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大背景下，清朝官员在办理交涉的过程中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尤其对于地方官吏而言，在治外法权和会签制度之下，他们对于辖境内的洋人与民众的纠纷没有任何实际的处置权利。“一方面外国政府通过总理衙门对那些郁郁不乐的地方官员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指斥他们对当地人疏于管理；另一方面，又制造一套机制使得中国官员的行政和审判失去实际效力。”(39)林文庆认为，不平等条约体系不但使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地位，还打乱了清政府管理帝国的正常秩序，以至引发更为激烈的华洋矛盾。
从大众的立场出发，林文庆认为列强的入侵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为害更甚，因为民众的利益不但受到外国势力的侵害，还遭到本国政府的无情压制。“中国人对洋人的反感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条约的制订者完全不考虑中华帝国的真正主人——民众的利益。他们大肆出卖古老的公共权利，家族和个人的权利，而不为他们保证丝毫的公平或合理的补偿，政府的残忍的专制独裁由此可见一斑。”(40)林文庆分别从三个方面说明中国民众的利益受到的损害：其一，西方势力对民众商贸利益的冲击，特别是关税权的丧失对中国本土商人利益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二，西方人对公共权利和习俗的侵犯；其三，传教活动对宗教信仰的破坏。(41)
说到义和团时期华人对“黄祸”论的辩驳，不能不提到辜鸿铭的《尊王篇》。辜氏在其中以纯熟的英文和深厚的西学功底，一方面竭力为以慈禧为首的清廷辩护，褒扬义和团运动；另一方面“痛斥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明的歧视，指责西方各国民族的民族性弱点、文明的缺陷，及其对中国的危害，进而辨别中西文明与野蛮，批驳‘黄祸论’，要求他们尊重中国人和中国文明。”(42)辜鸿铭还敏锐地看到“黄祸”论只是西方为其殖民扩张政策寻找的一套说辞。针对德皇威廉二世的那幅《黄祸图》，辜氏批评道，“德皇的‘黄祸’之梦，实在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梦魇。这个庞大的吃人恶魔，这个称之为‘殖民政策’的现代怪异巨兽，正是今日世界可怕的事实。”(43)
辜鸿铭分析到，“黄祸”论实质上反映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敌对关系。他认为，“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并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之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辜氏看来，文明与否的判断标准并不是物质生活水平，而是人本身的道德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明并不劣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因为“建立在一个依赖于人的平静的理性基础之上的道德文化，纵使不是一个较高层次的，也是个极其博大的文明。”(44)基于此种观点，辜氏预言，黄种人的儒家文明不但不会成为世界的“祸害”，相反它所讲求的“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将是未来文明的方向。
比较林文庆和辜鸿铭对“黄祸”论的辩驳，不难发现二者策略上的不同。辜鸿铭首先申明文明程度的评判标准，再从中西文化的不同性格入手，论证中国文明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国人是深具“理性意识和道义”的民族，从而驳斥“黄祸”论污蔑中国为落后、停滞、野蛮的国度的论调。(45)林文庆则主要是从中外关系入手，向西方读者表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存在不但侵犯清政府的主权，还极大的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因此公平地说，西方势力入侵中国才是真正的“祸害”。比较二人的观点，辜鸿铭的理论似乎更显高明，精通中西文化的他看到西方文明自身有其弊端，这在西方现代性价值成为世界主导价值的时代是难得的。(46)
然而，林文庆的“白祸”论的价值在于，它向西方读者道出了中国民众的心声。笔者注意到，1900年11月，时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发表题为“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的演讲时，所给出的答案与林文庆的“白祸”论颇为相似。伍廷芳同样强调不平等条约确立后中国利权的丧失，批判在华传教士庇护信徒而干扰诉讼的行为，指责在华西人不尊重中国的习俗与传统，同时也表达了西方人凭借治外法权在中国有恃无恐的担忧。(47)可以想见，林文庆的“白祸”论和伍廷芳的演讲，实质目的都在于向西方世界昭示西方势力入侵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危害。由于媒介的缺乏，这种将中国人的苦难与不平之情实实在在地摆在西方人面前的言论，在20世纪初年的英语世界即使不是难能的，也是不多见的。
不可否认，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种有关义和团和中国的书籍层出不穷。然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眼光往往是充满敌意甚至鄙夷的，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总是或多或少带有扭曲和失实的成分。在当时的英语世界中，少有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出发作出回应的英语著作。诚然，辜鸿铭的《尊王篇》亦出版于义和团运动期间，但其内容多为政论，而少有对从戊戌到庚子之间中国政事的详细记述。此外，与辜氏保守、效忠朝廷的立场不同，林文庆在《危机》中大力宣传维新运动、谴责顽固派的腐朽统治。可以说，《危机》代表了戊戌庚子时期要求进步改良的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发出的声音。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现今的国籍观看来，生长于新加坡的林文庆并非中国人。然而，历史地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海峡殖民地，现代国家观念尚未确立，当地华人在身份认同上仍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中国人。与本土国人不同，海峡华人往往将对于祖国的认同与自己在域外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加上与西方长期接触，他们的民族意识往往表现得更为激进。正如孔飞力(Philip A.Kuhn)在《他者之中的华人：近代以来的移民》(Chinese Among Others)中所分析的，在他们的思想中，“中国并不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样也被君主政权所压制，而这个政权本身就也是异族的强行统治，即满清皇朝。将中国与海外移民的现状联系起来，从祖国的改良者和革命者那里寻找情感上的寄托，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48)笔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林文庆在《危机》中不时表现出的游移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倾向，恰恰反映了晚清以来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复杂性。
