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标志着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现 代化，构成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可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难题 是“走什么道路”的选择，这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每一次 历史投入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最终都总是将这一问题凸现到醒目的位置。然而，当我们把中 国 百余年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反思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惟一正确的道路，是历史的抉择。
一、近代中国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失败及其历史启示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从洋人的枪炮声中清醒过来，沉痛地认识到一个无情的事实：落后就 要挨打，图强方能御侮。作为对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遭受侵略灾难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本能回应，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现代化愿望。为了振兴图强，追赶世界潮流，先进的中国 人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艰苦的思想跋涉和痛苦的实践磨砺，发生了一系列震 撼世界的伟大事件。
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首开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先例，最早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付诸实践，它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企图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 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走以国防现代化为主的军事自强和工商求富的现代化之路。但中日甲午 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宣告了这种“中体西用”式现代化的破产。戊戌维新运动从甲午战争 和洋务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实现富强和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将 现代化从器物层次推进到制度层次，主张以立宪民主为中心的“变法图强”，企图依靠既有 的统治权威，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走日本式现代化之路。变法运动的失败堵 死了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辛亥革命以暴力求共和，它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 建国方略”为政治蓝本，企图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现代化国家。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 的希望与激情很快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现代化再一 次濒临夭折。
毫无疑问，近代中国虽多次驻足于现代化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选择 。但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代表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却是“西化”， 即向西方国家学习，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中国。尽管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 度 层面再到国体层面的不断深化，尽管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有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 、资产阶级革命派，但他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没有离开“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方向，也 都没有把中国引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其教训是深刻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拖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在此之前的明朝中叶 以来的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内部开始发生部分质的变化，即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向新的 社会形态逐步转化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结构具有二重性。“中国封建 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 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P626)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断了中国社 会发 展的自然进程，在中国造成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促进 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另一方面，“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 阻碍这个变化的”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P627～62 8)。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丧失了独立向资本主义强国发展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列强侵入 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 它们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P628)“西方的先生”要中国永远成为 他们的附庸，根本不愿意让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国家。这似 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几代中国人以西方为师建立现代强国的理想和追求之所 以屡遭失败，其根本原因即在这里。
同时，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要想顺利完成社会转型，走 上经济起飞与现代化之路，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统一与独立的主权国家；(2)稳定的 中央政权和强固英明的现代领导人；(3)完成二元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然而，中国现代 化所处的历史时代及所承受的历史遗产，以及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力量的幼弱，使中国的资产 阶级无力承当这一重担。因此，现代中国通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现代化的种种努力只能以失败 而告终。
正当大多数的中国人陷于迷惘、彷徨与苦闷之中时，一些政治敏感、思想激进的中国知识 分子发起了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旨在唤起民众、改变民众思想行为 的伟大启蒙运动，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两个国际国内的大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2] (P 1357)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 成功地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跨越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里程。
二、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告诉我们未来的路怎么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探索。同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给予了中国 现代化发展一个理论上的制度框架，在现实中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也需要中国共产 党人自己去探索。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 建设一个新世界[2](P1439)。
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惟一可资借鉴的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验。所以，新 中国成立之后以苏联为榜样，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非常正常的。“苏联过去所走过 的 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 从建立重工业开始的。”[3]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学习苏联的工业化经验，选择了优 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初步建立了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然而，国民经济恢复的顺利进行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唤起了人们加速工 业化的热情，也唤起了人们忽略国情、尽快摆脱落后面貌的急躁情绪。特别是作为国家主要 领导人的毛泽东，更是急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
为了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毛泽东采用了两个办法：
其一是尽快尽早地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误以为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带动起来。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看法，即社会主 义就是不断地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为了追求所有制的公有化，毛泽东一方面寄希望于 经济建设的多与快，搞“多快好省”；另一方面则是追求所有制上的大而公，搞“一大二公 ”。超高度的热情，超负荷的急躁，超现实的幻想，使得规模空前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毛泽东后来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一次独立探索社会 主 义建设道路的大试验”[4](P126)。实践证明，“大跃进”以急于求成的赶超目标和不顾客 观规律的大折腾，使中国人民向现代化的努力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3年大跃进以及后来 用了5年时间的调整国民经济，使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丢掉了8年时间。
