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之后：东南亚女总统与民主转型的性别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民主论文,总统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12)01-0079-07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开始了民主化浪潮，在这一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女领袖：1986年菲律宾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C.Aquino)领导群众运动推翻了执政长达20年的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政权；1988年缅甸爆发反对军人长期专权的民主运动，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站出来支持学生，以后她一直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并成为公认的领袖；1998年印尼爆发群众运动，要求执政长达32年的总统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下台，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是反对派领袖之一；1998年马来西亚爆发反对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专权的民主运动——“烈火莫息”运动(Reformasi)，旺·阿兹莎(Wan Azizah Wan Ismail)组建正义党，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2001年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e)因贪污腐败被迫下台，副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成为菲律宾第二位女总统，并连任两届。
女领袖在民主运动中崭露头角，获得民众支持，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她们是著名政治家的妻女，因为她们死去的或被囚禁的父亲和丈夫而登上政治舞台。①她们被视为男政治家的继承者，民众将对他们的热爱、怀念、同情转移到她们身上，使得女领袖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二是女领袖们在民主化浪潮中积极提倡民主、自由和人权，迎合了民众对专制统治的不满，对民主和人权的渴望，她们甚至被视为民主的象征，获得民众拥护。三是女领袖的女性特质，如温柔、顺从、不具有侵略性、非暴力等等，对于常年生活在军政府专制统治之下的民众很有吸引力，也使民主化浪潮中的反对派阵营乐于拥戴女领袖。四是女领袖都受过高等教育，属于精英女性，她们虽然从政经验不足，但她们的学习能力、洞察力以及勇气、毅力和对政治的敏感加强了她们的个人能力，使她们能在众多反对派领导人中脱颖而出。[1]最终，通过选举，东南亚有3位女领袖成为总统，即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1986-1992年在任)和阿罗约夫人(2001-2004年为第一任期，2004-2010年为第二任期)，以及印尼的梅加瓦蒂(2001-2004年在任)。
女总统都是在民主化浪潮中获得民众极大拥戴而上台的，但在菲律宾和印尼这样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社会，以及在民主转型的艰难进程中，她们掌权后会面临什么困境？这些困境又有多少来自于她们的女性身份？支持她们上台的那些因素是否还会对她们有利？本文将从性别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二、女总统面临的困境与争议
东南亚国家民主转型十分艰难，菲律宾和印尼都经历长期的专制统治，积弊甚深，亟须建立民主，振兴经济，消除贪腐，重建公正。在这一过程中，所有领导人都面临严峻挑战和批评，女总统因其性别，面临的困境和争议格外多。
1.能力：有为还是无为？
