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沼沿（SHIN, SOYEON）[1]2016年在《主要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模式及对朝鲜的启示研究》文中认为构成二十世纪冷战体制中一轴的社会主义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通过体制转型从历史舞台消失之后,维持社会主义体制命脉的国家只剩了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不过在其中,中国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越南和古巴是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一直进行改革开放。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已经发展为经济大国。此外,越南、古巴推行改革开放以后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朝鲜经济自00年代后期以来,呈现出停滞状态,陷入了粮食、能源、原材料、外汇短缺等经济危机,因此,为了恢复经济,朝鲜必须进行改革开放,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如从前面所述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例中所看到,凡是成功推进内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体制都得以生存下来,而没能有效推进或拒绝推进改革开放的体制最终都走向了崩溃,从这一点来看,朝鲜要想维持体制,必须要进行改革开放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朝鲜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想避免如像过去的惨痛失败,就有必要把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给出的启示有效地结合到朝鲜的实际情况当中。即,朝鲜应认识到改革开放是维持体制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同时也应认识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应按良性循环结构紧密结合；只有与周边国家形成友好的对外环境,改革开放才能得以成功；应重视对初期的体制内变化要进行有效管理；需要形成主导改革开放的支持势力等。本文将中国、越南、古巴的改革开放事例,作为研究朝鲜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主要依据,拟通过观察朝鲜的经济现状和改革开放事例及其局限性,找出朝鲜改革开放的方向。
王柏松[2]2002年在《逐渐走向改革开放的朝鲜式社会主义》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不仅是社会主义复兴和发展的主旋律，而且是增强社会主义竞争力，显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希望所在。近年来，由于全球化和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浪潮的影响，朝鲜也在逐步革新思想观念，改变传统经济模式，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界对这一历史性变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成果较丰硕，争议颇多。本文也拟就此问题谈些个人的理解和看法。文章能够以哲学分析的视角，对朝鲜建国以来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进行理论和实际的论证。而且文章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这一线索，着重从实践角度分析和介绍朝鲜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探索历程，并将其放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以阐析、论证，以及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朝鲜走上全方位改革开放之路的可能性和障碍。从而对进一步认识朝鲜式社会主义极其渐进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文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追溯了“主体思想”的提出，认识，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朝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运用辨证的方法探索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外因素。第二部分描述了朝鲜正在对内进行有节制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奉行谨慎的局部的对外开放的历程。第叁部分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角度有力地论证了朝鲜改革开放全方位推开的可能性和障碍。
文香妍[3]2003年在《朝鲜改革开放的可行性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冷战结束，旧的秩序落下屏幕，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世界正处于随时变动着的敏感时期。大国都想在这种关键时刻，增加本国各方面力量，扩张势力范围，以便在未来新的世界秩序中，担当重要角色。地处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由于其自身具有的地理上战略重要性，成为了各国角逐的热点地区。进入新世纪，在时代与国内形势的要求下，改革开放成为了朝鲜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对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首先,通过介绍朝鲜的现状,引出朝鲜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及变化原因。其次，主要对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朝鲜改革开放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总结出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就朝鲜的核问题和改革开放，朝鲜能否进行中国式改革开放进行了论述。再次，对朝鲜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及国际社会的态度进行了论述。最后，在结论部分，强调统一的长期性及朝鲜改革开放的艰难性。对于朝鲜的改革开放，主张不要急于求成，并从长远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邹焕梅[4]2014年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随着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社会处在转型中,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党自身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就成为所有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为提高党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为了总结其经验教训,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提高其科学化水平,本文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比较。