注释：
①目前较为集中的关于林文庆的研究成果是新加坡学者李元瑾的两本专著——《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0年版)及《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版)。
②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8页。
③Arthur H.Smith,China in Convulsion,Chicago: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1,vol.1,p136.
④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07页。
⑤林文庆的改良思想亦受到其亲友的影响，其友邱菽园在1895年赴京会试时就与康有为等人结交，走上维新之路，而其岳父黄乃裳则是福建著名的维新派人物，曾在林文庆创办的《日新报》(1899-1901)担任主笔，经常撰论主张中国变法改革，表达对清廷的不满。参见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第28页至30页。
⑥王宁：《林文庆在新加坡的早期报刊活动及其思想透视》，《八桂侨刊》，2006年第4期。
⑦Wen Ching,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London:Grant Richards,1901,p.8.
⑧Ibid,pp 19-20.
⑨Ibid,p30.
⑩Wen Ching(Lim Boon Keng):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p32.
(11)Ibid,p39.
(12)Wen Ching,"Introductory Note",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London:Grant Richards,1901),p.xiv.
(13)Ibid,p44.
(14)Ibid,p57.
(15)Ibid,pp 50-51.
(16)The Emperor Kuang Hsu's Reform Decrees,1898.,reprinted from "The North-China Herald Daily News" 1900,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1900.
(17)Arthur H.Smith,China in Convulsion,vol.1,p136.
(18)Weng Ching,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p62.
(19)Ibid,p128.
(2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21)Wen Ching,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p131.
(22)Ibid,pp 129-130.
(23)Alexis Krausse,China in Dacay:the Story of a Disappearing Empire,3rd Edition,London:George and Bell & Sons,1900,p358.
(24)Arthur H.Smith,China in Convulsion,vol.1,pp 149-150.
(25)Weng Ching,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p.71.
(26)Ibid,p138.
(27)Ibid,p127.
(28)Ibid,p.164-165.
(29)Ibid,pp 174-179.
(30)Ibid,pp.197-198.
(31)Ibid,pp 280-281.
(32)Ibid,p244.
(33)Ibid,p282.
(34)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249页。
(35)Wen Ching,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p.16.
(36)画中象征日尔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告诫欧洲列强的保护神“黄祸”的降临。德皇在接下来给沙皇的信中解释道：“这幅草图表现了俄国和德国在东方传播真理与光明的福音而充当黄海上的哨兵的象征性形象。”参见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3页、115页。
(37)前引书，第33页。
(38)Ibid,p293.
(39)Ibid,p301.
(40)Ibid,pp 306-307。
(41)Ibid,p317.
(42)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5页。
(43)黄兴涛等译：《尊王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44)以上材料引自黄兴涛等译：《尊王篇·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辜鸿铭文集》(上)，第171至184页。
(45)参见罗福惠：《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
(46)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辜鸿铭有关东西文明的观点“中国文化救西论”，在西方有较大影响。参见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第279至285页。
(47)该演说后发表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记事》，参见"The Causes of the Unpopularity of the Foreigner in Chin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ⅩⅦ,January,1901-May,1901,Ed by Henry Seager,Philadelphia: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01,pp 1-14.
(48)Philip A.Kuhn,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Lanham:Rowman & Littelefield Publisher Inc.2008,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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