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市场化——学习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企业集团论文,企业论文,蒋一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 （2000）06—0005—07
国有大企业集团改革与发展的绩效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兴衰。本文拟在评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企业本位论”的基础上，分析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模式，为我国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思路与借鉴。
一、进入21世纪的国有大企业集团
1979年，蒋一苇曾提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应该是企业，企业是经济细胞，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以搞活企业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他的这种观点以《企业本位论》为题发表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企业本位论》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蒋一苇把“企业本位论”中涉及的观点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关系”（“一个中心”即以企业为中心环节；“两个关系”即经济的横向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纵向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体系。他结合商品经济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企业是经济细胞，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概念。蒋一苇的这一经济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进入21世纪的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1世纪初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这期间，我国将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国必须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大企业集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换言之，21世纪初期，我国改革与发展重要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以这一时期大型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为标志。
（一）发展大企业集团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目的是要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改变依靠大规模投入资金、资源、劳动力铺新摊子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格局，充分利用好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新一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产业的发展，从而在产业结构的宏观层次上实现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节约资源的目标。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将在一个国民经济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中进行。贸易壁垒的逐步减少将使我国国内市场日益开放，使得我国国内市场上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我们必须正视的竞争格局是：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层次，我国产业不但存在基础薄弱、起点不高的问题，而且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竞争优势在这一层次产业中的意义大为降低；而另一方面，这一层次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是成熟产业，生产高度集中于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具有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优势、高强度投入形成的技术开发优势和销售网络遍及全球的营销优势。目前这些国外大公司大都已进入我国争夺市场份额，并对我国同类产业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压制作用。这一点正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发展新一代支柱产业对我国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任务。这一代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很高的规模经济要求和技术素质要求，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成本保证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只有大规模投入才能形成自主开发能力保持产品在技术上的竞争力，这两个方面只有大企业集团才能做到。新一代资金、技术密集型技术产业的确立和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台阶。这一层次产业不但本身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关联效应大，而且将对市场的组织结构、企业的管理水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带来深刻的变化。这一层次产业上去了、站住了、发展了，我们就能够从中积累大量的发展资金，我国经济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就会因为这一层次产业的带动而跨上一个历史性的台阶。发展大企业集团既是21世纪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在我国新一代支柱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市场已经形成，国外大企业已经大规模进入我国、甚至在某些产品市场已形成垄断的形势下，加快大集团的发展已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保证民族工业安全的战略性举措。
（二）搞好大企业集团是我国尽快实现“双重过渡”的中心环节。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是21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其中心环节仍然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搞好整个国有经济。
我国现有大企业集团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在双重过渡时期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既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重要前提。21世纪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如何，将越来越多地明确到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机制转换和制度创新上来；我国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如何，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作为资产重组主体的大企业集团的实力和活力；我国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也将越来越具体地落实到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引导和带动上来。因此，搞活和发展现有大型企业集团是21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关键点。只有在这一个关键点上实现突破，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目标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三）促进大企业集团发展是我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结合部和突破口。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国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保证。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上，两个根本性转变所指出的方向和要求将在大企业集团的发展中得到具体的结合和体现。大企业集团在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处于无可替代的、战略性的关键位置。
1.大型企业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我国经济实力的基础。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大企业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载体。只有在规模经济基础上运作的大企业集团，才有可能制订长期的开发计划，进行长期的持续投资，来承担这类投资金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产业发展责任。在这一经济发展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集中体现在大企业集团的实力和竞争力上，成功地经过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无一例外地产生出一批以全球市场为舞台的知名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而且，大企业集团在自身发展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能够通过产品协作关系把大量中小企业纳入到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去，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对生产力布局和内部组织结构进行调整，这是克服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企业组织结构散而乱、规模不经济的有效途径。
