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食论文,地方性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2：P1-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224（2004）02-0121-11
1 引言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各种天象记录中，关于日食的记录最系统、最完备，占有特殊的位置。日月交食观测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极受重视，三千多年来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一部世界上最详尽的交食记录史料。
古代日食记录，在历史年代学和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研究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1]。“夏商周断代工程”的12项标志性成果[2]中有3项都与古代日食记录在历史年代学方面的应用有关[3—5]。同时，古代和近代的日食记录也为研究相应时代的历法精度、计时精度、观测制度等天文学史问题以及古文献学等提供了有用信息。清代的日食记录（尤其是地方性日食记录）价值则更多的体现在文献学方面。
日食记录在明代以前（不包括明代）几乎都来源于正史，明代出现了“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张邦政撰《〈万历满城县志〉序》）的盛况，地方修志蔚然成风，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日食记录。刘次沅在《明代日食记录研究》中对明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作了分析和讨论（[6]，42—44页）。清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清代的日食记录史料分为两类，一种是官方记录，即正史记录，主要见于《清史稿》、《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和今人从清代各类档案中辑出天文资料而整理成的《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7]，以及最近的《清代天文档案中交食预报史料之补遗》[8]等；另一种是地方性记录。这些地方性记录很少有人问津，据作者所知，只有吕凌峰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清代地方志中的日食记载进行了一些分析（[9]，26—40页）。本文对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作初步探讨，以期能让今人了解这些记录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
2 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综述
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可以参见《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0]（以下称《总集》）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表》（注：1）（以下称《总表》）。《总表》是后来正式出版的《总集》的待定稿。1975年，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指定的10个单位派员组成天象资料组，同地方天文资料组共同普查整理全国的地方志、史书等其他古籍共15万余卷中的天文史料，历时两年多的时间，于1977年底编成《总表》，共8卷。1988年，在这部《总表》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总集》[12]。因为在出版《总集》时删除了总表中的一些资料，《总表》中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远比《总集》中的同类记录丰富得多。
就《总表》收录的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来源而言，绝大部分是出于各地的地方志，只有极少数是出于日记、杂记等书籍。《总表》中收集了四百余种地方志及日记等书籍中的清代日食记录，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清代以及刘次沅在《明代日食记录研究》中研究的明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6]，42页）一并按省份列表（表1）。
