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租减息的演进
——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
王龙飞
摘 要： 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产生过深刻的历史影响。从太行根据地的实际来看，目前学界有关这一重要政策的认识存在若干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中央政策为主线的简单化论述、以结果倒推起源以及将之局限于狭义的土地政策范畴等方面。事实上，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经历了从一项“改善民生”的政策到一场“明确阶级对立”的运动的曲折演进，而当减租减息发展成政治运动后，其实际所涉明显超出租息范畴，并且呈现出鲜明的斗争性，运动策略亦较前大不同。以这场大规模斗争运动为依托，地主等势力在经济上尤其是政治上受到严重冲击，广大群众得到进一步教育和组织，根据地社会权势格局由之发生深刻变化。
关键词： 减租减息； 太行根据地； 刘少奇； 土地政策； 群众斗争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施行的一项发挥过重要作用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土地政策。关于这项政策，从出台到中共建政后，陆续产生了大量言说。已有研究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中央政策为主线的简单化论述；二是以结果倒推起源；三是将之局限于狭义的土地政策范畴。相关研究多以中共中央政策为主线论述，更准确说是以中共中央几个文件为节点串联而成。具体而言，以1937年2月中共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的政策为发端，之后的洛川会议上减租减息作为十大纲领之一的“改良人民生活”的七项措施之一被列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① 大部分有关研究只是笼统地提及减租减息政策被写入“十大纲领”，鲜有指出这只是十大纲领之一的“改良人民生活”的七项具体措施之一。 再之后就是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及后续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至于1937年至1942年之间的大空当，常以“戎马倥偬”“缺乏经验”以及“地方未认真执行”这样的字眼轻轻带过。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5—596页；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这样的论述架构是典型的将复杂历史过程简单化，其间被遮蔽的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事关准确把握这一政策的来龙去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期间并非未执行该政策，如1940年各地不仅普遍在处理租息问题，而且甚为激烈。另外，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中央”和“地方”以及两者关系远不是后人所熟悉的那般形态，虽有中央的统一号令，但各地的执行因时因地存在明显差异，各地的实践反过来又会影响中央的决策。③ 参见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 不仅如此，1942年的决定除了规定地主要减租减息，还强调农民应交租交息，二者不应畸轻畸重，而这是此前的法令未有之义。① 1940年10月，时任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曾致信北方局及中央，指出晋察冀边区是年二月修正颁布的减租减息条例只片面规定对未执行命令的地主、债主的处罚办法，未规定减租减息后佃农、债户须依约缴租还债，是偏“左”的。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一九〇二——一九四八）（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9—180页。
与这种节点式建构相关，关于减租减息的历史认知也呈现出倒置现象。革命亲历者齐武在有关介绍晋冀鲁豫边区的著作中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减租减息运动。他指出：“边区的环境是广大的敌后农村，这里的群众运动或群众工作，主要就是发动与组织农民，而它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根据地胜败存亡的基本问题，是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基础，也是动摇封建统治，争取战后新中国光明前途的基础。所以，根据地的建设首先便要抓取这个最中心的环节。”②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0—101页；《晋冀鲁豫边区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这个论述的逻辑是，土地问题是发动农民的关键，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因此这是首先需要抓取的最中心环节。基于这个理路，有相当多的研究往往是先介绍该地减租减息之前的土地占有、租息率等情况，进而引导出减租减息势在必行的结论。仅从一般逻辑而言，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事实上，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根据地并非一开始就意识到减租减息是首要的中心环节，当然也难以预料到减租减息会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和作用。换言之，前述以几个文件和决议为节点的论述，严格说来只是时间上的先行后续，并不能体现历史本来的理路。齐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但他的这个论述逻辑为许多后来的言说所承袭或者不约而同。
此外，一般印象中作为一项土地政策的减租减息的基调是“温和”的。只不过“温和”与否不止是个感性认识的问题，还关乎对“土改”内涵的理解。在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序列中，减租减息之前是“打土豪分田地”，之后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其鲜明的斗争性和轰轰烈烈的场面感溢于言表。减租减息则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仅从字面看，其情形确似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等学者所称，是“温和的”“静悄悄的”。③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1页。 加之处在战事更显眼的抗战环境中，这种内政性质的运动即便在当时亦为外界所知不多，更添“静悄悄”之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除忽视了1940年激烈的租息斗争，还缘于对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之后的实际情况把握不够以及以土地占有的变化为衡量标准。事实上，且不论普遍发生的激烈的斗争，仅从与该决定差不多同时下达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即可看出明显的“斗争性”。认为减租减息是“温和”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这个政策未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消灭封建剥削，而是让双方各退一步。在这个思路中，把土地占有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而事实上，减租减息发展到后来已经不单纯是一项政策，而是一场以其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运动中所涉及的问题远超租息及土地范畴，运动方式也普遍激进。运动的结果则不仅仅是减了租、少了息，还深刻改变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势结构。④ 参见温锐：《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略论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的社会改革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换言之，减租减息运动存在明显的“扩大化”过程，且斗争色彩鲜明。上述看法仅以土地占有标准来衡量政策执行结果，相当于人为大幅裁减了这场运动其他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
以晋冀豫区为核心的太行地区是中共开展华北抗战的枢纽，减租减息是该地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项，且与陕甘宁、晋察冀、山东、华中等区域的情况有明显不同（不少研究对区域未做必要区分，常以“华北”概之），以下的讨论将基于晋冀豫区⑤ 晋冀豫区也就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地区、以太行山为依托创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也称太行根据地。抗战中，为适应斗争形势，该区区划和领导机关几度更动。为论述方便，本文一般不作严格区分。 展开。本文将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忠于史实，努力校正后设架构与原本循序的视差，以期呈现减租减息从“政策”到“运动”的演进脉络。