其二是狠抓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把 国民经济搞上去”。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开始否定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认为社会 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 盾。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迷误，造成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阶级斗争认识 上的失误。毛泽东一方面把阶级斗争引向中国共产党内部，锋芒直指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认为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想“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 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把阶级斗争看做是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上升为各 项工作的纲，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与绝对化，结果发动了 “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浩劫持续了10年之久，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大跃进”所造成 的灾难，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挫折。毛泽东在晚年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 生中的两件大事之一，但是“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一点他是说对了的[4](P139) 。
总之，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方面产生了许多失误和挫折，这种 失误和挫折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盲点；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迷误；对“ 穷”与“富”认识的误区；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急于求成的苦果；群众运 动的误导；片面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点，就在 于中国在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之后的现代化建设中，没有认清现实社会主义的 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没有自觉而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先天不足”的社会生产力对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制约，不能正确认识与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建 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 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P116)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 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同时，继续探索中国自己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一方面，纠正毛 泽东晚年的失误，把他反对错了的事情改正过来；另一方面，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 好的事情做好，终于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 ，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是“始于毛、成于邓”的[6]( P25)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拓展及其基本经验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伟大转变。三中全会的中心点 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 的改革”[5](P269)。从这个新的起点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承担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未竟的事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也正因此，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 开始”[7](P159)，江泽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 转折”[8]。
邓小平不是从书本上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问题。他考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问题 有一个现实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从1956年到1978年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及其现实。现实是什么呢？“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 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5](P237)。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长时期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迫使我们 重新考虑问题”：怎样才能摆脱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对这 两个问题的回答，实质上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回 答，也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理论思考是以“贫穷的社会主义”为反面教材的，是从分析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的。他一方面批判和肃清了“四人帮”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论的影响[5 ](P10)，另一方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 穷，而是富”[5](P265)，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就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 生产力”[5](P63)；就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5](P364)；就必须 明 确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P252)；就必须明确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5](P373)。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有三个方面的突破：其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当代中 国“最大的政治”[7](P163，234，249)，从而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凸现出来了 ；认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5](P29)“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用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现代 化一般要求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贡献就在于把现代化、社 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统一起来并融为一体；其二，邓小平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 一切工作的首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5](P377)作为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其三，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作为推 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个轮子，邓小平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5](P3 68)。江泽民说：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 决策[8]。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9]。没有改革开放， 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邓小平之所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于 他不仅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民族感，而且具有恢宏的世界感和鲜明的时代感。这两者 的 有机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参照系。这个参照系的纵座标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史；横座标是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格局。为此，我们必须联系 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和“东方社会”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我们知道，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运动的考察，以其惊人的洞察力 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从“地域的”和“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客观 过程[10]。随着西方殖民活动的进行，马克思在他的晚年，以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联系为背景 ，通过对东方社会的长期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东方社会历史命运的思想，提出了俄国 社会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著名设想（参见187 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 版序言），在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东方社会其他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 义 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都在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科学性。然而，经济文化 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普遍地陷于“跨越之后”的世纪性难题：在经济文化落 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由 于在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又囿于理论的局限，这种探索有成功，有失败 ；有经验，有教训；有前进，有挫折。
邓小平在建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思路时，一方面吸取了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 论的精髓，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1]的历史前提和“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 达”的国情特点[5](P163～164)，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而把马克思的东 方社会发展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科学分析 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5](P105)的时代主题与我国长期“闭关自守”[5](P64)、“中 国的落后 局面和“关起门来搞建设”[5](P64)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5]( P6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P78)的伟大见解，从而将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并重， 奠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
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种路径选择