本文除导论介绍比较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意义、学术综述、框架结构和方法外,主要内容有四部分：第一,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政治生态比较。主要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国情基础与历史负担、社情变化与社会风险、世情变化与国际挑战、党情变化与内部压力等“内需和外压”的政治生态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认为在国情基础与历史负担上,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治国理政和自身建设的基础都先天性不足,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但各国执政党的“家底”又有所不同。在社情变化与面临的社会风险上,各国先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开始不同程度地从计划经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开始凸显,甚至可能诱发社会风险。但是,由于各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深度不同,其社会矛盾和风险的状况也不同。中国、越南、老挝执政党面对的形势要比朝鲜、古巴执政党严峻,面临的风险比较多。在党情变化与内部压力上,中国、越南、老挝执政党社会阶层、党员结构和规模、价值信仰、党的形象都发生较大变化,自身建设的压力大于朝鲜和古巴执政党。在世情变化与国际挑战上,在苏东剧变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世界形势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执政党的日子都不好过,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挑战,但各国的情势不一样。在世情变化与国际挑战方面,朝鲜、古巴执政党面临的国际挑战大于中国、越南、老挝执政党。第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创新比较。主要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原理、理论认识和理论创新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共产党都认识到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但各国党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各国执政党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但各国在党的指导思想本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方面不平衡,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力度最大,而老挝党还没有提出本国化的理论体系；各国党都在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但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水平和程度不同,从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五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现状来说,中国、越南、朝鲜的理论研究比较强,对涉及到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都有自己较系统的理论,老挝、古巴相对来说理论研究比较弱。第叁,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举措比较。主要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和政党学习、党的组织变革与党内民主和严明党纪、创新基层党建与夯实执政基础、密切党群关系与实施党的群众路线、全力以赴反腐败与重塑政党形象等具体措施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把党建看做一个系统的永不完结的伟大工程,但各国在党建的整体性配套和侧重点上存在着差异,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党建的整体性配套方面做得比较好,注重党建内涵的拓展创新和诸要素之问的协调配套,从党组织的性质定位、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建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党的作风和清正廉洁建设等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党建的新路径,而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虽然强调全面建设党,但基本上停留在原有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叁个方面。在党建的侧重点上,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特别强调要提高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非常重视党的先进性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密切党群关系和反腐败,党建的针对性、现代性比较强。而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更注重的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第四,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评价及思考。主要是在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政治生态、理论创新和实践举措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取得的阶段性进步、存在的难题进行梳理分析,并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对进一步提高执政党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进行了自己的思考。认为,价值整合和信仰重塑是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理想信念教育既要科学又要形成精神合力还要有绩效的支撑；限量集中与增量民主的非均衡发展是新时期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方向和组织变革的重头戏；要以党内民主为活力、以基层民主为动力、以社会民主为压力、以协商民主为助力全方位重塑权力制约制衡的政治生态,破解一党与多党的困扰难题,从制度和体制上堵上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真正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增强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和拥护。