一、作为改善民生的举措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声明若国民党能抛弃内战、独裁和不抵抗政策，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解放》第1期，1937年4月，第19—20页。 这被认为是统一战线背景下中共土地政策之转向。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于1937年8月25日公布，“十大纲领”的第七项为“改良人民生活”，包括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等七条具体举措。②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第16期，1937年9月，第1页。
有关减租及农民土地政策问题，刘少奇在《十大纲领进一步具体化》的文章中有更细致的论述。刘少奇称，为了联合抗日，中共停止采用暴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是没收汉奸土地分给无地及少地农民，分配逃走地主土地、地方共有土地给农民耕种，并颁布普遍的减租法令，规定最高租额，减租至最低限度。③ 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78页。 虽然名曰“具体化”，但刘少奇依然只是给出一个大概的方向，并无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标准。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个纲领中“减租减息”和其他六项举措一样，目的是改良人民生活，并无特别之处，也未见中央文件以及付诸实践过程中关于此点的特别解释。换言之，减租减息产生之初并无特别之处，亦未显露有变革当时基本土地制度之意图。
各根据地中最早对减租减息作出反应的是晋察冀边区。1938年2月，为“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调剂群众利益，逐渐改善人民生活”，成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一律不得超过1分。④ 《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1938年2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聂荣臻忆述称，晋察冀边区创建根据地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创建根据地就有可能性。⑤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369—370页。 为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赋予其具体利权及改善其生活乃当务之急。聂荣臻说他们起初的做法是利用国民党提过的一些口号来实现共产党的主张，例如“二五减租”。这一减租政策，国民党并未真正实行，边区政府把这个口号接过来付诸实践，经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细化完善后即有了前述减租减息单行条例。⑥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464页。 虽然有了条例，但这一时期的实际执行却相当有限，仅在边区中心区域开展了一些工作。
在汪精卫公开投日、多地伪政权先后建立、抗战形势整体悲观的情况下，为坚定抗战信心，中共中央于1939年11月1日作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否则也是不可能的。”为此，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其中在经济改革方面，“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⑦ 《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1939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9、191页。 在中央的这个决定中，减租减息与废止苛捐杂税目的在于改善农民生活，这个举措和改良工人生活一道被定位为“经济改革”。
C、D泊位主要装卸货种为柴油，其他危险品均为少量采用瓶装运输（如乙炔、油漆等），按装卸丙类危险品的二级码头进行消防设计。
1942年4月15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冀豫区党委下发本区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即“四一五指示”）。指示称“过去提出从生产发动农民，从细小问题上发动农民，而忽视土地政策的执行是不对的……必须了解没有农民的解放其它团体也就建立不起来，建立起来也会软弱无力”，要使农民认识剥削关系与剥削实质，要尽量暴露地主阶级的凶恶、对农民的欺压狡诈，暴露其伪善面目，打破农民“良心下不去”的旧观念，启发其阶级意识，明确阶级对立，坚决回答驳斥“等天晴”等谣言，以鼓舞农民斗争勇气，巩固斗争情绪。⑥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1942年4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245页。
柑橘缺镁症状。缺镁时果实附近的叶片和老叶首先出现症状。缺镁初期，叶片先沿叶脉两侧产生不规则的黄色斑块，逐渐向两侧扩展，使叶脉间呈肋骨状黄化。后黄斑相互联合，叶片大部分为黄色，仅中脉及其基部的叶组织保持一块倒“V”形的绿色区。严重缺镁时，全叶变黄，遇不良条件时容易脱落，落叶枝条常在第二年春天枯死。症状全年均可发生，但以夏末或秋季果实近成熟时发生最多。缺镁在老叶上发生，叶片黄化呈肋骨状，叶片基部常保持较久的绿色呈倒“三角型”。柑橘缺镁时，冬季落叶严重。
简单化的斗争，加之连续的反对日军“肃正”作战牵制了相当的注意力，使得晋冀豫区这一时期减租减息工作未有实质推进或进展有限。不仅如此，随着黎城会议的召开，根据地的工作基调出现了较大转向，正在进行中的各项斗争不得不急停，租息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可能性亦被中断。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高级干部会议（即黎城会议）。这次会议既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统战策略的指示，更是针对根据地发展现状而作出变革的部署。黎城会议明确提出三大建设问题：建军、建党、建政，这在太行根据地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前的基调是“斗争”，过“左”倾向明显且普遍。⑦ 参见王龙飞：《改造动员：太行根据地的纠“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8年第99期。 屯粮运动、合理负担已经对根据地内的生产造成了严重冲击，牲畜数量锐减，荒地明显增加，乱捕乱杀等残酷打击的后果在当时及之后不断地显现出来。邓小平即认为当时会门的发展可能和乱捕杀人有关。⑧ 《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同志的发言》（1940年4月），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下），内部文件，1943年11月20日，第164页。 有关黎城离卦道事件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作为根据地腹心地区到1941年还发生数百人暴动投敌，相当原因应归于此前过火的斗争和运动。① 《黎城考察团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1942年4月），革命历史档案54-1-14，黎城县档案馆藏。 晋冀豫区农救总会提到，有些地方牲口减少90%，荒地增加三分之一。② 《晋冀豫区农救总会二年来工作材料》（1941年6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7页。 大批地主典地、分家，用一切办法逃避负担，生产情绪极低。③ 《太行根据地土地问题材料初集》（1942年9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2—613页。
为了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找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途径，适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型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发展动能，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十九大提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了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在乡镇实施产业扶持政策，建立产业园区，由点及面、由小及大，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加强对乡镇产业园区的研究，为乡镇地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支持。
