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理念的演变_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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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观念的演变分四个阶段。建国初期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八大前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维;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从总体上脱离了正确轨道,步入了歧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重新走上正确轨道,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 观念 演变

社会主义从一种理想、理论变为现实,已走过70多个春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过“不惑”之年。在建国后不平凡的40余年的历程中,我们既有成功的记录,大胆的探索,也发生过曲折,经历过坎坷。这些都同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密切相关。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由浮浅到深刻,由空想到科学,由迷误到正确的曲折过程。面对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风云变化的实践,回顾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历程,从中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我们理解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国时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但是究竟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不仅一般人不清楚,就是以它为大目标并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那时也不甚了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两个基础:从思想理论基础来说,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后来还有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就实践基础而言,则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毕竟是原则的、抽象的,并带有主观想象的成份。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以苏联模式为蓝本,认为这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计筑成的社会主义大厦,不容怀疑它的规格和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因而无限向往。1938年4、5月毛泽东给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谈及苏联社会主义时说:现在中国县长月薪不过200元,而苏联工人有500元的进款。苏联从前非常朴素,现在却富裕得很。每个人可当大学生,不论马夫、伙夫、农人都可以天天看电影,可以学科学,可以每人有汽车。他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说:苏联今天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却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想要多少衣服便有多少,你要帆布床就给帆布床,家里小孩子多,便多要小桌子。为什么能那样?因为物质丰富得很,所以能解决问题。苏联今天还不是这个样子,只能“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苏联的社会还不能平等,因为没有这样多东西呀!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都好办,那便到宿营地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形象描绘。现在看来,比较粗浅或漫画化了,与马、恩的设想相去甚远。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幼稚阶段,既有几分天真浪漫,又有较大的表现性、片面性和盲目性。这个认识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直到建国初期还未超脱这种认识,尽管已有了一些理论性的表述。这就是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提到日程上来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探索,回答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是回答了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榜样。当时流行着许多形象的说法:“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从理论上讲,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三条:消灭剥削;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当时党的中高级干部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至12章,从苏联经验中获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1953年9月,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①]。1953年12月,党中央批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指出:“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的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是要建立一个“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②]。1955年11月刘少奇也讲:“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③]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共同看法。

其次,对怎样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马上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不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必须经过新民主义社会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条件不成熟就要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④]。当时的情况是: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相当繁重,必须首先完成;同时,还需要使落后的经济变为先进的经济,需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正如周恩来所讲,进入社会主义要“水到渠成”,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过早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不能脱离群众的觉悟水平,急躁地把前途当成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而只有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二、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新思维的闪烁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把社会主义建设成什么样子和用什么方法来建设,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过去,中国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共产党决心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发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问题发生的原因与教训,在“以苏为戒”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调查研究。1956年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要求全党努力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明确提出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原则。这是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道路的尝试。在这前后,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都提出许多正确意见和主张,从不同角度论及并回答在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共八大集中集体智慧,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在这期间,党内在探索建设道路的问题上思想相当活跃,认识和工作均有较大发展。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演说,是全党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1956年至1957年春,党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获得了新认识:

1、在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明确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重大理论学说。

第一,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过去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只讲社会主义内部“和谐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一出现问题就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或外国代理人的破坏。毛泽东反复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社会主义同样在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前进。

第二,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这个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

第三,正确地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党的八大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第四,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内部矛盾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项独到见解和特殊的贡献。毛泽东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针。这些理论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2、在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分步骤进行,作长期奋斗的准备。

毛泽东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⑤]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经过50年“就象个样子了”[⑥]经过。1955年底1956年初的调查研究,他进一步提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至100年时间。他在1957年春南下考察时又说,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过来,刚开始搞生产建设,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要把这个社会建立好,使人民有好的生活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象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的。这些,尽管还带有意向和设想的性质,还不是一种经过充分论证的科学结论,但它毕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的历史与国情的估量,还是保持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6年12月,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开会反映了一些情况,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可是上海又有搞地下工厂的。毛泽东当即找到中央统战部、工商联和民建负责人谈话,大意是: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开私营工厂。叫新经济政策。他还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他认为还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投资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⑦]在此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允许某些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也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从主张使“资本主义绝种”[⑧],到允许“又搞资本主义”这种认识上的反复,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新形势下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等问题取得了新认识。

3、注意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方面,研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与政策。这主要有:(1)从我国实际出发,规定恰当的经济发展速度。陈云在1957年1月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并要求制订计划必须注意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物资供需的平衡和银行信贷的平衡。(2)在经济政策中开始重视研究和恰当处理各种关系。这包括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等等。(3)在经济体制方面,初步提出了一些区别传统模式的设想。苏共20大后,党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觉察。八大要求“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和统一计划下,有适当的自治权力。周恩来还提出,“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

在政治建设方面,鉴于斯大林的错误,根据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党及时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1956年7月,周恩来作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演说,指出我们这个专政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因此要时常警惕,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⑨]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论述了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和神化个人的现象,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实行等问题。中央领导人还考虑、提出过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和任期,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等方面的设想和措施。