表1 明代与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1）
省份 明代清代省份明代清代省份明代清代
山东 6 199广西103 47 辽宁
3
河南11 90湖北 24 16 山西 40 91
广东38 53贵州 6 安徽 98 69
湖南37 25四川 5 96 福建 20 28
江西66
7浙江 47 82 陕西
7 13
河北（包括北京）68 134甘肃 7 38 宁夏
1
江苏（包括上海）44 89云南 2 16 总计 6621103
1） 单位是条，每一次记录算作一条。
从上面明清两代地方性日食记录各省条数的对比，我们发现有些省份在明代的地方性记录很少，而到了清代却非常多，山东、四川、河南三省特别明显；与之相反的是有些省份在明代的地方性记录很多，而到了清代却少了许多，江西和广西比较明显。按常规来说日食在各地见到的几率应该基本是一样的，清代又是地方修志的鼎盛时期，这里讨论的清代地方性日食记录条数几乎是刘次沅在《明代日食记录研究》中探讨的明代地方性日食记录条数的两倍，那些条数减少的省份难道在清代对日食的关注程度有所降低了？增加的则是关注程度提高了？还是有其他原因，这个问题有待于我们今后进行研究。民国时成书的广西《来宾县志》收录了明朝99条日食记录，明显是抄录自《明史》（[6]，43页），至清朝却一例未存，这显然是编史者的个人意志。
《总表》共收集了1097条地方性记录，其中的604条未被《总集》收录。而在这604条日食记录中，近80％是正确的。我们这里“正确”的含义比较宽泛，只要当日当地确有日食发生，地方性记录中又有关于日食的记载，即算正确。刘次沅在《明代日食记录研究》中写到，地方志记录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在不同地点记录了1次日全食的多个见全食点，这对于研究日月历表、地球自转变化以及太阳直径变化等问题无疑提供了有用的信息（[6]，44页）。由于《总表》收集的清代地方性日食记录有45％在《总集》正式出版时被删除，这里面恰有许多是1次日全食的多个见全食点的记载，地方性日全食记录的价值，由于这种删除，在运用《总集》时会大打折扣。
我们注意到《总集》中有6条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是《总表》中没有的，其中有5条记录的日期完全独立于其他记录（包括正史记录）。这样我们所考查的清代地方志中的日食记录共有1103条，同一日期算作1次日食记录的话，它们分属于281次相对独立的“日食”记录（不一定真的发生过，独立指日期不同），经过计算考证，真正发生过的日食仅有97次。
3 与正史完全相同的地方性日食记录
作为对比，我们首先分析了清代正史日食记录。由于《清朝续文献通考》里的记录是预测记录，并非观测记录（[9]，第21页），我们这里便不把它作为正史的观测记录来统计。《清史稿》等官方史书共记载日食104次，谈到正史的时候，同一日期不同史籍的记录算作1次日食。根据现代计算，这104次日食，有5次日食北京不可能发生，这5次日食中有3次北京看不到，而中国或世界的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另外2次当日无食（一次合朔时日月相距1度，另一次合朔时日月相距3度）。3次北京看不到的日食中，中国东北部分地区能看到的2次，中国大陆完全看不到，而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的1次。其中东北部分地区能看到的1次日食，《清朝通志》记载“日食，食不及一分，是日阴云不见”，明显是有预报的成分。而另外2次当日不可能发生的日食，极有可能是在成书或传抄中弄错了日期。其中1次记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丁酉朔日食，而当年十一月朔为戊申，当月无丁酉日，该次日食应该是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朔日食的误记。当日北京有食的正史记录中，最小食分为0.06，是一次带食而出。
清朝正史中的日食记录包括了这一时期发生的绝大多数日食，北京发生可见日食（食分0.05以上），而正史中未有记载的仅有7次，且均带食出入或发生在日出或日落时。有3次不是带食出入且食分较大的日食，正史未载，分别是顺治十一年七月朔（1654年8月12日）日食（食分0.25）、光绪八年四月朔（1882年5月17日）日食（食分0.83）和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朔（1902年10月31日）日食（食分0.39）。清朝的日食预报制度已经很健全，这三次正史漏载的日食极有可能是记载或成书过程中的疏忽造成的。这3次北京未载的日食，只有第1次未出现在地方性记录中，后2次都在地方性记录中有所体现。此外，有9次日食北京不可见，但中国东部可见，正史没有记载，这9次日食在地方志中仅出现了2次。