1940年12月5日，李雪峰在晋冀豫区党委机关刊《战斗》撰文论述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李雪峰在文中指出有必要重新研究中共中央一年前出台的《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生活的改善”是群众普遍的基本要求，而过去三年则忽视了对这种要求的满足，其重要表现便是减租减息发出号召已有三年，但在许多地区仍未实际深入下去。不少地区几乎停止了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以致“越斗争群众越疲倦，越冷落下去”。② 雪峰：《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党与群众工作（提纲）》（1940年12月5日），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上），1943年11月20日，第189、191页。 与之前的有关论述明显不同的是，李雪峰首次提到减租减息“一经深入就必然涉及农村关系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和几千年来的统治关系”，因此不是表面的一减就行，而是要求不断地检查与斗争以及细密的组织工作。③ 雪峰：《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党与群众工作（提纲）》（1940年12月5日），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上），1943年11月20日，第190页。 该文虽然提及过去未能切实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但对下一步向何处去并未给出措置。对于这一问题，李雪峰在其拟订的晋冀豫区《一九四一年的战斗纲领》有明确的回答。他指出农民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仍是减租减息，尤其适逢年关时节，要求对这一工作“普遍加以检查与整顿”。具体办法是“经过农会自下而上动员，同时由政府特别是村政府说服地主、债主，召集双方开会，重订契约”。预计到必然引起租佃方面的纠纷，纲领要求农会与政府对之适当处理，于春耕前解决纠纷。李雪峰称此举是“对春耕作了最主要的准备工作”，春耕时就“不至于忙于处理土地使用问题，分散精力了”。④ 雪峰：《一九四一年的战斗纲领》（《战斗》第48期，1941年1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第56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减租减息只是被定位为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并无其他更重要的使命，其实现方式为平和的政府召集双方开会协商。
针对过去的严重偏向，杨尚昆在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不爱惜根据地和抓一把的现象”，要求必须树立“华北是整个八路军的根据地的观念”，“任何部队到任何地方都要爱惜，在任何地方抓一把，都是抓烂整个根据地，破坏整个工作”。④ 《杨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4月16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三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6—207页。 杨尚昆还特别提到，红军长征的深刻教训便是“没有建立一个根据地”。⑤ 《杨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4月16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三卷），第202页。 晋冀豫区党委在之后的工作总结中说，这次会议明确了根据地的观念，而这一点过去是比较模糊的，且从未提出过“爱护根据地”的口号。⑥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一九四〇年领导的基本总结与一九四一年领导的方针与方法》（1941年2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第173页。
黎城会议关于建政问题做了一个结论，主要涉及安定社会秩序和安定民生等两个方面。关于安定民生，相较之前主要有以下改变：一道关口一定税则，商、军同等待遇；重订屯粮政策（公布征收标准，最高30%，负担起点从贫农起，严格征收一次）；坚决执行支差法令，不得随意派差；严格脱产编制；不准县区村随意筹款。为安定社会秩序，会议明确表示政府保护抗日人民之人权，区村无捕人权，县无杀人权，违者反坐，且还将建立司法秩序和重颁“惩治汉奸”法令。⑦ 《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关于建政问题结论》（1940年4月24日），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下），1943年11月20日，第166—168页。
1940年4月23日，在会议还未闭幕时，晋冀豫区党委即发布《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该通知直言不讳地指出：“最近各地不断发生乱捕人杀人的严重现象。个别地区甚至采取狭隘的报复手段，草菅人命，实行恐怖行为，引起社会上一些人士的不安，予群众以极坏的影响。”⑧ 区党委：《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1940年4月23日），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上），1943年11月20日，第158页。 区党委指出这是“直接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秩序，对根据地的巩固以莫大的损害”。通知重申政府法令——禁止随便捕人杀人，县政府不经专员公署批准没有杀人权，区村没有捕人权。区党委要求各地根据此通知立即开展检查纠正工作，保证政府的这一法令迅速实现。
白城市先后从辽宁、山东等地选派技术人员669名，实行专家包保制度，开展全程技术服务。重点推广了四层、五层棚膜生产、中小拱棚生产、绿色有机生产等实用技术。先后引进金妃香瓜、抱籽甘蓝、白草莓等瓜果、蔬菜、水果新品种58种。
黎城会议由“斗争”向“建设”的转向以及保障人权法令的颁行，实际上是给此前火热的斗争和运动降温。这种情况下，必然引发斗争的减租减息仍然停留在文件中和口头上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如区党委所指出的，黎城会议新政策实施后，“群众斗争是消沉的”。⑨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下），1943年11月20日，第3页。 1940年7月，李雪峰在论述深入群众工作的文中，虽然反复强调了群众对于巩固根据地的意义，但对于如何发动群众，除了“自下而上地艰苦工作”“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方式”“站在群众里面领导群众”等原则性的号召和要求，并无更为实际和具体的举措，也完全没有提到减租减息问题。这从侧面反映出领导层虽然有发动群众的迫切要求，但在强调“建设”的背景下对于如何发动并无成熟可行的思路。
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同时发布的施政纲领中有关民生的条款声言实行二五减租，租额不超过土地正产额37.5%，年利率不超过1分，租息减后，须依约偿付。①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1940年8月），山西省史志院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1940年12月3日，晋冀豫区正式发布减租减息条例。虽然有了正式的政策条例以及具体的租息标准，但仍然没有实际落实。究其原因，除了前述大的政策转向，百团大战后敌之疯狂反扑严重挫伤群众情绪亦是重要原因。
LI Jian-qiang, ZHANG Ling-lin, ZHANG Li, YANG Ji-jiang, WANG Qing
当前，学生的座位编排依据主要有身高、成绩、男女搭配、互助共进、个性互补等，但不论是哪种编排依据，都存在一定的弊端，也受到家长与社会的诟病。
二、升级为运动
基于对减租减息意义的新认识，1941年1月，晋冀豫区党委发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减租减息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中心问题，也是党的基本政策之一。对于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区党委反省认为过去对于这点是认识不够的，“不知道减租减息牵连到复杂的农村习惯的统治关系与土地关系，会引起阶级关系的转动，因此，常常把这一工作当做季节性的工作去做，当做粗枝大叶的工作去做”。领导层虽然对减租减息的意义有了超越之前的“改善生活”的认识，但认为实施主体是农会，区党委的指示说“减租减息做的好，就等于农会工作做好了一半”。⑤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下），1943年11月20日，第4页。
基于新的认识，领导层对于减租减息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及时向区党委报送有关减租减息的材料以便研究，不久后区党委再次规定各级党应积极研究包括减租减息在内党的政策在群众中的具体运用。⑥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加强群众工作的决定》（1941年2月15日），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辑》（下），1943年11月20日，第18页。 整体上，如李雪峰所言，1941年秋冬，领导层对减租减息问题的认识还比较低，“没有把这项工作作为区党委直接抓的大事要事”。⑦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晋冀豫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明显发生变化的契机是1942年一二月之交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共中央这个土地政策的核心精神即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二者并举。按常情，减租减息另一面自是交租交息。不过，此前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都未明确提到交租交息，只是规定如何“减”，实际执行中也明显偏重于指向地主一方，以致在一些地方减租变停租。① 《武乡党的简史》，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1945年，第13页。 领导层认为这是过“左”，为团结地主，要求农民也应按约交租交息。中央此次决定修正之前偏向而明确二者应并举，是此次土地政策内涵较前明显不同而论者较少注意到的地方。