女领袖普遍被认为缺乏政治经验，但这在民主运动中被认为是优点，因为她们远离了政治领域的“粗鲁和肮脏”、腐败和贪污，因而更为纯洁。阿基诺夫人在竞选时说：“我知道我在经验上无法与马科斯先生比肩。我承认，我缺乏欺骗、偷窃、说谎以及暗杀政治反对者的经验。”[2](P224)梅加瓦蒂不善言谈，但在1999年6月大选中她却因为“沉默而受到赞扬”，她的竞争对手之一的阿敏·赖斯(Amien Rais)因为“饶舌而受到谴责”。[3](P21)外，人们认为女性顺从、不具侵略性，这些女性特质也使民主运动中的反对派阵营乐于拥戴女领袖，因为男性领导人认为女领袖易于操纵，女领袖较少侵略性和权力欲，对他们的权力不构成威胁。女领袖因为是著名政治家的妻女而获得选民拥戴，因没有权力野心而获得反对党拥戴。她们被认为至多只是一个聚拢民心的“象征”而已。
当她们成为总统后，她们马上面对的就是对她们能力的质疑。人们希望总统是极有能力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女总统作为著名男性政治家的替代者，不是靠能力而是靠父亲或丈夫的光环上台的。印尼许多人认为，梅加瓦蒂如果不是开国总统苏加诺的女儿，“她就不可能踏入政坛，也无法赢得任何选票”。[4]说她大学没毕业，一直是家庭主妇，沉默寡言，没有政见。阿基诺夫人也面临同样的议论。但事实上，梅加瓦蒂1985年就加入民主党(PDI)，1993年出任该党主席，1996年被迫离职后又组建民主斗争党，她并不一直是家庭主妇。而且，沉默寡言并不表明她没有主见，这是她的风格，她不随便发表未经考虑成熟的意见，她曾说，“对我来说，沉默就是政治行为”。[5](P38)梅加瓦蒂不仅面临对其能力的质疑，还要面临对其资格的质疑，因为她是女性，伊斯兰势力反对她当总统，说按照伊斯兰教义，女人不适合领导穆斯林国家。尽管她领导的政党在1999年大选中得票最多，但在国会的总统选举中，她还是败下阵来，只能当副总统。2001年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总统因贪污丑闻被弹劾而下台，梅加瓦蒂接任总统，但还是有不少穆斯林上街示威，抗议她出任总统。[6]为了减少伊斯兰势力的反对，梅加瓦蒂挑选伊斯兰政党——建设团结党主席哈姆扎·哈滋(Hamzah Haz)为副总统，这体现了她的政治智慧。
也有人，尤其是男政治家希望女总统没有能力，最好只满足于当傀儡和象征，好让他们掌握实权，这也是他们愿意拥戴她的初衷。如萨尔瓦多·劳雷尔(Salvador Laurel)之所以愿意作为副总统与阿基诺夫人搭档竞选，是因为他认为阿基诺夫人在当选后会回到“合适的”象征性角色上，而自己将掌握实权。[7](P536)但是，女总统是有能力的，并不甘心被操纵，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后即作出制定新宪法、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以温和立场反共等承诺，并尝试采取实际行动践行这些承诺。[8](PP46-65)这些承诺和行动体现了阿基诺夫人的独立领导能力及其推动民主的决心，但因为她不甘于当“象征”性角色，在其当选后4个多月，国防部长胡安·庞塞·恩莱尔(Juan Ponce Enrile)就支持了一次由马科斯支持者参与的政变，11月恩莱尔又与副总统劳雷尔支持了另一次政变。[9](P53)他们称阿基诺夫人在竞选期间承诺当选后实权由他们掌握，要求她兑现承诺，退回到“象征”的作用上去，否则将推翻她的政权。[7](P536)
在推翻专制政府的民主运动中，女领袖的家族背景和温柔、不具侵略性的女性特质深得民众和反对派欣赏，在吸引民众上是一种优势。但她们一旦上台执政，这些就变成劣势，不得不面对男政治家所不需要面对的难题：她们普遍被认为没有政治经验和能力，如果她们不恪守“象征”的“本分”，就会面临下台的危机；但如果“恪守本分”保持“象征”地位，又被认为没有能力，容易大权旁落，甚至因为“无为”而引起民怨，使民主转型困难重重。
2.施政：软弱还是强硬？
在推翻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中，东南亚女领袖的“非暴力”形象对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军政府和专制政权代表着暴力，热衷于动用警察和军队镇压民众反抗，而女领袖主张用非暴力表达诉求，民众觉得她们与独裁政府完全不同，“她们被本国人民视为母亲，视为和平、民主和安宁的象征”。[10](P61)这也是女领导人在竞选期间的“卖点”之一。
然而在获得权力以后，她们却受困于自己当初建构的非暴力形象。1987年阿基诺夫人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你们都想问这个问题：她能控制住局面吗？她难道不是太软弱了吗？”[11](P551)是女总统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普遍经历过强权统治的民众而言，她们的一些施政方式，如非暴力不合作，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协商，妥协解决叛乱、分离运动和政治大赦都被视为“妇人之仁”，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她们采取强硬政策时，又被认为不符合女性特质。
