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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9)06-0005-06
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关键。30年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但目前我国的发展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在我国的改革发展处于重要转折关头之际，党中央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正确指导改革，着力促进改革，有效深化改革，成功开展改革。
一、改革的形势：从摆脱贫穷到面临崛起
从国内方面看，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传统的改革内容和改革方式不但难以为继，甚至发生变异，迫切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
我国传统的改革主要采取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在内容上不是整体推进的改革，在方式上不是一揽子改革。经过30年的改革，它所产生的问题日益积聚，所回避的深层次问题日益显露，依靠既有的改革已经难以解决。(1)新旧体制的矛盾。渐进式改革既需要培育新体制，又需要旧体制发挥一定的作用，必然产生新旧体制的摩擦。在新旧体制并存的复杂状态下，或者旧体制十分强大而依然发挥作用，或者旧体制已被革除但新体制还难以很快有效发挥作用，或者新旧体制的运转同时失灵。(2)旧体制弊端的扩散。由于改革的不平衡，传统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的弊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迅速扩散到经济、社会等新体制刚刚生长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弊端，如过于集中的权力不断向市场寻租、垄断集团攫取巨额利益、弱势群体的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等，侵蚀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3)增量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存量改革亟待展开。经过30年的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力充分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对外开放的局面基本形成。简单易行的改革已经大体完成，体制改革的“外围战”已经结束。继往开来，有必要对原有体制及其核心方面进行根本性改革，包括创新农村改革、深化经济改革和推进政治改革等。(4)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变数并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客观上受到一定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并没有显著增强，原来已经消灭的压迫和剥削现象孳生蔓延，社会保障严重缺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群众不满情绪有所滋长。总之，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我国改革过渡期时间较长，较长的过渡时间已经导致改革的变异。在改革目标上，出现由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变异为少数强势集团保利益的现象；在改革策略上，由渐行渐进变异出停滞不前的现象；在改革本质上，由实现共同富裕变异出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改革动力上，由人们原来一致拥护改革转为一些阶层和群体质疑改革。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认为改革不彻底，广大弱势群体认为改革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持传统思想的人则坚持要回到传统体制去。改革在一片质疑声中受到批评甚至阻挠。渐进式改革所产生的问题、困难、障碍越来越多，日积月累，加上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的减缓，渐进改革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其所能进行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其释放的积极效应几乎完毕，其难以触动的体制所产生的问题及在改革过程中不断诱发的新问题大量积累，其所面临的困难和变数不断增多，难以应对。
从国际方面看，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压力、俄罗斯等国经济的振兴、发展中国家拉美化的镜鉴、我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等等，与内部力量共同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强烈驱动我国在经过30年的发展后需要审时度势，创新突破，确保政治的根本稳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安康。
在全球化深入展开后，发达国家的优势全面凸显，对我国构成强大的全方位的压力。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当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国家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科技实力支撑的军事实力的竞争方面，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感受的压力还是局部的、浅显的。冷战后，苏联解体充分证明，国家间的竞争是包含经济实力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进入新世纪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表明国家间的竞争更是包含文化、制度、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全方位竞争，并且进一步把国家间的竞争全面、深入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使正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中国面临愈益加大的压力。
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我国的不断崛起对现存世界格局构成日益强大的挑战，与西方主要大国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多，并有加剧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闭关守国多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落后的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争霸过程中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这使我国与西方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苏东剧变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不复存在，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国力下降，且其社会制度已经与西方一致，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成为西方的众矢之的。特别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急剧上升，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快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6.8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三，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也是世界第一。英、法等老牌西方强国已经被我超越，且大有赶上美、日之势。我国的崛起开始打破现存的世界格局特别是利益格局，客观上构成了对西方日益重大的挑战，与西方在经贸、资源、环境以及人权等方面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矛盾甚至冲突。
剧变后的俄罗斯等多数东欧中亚国家良好的发展势头对我国构成了强大压力。1989-1991年苏东剧变后，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与我国完全不同的多党制、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剧变后的多数东欧中亚国家选择了激进式改革，一度经济陷入困境，政治陷入动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1]2。两相比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渐进改革的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处于有利地位。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开始借鉴中国的渐进改革，针对第一次转型所造成的“制度陷阱”，开始了第二次转型，放慢私有化的步伐，注重发展生产，加强宏观调控，加强法制建设，建设强大国家。目前俄罗斯东欧中亚的大多数国家基本上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势头。世人在惊愕和惊叹之余，纷纷寻因究底，并用俄罗斯在第一次转型未果后实现的第二次转型加以解释。这对处于攻坚阶段、矛盾凸显的中国而言，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刻反思。
30年快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警示我国谨防拉美化现象的重演。拉美国家自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虽然一度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拉美国家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基尼系数高达0.6。拉美地区由于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僚腐败、政治动荡和犯罪率上升被统称为“拉美病”。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特殊发展阶段，也产生了类似于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鉴于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我国必须避免重蹈覆辙。