以中央的意志来推动土地政策的执行，是因为中央发现“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而且能够保持工作的经常状态，安定社会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与之相对应，在那些未认真执行这一政策的地区则是“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根据地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而当时的情形是“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要求各根据地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后，遂作出以上全局性的决定。②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1942年1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0—281页。
暂无充分资料呈现这两个重要文件的详细酝酿过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应是重要背景。1941年12月初，随着美国对日宣战，国共两党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估计明显乐观起来。中共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所发表的宣言中即热烈欢呼“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③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49页。 抗战胜利既可期，国共必然都要考虑未来何去何从，相对弱势的中共尤需如此。毛泽东在1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日美战争的爆发将造成有利形势：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将逐渐减弱，且无大举增兵可能；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3页。 基于这种将出现宽松环境的判断，中共对于抛开顾忌巩固根据地开始倾注更多注意力。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华中的指示中说因减租减息和改选政权工作未能普遍施行，“广大群众尚未普遍深入发动和组织起来，以致根据地还不算很巩固，因而地主资产阶级中间力量对我领导的政权，也尚存观望动摇心理，这是我们今天要用最大努力来克服的”。⑤ 《中央对华中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70页。 为增强群众信仰及扩大自身力量，中央提示华中注意近期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的各项指示，其中透露将要发布土地政策。1941年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指出1942年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⑥ 《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四二年中心任务的指示》（1941年12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73页。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更加显明地表露了与国民党争夺未来的意图：“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是跑到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⑦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95页。 可见，中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以中央意志推动执行土地政策，目标很明确——藉此争夺民众以图未来。这一点在晋冀豫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得到印证，区党委称在执行土地政策的运动中“几乎每一大的斗争，都与国民党直接间接接触的”。⑧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执行土地政策指示给中央的报告》（1942年10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9页。
关于这两个重要文件，中央强调其是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在通过这个决定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该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他还说“凡事不要轻易决定，决定只是已经成熟了的事情”。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59、361页。 可见，这一决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结合当时的情况，晋察冀边区和华中区的减租减息应当是“各地经验”的重要构成。
晋察冀和华中皆于1940年即推动减租减息，其背景是当年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决定要求“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以“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②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40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第263页。 如前文所述，晋察冀边区较早启动了减租减息，1940年后更有显著进展。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在1941年6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称，由于减租减息等政策的实施，晋察冀根据地内的封建经济制度和势力已经大大削弱。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赞赏晋察冀“创造性地实行减租减息”，并将相关经验转发给各根据地。③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一九〇二——一九四八）（第一卷），第192、190页。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鄂豫边区在1940年也开展了声势较大的减租减息。刘少奇提到1940年的夏收中，皖东各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群众对我之感情完全改变，各方面工作已走上活跃”。这个重要经验后来又在创建苏北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了复制。④ 参见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江汉论坛》2004年第4期；汪杰：《试论鄂豫边区的减租减息工作》，见李少瑜等主编：《中原伟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43、368页。 刘少奇的华中经验后来亦成为各地开展工作的范本，刘曾在晋冀豫区、晋西北介绍过华中经验。刘少奇和彭真等在不同地区的减租减息探索对于根据地的巩固都有明显效果，无疑构成了中央更广泛推展相关做法的重要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主要是原则性的，具体部署体现在《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对于这两个文件，中央指示前者“公开发表，各地应立即公布，广为宣传”，对于后者则明言“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⑤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99页。 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说：“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目前应当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⑥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98页。 该指示要求在实行“联合地主抗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因为只有“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指示号召各地为此展开热烈的斗争，并指出斗争中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过激行动，只要是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⑦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95296页。 中央此番“进击”精神与此前北方局黎城会议“收敛”精神相去甚大，前者明显在为后者“松绑”。