为了研究地方性记录的正确率，我们对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全部进行了计算和查证。在总共1103条地方性记录中，有546条地方性记录与正史完全相同（日期相同且只记“日有食之”或“日食”），其中正确的536条，错误的10条，错误率小于2％。这里，我们按记载地点的实际见食状况来判断正误，例如康熙五十一年六月癸丑朔，北京见食，食分0.63，正史记日食不误；广西不见食，当地地方志《钦州志》记日食误。又如嘉庆十八年正月朔日己巳，北京不见食，正史记日食误；湖南沅江、甘肃镇原、山西太平三地都见食，《沅江县志》、《镇原县志》、《太平县志》皆记日食不误。错误的10条记载中，有2条错误记录是从属于正史的错误，即正史也同样错误。这2条记录分别来自《历年记续》（观测地为上海）、广东《吴川县志》。另外8条是属于记载了日食，但当地无日食发生，中国其他某些地方可以看到的情况，它们中有3条来自广东《吴川县志》，2条来自广西《钦州志》，另外3条分别来自广西《灵山县志》、四川《邛巂野录》、四川《马边厅志略》。这8条应该不是观测记录，可能是从别处抄录而来的。又从下面我们分析的地方性记录中独立记录的错误率高达54％，可以认为与正史完全相同的546条地方性记录应该有很多是由正史抄录而来的，也极有可能是朝廷在对各地的日食进行预报，把信息颁行至各地后，有的地方直接进行了抄录。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光绪年间成书的山东《掖县全书》和《续掖县志》，两书共有日食记录23条，记载非常简单，全部记“日食”，且全部同正史记录相同，当日当地也确有日食发生，也就是说这些记录都是正确的。可以认为两书的记录是从正史抄录而来的，当然也不排除从其他地方志转抄而来的可能。
4 与正史不同的独立的地方性日食记录
4.1 独立的地方性日食记录的正确率
清代地方性日食记录中共有独立记录557条，即这些记录是正史所没有的。它们中有的记录的日期，正史中未见有日食记载（我们称它们为完全独立的地方性日食记录），有的正史中虽有同1日期日食的记载，但在地方志中记有更多的详情，例如全食或近全食描述、宿度、时分、时刻等。如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朔，河南《尉氏县志》记“日食”，正史此日期未见有日食记载，则河南《尉氏县志》的日食记载算作一条独立记录，这是一种情况。又如顺治五年乙丑朔，正史中记载了当日日食，但没有详细的日食景象描述，而《陕西通志》记载“日食尽，天忽黑，星见”（[11]，147页），这是另一种情况。经计算查证，这些独立记录中，正确的有255条，占46％。而明代与正史不同的地方性日食记录错误率为70％（[6]，45页），可见清代方志中日食的记载质量有所提高。在255条正确的记录中，233条记录记载的日期正史中都有日食记载。
4.2 完全独立的地方性日食记录
在557条独立记录中，除去正史中此日期有日食记载的记录后，剩余311条完全独立的记录（即正史中此日期未见有日食记载）中，只有22条正确。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正确的范围比较宽泛，如果方志中记“日食不见”，但当日确有日食，也算作是正确的记录。这22条记录共记载了7次日食，其中前6次日食北京都不可见，只有1902年10月31日（光绪二十八年冬十月朔）日食，北京见食，食分0.39，正史未记（漏载），山东《蒙阴县志》、《峄县志》、甘肃《重修灵台县志》记“日有食之”或“日食”，这三地也皆见食。清代有很好的日食预报制度，在钦天监的日食预报中，不仅有京师的预报，还包括各省以及朝鲜的预报[7]，这6次北京不见的日食是否能找到相应的预报呢？我们从《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整理的清代礼部档案的题日食本（即日食预报）中找到了4次日食的预报（题日食本保留下来的不是很多），现摘录与地方性记录相关的内容和地方性记录作一比较（表2）。
表2 4次北京不可见日食的钦天监预报与地方性记录之比较
公历日期 《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内容 地方性记录内容地方资料来源
1752-11-06 湖广日食五秒 日食
湖南《会同县志》
1763-04-13 四川成都府日食，带食三十八秒，初亏， 日食
四川《龙安府志》
酉正一该二分；日入，酉正一该七分，带
日食，酉初亏，入平地 四川《邛巂野录》
食三十八秒入地平
日食，酉初亏，入平地 四川《马边厅志略》
1774-03-12 京师、盛京……四川、朝鲜等十六省俱不
日食，各省俱不见 四川《邛巂野录》
见食，…… 日食，各省俱不见食
四川《马边厅志略》
日食不见
四川《龙安府志》
日食不见
四川《内江县志》
1813-02-01 其湖南、山西、广西等三省见食俱不及一
日食
湖南《沅江县志》
分……惟陕西、贵州、四川、甘肃、云南、 日有食之
甘肃《镇原县志》