2.大企业集团是产业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是现代化管理的推进者。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层次，技术进步因素将取代劳动力因素在产业竞争力中构成越来越大的份额。现代产业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所需要的大量财力和人力投入，是中小企业难以承担的，也是政府不可能承担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阶段后，大企业集团就成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大企业集团在产品创新基础上科研组织功能是现代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大企业集团的发展及其与科研机构的联合或结合，将有效地改变我国科研与生产脱节、产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的状况，成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有效组织形式。而且，在社会化分工的产业组织结构中，大企业集团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将通过产业协作链条传递到中小企业中去，从而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素质的提高。因此，大企业集团是我国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中枢性的环节。只有依靠大企业集团，才能形成自主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再辅之以对国外最新科技成果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我们就有可能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步确立在先进技术和中国名牌的基础上，从而最终摆脱目前一代接一代引进、在技术上依附于人的被动局面。
3.大型企业集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依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主发展、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主体、投融资主体和资本经营主体。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一方面要适应规模经济的要求使生产经营集中化、一体化，另一方面要适应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实现专业化和小型化。这些要求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一种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众多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企业共生体。由于大企业集团通过多元化的发展把生产、流通、科研、金融联结起来，通过产权的方式和协作的方式把大量中小企业联系在自己周围，既可以大大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和稳定性，也有利于突破条块分割对资金、资源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流动造成的行政性壁垒。大企业集团对中小企业的组织协调功能，使之成为政府与中小企业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介力量，可以协助政府对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进行协调，也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贯彻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一种可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下条条、块块的中观依托。政府通过调控一批企业集团，可以引导大量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调控幅度、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因此，大企业集团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没有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
通过大企业集团的发展和其对中小企业的改组和带动作用，我们可以同时实现确立新一代支柱产业、提高我国经济的技术和管理素质、调整产业组织和国有资产存量结构、培育市场主体、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改善宏观经济调控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和发展目标。这些正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大企业集团是21世纪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结合部，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突破口。紧紧抓住企业集团发展，有效地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我们就抓住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正是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主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正是在企业大型化和集团化的过程中，技术革命的步伐加快、专业化协作扩展、公司法人制度形成、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诞生并不断创新、整个经济活动加速集约化、市场体系的内在秩序和稳定性大大提高。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一般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我们要高度重视大企业集团所代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意义。
二、深圳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市场化
蒋一苇从“企业本位论”出发，认为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必须按照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运作，深圳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蒋一苇这一理论。在短短的10多年中，深圳国有企业不仅把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国有企业的信誉等无形资产变成了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经济效益诸指标名列全国第一，而且为深圳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圳国有企业之所以在较短时期内高质量地快速发展起来，主要得益于深圳在发展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制度创新、生产经营创新和资本运营创新的有机结合，较快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
（一）培育市场体系，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圳经济特区实际上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区。改革开放伊始，就以市场化为取向，把国有经济与其他各种经济成分放在平等地位。全面放开生产资料、原材料价格，建立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让国有企业自行组织生产经营，自己寻找市场，依靠自身获得发展。与此同时，实行企业行为与社会行为分开，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把属于社会的职能交由社会解决，企业避免背上社会包袱，使企业轻装上阵，赢得市场竞争优势。
（二）实施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使国有企业成为了真正的市场主体。深圳市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大胆探索，实现了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1.对产权制度大胆改革。从1987年开始，深圳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的试验性改革，逐步变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为各级各类企业与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产权纽带关系。1987年深圳市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专门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1992年9月成立了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993年10 月又成立了“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并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原来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逐步转移到“市国资办”，从而形成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办）——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上层实现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开；在中层实现了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在下层实现了国家终极所有权与国家法人财产权的分开。通过层层授权，建立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有资产“责任主体缺位”的问题，基本上实现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府只管好所有权，而放开经营权给资产经营公司，从而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保障。从深圳近年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来看，三级授权的经营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对企业进行改组改造。深圳市建立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以后，成立了3家国有资产经营性公司， 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组改造，并对《公司法》颁布前成立的国有经营公司，按照《公司法》进行规范化改造。
3.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圳市制订的《深圳市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按照“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衔接，管人与管资相结合，干部下管一级”的原则，对企业领导体制、领导人员的任免方式等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强化了资产经营公司任免企业管理人员的权力。与此同时，根据《公司法》的要求，深圳市还制订了《深圳市公司董事会工作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内部各个机构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确定了企业的责权利，完善了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内部形成了目标一致、责权清晰、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新型企业领导体制。