中央有关土地政策的这两个文件下达后，北方局和太行区都进行了讨论，但结论有明显不同。北方局的结论大体是在中央两个指示的框架内的进一步阐发和相关标准的细化，⑧ 《中央土地政策决定的讨论提纲》）（1942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81—188页。 太行区的讨论则将“斗争”作为执行土地政策的核心方式提炼了出来。太行区的讨论总结由李雪峰完成。该总结开篇即指出土地问题是农民最迫切、最核心的要求，同时也是封建势力的经济依托，因此要发动农民就“必须组织农民的土地斗争”，认为“也只有组织农民斗争，才能发动农民起来实行土地政策，才能削弱封建势力，同时也只有斗争，才能联合地主（与资产阶级）抗日”。① 李雪峰：《土地政策与农民斗争问题——中央土地政策的讨论总结》（1942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262—263页。 李雪峰进一步指出，在敌我斗争及反对顽固派反共反革命斗争的形势下，不发动群众斗争便“不能依靠群众，即不能把根据地与敌占区、大后方在基础上区别开来，即不能表现两种制度——殖民地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制度，及两条路线——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顽固派反民主反科学的独断独裁主义的政策，在实际上区别开来”。他认为这种区别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敌占区和大后方，封建势力是占优势的，如果不通过斗争给以削弱，则社会基础没有变更，在严重的斗争形势下，对抗战是非常不利的。② 李雪峰：《土地政策与农民斗争问题——中央土地政策的讨论总结》（1942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263页。
综上所述，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可缓解其心绞痛疼痛程度，消除其临床症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患者的预后效果，建议在临床中应用。
李雪峰特别提到，太行区在战前整体上不曾有过尖锐的阶级对立与斗争，倒是反共的氛围和舆论一直存在，农民对此比较模糊，地主经常利用这一点，宣传说八路军要走，中央军要来，以此欺骗恐吓农民。③ 李雪峰：《土地政策与农民斗争问题——中央土地政策的讨论总结》（1942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270页。 换言之，此番减租减息的直接目标便是通过斗争为农民从地主那里争取实际的利益，在群众观念中树立起根据地优越的地位；同时也要消除地主对于农民的压迫和支配，提高农民地位，使群众增加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仰，跟着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战。
以“斗争”推动减租减息和发动农民的认识来之不易。1942年4月，李雪峰在总结过去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明确表露此意：“经过学习对照检查，确实感到自抗战以来，虽然一直讲减租减息，讲教育发动农民，但是并未深刻了解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教育发动农民的深刻意义。我感到，我们在执行土地政策和发动农民斗争方面已经落后，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搞好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④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第133—134页。 这番认识表明，虽然以斗争发动农民乃土地革命时期的基本经验，但对于许多白区出身的干部来说，并非理所当然就知晓。换言之，革命经验亦需要传递。国民党派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谋徐复观虽然近距离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但他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未超出三民主义，只是眩惑在外地主的工具。⑤ 徐复观：《中共最近动态》（1943年），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五册）（上），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18页。
在“激进”指示之下，加之与阎锡山摩擦明显加剧，斗争氛围浓郁，晋冀豫区许多地方行动迅速过火。武乡实施了六万石公粮的囤积，采用举拳头表决的方式，负担主要落在少数地主富农身上。晋冀豫区委的调查称此举是“我们对武乡地主富农的一个普遍的空前打击”。虽然当时基本群众大部停交地租，但区委的调查指出减租工作实际上没有认真执行，只是简单地停交。后来虽提出四一减租及租额不超过千分之三七五等具体办法和标准，但并未能真正落实。④ 《武乡党的简史》，《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内部资料，1945年，第13、17页。 在邢台也进行了类似的斗争，结果是干部、积极分子、党员大多数停了租息，“老实落后”的群众暗地依然未减。⑤ 《邢台工作简史》，《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第74页。 这一时期，各地在斗争中虽触及租息问题，但多采取了停租停息这种简单而激烈的方式，根据地一时出现极为混乱的局面。原本是要通过减租减息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进而获得其拥护，但从减租减息到得到拥护远非立竿见影那般简单直接。这反映了当时领导对租息问题、特别是减租减息斗争与发动群众之关系的认知远欠充分，以致未能形成细密的步骤和策略。一如有关邢台的相关工作总结所指出的：“在当时客观条件下，是可以开展一个深刻的减租减息运动，将群众彻底发动起来，但因指导上对租息问题了解不够，缺乏完整的土地政策思想，以致失掉时机，没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⑥ 《邢台工作简史》，《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第74页。
添加剂法是在软土地基中加入一些物质，增强地基的抗压强度。软土地基承载力较小，需在软土中添加一些硬性物质以提高地基的抗压能力。常用的添加剂为水泥。垫层换算法适用于软土地基浅层处理。在软土地基中填充材料，提高地基中坚硬物质的含量。通常用泥土碎石等材料进行填充，利用垫层换填法包括手工作业与机器辅助两种方式。先将软基中的泥土抽取出来，再用碎石等材料进行填充。在具体施工中，当填埋深度达1m后，需在上层加设土工布，防止路基形变。此处理技术能有效增加路基的承载力，解决地基冻胀对路基的影响。
大多数非洲有竹林的国家竹材加工利用历史短暂，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埃塞竹材加工利用虽与先进国家相比较为落后，但历史悠久。而且20世纪70年代中国竹手工业专家就曾到埃塞培训，培训出了一批当地竹子师傅，这些人陆续培训了许多当地的竹子手工业者。特别是在2005—2006年中国开始举办埃塞竹材加工培训班之后，竹家具生产发展较快。目前，埃塞手工竹匠约500多人，几家竹子工厂工人约200多人。
至此，减租减息不再仅仅是为了“改良生活”，已经被赋予“明确阶级对立”的使命，其基本实现方式不是地主和农民坐下来谈，而是旗帜鲜明的斗争，运动式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则是借此教育和组织农民。可见，减租减息已演变为用来发动群众的依托。
三、运动的展开
虽然对于新的土地政策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工作部署，但受日军新一轮的“治安强化”运动的严重干扰，太行区的减租减息并没有立即展开。1942年3月30日至6月15日，华北日军发动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在5月集中两万五千人的兵力，发动“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等首脑机关，企图彻底摧毁以太行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即在此次反“扫荡”中壮烈牺牲，战争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GU Jian-lei, JIANG Jian-ping, TIAN Yuan, CAI Xiao-shu, LÜ Hui, YU Guang-jun
打人这样的激烈方式，普遍出现在此番斗争中。在武乡，斗争刚发动就打了人，消息很快传开，过“左”情绪、报复情绪被迅速唤起，群众说“斗嘴惹人干甚，不如打痛快”。① 《武乡党的简史》，《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内部资料，1945年，第25页。 在邢台，普遍出现大会吼叫、捆打、甚至用枪毙威胁等情形，内部报告称斗争中“左又复活了”，“一年来打的又天下大乱”。② 《邢台工作简史》，《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内部资料，1945年，第114页。
晋冀豫区减租减息运动的真正展开肇始于刘少奇的直接推动。1942年9月中旬，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取道太行。据李雪峰回忆，刘少奇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认为太行未能在抗战前期抓住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发动减租减息是一大失策，以致大部分基本群众没有普遍发动。时任和西县委书记李修仁忆述称，刘少奇当时还说再不发动群众大家就要死无立锥之地了。② 张成德、孙丽萍主编：《山西抗战口述史》（第三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8页。 刘少奇介绍了华中的经验，强调减租减息是根据地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在农村中造成农民的政治经济优势。③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第140页。 这不是刘少奇第一次传播华中经验。1942年4月，刘少奇路过山东根据地时即指出推进整个山东工作的关键在于“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山东分局很快作出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④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第420—422页。 1942年12月，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作有关群众运动的报告，再次分享了华中相关工作经验。他说，通过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农民起来了，换了脑袋，加上决心，不怕死，参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就多了，党的力量就壮大了。⑤ 《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1942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5—238页。据《刘少奇年谱》，刘所作报告为《关于群众运动及其他问题》，《刘少奇选集》所收录的为部分内容。