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创新,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综合比较研究还不够。二是在研究思路与内容布局及观点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本文是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政治生态、理论创新、实践举措叁个板块进行分析比较的,从世情、国情、社情和党情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和压力等方面对当代社会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政治生态进行比较,对其自身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举措的异同点进行分析比较,并对提高执政党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进行了规律性思考。叁大板块中,政治生态提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理论创新提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思路,实践举措则是具体落实,逻辑性强,层层推进,并且具有一定的见解和新意。叁是在研究方法上有纵横比较的特点,并且每章都有小结,概括总结各国党之间的异同点。当然,由于语言和水平的限制,本文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理论提升也不够,今后需继续修改和完善。
伊集院敦[5]2013年在《冷战后朝鲜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1年12月17日上午8时30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金正日因病逝世,享年69岁。受到冷战结束的冲击,以及国内自然灾害等影响,金正日执政时期成为关乎到朝鲜政权能否存续的艰难而重要的时期。虽然金正日正式就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是在金日成去世后3年守孝期满的1997年10月,但是他在1991年12月就已经成为朝鲜人民军的最高司令官,又于1993年4月就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说,金正日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朝鲜最为主要的领导者。同时,作为冷战后东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金正日直接参与了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及东北亚地区新秩序构建的过程,其行为与对外决策给该地区局势的发展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影响。金正日的逝世意味着朝鲜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本文对朝鲜经济政策的关注,集中于冷战结束到2010年代初为止的时期,这恰好与金正日执政时期基本重合。以国家和民族的分裂为重要内容的朝鲜半岛问题,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朝鲜经济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所依靠的内外条件完全不同。冷战时期,朝鲜政府虽然一直强调“独立的民族经济”的重要性,但极大程度上还是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的友好价格与出口市场,是冷战时期朝鲜经济得以循环的根本条件。冷战结束以后,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基本中断,朝鲜经济运作所依赖的市场也不复存在,加之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朝鲜难以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导致外汇、资源、粮食、原材料等全面匮乏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又不得不将维持现行理念和体制作为国家内外政策制定与推行的核心,全力推进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开发,不但使国内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还招致国际社会的孤立。面对国民经济困境,朝鲜并非束手无策。金日成在1990年前后就提出了以对外开放为目标的经济特区建设计划。但遗憾的是,朝鲜的改革蓝图与对外关系局面的打开,因金日成的突然离世而中断。其继任者金正日则确立了“先军政治”的政治路线,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国家战略。在自认为“思想强国”与“军事强国”的目标已经实现之后,朝鲜开始推行以导入市场机能、允许物价和工资浮动、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充分体现了金正日的现实主义改革理念。但在国内外因素的多重影响下,金正日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获得成功,朝鲜经济至今依然处于混乱和低迷的状态。本文在综合考察其立国60余年来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冷战后朝鲜以“维稳”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探讨该政策推行的效果、影响及其未来发展走向。同时,本文还尝试对东北亚地区局势与朝鲜经济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探讨,就朝鲜因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对其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冷战后周边国家对朝政策与朝鲜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进一步指出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地区内各国的和解与合作、以及周边国家对朝鲜给予经济援助和经贸合作等外部因素对朝鲜经济政策制定与推行的重要影响。
谭诗杰[6]2014年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理论学习的经验教训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统领全局的指导意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共产党，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趋势日益加强以及整体实力“资强社弱”的大环境下，理论学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强化自身理论建设、塑造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及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开展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有诸多重要论述。列宁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并全面系统阐述了“灌输论”。毛泽东和邓小平则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阐述了党的理论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学习各有其具体特点和发展进程。