科拉松·阿基诺在竞选时强调以和平方式寻求与菲共(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NDF)、摩解(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和解是她的首要任务之一，为此她先后采取了政治大赦、与菲共和谈等较为温和的措施。但军方和政界批评这些政策“姑息养奸”，“过于软弱”，质疑阿基诺无力控制局势并企图推翻阿基诺政府。[8](P48)一份报纸就曾经以大标题形容阿基诺夫人：“菲律宾总统之职不是为软弱的心灵准备的”。[12]在巨大的压力下，阿基诺夫人改变了政策，认为“对付左右两派的恐怖活动，不能靠改革，而要靠军事行动”，并不再延长停火，使菲律宾一些地区再度陷入战乱。[8](P54)同样，在面对亚齐问题时，梅加瓦蒂起先是希望“通过民主机制、按照宪法和采用非暴力手段的原则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甚至为亚齐省和伊里安查亚省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公开道歉，[13](P156)但在与“独立亚齐运动”(Gerakan Aceh Merdeka)谈判破裂后，梅加瓦蒂采取了强硬措施，宣布对亚齐实行戒严，强化军事管制，以海陆空部队“先发制人”，对亚齐展开了“近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5](P38)苏哈托倒台后印尼涌现出不少极端组织，一些学者就认为是因为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缺少强人政权，使恐怖组织滋生，[14]言外之意，梅加瓦蒂总统对极端组织太过软弱。在巴厘岛爆炸案发生后，梅加瓦蒂立即颁布两项紧急政令，以强硬手腕对付恐怖主义活动，这是30多年来总统第一次颁布紧急政令。[15]阿罗约夫人在处理国内问题上“软”“硬”兼施，对国内武装叛军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对绑架等恐怖活动则是严厉打击。
同时，民主转型国家都要面对一个约束军方权力的问题，[16](PP285-306)军队向来强调“男子气概”，女总统的“非暴力”形象对军方而言是软弱的、不可接受的。[17](P238)偏偏在东南亚国家，军方都有极大的权力并高度政治化，菲律宾两位女总统在位期间，军队多次政变，虽然都被一一平息，但这也表明，没有军方背景的女总统在面对军队时劣势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阿基诺夫人、阿罗约夫人和梅加瓦蒂为了争取军队支持，在力主军队去政治化的同时，也对军队采取“怀柔”政策，几次三番与军方妥协，但这些妥协往往导致军队势力坐大，阻碍民主转型。梅加瓦蒂的当选和其后镇压亚齐分离势力都要借重印尼军警力量，为避免因丧失军方支持而重蹈瓦希德覆辙，当选之后她没有对军警的侵权及暗杀行为进行调查。[13](P141)对军方的“怀柔”也使她们面对“软弱”的指责。
但是，当女总统试图超越“柔弱”的女性形象，采取强硬措施推行政策的时候，又会因为与竞选时“非暴力”形象相悖而受到民众质疑。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迅速拟定新宪法，在位期间平息多次政变并竭力扭转菲律宾经济颓势，梅加瓦蒂在处理亚齐分离和反恐上充分展现了“铁腕”手段，阿罗约夫人则在整个执政过程中都体现出了“菲律宾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作风，她们的这些行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她们“软弱”的批评，但又遭到了“独裁”和“暴力”的批判，被认为违背了当初竞选时的“和平”承诺，最糟糕的是有时她们要同时面对这两种反对的声音。[18]
可见，因为东南亚女总统所处的民主转型环境格外复杂，因而受到的批评和争议也格外多。她们既要处理与“总统”身份相关的问题，也要处理与“女性”身份相关的问题，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往往又是相互交叉、相互矛盾的。角色的矛盾使女领导人面对“柔弱”与“强硬”的困境，并导致她们的政策出现反复和相互矛盾，这反过来使她们的政治能力进一步受到质疑，使其民主主张难以施行。
3.操守：廉洁还是腐败？
腐败和裙带关系一直是东南亚政治难以割除的毒瘤，②是民主转型的关键问题。