北方局时任书记彭德怀对于刘少奇的批评虽有不同意见，甚至“拍了桌子”，但仍决定首先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左权麻田为试点，深入开展减租减息。⑥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第435页。 彭德怀的反应表明，虽然中央在这之前已有指示，但在北方局在太行的日程上，减租减息工作仍然没有被摆到优先位置。不独彭德怀，时任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两年后在中共七大上检讨过往工作时提到北方局此前一个严重失误是“对群众没有进行彻底减租减息”，他直言“也可以说根本没有这个观念”。⑦ 《杨尚昆在七大上的大会发言——关于执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省（节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395页。 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刘少奇要求下开始行动了，北方局也只是谨慎地先行试点，而不是全面铺开。可见，太行根据地方面对于这项运动在原有基础上是否能产生进一步的效果并没有充分的预期，因而对此不甚积极。
在刘少奇的直接推动下，一个大规模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随后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区开展起来，此前未受日军此次治安强化运动影响已开展工作的地区则按计划将运动继续向前推进。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春天，整个太行根据地经历了一波群众运动的高潮。
要让地主放弃承续已久的利益，即便是一部分，实际上仍然非常不容易的。再加上租息的问题并不好下手，而上级又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先斗起来。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并未按区党委确定的一开始即剑指减租减息，而是从其他问题寻找突破口。以榆社县西周村的群众斗争为例，可说明这个问题。① 《榆社西周村群众斗争》（1942年11月19日），革命历史档案1-1.1-3，榆社县档案馆藏。该件为手写本，与潭村、西周村、下赤峪、南村、云簇、讲堂、屯村等村群众斗争工作材料合在一个案卷中，未标明作者，据内容当为村支部。以下关于西周村群众斗争的引用皆来自此件，不再一一注释。 西周村的群众斗争一开始即将该村大地主杨培芝作为主要斗争对象。杨培芝抗战前即在全县享有较高名望，家有一顷四十亩地，年收租120余石，放债数千元以上，在太谷有药铺，在北平有存款。抗战前，杨培芝曾当过省政府视察员，还在太原师范做过教员。抗战开始后回到家乡西周村，以其声威常常干预村政。西周村于1938年开始有了中共支部。由于不向抗日政府缴公粮，杨培芝在1939年即成为斗争对象，在群众大会上曾被捆了一次，他暂时低头，不再敢公开出头。
1940年黎城会议后，政府颁布保障人权法令，明令禁止之前的过火做法，西周村的斗争转入消沉期。杨培芝见政策转变，“经常破坏造谣，曲解抗日政府法令，打击村干部，削弱村干部的威信”。对于这样实力雄厚的大地主，村干部无可奈何，斗争不知如何着手。杨培芝之弟杨大牛为人不好，在村中经常骂人惹事，喜欢搞“破鞋”。这些琐事让许多群众对他很愤恨，但因为杨培芝的存在，大家也不敢惹他。区委干部在主持村支部的讨论时指出，斗争杨培芝一时难以起来，可以先打击杨大牛，等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后，再斗争杨培芝。杨大牛由此被确定为第一次大会斗争对象。
中央上述必须实行的激进经济政治改革决定出台之后，各根据地陆续有了一些动作。基于太行数县的调查，八路军民运干部黄远1940年初在《解放》周刊发文呼吁晋东南立即进行减租减息。黄远在文中指出，调查显示土地租额武乡最高达66%，平均为38%，加上畜力、种子、肥料，农民一年实际所得不足五成，不够基本饱腹；农民借钱月利最高1角5分，最低1分，有借粮春借1斗秋还1石，利滚利盛行，负债农民占40%以上，因无力偿还而被没收屋院、田地者众多。① 黄远：《晋东南的迫切的减租减息问题》，《解放》第102期，1940年3月，第11、12、13页。 文章非常直白地指出：“民众不是木头，不是一纸命令就能组织起来的。民众最初的要求常是关于本身的利害，也只有从他本身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作起，才能真正组织起民众，才能渐渐从本身的利益要求提高到为民族利益而奋斗——为抗战胜利而斗争。”黄远分析称晋东南群众工作没有充分深入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民生改善作得非常不够”，以致不能如晋察冀边区人民所普遍感到的“抗日比不抗日好”。② 黄远：《晋东南的迫切的减租减息问题》，第11页。 黄远特别指出，时值年关，正是收租收息之际，此时进行减租减息，农民的感恩情绪尤为强烈，对于动员群众参加有更为显著的作用，由此他指出“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实在是头等迫切的问题”。③ 黄远：《晋东南的迫切的减租减息问题》，第14页。
嗜水气单胞菌、鲁氏不动杆菌、温和气单胞菌等均可导致腐皮病的发生，外伤、营养不良和水质恶化是该病发生的重要诱因。特别是在蛙池内无饲料或投喂量不足时，会出现大蛙残食小蛙现象，造成小蛙挣扎逃脱后头背部位皮肤受损，诱发腐皮病。该病流行于夏、秋两季，8-10月份是发病的高峰期。该病具有发病快、病期长、致死率高等特点，幼蛙死亡率高达90%，且常与红腿病并发。
在斗争会上，杨大牛不承认错误，质问群众，并直接骂分委，还破口大骂全村人在欺侮他。在场群众被激怒，动手打了杨大牛，杨见势口头上当场承认了错误。这次斗争虽无大的成绩，但打破了僵局，群众兴奋起来了。考虑到杨大牛可能搞阴谋，支部经过讨论认为应对其进一步斗争。加上当时有敌对分子捣蛋，经过启发，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武装起来，民兵应该积极掌握手榴弹和枪支等斗争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民兵很快扩充了9人。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斗争，目的是要求杨培芝减租。杨培芝利用过去共产党解决问题存在不彻底的情况，采取拖延战术，表面上积极慷慨承认错误，并答复三日内退租4石，之后则不仅迟迟不兑现，还跑到区政府告状说村里又斗他，企图利用保障人权法令打击村干部。
这种情况下，村里组织了第三次斗争。这次斗争以联防为单位组织了500余人参加斗争大会，群众声势更为壮大。杨培芝被质问为什么过去一个月还不退租，他狡辩说已经答应要退租了，只不过粮食还在他家。群众很愤怒，有人冲上去要打他。大家又质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减租。由于害怕再挨打，杨培芝当场答应减租。杨培芝曾骂过村干部，群众问他你骂“日他娘”是骂谁，他说是日自己娘。有人说：“你现在对干部不满，对群众也不满，民兵到你家催一下公粮也要骂。”最后提到他造谣说八路军被消灭了，中央军就要来了。杨培芝说谁听见了，两三个人立即出来证明，下面的群众又一涌一涌要打他，杨培芝见势赶忙承认说过，愤怒的群众还是拥上来打了他一顿。斗争大会结束后，群众随即到他家退租。
斗倒杨培芝后，村里又很顺利地拿下另外几个小地主。这便是西周村群众斗争的主要经过。
西周村的这场斗争之所以能发动起来，一个关键原因是有各村的上级组织——区委在撑腰。区委虽然并不站在前台，但在斗争的发动阶段，村支部缺乏足够的威信，难以自主发动群众，需要区委帮助制定斗争策略，并联合其他村一起斗争以壮大群众方面的力量。在斗争过程中，区委的适时介入对于把握斗争节奏和分寸也非常关键。在区委的直接指导下，西周村对杨培芝的斗争在策略上是先从外围（杨大牛）突破，在斗争的焦点上是从简单问题开始，然后再逐步发展至核心目标和中心问题。从西周村的斗争来看，虽然也涉及减租，但之所以斗争杨培芝，主要原因显然不是租额问题。杨培芝的身份既是地主，更是具有较深资历的地方实力派。作为原有秩序中的实权人物，其能显著影响村政，抗交公粮、不服从村干部等挑战甚至蔑视中共抗日政权的举动，正是他成为斗争对象的主要原因。通过斗争，原有的权威被严重削弱，民兵武装得以扩充，村政权威信得到增强，群众真切认识到自身的力量。
细致辨析可发现，减租减息发展到此，组织上和群众基础上有了各自的侧重点：前者意在打倒旧的权势人物和摧毁旧的权力秩序并建立起新秩序，后者更在乎地租、利息这些事关生计的实际问题以及日常人际观感。各有侧重的目标在斗争运动中交织到一起，非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回过头去看，在减租减息作为一项改善民生的对策提出之初，党组织和群众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当这项政策发展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时，减租减息便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意义和使命。换言之，减租减息也就远远超出租息本身，其实现方式也不可避免地超出温和协商的范畴。
晋冀豫区党委在总结五月反“扫荡”时，认为这次战争最大的经验教训在于：“发动群众非常不够，即有些发动也不平衡不经常，因之战争一到严重境况，就痛感无依靠。同时明显看出，只要进行过群众斗争，相当地解除了日常政治压迫与经济束缚，群众对我就很密切，群众就听受领导。因此今天必须争取时间，抓住空隙，发动群众。”①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五月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与当前备战工作指示》（1942年8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541页。 区党委要求接下来要认真贯彻执行土地政策，做好减租清债工作，解决合理负担之悬案与不公问题，同时还必须打破守旧地主或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在土地政策执行中，要向群众联系解释土地政策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主张，八路军是人民群众的军队，是最关怀群众利益，并坚持为保护人民利益坚持抗战到底。同时反问，那么老百姓应该如何对待军队？