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时期的理论学习是开拓进取的奠基时代；斯大林时期主观上的强化却客观上导致了理论的僵化；后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学习则从混乱与困顿恶化到最终的崩溃。越南共产党的理论学习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国情相结合，实行革新开放政策；系统阐述胡志明思想，夯实党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认识；结合自身实际提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重新界定党的性质，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在具体措施上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古巴共产党的理论学习主要体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政策；根据实践发展修改党章，完善党的指导思想；利用党校系统、群众组织等手段强化伦理学习。老挝人民革命党的理论学习进程基本以党的代表大会为关键节点：老挝党四大前，理论准备和经验不足，盲目追求社会主义过渡；老挝党四大会果断提出革新开放政策，实现战略转折；90年代的五大和六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革新事业的承前启后；21世纪后的叁次党代会紧跟时代发展新形势，继续推进革新开放事业。朝鲜劳动党的理论学习重点是“主体思想”及其指引下的“主体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先军政治”思想，苏东剧变后朝鲜劳动党在谨慎改革的实践中检验了理论的正误，但效果仍然有限。总结越共、古共、老挝党和劳动党的理论学习经验，可基本概括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推进党的理论学习；祛除教条主义之风，实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在革新开放的实践中深化理论学习，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注意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改革、建设的经验和理论。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学习的教训也可归纳为：理论学习教条化；理论学习一元化；理论学习封闭化。越共、古共、老挝党和劳动党的理论学习经验启示中共：要深刻认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要始终坚持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升华理论；要保持理性开放的理论学习态度。苏共的理论学习教训也警示中共：理论学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坚持理论的开拓创新，实现理论与时俱进；要在把握原则的前提下开展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要容许一定程度的思想多样性。
傅干[7]2012年在《区域公共产品视域下的朝鲜与东北亚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主旨是借助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朝鲜加入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动力、必要性与可能性。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下的区域竞争的加剧、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使得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研究日益凸现。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是研究和解释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趋势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地区,由域内国家联合起来对适用于本地区、服务于本地区的相关区域公共产品进行筹措、融资和管理的办法,将是今后国际关系中的一大趋势。区域公共产品的政策含义在于,国家可以通过为公共产品承担一定的成本而不是“搭便车”的做法,来分享地区机制建设的收益。东北亚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目前,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国,相互之间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推动中日韩进一步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然而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展极为缓慢,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限制,朝鲜无疑是东北业区域合作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的关键所在。从安全结构上看,南北双方比例失衡。南方的美日韩同盟不但继续维持,还有加强的趋势。美日韩对朝关系的定位仍然处于敌视的状态,美国不仅没有解除对朝鲜的封锁和遏制,而且试图将朝鲜边缘化。从朝核问题看,前途未卜,甚至可能是引发另一场战争的导火索。从经济上看,朝鲜经济沉疴难返。由于频繁的自然灾害,外加经济体制的缺陷,使朝鲜连年来粮食短缺、外债加剧,经济发展乏力。朝鲜严峻形势的外溢造成了对东北亚地区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东北业地区的安全隐患就不会消除,也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和一体化。这就要求东北亚区域各国必须考虑朝鲜的存在,通过适当的手段和方式,让朝鲜参与到区域合作中,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缓解朝鲜的经济困难,化解矛盾和消除冲突,消除朝鲜对外部世界的疑虑,进而使其尽快融入国际社会,遵守国际规范,成为正常国家。因此,本论文将东北亚一体化作为一个既定目标,试图从朝鲜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角度,通过对朝鲜内外政策和东北业区域合作现状的梳理,分析朝鲜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最终找出符合东北亚区域现实的朝鲜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模式,以期解决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根据上述基本思路,本文的主体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理论阐述。主要阐述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四个核心命题：1、区域公共产品提供的动力：行为体负外部性的治理；2、区域公共产品提供的必要性：区域合作与短板效应；3、区域公共产品提供的可能性：合作参与国的能力和意愿；4、区域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合作机制与机构。二是理论应用。把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应用于朝鲜加入东北亚区域合作这一实践课题,从“公共产品的缺失与朝鲜问题的负外部性、区域公共产品的必要性与朝鲜的对外合作、区域公共产品的可能性与朝鲜的对外合作”叁个角度讨论朝鲜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动力、必要性与可能性。