4.强化对企业的监督约束，逐步健全和完善企业的监督约束机制。深圳市制订的《国有产权代表报告制度实施意见》、《关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以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益为中心，努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和监督制度，对企业经营者和公司财务进行监督、约束和审查。为强化资产经营公司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约束力度，在国有全资控股企业设立了财务总监，由资产经营公司派出并进入公司董事会，通过审查公司财务报表、参与拟定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等，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督。
5.强化企业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深圳市制订的《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利润计划编制和征缴办法》，根据企业完成资产增值和利润指标的情况，分别给予奖励或处罚；试行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年薪制，使其收入与企业净资产增长率和实现利润增长率挂钩。通过以上措施，将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直接挂起钩来，促使经营者更加关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三）促进国有资本的证券化，使国有企业进入高质量快速发展的轨道。深圳市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交易和并购与重组，实现了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资本市场是社会经济各主体之间进行资本融通的各种形式及相伴而生的一切关易关系的总和。如果说资本是企业经济运行的“血液”，那么，资本市场就是经济血液融通的渠道。满足资本盈利的内在要求，是资本融通行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资本市场强调资本融通中盈利性这种本能，尤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会对资本融通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都产生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说，资本市场除了具有筹融资功能、改善财务结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外，还具有筛选功能和价值发现功能，推动普遍而广泛的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激励功能。深康佳、深科技、中兴通讯、深赛格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交易及与外商联合等形式使其纳入了资本市场的循环体系。资本市场的“双刃剑”效应，不仅促使深圳国有企业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建立了独立的市场营销网络，而且促使它们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经营变革、管理创新、技术重组、产业重组、管理重组和资本重组，通过制度创新、生产经营创新和资本运营创新来寻求提高企业运作效率的新的支撑点。
（四）加速结构调整，促进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深圳市紧紧抓住了实现“三个一批”的战略目标（即形成一批支柱产业，发展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培育一批名牌产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产业、产品、企业组织等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加速培育支柱产业，塑造一批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拳头产品为龙头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对于为数众多的国有小企业，采取承包、租赁、出售、兼并、破产等多种形式，使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企业，向竞争力强的大型集团公司积聚。
（五）通过新建、控股和参股等方式向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注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自1994年以来，向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项目不断注入资本，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全市三家资产经营公司之一）拥有全资、控股一级企业44户，总资产808亿元， 已发展成为以高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1999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82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5%。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会主义企业是经济细胞，是独立商品生产者，必须按照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运作。在完善市场体系下，高素质的企业家把制度创新、生产经营创新和资本运营创新有机结合，是国有大企业集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最佳途径。根据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经验，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在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条件下，以股份制改造、上市交易、企业并购与重组为主要形式，在企业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生产经营创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技术重组、产业重组、管理重组和资本重组”四位一体的资本运营来提升企业的品牌优势、市场优势和规模优势。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企业的出资人、企业家和投资银行家密切合作。因此，建立完善的企业出资人制度、企业家制度和投资银行家制度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支撑点。
（一）国有大企业集团改革要依靠市场，没有外部环境的市场化，就不会有国企改革的全面成功。尤其是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发育，对国有大企业的成长壮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国有企业只有借助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才能摆脱传统体制带来的人员富余、企业办社会、高负债率等三大包袱的重压。深圳市场发育较早，前两大包袱已经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基本得到解除。近年深圳国有企业负债率下降，是与深圳资本市场相对发达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对于竞争性行业而言，只有在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下，国有企业才能在与非国有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发展壮大。传统体制下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在政府的襁褓中，既缺少内在动力，也没有由市场竞争的威胁而激发活力，所以在体制转轨中显得缺乏优势而异常脆弱。深圳国有企业的发展，正是与非国有经济的平等竞争相伴而行的。
（二）促使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建立完善企业家制度，对于搞活国有大企业集团至关重要。搞好国企，关键在人。企业真正的控制权在管理层，物色具有“一流胆识、冒险精神、闯劲和高效率”的优秀行家来管理企业尤其关键。国有资产的三级管理体制在全国不少地区已经实施开来，但是，带着旧体制痕迹的国有企业，存在技术装备问题、产品结构问题、市场开拓问题、加强企业管理问题、提高效率问题及由诸种因素导致的企业亏损额、亏损面加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企业经营者的市场经营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所以，发现和遴选优秀企业经营者，并把他们的经营管理潜力充分激发出来，是企业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途径。如果绝大多数国企经营者仍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就不可能保证把有经营才能的人选择到经营者岗位，更不可能通过企业经营者的竞争，使经营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活力不断提高。所以，必须在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家在市场上进行选择的机制。如果没有这种选择机制，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全国范围来看，国有企业重要人事任免权往往还掌握在政府组织人事部门，也没有形成企业经理人员有序的竞争市场，企业选择、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只是形式上的权力。深圳实施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推行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加速培育经理人才的竞争市场，实际上较早尝到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初步建立企业经理人选择机制的甜头。
（三）政府必须着力构建一套完整的内动机制，尽量缩短双重过渡时期。在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过渡阶段，由于市场主体没有充分形成，市场体系、法制和体制尚未健全，市场规则不完善，条块分割等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载体的特殊身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有着特殊地位。从国企改革的外部性因素看，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政策导向、利益整合、增量积聚、成本支付和组织保证等方面的功能；政府必须推进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资本的社会化所有、资本民营化经营和中介的职业运作，构建一套完整的内动机制。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践证明，这个双重过渡阶段的时期越短，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成效就越大。
（四）建立规范的投资银行家制度，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投资银行家作为资本市场上的灵魂工程师，不仅能为企业疏通投融资渠道，而且能在企业改制、企业并购与重组等资本运营技巧方面为企业家提供咨询服务。只有培育中国的大型现代投资银行、建立投资银行家职业化运作的制度，才能实现我国的信息和咨询产业化、资产价格定位合理化、资金渠道多元化和法律保证全程化。只有这样，政府直接参与国企改革与发展的职能才能向投资银行等中介组织转移。因此，建立与完善投资银行家制度是推进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收稿日期：200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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