越南等六省见食俱在一分以上，冽应救护
日有食之
山西《太平县志》
从表2中我们得到：这4次（11条）完全独立的日食记录，在钦天监的日食预报中都提到了，而且只有2条记录中的内容（表格中已用斜黑体标出）与预报有一点出入，其他记录的内容全部被预报所包括。况且这7次完全独立的日食记录中有6次记录的出处，当地的日食都是带食出入，而带食出入无论是在计算还是观测时，都容易被疏漏，地方上真能把日食观测得那么仔细吗？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6次22条完全独立正确的记录有可能是从朝廷颁行至各省的预报中直接或间接抄录的。
经过对这311条记录中的错误记录进行查证，其中有92条是当日当地不可见（且大部分属于中国也不可见），而其他某些地方可见的日食，这其中有70％以上只记“日有食之”或“日食”。311条记录中的错误记录可能有下面几种情况：
一是从正史或其他地方抄录而来的。前文中我们提到《清朝续文献通考》里的记录是预测记录，它不仅有中国可见日食的预报，还有一些是中国不可见而世界某些地方可见日食的预报。在92条当日当地不可见，而其他某些地方可见的日食记录中就有6条记录的日期在《清朝续文献通考》里当日也载有日食的预报。如广东《（道光）吴川县志》记“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五月日食”（[11]，189页），《清朝续文献通考》也载当日“日有食之”（301卷，10471页），但实际上这次日食发生在太平洋南部，中国不可能看到。河北《密云县志》记“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日日食，京师不见”，这是一次只有东北的小部分地区能看到的日食，这条记录同钦天监对当日日食的预报一样（[7]，第262页），可能是从朝廷颁行至各省的预报中直接或间接抄录的。还有，如“各省俱不见食”的记录，从前面的分析，也应该是从朝廷颁行至各省的预报中直接或间接抄录的。
二是抄录或听说错误。一些错误的日食记录有的记载比较详尽，不像是无中生有，有可能是在地方志成书时记载日期不详，或直接是抄写错误，也可能是由邻近地方的方志抄录或听说而来。如顺治六年十月朔，安徽《霍邱县志》记“日有食之，昼晦星见”。安徽《宿州志》记“日食既，星见鸡鸣。”经计算，当日当地无日食，而顺治七年十月朔，日全食中心带经过安徽，这两次记录可能六年系七年之误。又如顺治二年乙酉六月朔，福建的三个地方志《（康熙）重修平和县志》、《（康熙）漳浦县志》、《（乾隆）漳州府志》皆记“日食，既，白昼如夜”，福建的另一地方志《（乾隆）龙溪县志》记“日食既”，通过计算，我们知道该日无日食，这4个地方志同出于福建漳州府，且记载的4地是相邻或从属关系，4志成书也有先后，可以看出这4条日食记录应该是互相抄录而来的。
4.3 几次日全食的多地点记载
发生在清代的日食中，有48个全食和环食的中心带经过中国大陆（参考了即将出版的刘次沅、马莉萍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历史日食典》一书），其中全食（包括全环食）29个，仅有5个（都是全食或全环食）没有出现在地方性日食记录中，其中4个的中心带都是仅有一小部分经过中国的边缘地区，只有1695年12月6日日食带经过的地区比较大，从西藏南部，经四川、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到河北的北部边缘。这5个没有出现在地方性记录中的日食有3个在正史中有所体现。中心带经过中国东部较发达地区的日食在清代地方志中都有所体现。其余24个出现在地方性记录中的日全食，并非都有全食景象的描述，只有14个有全食和近全食（这里我们参考了刘次沅在《明代大食分日食记录考证》[13]中有关大食分日食的划分，把0.85以上食分的大食分日食看作近全食）景象的描述。这些描述有日食既、昼晦星见、鸡犬俱惊、飞鸟归林等。日全食中心带经过我国东部的17个日食，也只有12个在地方性记录中有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描述。本文第二部分提到1次日全食的多个见全食点，对于研究日月历表，地球自转变化以及太阳直径变化等问题无疑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表3给出这17次日全食的中心带走向及地方上全食近全食记载情况。还有一些地方志描述了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记录也应该是这些日食，只是成书过程或其他原因造成日期错误，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修正，表3中最后一列是我们对日期记载错误的一些全食近全食记录进行修正后的地点个数。
表3 17次日全食的中心带走向及地方上全食近全食记载情况1）
原文日期 公历日期 中心带走向全食近全食记载地点数
原文正确 修正后
顺治五年五月乙丑朔 1648-06-21
藏西、川、陕、晋、冀、辽、吉、黑 5