面对国内外新形势，经过全面回顾和深入思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对30年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的正确总结，是对当前改革面临的新的严峻复杂形势的科学判断，更是今后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出路。
二、改革的宗旨：从“三个有利于”到以人为本
在新的形势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改革，首先必须调整改革的宗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宗旨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后来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开始“左”倾化，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提出“总路线”，实行“大跃进”，在上层建筑领域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并把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抓革命”方面，进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批“唯生产力”论。这种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决定意义、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指导思想，是唯意识形态论的发展观，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我国的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转向重视物质生产，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8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众多新问题，争论不断，反对改革开放的“左”倾观点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观点也甚嚣尘上。在这种复杂局面下，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三条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372。在“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指导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三。
“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观点，解除了当时人们在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上的顾虑，使人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上来，尽快发展生产力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把政治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结合起来，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三个有利于”毕竟是在改革开放发生重大争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改革的实践中人们往往误以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追求GDP的增长，整个现代化综合系统的发展就是GDP的增长，只要实现GDP的增长就能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时过境迁，经过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具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同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并且趋于严重，在继续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上，确立新的指导思想，以解决新问题，化解新矛盾，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成为必然的逻辑选择。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起点和新的阶段，要实现新的发展，必须既要重视物质发展，也要重视精神发展，既要重视经济发展，也要重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既要重视人与社会的发展，也要重视环境保护。因此要坚定地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以人为本，既能够克服唯意识形态论的思想，又能够避免以物为本的倾向，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做法，在改革开放中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真正做到改革和发展为了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和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改革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次，以人为本，能够在改革中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政治发展和思想文化进步，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第三，以人为本，能够在改革中实现生产发展时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动力，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并最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改革的内容：在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加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改革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全面、协调、可持续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对深化改革内容的原则要求，要求在继续推进经济政治改革时，加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改革。
经济政治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明程度反映了经济政治改革的成果，也是经济政治改革成败的标志。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度推进，政府必然要考虑经济政治改革对社会的影响，并进而考虑经济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和整体协调推进的问题。在以前的改革中，我国的改革侧重推进经济改革，稳步推进政治改革，轻视推进社会改革，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并日益加剧，特别是教育、就业、医疗、保障等问题相当突出，反过来严重影响着经济政治改革的前进。开展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改革，不仅是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改革的目的和归宿。为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行经济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共同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3]17
在社会政策制定上，要预防强势集团干政，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必然分化，出现强势利益集团和弱势利益集团，前者往往会凭借其掌握的占据优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影响政府决策，损害公共利益，谋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强势集团对国家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应健全相关法律，严格规范强势利益集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既严厉打击它们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又鼓励他们守法经营，同时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努力扶持弱势利益集团，以维护社会公正。第三，要从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大框架下，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沟通、协调和反馈机制，确保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合理利益通过有效的途径得到公正的实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社会分配制度上，要完善分配制度，实现公平分配。毋庸置疑，30年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改革出现的偏差也导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不断扩大，调整势在必行。在分配原则上，应根据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改变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在分配结构上，要根据社会主义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本质要求，改变资本、技术、管理分配比例过大的现象，加大劳动报酬的分配比重。应改变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开展能够让居民享有国有资产收益为特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体制和房地产体制的改革。应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严格限制企业高管的工资，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根据公务员工资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应由人大而不是由政府自身决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在分配手段上，应根据社会主义突出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强化税收调节，着力开征遗产税、所得税和物业税等，打破经营垄断，保持竞争活力。
