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美学研究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考工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周礼》一部分的《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了先秦时期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作为一部官方强制推行的技术制造文献，它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加强对其人文和美学方面的研究极具意义和价值。
一、《考工记》美学研究现状
《考工记》的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的考订注释和资料确证上，对其文化、美学的研究是近些年来才发展起来的。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中对《考工记》工艺美学思想中的虚实相生问题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初步的探讨，但只是蜻蜓点水；刘道广《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对青铜器“拨尔而怒”的审美追求进行了归纳；潘鲁生《〈考工记〉的造物思想》，张涵、史鸿文的《中华美学史》，史鸿文的《中国艺术美学》对《考工记》工艺美的四要素、人体工程学滥觞、色彩与形制，以及“梓人为筍虡”的启示等进行较多的探讨；戴吾三、高宣写了《〈考工记〉的文化内涵》更多地着重文化意义的挖掘；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著作有张越的《〈考工记〉的工艺美学思想》，其就《考工记》器物的功能、造型、材料、工艺等审美特征进行了总结，概括了它的工艺观、审美观、设计艺术思想与基本原则；刘宗超《从艺术角度看〈考工记〉》、肖屏《〈考工记〉设计思想探析》等则从艺术和设计的学科角度进行了阐释。由此可见，对《考工记》美学、文化研究的重视已成为一些学人的共识，但是总体来讲，这方面的研究仍是刚刚起步，其中的美学和文化研究尚待深入和系统，现已出版的很多中国美学史教材和研究著作甚至没有把《考工记》的美学研究概括进去，这无疑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一大疏漏。这方面的美学研究文章，对其定位更是各有说法，基本上停留在就技术说技术的程度，没有系统地把《考工记》蕴含的深层内涵挖掘出来，致使这方面的美学研究还处在浅层阶段。
针对日渐勃兴的《考工记》美学研究，笔者仅对其美学研究定位谈一些看法。
二、由时代背景看其定位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奠基时代——应从周公灭殷开始，到秦的统一而完成。“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1] 轴心时代的重要性就在于，现在的一切都是由轴心时代所决定的。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一部分的《考工记》，我们对它的审视，不能不放在轴心时代的这一大的重要背景之下，才能发现它对我们的意义所在。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而春秋时期更是一个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写道：“则春秋是礼的世纪，也即是人文的世纪，这是继承《诗经》时代宗教坠落以后的必然地发展。此一发展倾向，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2]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的意识不断地觉醒，齐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所说：“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3]， 根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的分类，稷下学士中有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公孙固、鲁仲连；有道家，代表人物是环渊、田骈、黔娄、捷子等；有阴阳家，代表人物有邹衍、邹奭、闾丘子；有法家，代表人物是慎到；有名家，代表人物是尹文等等，先秦的九流十家，除了农家以外，在稷下基本上都具备了。“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3] 从地点上考虑（据戴吾三《考工记图画说》[4] 考证，《考工记》应该成书于稷下），我们可以揣测，《考工记》的成书极有可能受到稷下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从而使它不同于一般的技术类书籍，而是渗透了浓厚深重的文化气息。
器物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因之，才可以称为文明的见证，《考工记》问世的时候，历史正驰骋在思想解放的大道上，先民们的技艺和创造力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言而喻，《考工记》所记载的各种工艺制作规范，是当时普遍遵循的，这些严格的程式和精细的规则，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百工，所必须遵从的一套完整而且世代承袭的技术操作规范。从艺术史的演变特征看，工艺制作规范和规则常常会转化为某种审美鉴评的标尺，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影响艺术的嬗变。诚然，《考工记》主要是中国古代生产技术和相关科学知识的纪实，尚不属专门的美学著述，但它的一系列论述，涉及美学趋向、艺术手法、制作分工、鉴赏尺度等各重要方面，它给与后世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更是基础的、本源的。以为这仅是提供给百工匠人作操作指南的实用手册之类，未免是很大的误会。可惜，在迄今为止的研究当中，往往只注重从技术、技艺、操作层面去审视《考工记》。
因此，我们对《考工记》的美学和文化探讨，不能仅停留在望文生义、就技术谈技术、就设计谈设计的层面，而应把它的深层历史文化背景融入对它的形而下的考察当中，这样才能扩大和深化研究视野。
三、从“工”的文字学考据来窥其定位
考察古文献，文字学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不妨从《考工记》之“工”的探源窥其原初定位。
“工”在甲骨文里的字形，有如工匠所说的尺寸。《说文解字》释曰：“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也。”它原与“矩”同义，其本义含有规矩之意。