上级要求在根据地的斗争方式应是民主的，是为了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但在实际斗争中打人这样的激烈手段却是最直接有效的。二者虽然存在矛盾，但为了发动群众，只要不过火，组织上一般予以默许，或者只是进行原则上的训示。在对杨培芝的斗争中，除了直接动手打人，群众对其还有言语侮辱。可见，群众斗争不仅是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削弱，还要在人格上对其极尽侮辱，以打击消解其威势。
群众敢于对地主动手，离不开群众武装的支撑。经过这番斗争，杨培芝在经济上受到削弱，更重要的是政治上遭受严重打击。与此同时，村支部和村干部借由领导斗争、组织群众武装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威望，群众开始相信和服从村干部。一项由晋冀豫区党委发布的、基于该区13县39个支部的调查研究表明，“凡群众运动深入的支部，支部战斗力就强，支部就巩固，就能够领导群众应付战争及完成动员任务”。③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十三县三十九个支部的初步研究》（1942年9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695页。 群众通过斗争得到了一定的实际好处，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情绪更加高涨。领导上所预设的通过斗争建立基本群众对地主的优势也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形成。调查显示，随着农民逐渐觉悟和组织起来，地主在村中已变成“人来散”，和地主说话的人被大家看不起，即便说话也是对其恶言恶语。④ 太行分局组织部：《武乡农民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初步研究》（1943年6月25日），革命历史档案3-47-1，武乡县档案馆藏，第37页。 这样的结果显然已远远超出“改善群众生活”。
四、运动的结果
本轮全区性的减租减息运动，显著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有土地占有、租佃关系、权力结构等状况，被认为“使太行根据地的工作发生了重大转折”。⑤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第436页。 据统计，榆社在运动中一、二、三、四区合计发动斗争72次，参加人数达14 590人，平均每次斗争大会参加者有200余人。解决了如下问题：减租订约问题2 322个，清理旧债问题839个，土地纠纷问题695个，妇女问题139个，雇工问题237个，青年问题27个，其他问题（砍树、偷盗等）277个。⑥ 榆社县委：《群众运动与参军工作的总结》（原件未标时间，据所在案卷及内容推测应为1942年年末），革命历史档案1-1.1-4，榆社县档案馆藏。 据武乡县统计，经过8、9、10三个月的群众运动，全县50多个村（占根据地行政村半数以上）解决租息问题12 000多个（不算普遍订约），典地订年限7 000多顷，租地订约（由永佃权改订契约）160多顷，清债22.6万多元、铜钱82 000多吊、粮540石，退文书13 400多张、欠利条子2 800多张。①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第143页。 在太岳中条区，在中心区共发动了15个村的群众，减去谷子1 400石，其他一个地区退回押租26万元，收回押地1 503亩，抽回典地507亩，抽回混合地4 000亩，抽回房子229间。在斗争中经过民主选举农救会53个，培养村群众干部195人，发现积极分子4 285人，解决农村纠纷问题6 000个，争取开明地主10余人与农民的团结，明确了村中的阶级关系，群众情绪大大提高了。② 李大章：《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战斗》增刊第16期，1943年3月20日，第12页。 此番减租减息运动所涉人口之众，土地之多，财产之巨，可见一斑。亦可想见，彼时的太行根据地绝非“静悄悄”。
广大根据地农民经由斗争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虽然分配斗争果实上存在不均情形，但在总体上农民手上的土地从无到有，或者从有到多，农民身上的债务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减轻或解除。据太行区党委研究室的调查研究，太行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因此次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减租、减息清债、增资、负担挤分、反贪污退款等斗争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地主受到极大削弱，富农受打击也不小，超过三分之一的贫农上升为中农。③ 太行区党委研究室：《太行区经济结构域抗战开始后社会经济变化》（1944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七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4—302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番减租减息中，地主阶层并不是首次受冲击，他们在此前的屯粮运动、合理负担运动中即已被削弱。不过，屯粮运动和合理负担运动在实际上针对的是地主手中过往积累的“余粮”，基本未触及土地问题，也不太涉及地主的政治权势。因此，相较减租减息，之前的运动对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的削弱、对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冲击都是相对有限的。
2.2.3.3 烘烤及冷却 将成型后的饼干放入刷油黄油的烤盘中，入烤炉烘烤，烘烤温度和时间为：面火温度为180℃，底火温度为170℃，8～10 min，烘烤至饼干成熟即可，饼干上表面为淡紫色，底面为微黄色，取出后冷却至室温即得紫薯酥性饼干成品。
经济斗争的成效即刻作用于政治，群众的发动状况大为改观。李雪峰称：“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后，参军、参战、支前积极性更加高涨。”④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第143页。 这正是发动减租减息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在发动群众斗争时，有人宣称“斗吧！斗来斗去都斗到八路军里去了”。⑤ 杨殿魁：《一九四二年人民武装政治工作几个问题总结》（原文未注时间，从前后编排上看应为1943年初），太行区武委会：《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武装建设材料辑存》（第一集），1947年5月20日，第151页。 这被认为是破坏分子在造谣、挑拨，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言论则在相当程度上道出了群众斗争的实情。也正因为要的是“斗”及其造成的结果，所以因什么而斗反而不重要，原本就无所不在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矛盾和纠纷皆可为斗争触发点和突破口。左权县在总结群众斗争时就指出，应当吸引妇女也参加斗争，因为她们更能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在这些小事上来提高阶级觉悟也是很有帮助的。⑥ 《左权县农民土地斗争初步总结》（1943年），革命历史档案1.1-1-065，左权县档案馆藏。 这正可以解释以下的数据和现象：1942年19个县的统计，减租减息斗争实际只占全部斗争次数的18%。⑦ 若愚：《一九四四年冬季以来减租运动总结》（1945年），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七卷），第469页。 斗争制造新的对立，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左权县的斗争中强调要将乡村中原本存在的外来户与本地户、大村与小村的矛盾关系统统打破变成阶级关系。⑧ 《左权县农民土地斗争初步总结》（1943年），革命历史档案1.1-1-065，左权县档案馆藏。 超过八成的斗争与租息无关，以及一切的矛盾都要归结到阶级关系，都在一再表明这场以减租减息为名的群众运动的实际内容远远超出租息范畴。来自地方的工作报告把这些称之为用于做好发动群众这篇大文章的各种“题目”。⑨ 《邢台工作简史》，《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内部资料，1945年，第106页。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指导冀鲁豫根据地群众运动时曾明确表示“把党的土地政策内容认为只有‘减租减息’四个大字是不妥当的”，反恶霸、反贪污、反黑地等亦是基本内容。⑩ 《邢台工作简史》，《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内部资料，1945年，第106页。