1
顺治七年十月辛巳朔 1650-10-25
内蒙古、陕北、晋、冀豫、皖、苏南、浙 28 10
康熙五年六月庚戌朔 1666-07-02
内蒙古、晋北、冀、鲁东0
0
康熙八年四月癸亥朔 1669-04-30
桂南、粤、闽南0
0
康熙廿七年四月癸卯朔
1688-04-30
云藏、川、甘南、陕宁、晋北、内蒙古、黑北 14
2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朔 1697-04-21
藏、青川、甘南、陕宁、内蒙古、晋北、冀北、吉西、黑4
3
康熙四十八年八月己亥朔 1709-09-04
云、贵南、桂北、粤北、湘南、赣南、闽、台 3
1
雍正九年十二月庚寅朔
1731-12-29
豫、皖、苏浙 0
0
乾隆七年五月己未朔 1742-06-03
琼、粤、福建沿海 5
3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甲辰朔 1760-06-13
内蒙古、晋、冀、鲁3
3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朔 1763-10-07
川陕、鄂、豫南、皖南、浙 3
2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癸丑朔 1789-11-17
新、藏、云川、贵、桂、粤 0
0
嘉庆十九年六月朔
1814-07-17
藏、云川、贵桂、粤8
6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朔 1817-11-09
藏西南、云川、贵西南、洼、粤 0
0
道光四年六月癸巳朔 1824-06-27
川、鄂、豫、皖北、鲁苏5
3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戊寅朔 1842-07-08
内蒙古、宁、陕北、晋南、豫、皖、苏南、浙 39 12
光绪八年四月丙辰朔 1882-05-17
新、青、甘、陕、豫、皖、苏3
4
1） 两个省的简称连在一起，表示两个省的交界部分。
从表3可以看出，两个记载地点总数最多的日食，都是中心带从北到东南穿过我国地区比较多的日食，且经过了发达的东部地区。其他有一些日食虽然也穿过东部不少地区，但出现在日出或日落时，不易被察觉。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朔（1842年7月8日）是其中被地方性记录记载最多的一次，44个地方志中载有本次日食，39个有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描述（正史中只简单记有日食），可见这次日全食影响是非常大的。上段提到的有一些地方志描述了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记录也应该是本次日食，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修正，这样的记录有12个。图1给出了本次日食的中心带、记载中描述了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地方（图中用黑点表示）、只简单记有日食的地方（图中用圆圈表示）、经过修正的描述了大食分日食景象的地方（图中用+表示）。
图1 1842年7月8日全食中心带及记载的地方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描述了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记录的地方和我们经过修正的描述了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记录的地方，几乎都在中心带内，只简单记有日食的地方也只有四川的西昌（古称邛巂）食分不及0.85。由此可见，这次日全食在地方性记录中的记载还是很属实的。我们又考查了出现在清代地方性记录中的14个有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描述的日全食记录，在所有的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描述的记录中，只有3条（2次日食）记录该地日食的食分没有达到0.85，看来，清代地方上有关日全食记录的可靠性还是很高的。这些日全食的多地点记载为我们的现代研究提供了宝贵文献。
5 几个有特点的地方性日食记录