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党中央在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他号召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1956年4月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和实际工作是相当活跃的,是有创见、有成效的。全党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反复的思考和勇敢的探索。尽管所有这些思考和探索并不都是成熟的正确的,但总是在朝着寻找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方向前进,是希望在我国建立一种适合国情的经济发达、民主充分、充满朝气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20年的认识歧途:超越阶段的空想论和阶级斗争为纲论

1956年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上的灿烂篇章,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提前建立,全党没有相应的思想大转换,这些新思维有比较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由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政治动乱,国内发生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罢课等现象。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偏离了正确轨道,逐渐形成了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论,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论的误区。

(一)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论

社会主义改造以迅猛异常的方式超前实现和反右派斗争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势如破竹地开展,使毛泽东和党内不少人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毛泽东逐渐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越来越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误区。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的头脑都“热昏”了,不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失去了正确的估量,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认识也逐渐趋于空想,幻想“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论,其实践模式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

1、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取消,连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

2、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农村人民公社兴起后,供给制风靡全国。

3、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人民公社成立后,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有时甚至主张废除商品交换,实行产品交换。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公社内部商品交换的比重小了,产品直接分配的部分扩大了,过去在社与社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许多通过商业流通的产品变为自产自用,由社内直接分配。这样,市场交换被窒息,价值规律被否定,使本来有所削弱的自然经济得到了强化。

4、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不切实际地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否定物质利益原则。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大批“资产阶级权利”,把许多不属于“资产阶级权利”的内容也误认为“资产阶级权利”。他批评物质利益原则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

5、无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不同行业可以试行,也可以考虑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8月北戴河会议甚至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农村人民公社兴起后刮的“共产风”,其实质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有的县还制定了3年、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在武昌会议上还讨论了让苏联比我们早10年先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问题。

(二)混淆两类矛盾的阶级斗争为纲论

毛泽东自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领导全党和革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由革命进入建设的转折时期又适时地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但是,他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实践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这个理论的典型概括。它的主要论点是:

1、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观点从反右派斗争后不断得到强化。

2、认为只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能巩固,必须继续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反右倾斗争被视为这种性质的革命,在此以后所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都属于这种性质的革命。

3、认为在我国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消灭。1958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从总体上把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之列。

4、认为党内不同意见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据此,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5、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进行阶级斗争的有效方法,它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向走资派夺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的逐步升级,使中国长期乱而无治。林彪、“四人帮”也利用这个理论来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才摒弃了这个指导全党工作20年的错误理论。

20年内,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错误占居主导地位,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在一段时期(主要是1958年底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和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期)个别重要问题上也有一些积极的和正确的认识。例如:

社会主义发展分两个阶段。这是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的,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农业是基础。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1960年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在纠正“共产风”时,毛泽东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1959年冬,刘少奇在总结当时经济体制的弊端时认为,单纯依靠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是危险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第一次作了完整的表述,周恩来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它作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任务正式提出。

20年间的这部分认识虽然处于非主导地位,甚至有时被批判,但却是1956年前后新思维的继续,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种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被吸收进了第二次历史飞跃的理论认识之中,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的重要内容。

四、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主要精力转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问题的思考、探索和研究。他们抛弃从概念出发的思维模式,开始根据实践经验探讨社会主义。一方面总结和接受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探讨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注意从党所犯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因而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过程中,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有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和发展。

1、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阶级斗争为纲论的观念。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的动力和保证,这是过去出现“左”的偏差的一个重要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两个原则: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富裕。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他批判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贫穷。怎样去消灭贫穷?不能运用阶级斗争的老办法,而必须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⑩]这个观点是对传统的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去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旧观念的最重要的突破。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成论的观念。在传统的观念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估计不足。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不久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这种低标准的社会主义速成论对我们影响很大。它是诱发我国1958年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理论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年论的提出,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清醒了、现实了。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速成论。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观念。传统的观念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两个等同”一直困扰着人们,使人们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简单化的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直到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两个不等于”的观点之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被彻底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观念被最终确立。

4、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所有制和分配单一论的观念。过去,总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最终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因此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大作所有制的文章,搞“一大二公三纯”,分配关系也是如此。实践证明,这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今天采取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形式并存的政策,这也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5、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的提出,突破了僵化封闭的观念。突破了传统观念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绝对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提出社会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封闭制度的科学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既有鲜明的阶级性、对立性、又有深刻的连续性、继承性。历史决定了他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存在竞争发展。因此,既要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还要学习、借鉴、合作、利用的一面。要大胆地吸收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

纵观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观演变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受到深刻的启示。

第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统一性和模式多样性是有机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及其继承捍卫者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及其基本原则,具有统一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这些本质特征及其基本原则,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而具有多样性,体现出本国的特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这一统一性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观念的演变,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人为地强加给现实社会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实践自身的产物,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只有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加以检验,才能具有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强大生命力。历史证明,只有在实践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才能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使社会主义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更应该把社会主义建设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中。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想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变革和完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也只有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和发展,才能真正具有新的生命力。

注释:

①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207页。

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国防大学编印(1985年版)第39、40、45页。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7页。

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⑤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9,130页。

⑦⑧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8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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