减租减息运动既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削弱地主、士绅，同时也是要通过瓦解他们的权势摧毁旧的统治秩序，树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基本群众的政治秩序。抗战之初，在八路军的引导下，中共通过各种方式首先掌控了县级政权，但广大乡村仍大体遵循原有方式继续运行。为改变县政权事实上被架空或掌控无力的状况，减租减息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村政进行改造，或者帮助已在位的中共村干部树立威信。据材料显示，在武安等地旧势力对中共政权干部即采取“上拉下买中不理”①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执行土地政策指示给中央的报告》（1942年10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793页。 的策略——对县里来的干部请吃送礼，收买村级干部，对区级干部则不予理睬，甚至派自己人打入区委。这显然是比前述村中士绅杨培芝等抗粮、干预村政等行为破坏性更大，同时也更难对付。这也是为什么除了与租息直接相关斗争外，还有大量的关于其他问题的斗争。晋冀豫区党委便认为反汉奸、恶霸、会门、贪污是更具“直接政治意义”的斗争。②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执行土地政策指示给中央的报告》（1942年10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789页。 通过这些斗争，实现对反对势力的打击，特别是还顺势建立起民兵这样的群众武装，无疑能够有效震慑潜在的反对者以及不合作者。
除了上述这种看得见的除旧立新，中共当然还希望藉由这个运动将影响力和控制力落实到最基层，刷新每个农民的大脑，让他们通过斗争、通过运动熟悉并接受革命理念，进而帮助和参与建立新的农村政治秩序，为中共领导的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如彭德怀所说：“经过群众自己斗争而获得减租的利益，群众才能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体会到抗日民主政府与过去政府的基本不同，认识到政府的好处与军队的好处。这样政府的威信，才能真正提高，才能得到群众的真正拥护，而群众也能从自己行动的经验中，体会到自己力量的伟大，组织的重要，使群众组织进一步巩固起来。”③ 《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2月18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946页。 时人观察到，经过斗争，比较彻底地摧毁了旧制度、旧思想、良心命运思想，打击了地主阶级投降妥协思想，使群众摆脱旧思想的羁绊，打下了各种革命建设的基础。④ 《邢台工作简史》，《太行党史料辑存》第二编，内部资料，1945年，第107页。
这样一场直达根底的深刻变革，通过平和的手段或许也能达到目标，但显然不及激进的手段更加直接有效，而在当时的局势也容不得优游和缓的方式。激进的手段之所以有效，正如论者所言：“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佃户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⑤ 范力沛：《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46页。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理，斗争中一些激进的行为在事实上是被鼓励的。关于减租减息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刘少奇认为应该区分“领导上的过左”和“群众行动上的过左”，对于前者应该禁止，而后者则“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应该害怕的”。⑥ 刘少奇：《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1942年12月9日），《刘少奇选集》（上），第240页。 关于运动过“左”的问题，1937年初刘少奇在关于“西安事变”和群众运动给张闻天的信中恳切表示“左”倾错误是大革命时期的沉重教训。刘少奇说群众运动的“左”倾错误极易发生，且一旦发生影响重大，“常常用尽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他警告说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⑦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 短短几年间，刘少奇对“左”的论说发生显著转变，体现了形势的深刻变化，也印证了此番减租减息运动鲜明的斗争性。
五、结 语
太行区党委1944年为贯彻进一步减租时即强调前次减租减息运动的重要意义：“1942年以来的经验证明，减租运动乃是最合理地调整阶级关系，增强对敌斗争力量，建设新民主主义根据地最本质的一环。”① 《太行区党委关于贯彻减租运动指示》（1944年11月17日），中共太行区党委编印：《一九四四年太行党的文件选辑》，内部文件，1946年4月，第109页。 杨尚昆在七大上不无悔憾地说如果黎城会议所提的三大建设里要有“所有这些建设，都要靠彻底的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这样的基础来执行”这样一条就对了，也显示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重要意义。② 《杨尚昆在七大上的大会发言——关于执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省（节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95页。 邓小平1945年在冀鲁豫分局布置减租减息运动的会议上也提到太行在减租减息运动上的“最沉痛的教训”：“我们曾在一个时期犯了忽视这一中心环节，错过了几年宝贵时机的错误。”③ 邓小平：《在中共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6月6日），谢忠厚、张圣洁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第562页。 1942—1943年的这轮群众斗争，虽以减租减息为中心，但不限于此，还大量涉及反贪污、反维持以及诸多日常琐事和历史问题。斗争的结果一方面为农民争取了利益，另一方面也通过打碎原有的体系让中共组织深入到最基层，并且有效地震慑和消除了潜在的反对力量。抗战之初，在八路军的主导下，中共通过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掌控了县级政权，但广大乡村虽屡经斗争冲击仍在相当程度上遵循原有方式继续运行，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则在深度改变这一状况。显而易见，不管是当时还是之后，减租减息运动都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和影响，深刻地塑造了历史进程。
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减租减息会被当作抗战时期中共的一项重要政策。与后人熟知的这个定位所不同的是，这一政策从提出到细化到实践再到扩大化经历了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就中共的角度而言，在应接不暇的军事斗争以及需要兼顾统一战线的环境中，土地政策并非其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或者缺乏合适的处理时机，因此在较长时间里，从延安到各根据地要么未予充分的注意，要么注意到亦未能真正推行。再者，对于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种双方各让一步的折衷办法，究竟能产生多大效果，领导层事先也难有乐观的预期。由此，北方局和太行根据地方面在中央明确指示后还不能参晓其中奥义或者不能认同上级的判断，亦不足为怪。这项运动在1942年、1943年真正展开并掀起高潮，基本背景是中共中央判断日美战争爆发将导致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作为原因和回应，有必要通过更大范围、更高强度以及更加有策略地执行土地政策发动斗争以进一步教育并组织群众。太行、山东等根据地都是启动较迟后在上级推动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而逐渐认识到其对于发动群众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从运动的实际情形来看，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领导层对群众运动认识的深化，减租减息斗争明显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粗糙到精细深入的演进过程，根据地社会的阶级关系也由之发生深刻变化。减租减息运动政治意义的显现与斗争策略的精细化、斗争议题的扩大化以及斗争方式激进化密不可分。单纯的减租减息在许多地方甚至连使运动开展起来都做不到，遑论调整阶级关系，但又不能像之前那样只打不拉。如何把握分际，正是此番运动与前不同之处。运动实际所涉超出租息范畴，及其带有的鲜明的斗争色彩，都在提示我们减租减息的实际内涵远比字面所示更丰富、实际情形也比一般想象的更激进。
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通过对793位入住老年人的调查，发现383位老年人完全正常（48.30%），279位老年人具有不同程度功能下降（35.18%），131位老年人存在功能明显障碍（16.52%）。380位男性老年人中，188位完全正常（49.47%），132位具有不同程度功能下降（34.74%），60位存在功能明显障碍（15.79%）。413位女性老年人中，195位完全正常（47.22%），147位具有不同程度功能下降（35.59%），71位存在功能明显障碍（17.19%），男性和女性在生活自理能力水平的分布位置相同（P＞0.05）（见表 6）。
附识：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王奇生、黄道炫、杨奎松、李金铮、应星、胡永恒等师长的指教，匿名评审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一并致谢！本研究得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CNU19TD010）支持。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基层档案的太行根据地‘全民皆兵’体系研究（1937—1945）”（17CZS046）
作者简介： 王龙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邱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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