在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中，一些如“日食遇云不见”的记载应该是计算得来的，还有如“日食一分三十四秒”也应是计算得来的，因为用肉眼观测日食应该只能估计到几分，而不可能精细到秒。这些计算会不会是来自钦天监呢？上文提到，在钦天监的日食预报中，不仅有京师的预报，还包括各省以及朝鲜的预报。可能是地方得到了预报，但没有观测到日食而导致了如“日食不见”的这种记录。广东普宁的记录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在总表中共有22条如“日食遇云不见”的记载，其中有3条来自广东普宁，2条记“日食遇云不见”，1条记“日食遇雨不见”，这3条记录的日期正史中都有日食记载。但没有相应的钦天监的预报（3次日食的预报已经丢失）。除去这3条之外，在《总表》中还有2条来自广东普宁的记录：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二月朔，记“日有食之”，可能是二月系三月之误，三月朔当地有日食发生；乾隆七年五月己未朔，记“卯刻日食九分五十四秒”，当地确有大食分日食发生，且同该次日食钦天监对广东广州府的预报完全相同（[7]，240页）。此次日食正史记载的京师食分是七分四秒。广东普宁的记录极有可能是抄自钦天监预报，当然也不排除从其他地方抄录而来的可能。
还有《总表》中有4条同治年间成书的山东《临邑县志》的记录，记载形式全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日食一分三十四秒”这种格式，食分的记载详细到了秒，据我们的分析，这4条山东的记录应该也是计算而来的，而且关于这4次日食，正史记载的都相当简单，没有具体食分的记载，但我们从钦天监的日食预报中找到了其中的1次预报，这次礼部钦天监题日食本中记有“山东济南府日食八分五十五秒”（[7]，266页），这是对同治十一年五月朔日食山东的预报，《临邑县志》也记有该日日食“八分五十五秒”（[11]，216页），和钦天监对山东的预报完全一致，分秒不差，可惜钦天监的预报没有完全保留下来。我们有理由怀疑《临邑县志》可能是从朝廷发往各地的日食预报中直接或间接抄录来的。况且如此详细到秒的记录集中于同1个地方志，在清朝日食的地方性记录中是个特例，它们记载的是咸丰七年到同治十一年间17年中的4次日食，或许到了清朝后期，在有些地方，人们更注重日食的详细记载了。
再分析一下四川《马边厅志略》传抄本和《邛巂野录》，与众不同，它们的记载形式比较特别，几乎都是如“日食，卯初亏，辰食甚，辰复圆”（[11]，182页）这种形式。而且两个地方志经常是同时出现。鉴于此，我们就以《马边厅志略》来分析，它的记载似乎更详尽一些。《总表》中有19条来自《马边厅志略》的记录，其中有4条是错误的。这19次日食记录，我们在钦天监预报中找到了其中的5次[7]，只有1763年4月13日“日食，酉初亏，入平地”的时刻与预报稍有出入，其他4次与预报完全一样（这里的一样只具体到十二时辰，因这两个地方志记载时刻只到时辰），钦天监预报的更具体、更详细（有具体时分，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详细到分）。有7条记录与正史记录的时刻不同，我们怀疑这7条也与钦天监的预报一样，另仅有2条记录的时刻与正史相同。“各省俱不见食”这种记录明显是直接或间接从朝廷发布的预报中抄来的，因为钦天监预报中有相同的文字，这样的记录有3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边厅志略》里的日食记录也不是实际观测记录。1815年之后，《总表》里没有再出现《马边厅志略》的日食记录，《邛巂野录》则又出现了6条，其中有两条是“日食，迷于雨，不克见”（[11]，207页）、“日食，广东、四川不食”（[11]，212页），这两条明显不是观测记录。而“日食，未初亏，申复圆”（[11]，209页）和“日食，广东、四川不食”都同钦天监的预报一样。由此可见，四川《马边厅志略》传抄本和《邛巂野录》极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朝廷发布的预报中抄来的。
此外，我们还认为广东吴川的记录也不是实地观测记录。在《总表》中共有20条广东吴川的记录，这些记录都比较简单，除去1条记“日食甚”以外，其他全记“日食”或“日有食之”。经计算查证，只有7条记录正确，且6条记录同正史一样，只有“日食甚”的1条例外（正史此日期也有日食记载）。另外13条中有12条是当日当地不可见，而其他地方可见的，其中有2条记录的错误是从属于正史的，即正史也记载了本来当地不可能见到的日食。因此，广东吴川的记录也可能是从正史或其他地方志抄录而来的。
6 地方志记载日食的原因
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壮观景象是引起人们关注日食的一个重要原因（[6]，43页）。在清朝日食的地方性记录中有大量的全食和近全食的描述，如“日食既，昼晦星现，鸡犬鸣吠，辰刻昏黑如夜，人皆惊骇”等。在1103条地方性记录中，有312条是关于全食和近全食的记载，其中有135条日食的记载确实是全食和近全食，占43％，其余的或当日当地无食，或当地食分偏小，构不成近全食。对于一些记载了全食景象，而当日无食的记录，我们作了一些考证，发现不少可能是弄错了日期，例如顺治七年十一月朔，浙江《长兴县志》记“日食既，昼晦逾时”，《德清县新志》记载“日食既，昼晦，恒星见”（[11]，150页），这两条记录似乎是该年十月朔之误。