《考工记》一书，记载的是官府手工业而非民间手工业，从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关于技术的强制性规定，它的生产有严密的组织和精细的分工，包括制造尺寸的精确规定，材料成分的精确配方，产品检验的诸多原则等等。实际上，《考工记》确实是一本关于“尺寸”和“规矩”的规定性书籍，只不过它的规定性主要在于器物的具体制造方面，而不像《周礼》一书的其他部分，主要是对人们如何尊“礼”、行“礼”，进行行动上、观念上的规定。但从总的思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礼》，它诸篇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就像“工”所暗示的原初意义一样，是一种“尺寸”和“规矩”，是具有明确的意义指向和内在精神规定的，而且这种规定，既然是有“尺寸”的，就必然是精确到细节。总之，《考工记》甚至《周礼》都是关于“礼”之细节规定的著作，而之所以关注这诸多的细节，恐怕是因为在这诸多的细节中，充满了有“意味”的存在，在细节中构造了一个理想社会对人的具体的规定。所以，我们对《考工记》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纯粹的技术文献定位，而应在更深的层面上看到这种“尺寸”、“规定”后面的“意味”，看到它包蕴的古代文化内涵和审美风尚，这样它深层次的东西才能真正向我们敞开。
四、以“礼”为核心的器物制造
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器并举的，“道”的理论始于老庄，经《周易·系辞》发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作为哲学的概念而相互依存。先秦时期，道器倾斜，诸子百家多持重道轻器的立场。儒家认为“技”须与“六艺”结合，有利于“仁”才加以提倡；道家则明确提出“技进乎道”，器是基础，是手段，道则是终极目的。后来的朱熹解释为“道是道理”、“器是形迹”，道器关系就是本原和衍生的关系；法家和墨家虽然技道并重，但仍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建立在“义”、“利”的基础上，因此，“技”仍不是独立的。中国古代技道关系的发展，使“技”始终在一定的限制下，稍一逾矩，即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约束。直至明时开蒙读物《幼学琼林》的“技艺”篇里，还有“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的思想。由此看来，中国古代这种重道轻器的传统，决定了决不可能把一本单纯说明器物制造的技术规定的资料，放入作为儒家经典之作的书籍之中，器物只有超越了自身纯粹的技术层面，负载了核心的文化意识和观念形态，成为一种神圣东西的象征才能具有超出凡俗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考工记》一书中大量的礼器制造和匠人营国的礼制规定中强烈地体会到这一点。
以传说的“周公制礼”载入史册的《周礼》，是调整周代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不仅借助舆论力量使人就范，而且也离不开物质强制以保证其实施。因此，作为行为规范，它既属道德范畴，又属法律范畴，是华夏民族历史上一部较为完备的习惯法。《周礼》是关于“礼”在社会及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规定的文字记载，但是在《考工记》补入以前，它的内容基本上只是关涉人的具体言行、举止和社会交往，并不曾详细地把关涉“礼”制的形而下的器物制造囊括进去。可以这样设想，是“礼”制文化的全面铺开和向全社会的渗透，使得最远离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器物也成为以“礼”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宇宙观的集中表征，并且由强制性的国家制度详细作了规定，至此，中国古代的“礼”制文化正式完成了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规定和渗透，成为人们须臾不可分离的精神准则；正是“礼”培育出人性，是人性的根源。“礼”本身直接塑造、培育着人，人们在“礼”中使自己自觉脱离动物界，所以，似乎是规范日常的“礼”，却具有神圣的意义和崇高的位置，即在规范了的世俗生活中去展示神圣的意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论语》说，“立于礼”，这些都是说，人必须经过各种“礼”的训练，人只有在“礼”中才能获得人性。这种人性实际上就是原始群体、氏族、部落所历史具体地要求的社会性。具有神圣性的“礼”在主宰、规范、制约人的行为、动作、言语、仪容等人的各种外在活动的同时，便对人的内在心理、情感、想象等起着巨大的作用。《周礼》之所以把一本器物制造的书籍《考工记》补入其中，或许就是想把“礼”从纯精神、意识形态的层面扩散到国家器物、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使人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礼”的包围之中，从而真正在制度上完成“礼”对人的规定。而作为神圣之礼器的制造，自然不会是粗糙和随意的，而是合目的、合规律的，离不开传统文化和审美观的指导，包含了极具价值的文化、美学因子。因此，对《考工记》一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作是以“礼”为核心的国家一系列制度中，最形而下、最具物质性和实物性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以“礼”为核心的具体的器物制造应该是怎样的，还可以窥见极大地影响了古人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人文关怀精神。
一个时代，大凡技术问题为政治所关注，成为事关国家前途、国计民生之大事时，技术便早已越过技巧或科学本身，而成为其他。《考工记》一书的性质应是齐国政府制订的一套指导、监督和评价官府手工业生产工作的技术制度。它的官书性质和严格的强制性、制度性表明了书中记载的技术文献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技术资料记载，而成为当时国家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浓缩，只不过这种浓缩不是以精神文化的集中形式而是以物质文化的形式，它昭示了先秦时代这个早已远离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过去生活的意义。“原乡”的生活物质文化，以其代表当时最高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追求痕迹，以及融汇天地的古代劳动方式，同样让我们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精神。在以身体接触全部物质创造的年代，有着我们文化最初，也是最为久远悠长的意味。
所以，对《考工记》的美学定位，最切近核心的本质性规定就是：以“礼”为最终规定的器物制造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使得“礼”的规定自然而然地为人们的情感和精神所接受，所愉悦，从而使器物渗透在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领域，成为价值观、宇宙观、审美观的显现，成为有“意味”的器物。
总之，我们对《考工记》的研究，不能游离出“礼”这个灵魂。就技术来谈技术，就设计来谈设计，虽然也可以总结出某些有价值的规律，但要挖掘其深厚的美学内涵，还必须牢牢把握它基本的定位，有了这个纲，我们的系统研究才不会偏离历史本原太远。
［收稿日期］2005—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