民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女领袖被认为是纯洁的和廉洁的，因为她们“没有政治经验”、“纯洁”，而且“未被玷污”，她们自己也乐于宣传这样的“清廉”形象，正如印尼女议员瓦蒂(Wadi)所说：“公众知道我们不像男议员那么贪污和风流，我们也比男人细心，这是我们的优点”。[4]
阿基诺夫人竞选期间便表示要减轻贫困，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为此，她在上台后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第一是宣布冻结和没收马科斯家族的财产，并追查他们藏匿于国外的资产；第二是进行土改。但这两项措施都受到了质疑：追查马科斯财产行动开始几个月以后，就有人指称其“监守自盗”，将马科斯家族的财产转移到阿基诺家族名下，[17](P238)菲律宾劳动群众党议员则指责阿基诺夫人的土改是失败的，因为大部分立法者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由他们支持的股票和分红计划实际上是维护地主利益，把小农转化为股东。而且阿基诺夫人自己的家族就是大地主，却始终没有对自己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19]埃斯特拉达总统因大量贪污而被“人民力量”的街头抗议赶下台，阿罗约夫人接任总统，她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消除贫困、打击腐败、摈弃家族政治等主张，但随后就陷入了大选舞弊丑闻，并被指从非法数字赌博行业中收受“分红”。[20]梅加瓦蒂在宣布新内阁前夕，与家人约法三章，要求他们今后要公私分明，不得败坏总统的形象，但她的丈夫陶菲克·基玛斯(Taufik Kiemas)被指利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力将很多亲朋好友安插到议会、政府和金融界的各个部门担任要职，并在印尼政府的企业紧急援助计划中徇私舞弊，谋取私利。[21]
另外，所有东南亚女总统在竞选时都宣誓要杜绝“裙带关系”，但事实上在掌权后，她们的家族势力和财富不断扩大。阿基诺夫人的长女玛利亚(Maria Elena Aquino-Cruz)、次女奥罗拉(Aurora Corazon Aquino Abellada)、小叔子阿加皮托(Agapito Aquino)和保罗(Paul Aquino)以官方或非官方身份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处理各种内政外交事务。[8](PP112-119)阿罗约夫人的丈夫、儿子和小叔子都通过为非法赌博活动充当“保护伞”敛财。[20]梅加瓦蒂的亲信，包括她的丈夫与儿子口碑极差，陷入贪污丑闻，2004年选举时甚至有评论员戏称梅加瓦蒂团队为“腐败组合”。[22]
当然，民众对女总统的个人操守还是持肯定态度，相比她们的男性前任的贪污丑闻和情场丑闻，民众认为女总统本人并不贪污，私生活也很“检点”。但她们的直系亲族涉嫌贪污和滥用职权，而女总统总是强调自己“继承家族事业”，使民众相信她们的确纵容亲属贪污和助长了裙带关系。民众本来对女总统的廉洁和反腐抱有格外大的期望，当他们对女总统会比男政治家廉洁的期望最终转变为失望时，对她们的反对声音也格外大。
4.妇女权利：重视还是漠视？
女领袖能在父权制社会走上权力顶峰，被人们视为是妇女地位提高的标志。女性主义认为与男政治家相比，女领袖更可能关注妇女权利问题。
事实上，女总统确实比较重视提高妇女权利。在菲律宾，阿基诺夫人的内阁就包括了多位女成员，有外交部副部长、女性主义者莱蒂西亚·拉莫斯(Leticia Ramos Shahani)，教育部长劳尔德·基萨姆平和担任贸易工业部部长助理、后来成为菲律宾总统的阿罗约夫人。她1986年任命的制宪会议共有46名成员，女性占了6位，制宪会议主席则是作风强硬的桑迭戈(Miriam D.Santiago)女士。1987年，菲律宾家庭法(Family Code of 1987)废除了马科斯时代许多歧视女性的法律法规，如对妇女离婚、再嫁自由的限制以及对妇女财产权的歧视性规定等。[23](PP551-560)梅加瓦蒂的内阁中任命了两位女部长，一个是妇女事务部部长苏马约托(Sri Rejeki Sumaryoto)，另一位是女商人出身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苏万迪(Rini Suwandi)。