而对于当地食分偏小，构不成近全食的记录，则极有可能是由其他地方抄录的错误。当然前一种当日无食的记录也不排除从其他地方抄录而来的可能。如果能对前一种记录进行修复的话，则其价值可以得到充分利用。通过对全部日食记录的计算和查证，发现仅仅记载“日食”或“日有食之”的记录中有很多也确实是全食和近全食，这些从记载上看不出是大食分日食，但确实是大食分日食的记录，加上前面312条全食和近全食的记录，共计460余条，占了全部地方性记录的4成以上。实际上日全食是很罕见的，对于地球上某一确定地点，平均大约300年才能见到一回。可见当时人们对全食和近全食是相当关注的。日全食和近全食的壮观景象应该是地方志记载日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既然朝廷和皇帝对日食如此重视，难免地方上也会引起重视并进行记载，况且中国历朝历代以来各地的地方志，其中所记重要大事是可以和朝廷正史互相印证参考的。方志学的创始人，清代的方志学家章学诚主张“方志既为史书，当用史体”，“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而正史中必有天文志，凡此种种，都是方志记载日食的原因。
分野说是在关于天上的某一星星或某一天区同地上的某一地域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思想（星土说）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关于这种对应关系的系统的具体模式[14]。分野也是旧方志的一个书目，清代后志书中多不设此目，如清代王闿运在编纂方志时，弃旧志采天文星野之文，全用开方计里，咸取经纬之说，可见到了清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分野学说有了新的认识。刘次沅在《明代日食记录研究》中谈到由于受分野学说的影响，古人认为天象发生的星宿与所预兆的世间事变的地点是相对应的，因而在编修地方志时，往往在正史天象记录中摘取与本地“有关”的天象加以记载，明代的地方志中的日食记录就有不少这种情况（[6]，43页）。而在我们考查的清代地方志中的日食记录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了，只出现了寥寥数条，可能与人们对分野学说有了新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有最早和最完整的日食纪事，这些日食记录广泛地应用于历史年代学和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研究等方面。通过我们对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的初步探讨，发现其错误率还是很高的。经前人研究，《清朝文献通考·象纬考》中详细的交食记录是预报记录[15]，《清实录》和《清史稿》中的交食记录可能也是推算记录，而非观测结果（[9]，第51页），还有前文提到的明代地方志中日食记录错误率为70％。可以认为，交食史料是宝贵的，但由这些研究发现的不少资料的不真实性提醒我们，在利用它们时，一定要慎重。
7 结论
本文通过对清朝日食的地方性记录的分析和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1）在总共1103条地方性记录中，有546条与正史完全相同，这些记录的错误率很低，仅为2％[明代相应的错误率为8.4％（[6]，44页）]，可以认为它们中应该有许多是由正史抄录而来的；
（2）地方性记录中独立记录（与正史不同日期或有更详细的记载）有557条，其错误率高达54％[明代相应的错误率为70％（[6]，44页）]。
（3）完全独立的记录（即正史中此日期未见有日食记载）有311条，正确的极少，有可能是从朝廷颁行至各省的预报中直接或间接抄录的。
（4）地方性记录描述了全食和近全食景象的共461条，清代发生的全食和环食的中心带经过中国大陆的日食绝大部分都在地方性记录中有所体现，正确率也比较高。
（5）有一些地方志的日食记录不是观测记录，极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地抄自正史或朝廷发布的日食预报。
（6）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壮观景象是地方志记载日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明代地方志记载日食的原因之一（[6]，43页）]。
方志中的日食记录的错误率如此高，使用时应该谨慎。
致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刘次沅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
修回日期：2004-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