在社会保障制度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政治改革通过建立竞争机制，能够使社会充满活力，但激烈的竞争必然使社会产生差距并可能扩大，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在通过经济政治改革建立了竞争机制后，要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作为改革的基础性内容，将国家更多的财富甚至优质国有资产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养老、医疗、最低生活和教育保障制度，保障竞争失败者的最低生活，真正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制。
在社会利益的维护上，要培育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切实维护公民个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于单个的公民个人和弱势群体而言，若其利益受到侵害，单靠自身特别是个体是较难维护的，在我国这样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下更是如此，而公民社会是其利益维护的安全阀。实际上，在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在目前资本积累的初期和市场经济的发育阶段，劳资矛盾往往相当尖锐，工会是调节劳资冲突的相当有效的手段。农会、妇联等也是维护弱势个人的坚强可靠的力量。因此，培育不受国家肆意干预的公民社会，建立健全社会团体活动法，既规范社会团体的各项活动，又充分发挥它们维护团体成员权益的巨大作用，将大大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进一步而言，强大的公民社会也是平衡国家、防止集权、确保民主的重要基础。
四、改革的方式：从先进的制度建设走向新型的文化培育
任何一项改革的方式，首要是制度建设，通过激进的革命或和缓的改良，打破旧制度，消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建设新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在新型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经济方面，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扬。
民主化、市场化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相应的实践已经证明，一国在新型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后，其有效运行需要营造相应的文化环境。因为一种相对成功的制度、体制背后总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一国在学习别国成功的制度时，也应当吸收其合理的文化，但制度建设可以在朝夕之间完成，而文化建设却不可能立竿见影。因而刚刚建立的新的制度和体制一般都缺乏合适的文化环境，或者与原有的文化环境不相适应，难以发挥预期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我国在初步完成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建构后，必须重视相应的文化环境的培育，充分考虑本国的现实文化是否与已经或正在建立的新型的制度、体制相适应，并加以适当改造，努力使之与新型的制度、体制相适应。
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冲击，传统的儒家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被丢弃，西方思潮蜂拥而进，社会思想呈多元、混乱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在整体上滞后于渐进改革的实践，不能有效地为制度变迁提供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形成符合新制度要求的、能够准确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方向的基本价值判断。”[4]413对此也有必要确立一个人们公认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该体系应当以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效率及和谐为核心。培育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既要借鉴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又要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还要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特别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契合，这需要全体人民长期艰巨努力，积极开展继承、学习和创新工作。
一国的兴衰表面呈现的是以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为内容的综合国力的强弱，究其原因外显的是制度的先进与落后与否，内涵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文化的兴盛与衰落与否。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不仅能够有效消除思想混乱，明确目标，统一思想，坚定信念，有助于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且能够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化和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振兴。
五、改革的战略：从渐进战略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历史早已证明，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宏伟事业，仅凭单一的战略是难以完成的。目前我国的改革处于攻坚而暂时难以突破之际，为了深化改革，有必要调整改革战略。犹如俄罗斯在激进改革失效后借鉴渐进战略，有人主张此时中国可以采纳俄罗斯的激进战略。实际上激进战略与渐进战略本没有优劣，关键在于是否因地制宜。俄罗斯在通过激进战略完成了制度框架的搭建后，面临机制建设和文化培育的艰巨任务，确有必要调整改革战略，这一调整既适时又适宜，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在改革遇到困难、亟须重大突破之际，在对改革内容进行调整的同时，确有必要调整改革战略。因此可在改革战略上作出适当调整，在继续采用渐进战略的同时，亦须吸收激进式战略，把两种战略交替并用，对风险较大的宏观、根本性问题可实行渐进式改革，对风险较小的微观、局部性问题可实行激进式改革，这样既可以吸收两种战略的长处，又可以避免各自的短处，这无疑是一种合适的配置，但还不是一种根本的方略。
经济政治改革及其产生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而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可以在朝夕之间完成，但新的民主思想的吸纳、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建立在新制度、新思想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有效运行，需要一个较长的、甚至是反复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国情复杂、问题繁多的大国而言，更需要渐进改革以确保稳定。因此我国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改革必须以渐进为主。同时，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又要求进一步丰富渐进战略的内容，在渐进的基础上采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全面的战略就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并举。协调的战略就是改革要统筹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际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是要通过改革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确保发展的持续性。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不是激进战略。激进战略在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下盲目快进，幻想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不同于渐进战略。在改革初期，为了把改革推向前进，在遇到重大障碍时，渐进战略的做法是像“鸵鸟”一样回避绕行。随着简单易行的外围改革和体制外的增量改革的完成，在遭遇重大障碍之时，回避绕行已经无路可走，只能导致停滞不前；对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只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大量积压而发生爆炸。当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不是一种只在经济、政治、文化或社会某一方面推进改革的局部战略，也不是忽视相关配套改革的片面战略，更不是只追逐眼前利益的竭泽而渔的战略。它是一种集激进与渐进、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目前与长远于一体的战略，是在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种有效战略，是一种把我国改革推向深化、引向成功的战略。
回顾过去30年，我国通过改革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展望未来，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有效克服当前改革遇到的重大障碍，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艰巨任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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