崔庆植[8]2004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中国民族政策及朝鲜族历史、现状与未来》文中提出1．朝鲜人的迁入及中国朝鲜族的形成过程 中国朝鲜族(以下简称朝鲜族)是56个民族之一。履行其中国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朝鲜族具有迁移民族的特性，在中国的东北开拓荒地，创造生活基地，逐步走向发展和繁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朝鲜族迎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朝鲜人大批迁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中叶。长期以来，尽管清政府施行封禁政策，朝鲜政府施行锁国政策，严格禁止朝鲜人的越境开垦，但是朝鲜北部地区的农民不断越江，以“朝耕暮归、春来秋归，令禁暂退、令驰又回”的方法，在江北从事耕种。之后，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朝鲜北部地区连年发生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此时正逢清政府的解禁，饥寒交迫的朝鲜人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入中国的东北地区。1910年“韩日合邦”又加剧了朝鲜人的流动。同时，日本以其殖民政策施行了强制性移民。于是，20世纪20年代东北的朝鲜人人口已达46万人，20世纪30年代又增加到63万余人；到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达到170万人，其中在延边地区聚居的人口比重达64％。移居中国的朝鲜人，在定居中国过程中成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中共作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环，早就对少数民族实施政策性关怀。中共六大把“满洲之高丽人”认定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并做出了“朝鲜人要参加中国革命，保卫中国，另一方面要为收复朝鲜的故土而斗争”的结论。 最初提出建立朝鲜族自治地方问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提出“中韩民族要联合起来，推动日伪政府，在间岛建立韩民族自治区”。尽管国籍问题为绊脚石，但中共对朝鲜人容许具有两个国籍，于是朝鲜人都加入了中国国籍。接着，于1952年9月3日诞生“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于1954年改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到1953年朝鲜族总人口达112万人(黑龙江省为23万人，辽宁省为13万人，吉林省包括延边州的55万人达75万人)；在成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时，朝鲜族人口比重占全州总人口的74％。 2．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与朝鲜族 2．1．“中国朝鲜族”概念的出现及其状况的变化 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概念为通常指除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2％)以外的其他民族人口较少的55个民族。中国的民族政策可概括为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被称为朝鲜族，由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成立，州内各级政府的主要职务主要由朝鲜族干部担任。 可是，自1957年到1962年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和“民族整风”运动中，朝鲜族干部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者”，受到严酷的迫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朝鲜族干部打成“走资派”、“特务”、“反革命分子”被迫害。结果，到1971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干部仅占全州干部数的26.9％。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朝鲜族才得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延边州具有行使真正的朝鲜族自治的权力。于是，到1980年朝鲜族干部比重恢复到60％。 2.2.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族的政策 1 928年，中共第6届代表大会规定“满洲的高丽人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来，于1 934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规定“朝鲜、台湾人等都一律平等，都是人民政府之下的公民”。1 946年12月中共吉林省委在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朝鲜族对延边等东北地区的开拓事业和抗日斗争方面做出了贡献。因此，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是毫无孙色的”。1948年12月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宣布“确定在延边境内居住的朝鲜人，承认为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少数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2.3.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朝鲜族的贡献 朝鲜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日战争之前，东北地区进行的抗日独立运动(当时，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卯%以上党员、延边地区人民革命军的90%以上、游击队的95%以上都是朝鲜人)为中心，从1 937年到日本的战败时期，朝鲜人所属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抗日斗争。在14年间的抗日斗争过程中，数十万朝鲜人参战，其中，近万人为中国革命殉国(在延边地区的殉国烈士中，朝鲜族占%.8%)。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的约6.3万多名朝鲜人青壮年加入人民解放军参战，10多万人投身地方武装组织:在韩国战争时期，在延边地区有5干多人参军，有5千多名以各种形式从军，此外还有10多万劳务者支援后方。 同时，朝鲜族在开拓中国东北地区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于1 848年最先在寒冷的东北地区从事水稻生产以来，到1 933年把水田面积扩大到北纬50度15分的黑龙江宁安地区，使此地域成为至今东北稻谷生产的主产地;还开发了许多矿产资源。 2.4.归属于中国公民 朝鲜族的中国国民归属感的形成，第一个原因是从共产国际制定“一国一党”的原则开始的。当时在东北地区有韩国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于1926年5月设立)”和“中共临时满洲省委 (于1 927年10月设立)”等两个共产党组织。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党员均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东北地区的朝鲜人独立运动大体上分类成两个派别。一是“一国一党”的原则下，加入中共并