回顾百余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化采取了三种基本路径（方向）：防 御性现代化—赶超性现代化—整体性现代化，与之相适应的基本特点分别是西方化—工业化 —理性化。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时期，其基本特征是防御 性现代化的选择和现代化的低度发展。自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起，在近半个世纪里，中 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艰难，一再延误，在边缘化和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这其中，外患为烈、民族危机的加深，固然起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但根本的原因，却在于早 期现代化对“防御性现代化”战略的选择及伴随这一选择的“西方化”或“欧式化”的思维 方式。
众所周知，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社会就已经从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走到了它的生 命的尽头。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性衰落，严重窒息了社会运动的力量。然而，就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却表现得相当迟钝，并没有从“必须构建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 意义上来认识这种挑战并做出反应。与此相反，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却走了一条“ 防御性现代化”之路，它不是一种出于使原有社会体制和文明形态自我完善、取得合理性的 “主动的现代化”，而是出于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历史紧迫性的“被迫的”、“有限的” 现 代化，即在不触动中国文化本体的情况下，通过引进西方发达的器物、技术、制度、文化来 实现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往往局限于技术以及某些经济和行政领域“促进某种 有限的并为自己所控制的现代化”，而“不愿促成更长远的可以确保广泛阶层参与政治秩序 的变迁”，其中心政策“以强调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为特征”[12]。因此，中国在走向现代 化的道路上一再延误选择的时机，几次重要的改革运动都陷于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1949 年革命的胜利，在于完成了中国现代化变迁中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转换，结束了长达一 个多世纪的社会动荡，为从事现代化建设开创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78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时期，其基本特征是赶超型现代化 的选择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摆脱不发达和贫困的状况，执政的中 国共产党人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后，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实现国 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最后 的结果来看，“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化的起步是飞跃式的、腾飞式的，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是 巨大的、显著的。然而，一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唤起了人们加速工业化的热情，也唤 起了人们忽略国情、尽快摆脱落后面貌的急躁情绪，最终导致了中国对赶超型现代化战略的 选择。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插遍全国，“一天等于二十年”， 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竞相放高产卫星，争相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以高歌猛进之势向“ 天堂”迈进，要探索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而结果却开辟了一个“乌托邦”的荒原 。大跃进以急于求成的赶超目标和不顾客观规律的大折腾，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 难。此后，中国就走上了长达20年之久的“左”的道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 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5](P269)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并确立了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既是建立我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现实要求，也是受苏联工业化 道路的影响所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创造了一个倾国家全部力量于 一个政策目标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因此，当整个国家踏上飞驰的工业化列车时 ，其速度是惊人的，成就是显著的。然而，斯大林模式存在着两个最为明显的缺陷：其一， 斯大林在实践上仅仅在工业化（还不是全部现代化）上取得了初期的成果就急于宣布苏联已基 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其二，斯大林在长期实践中把高度集权的 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划上了等号。就此而言，这种体制在当时虽有其必要性也曾起 过积极的作用，但凝固化和教条化无疑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 国共产党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20多年的探索，但是这些探讨因受到两个因素 （一个是对前苏联经验和前苏联模式的照抄照搬，另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的影 响而不可能得到深入。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起，是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建设时期，其基本特征是整体性现 代化的选择和现代化的理性发展。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 实 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不仅确定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而且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 标，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二十多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所规划和设计的宏伟蓝图，不是毛泽东 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平均社会主义，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体的目标理想；他所规划和设 计的发展战略，不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或者华国锋的“洋跃进”，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邓小平开始根据中国国情重新考虑 现 代化发展战略。它有两个理论基点：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初级阶段”。提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到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设计中 国现代化宏伟蓝图和战略选择的基本前提。
总之，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 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 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2～3)
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难题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的输入，引起了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界的强烈震撼。如何 看待西方文化？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出路应该如何选择？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直至 今日仍在引起中国人关注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最简明最实质的表述，就是 现 代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近代洋务运动的“体用”之争，维新运动时期的维 新派与顽固派之争，“五四”后期的“科玄”论战，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以 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次“文化热”（1988年前后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1995年 前后否定革命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都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关系问题的 不同表现形式。
当我们进一步清理中国文化变迁的这一脉络时就会发现：围绕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 一 核心内容，中国文化的变迁自始至终存在着三种主张、三种选择：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全 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者从西方近代文明优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认识出发，或者主张“充 分世界化”（胡适），或者主张“全面彻底西化”（陈序经），或者主张“在质的方面彻底西化 ”（ 贺麟），实际上，无一例外都是认为“现代化=西方化”，强调只有西方道路才是正宗的现 代化道路；第二种是保守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及其变体“中国本位文化”论和“现代 新儒学”。认为“中国文化复兴=儒学现代复兴”，强调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复兴现代新儒 学；第三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 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异体文 化，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文化，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 。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历程证明：“全盘西化”论和“ 中体西用”论及其各种变体都是不科学的。从表面上看，“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两者 的分歧势同水火。但是在这种分歧的背后却隐藏着基本一致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它们简 单地把中西文化断定为两种无法兼容的互相冲突的文化，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单一的文化模 式 ，“全盘西化”论以“欧洲文化中心论”为蓝本，“中体西用”说以“中国文化中心论”为 前提。事实证明，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完全抛弃本民族的文化而走全盘异国化的道路； 同样，绝对封闭、固守传统的文化复归论和“本位文化”论也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只有走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之路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这一任务必须由也只能由中国 共产党来完成。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思考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问题。也就是 说，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思考中国文化之“新”。如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 动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中认为：“新中国就要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民 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这种新文化既不是“本位文化”论，也不是“全盘西化 ”论[13]。毛泽东后来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 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P6 63 )经过长期的论战和斗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 立 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体系。对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作了精辟的论述：所谓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P698)，就 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P706)