但是，女总统在提高女性地位和权利方面的作为依然非常有限。在菲律宾，阿基诺夫人执政期间的确任命了许多女性在政府关键部门担任职务，但这些女性都属于名门望族，是菲律宾精英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与占多数的下层菲律宾妇女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与其说她们属于“女性群体”，不如说她们属于“精英阶层”。[24](PP11-12)制宪会议中的女性也是精英妇女，菲律宾妇女组织认为这些女性根本无法代表大多数菲律宾妇女的利益。[25](PP676-688)印尼妇女组织为了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积极推动修改法律，要求国会等立法机构的女议员应该达到30%的配额，但身为总统的梅加瓦蒂不但不支持，反而在妇女节讲演时明确反对设立配额，认为这损害了女性的尊严，令妇女组织非常失望。[26]有时，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女总统还会牺牲下层妇女的利益，阿基诺夫人为了刺激经济，鼓励进口自由化，损害了大多数小农场主(多为女性)的利益。她不顾众多妇女团体的反对，默许美国军事基地继续在菲律宾存在，从而产生了许多与女性性工作者利益相关的问题。另外，为了赢得天主教的支持，阿基诺夫人还同意关闭菲律宾的家庭计划中心(family planning centers)，逐渐疏远了在马科斯时期一直支持她的妇女团体。[27](PP93-94)
女总统被希望在提高妇女地位上有更大作为，她们也确实重视而不是漠视妇女问题，但是她们所做的努力和成效有限，受到妇女组织和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三、评价与思考
民主转型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过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认为，处在发展和巩固其新民主政治体制过程中的国家可能会碰到转型、情境和体制这三类问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上，民主化都会遇到障碍。[16](PP261-384)这些困难错综复杂，不是一两位领导人可以在任内解决的。正如昂山素季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专访时所预料的：“我可以告诉你，下一个政府日子不会好过。在26、27年默默地忍受痛苦之后，人民要开始说话了，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改革得够快，又使每一个人都高兴，人民会给下一个政府苦头吃的。”[28](P248)虽然她预言的是缅甸，但对其他国家也适用。
东南亚民主转型充满混乱和失序，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些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家族政治、裙带关系和贪污腐败。民主转型以来，菲律宾历任5任总统，印尼历任4位总统，其中的3位女总统和她们的前任及继任者一样，为建立民主政治、复兴经济、稳定社会做出努力，她们在这方面取得较大成就，阿基诺夫人在重建菲律宾民主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并受到极高评价：“科·阿基诺为菲律宾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29][P221]加瓦蒂也为印尼的民主转型作出贡献，有学者认为，“梅加瓦蒂作为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执政3年，稳定了政局，稳定了军队，稳定了经济，使印尼在1997年至1998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后走上稳步复兴的道路”。[5](P41)菲律宾和印尼的民主政治虽然成功建立，但还没有达到成熟，街头政治仍是常态。民主转型国家的民众政治参与空前提高，他们对专制、腐败、社会不公的痛恨与对民主、廉洁、公正的强烈要求结合在一起，转化为对领导人的高要求。女总统虽然只是众多总统中的一员，但因为她们是女性，其形象与东南亚国家传统的“政治强人”迥然不同，她们甚至曾被视为“民主”、“和平”与“自由”的“女神”，因此民众对她们曾寄予厚望，同时更加苛责。
女领袖在竞选时强调自己是丈夫或父亲的继承者，同时强调自己温顺、纯洁、非暴力的女性特质，强调自己的贤妻良母身份，她们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对父权制的认同和维护，淡化了自己“越界”的行为，从而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社会避过性别障碍，获得民众支持。但她们在执掌政权时面临更多的困境：她们一方面要像男性领导人一样面对风云突变的国内局势并力图促进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因为女性身份而面对来自多方面的指责。