邹禄禄[9]2013年在《金正日时期的朝鲜经济改革探析》文中指出朝鲜自金正日主政以来，在探寻符合自身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尽管步伐甚小，但由金正日开启的朝鲜经济改革影响深远。朝鲜的经济改革对朝鲜国内走向、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以及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都有深远的影响。2011年岁末金正日的逝世，宣告了朝鲜后金正日时代的开启。以此为契机，有必要对金正日主政朝鲜17年来所陆续推行的经济改革做一番梳理和分析，这对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朝鲜及其未来发展走向有所裨益。鉴于以上思考，本文以“金正日时期的朝鲜经济改革探析”为题，以金正日从1994年主政到2011年岁末去世为时间节点，以金正日主政时的朝鲜经济改革举措为主要线索，对金正日时期的朝鲜经济改革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力求让人们看到近二十年来朝鲜在经济改革上的种种变化和进展，更好地理解朝鲜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必要性。本文对金正日时期的朝鲜经济改革的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较为简要地介绍金日成时代的朝鲜主体思想入手来概述金日成时代的朝鲜政治经济体制情况；从金正日执政之初面临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金日成晚年的经济新探索、外界的示范和诱导及金正日的个人因素等四个方面，归纳了推动金正日进行经济改革的促动因素，由此构成金正日时期经济改革的大背景。第二部分探讨梳理了金正日时期朝鲜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归纳出其经济改革的若干特点。相较于其父金日成时代的朝鲜，金正日主政以来在思想理论、农业体制、市场经济探索、对外贸易、货币改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改革。金正日时期朝鲜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有，改革的思想解放不足；是在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在做法上更多的呈现体制外改革；改革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和强化运动式色彩；在政策上呈现一定的反复性；但改革也反映出朝鲜领导人的务实倾向等。第叁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针对金正日时期的经济改革进行了相应评价，就其自身纵向来看有进步，横向比较还有差距。改革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下定决心，进一步深化改革。尽管金正日所推行的经济改革步伐过小，但影响重大，对朝鲜国内的稳定及未来走向、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及南北统一、东北亚的经济合作等都有着积极意义。第四部分从必然性和可能性两个层面上对朝鲜深化经济改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无论是从维护自身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还是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走向繁荣的角度来看，朝鲜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当然，朝鲜深化经济改革，在地理位置、自身资源、人民素质、国际社会期盼等方面具有很多有利因素的同时，又面临传统主体思想束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周边国际环境趋于严峻等不利因素。不管怎样，朝鲜已经开启的经济改革没有回头路，朝鲜既有改革的必要更有深化经济改革的空间。
任立冉[10]2018年在《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特殊的国家体制,朝鲜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长期执着于核武器与远程导弹的研发,使朝鲜不断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国民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然而,朝鲜经济始终没有出现许多西方国家预期的崩溃,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这说明其经济体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内在的成长动力。尽管朝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对外经济合作依然对朝鲜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朝鲜半岛事务和朝鲜问题的研究中,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鲜“与世隔绝”的封闭体制造成无法获得具体的资料、数据。相当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朝鲜。本文试图结合朝鲜式社会主义建设理念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梳理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历程,分析其呈现的整体特征、采取的主要合作方式、涉及的产业领域,并以中朝罗先经贸区和开城工业园区这两大经济特区为例,对朝鲜对外经济合作进行整体评估和前景展望。从理论上看,“主体思想”、“先军政治”和“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是朝鲜独特的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也是朝鲜经济与对外经济合作的核心指导理念。“主体思想”明确要求朝鲜建立“自立的民族经济”,对外经济合作也更多地需要落实对于朝鲜“自立的民族经济”的支持作用。“先军政治”要求优先发展国防经济,以“苦难行军”的精神来发展经济,对外经济合作也优先服务于军事。“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延续了“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的精神,朝鲜政府据此提出了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并行的路线,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比较之下,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朝鲜对外经济合作时,存在着先天不足。因为朝鲜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严格封锁的经济数据,限制了以市场为前提的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所以,从朝鲜式社会主义建设理念的角度去考量,能够更深入理解朝鲜对外经济合作运行的逻辑。