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就整个文化情况来说，“却还不是社 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1](P704～705)。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虽然意味着 近现代中国文化的选择与重建获得了历史性成功，在民族独立与解放战争中具有极大的价值 功能。但不可否认，新民主主义文化毕竟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种过渡性质 的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
尽管如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毕竟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提 供了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 论。对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作了更 为深刻、完整、全面的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4]这个文化纲领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 想、邓小平理论的精神，也浸透着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
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和落后，迈开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步伐 ，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 转型的三大理论困境：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上，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 本是经济问题，突破了文化决定论的困境；在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上，主张中西文化在结 合于现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突破了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维 框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跳 出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15]。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 领前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途光明。
六、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一 个半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一百年来中国发生的三次历史性巨变，正是为着把一个落后的中国 引向现代化的中国。在这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政治和经济大变革，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嬗变，这其中，一个根本性的主题，就是现 代化，就是中国要实现民富国强，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现代化强国。从某 种意义上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现实、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必然结果。
回顾百余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其经验教训可以归纳为这样四条：(1)中国现代化是与马克 思 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的，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 密相连的；(2)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主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与这一文明的主 潮流相适应，离开这一主潮流的社会发展就无从谈起中国的现代化；(3)要正确解决中国现 代化的发展问题，必须以中国国情研究为基础，必须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 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要处理好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现 代化与世界化、民族化的关系问题，要解决好外来因素与内部因素的有机结合问题。
以上四条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具体历史环境的 多维坐标系中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面向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面向21世纪，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拓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晚 年提出的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的“晚年设想”，在20世纪的中国获得了两次确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 肯定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找到了中国社会制度跨越之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的思考基点和理论视角。但是，“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是探究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 路，涉及到在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形式上如何确立新的发展坐标和观察思考方式；由 于这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设想，是有待继续拓展、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中国人研究马克思 主义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正包括在马克思提出的课题范围 之内”[16]，所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研究，理应成为我们思考 与发展的空间，理应成为我们面向21世纪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面向21世纪，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把握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大趋势。面向21世纪，我们 面临着在新世纪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面临着如何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处的问题， 面临着如何实现新的飞跃的问题。我们要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我们要从世界历史与普遍交往的 广阔背景和视野之中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 潮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走全面发展道路，与世界全球化接轨；我们要完成 传统的工业化和现代生产过程的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任务，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 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要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我们要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双重跨越，实现富强、 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结构和发展模式。就此而言，社会主 义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否能不断地解决这些世界历史性难题，从而最终在本世纪中 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都要以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为主题。
面向21世纪，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东 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这一挫折虽然并不 意 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是也的确昭示了“成也在党，败也在党”的历史悲剧 ，昭示了无产阶级政权如果变质也跳不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权兴亡周期率 。也正因此，我们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问题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面临着执政的考验，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也 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 据邓 小平理论和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 ，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的力度，提出了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要求，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提出 了加强“四个如何认识”的要求。这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搞好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 在21世纪前途无量。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矛盾依然存在，问题还会出现。但只要我们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依据世界发展和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依据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我 们就能够建设起既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深蕴时代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水平 、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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