因为是女总统，又是靠父亲丈夫的光环获胜，许多民众和政治评论家总是质疑她们的能力，甚至贬低她们软弱和没有能力应对复杂的现实政治。梅加瓦蒂已经证明她的执政能力，“印尼总统梅加瓦蒂访美取得成功，再次显示她并不是一个庸碌无能的家庭主妇，而是一个具有强势国家领袖潜能的总统”。[30]当她2009年竞选总统时，还是有政治评论家说“她(在2001年)是因为其父亲而当选……这次，她若要再当总统，就得证明她确实是有实力的”。[4]
因为是女总统，她们总是被认为“软弱”，尽管她们像男总统一样，有“软”“硬”两手，并交替使用，她们还是被认为“软弱”。许多民众期望“不独裁的强人”当总统，印尼2003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相当多的人希望选出一位军人出身的总统，[31](P187,P189)所以，在阿基诺夫人和梅加瓦蒂之后当选的总统都是以“强硬”著称的军人：菲德尔·瓦尔德斯·拉莫斯(Fidel Valdez Ramos)和苏西洛·班帮·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阿基诺夫人是任满下台，没有竞选连任，而梅加瓦蒂败给苏西洛则被认为是“执政三年表现平平”，“输在性别”(伊斯兰势力反对女性当总统)，“对谈会表现差劲”(她不善言谈，而苏西洛侃侃而谈、对答如流)等。[32]
因为是女总统，民众希望她们更纯洁，希望她们像家庭主妇一样，“用节俭、效率和能力等家务(妇女的)技巧打扫这个国家”。[27](PP93-94)但她们在消除腐败和裙带关系方面乏善可陈，其实男总统也没能消除这些痼疾，反而陷入多种丑闻中，女总统的个人操守至少强于男总统，但民众仍将女总统家人和亲信的问题归结到她们身上，对她们失望会更大，批评更多。
因为是女总统，人们认为她们会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许多妇女团体对此抱以厚望。但当她们发现女总统关注的重点与其前任无异时，就会大失所望并展开批评。其实，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社会，妇女地位提高和权利改善也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但是女总统因为是女性，在维护妇女权利和提高妇女地位方面也要面临男性领导人无需面临的各种压力。
从东南亚女总统掌权以后面临的困境和争议，我们可以看到父权制虽然在特定时刻能支持女领袖，但也能制约她们。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男女有别的性别分工、二元对立的性别特征都深刻影响到人们对男女总统的不同评价和认知，主要表现是性别刻板印象和双重标准。基于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的刻板印象，人们总是认为女总统能力有限，过于软弱，不如男总统有能力，不如他们强硬，实际上这些印象和批评并不符合事实。女总统也面对双重标准的要求，一方面，人们按男总统的标准要求她们，另一方面，人们又按女性的标准要求她们，所以她们面对的批评和指责更多。可以说，父权制在某种程度上为女总统上台提供了支持，但是，父权制既能支持她们，也能制约她们，使她们在执掌政权时面临更多的困境。
注释：
①科拉松·阿基诺的丈夫为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菲律宾著名反对派领袖，1983年被马科斯刺杀；旺·阿兹莎的丈夫是安华·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曾任马来西亚副总理，1998年被革职并入狱；梅加瓦蒂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的女儿；昂山素季是缅甸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昂山(Aung San)将军的女儿；阿罗约是菲律宾第五任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Diosdado Pangan Macapagal)的女儿。
②根据透明国际历年的腐败指数排行，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排名都靠后，评分都在4.0以下。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