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为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提供比较性的视角,从国际视野审视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局限性。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冷战时期的朝鲜对外经济合作(1948-1991),主要指在东西方对立的背景下,朝鲜与中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易货贸易和社会主义国家对朝的援助构成了对外经济合作的主体内容;冷战后初期的朝鲜对外经济合作(1992-2000),主要指的是朝鲜在苏联解体、金日成去世以及连年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对外经济合作严重萎缩,被迫开展多元化的贸易方式应对各种挑战;度过“苦难行军”时期后的朝鲜对外经济合作(2001-2011),主要指在国内外环境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朝鲜愈加重视对外经济合作,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建立开启了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的探索;在金正恩执政之后(2012-今),朝鲜继续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力度和广度,继续推进经济开发区建设,采取措施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并实现了连续数年的增长,但由于核导问题不断激化,国际制裁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后朝鲜对外经济合作渐趋陷入困境。从整个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演变历程来看,其呈现出“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性质”、“高度服从国家战略的需要”和“长期受国际经济制裁影响”叁大特征。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方式主要涉及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国际援助等相关内容。其中,对外贸易是构成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主体内容,是朝鲜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并打开了朝鲜对外交往的局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是朝鲜一直希望打破国内经济困局的重要方式,外资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鲜的经济结构和质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但由于朝鲜自身经济基础薄弱、政治体制僵化加之不断的核武器、导弹试验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制裁,未能实现重大突破。对朝国际援助同样受制于严厉的国际制裁,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方面,缺少能够促进其经济成长的发展性援助,其效果也仅限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鲜居民的生存状况、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出口加工业、国际旅游业、劳务输出业以及新开发的会展经济等领域。其中,采矿业是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支柱产业,矿石出口的收入占朝鲜外汇收入总额的比例最高。但受制于国内开采技术和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国际制裁的因素,矿石出口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出口加工业是朝鲜与外部交流最多元化的产业,不仅涉及产品出口,更包含了技术、设备、人员和管理经验的引进,能较全面地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国际旅游业是朝鲜新兴的对外经济合作产业,朝鲜政府新开辟了4个旅游经济开发区,兴建了一大批旅游工程,推出了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但由于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严重滞后,旅游线路和从业观念过于陈旧,再加上国际形象的恶化,导致吸引游客人数有限,创汇效果不明显。劳务输出业则凭借朝鲜相对廉价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成为朝鲜对外经济的优势产业,多年来呈稳定发展状态,但也开始受到国际制裁的冲击。另外,朝鲜近年来还积极举办各类国际商品展览,希望借此推动国际贸易的开展,加强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朝鲜还尝试了多种对外经济合作的模式,最典型的即为中朝罗先经济贸易区和朝韩开城工业园区。罗先经贸区开创性地采取了两国政府共同开发共同管理的模式,在中朝合署办公的共同管理委员的平台下,中方企业以资金、技术、设备等,朝方以土地、资源、设施和各类特许经营权等共同参与合作开发。经贸区的开发为朝鲜引入了具有显着影响的市场经济理念和较为先进的管理经验,为罗先地区的发展、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开展带来相当积极的影响。开城工业园区的建设则提供了一种政企合作的模式,朝鲜政府和韩国现代集团共同建设运营,吸引韩国中小企入驻。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营,促进了朝鲜的就业与经济发展,盘活了朝韩间的经济合作,并成为朝韩关系的一种象征。此外,金正恩上台后,推出了新一轮多达23个经济开发区的建设计划,希望藉此推动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开展和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虽然多数仍然处于“纸面阶段”,但开启了朝鲜式经济开发区模式的探索之路。整体来看,朝鲜对外经济合作是朝鲜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构成要素之一,为朝鲜获取了外汇、能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朝鲜国内经济的整合与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促进了国内经济政策的改善,使市场经济的理念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为朝鲜经济提供了内生的增长动力。但是由于日益严厉的国际制裁,导致朝鲜对外经济合作几乎处于中断、停滞状态,对朝鲜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也就限制了其持续有效的发展。如果朝鲜核导问题的解决取得积极进展,国际社会解除或部分解除对朝制裁,朝鲜经济将进入新的阶段,对外经济合作的前景将会更加明朗。朝鲜在拓展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参与跨国基础设施与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实现中俄朝韩经济走廊建设方面,都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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