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本体化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本体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门学科的构建，理论基础都必不可少。新闻理论在新闻学科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闻理论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和主干，它主要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和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以及新闻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社会功能及特点，它的工作原则、方法和一般规律。当前，新闻理论研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不仅学术观点支离破碎，而且存在“语录新闻学”的历史垢病，新闻学科的专业主义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彰显。因此，如何在可能范围内坚持新闻学研究的独立性，建构本土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需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我国新闻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缺位，导致了该领域的研究只能跟在政治学、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其典型样本便是对新闻传播史的诸多元问题的回答。如新闻传播学的分期问题，究竟是沿袭革命史的分期方法，还是按照新闻传播活动自身发展规律加以划分，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涉及研究者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再如新闻传播学史的碎片化问题。面临知识积累和学术化不足的危机，对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探讨还有待全面深入。回顾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阶段的新闻学史是一个有新闻工作者而没有新闻理论专家、有学者而没有思想家的时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新闻史的研究变成了普通的编年史研究，甚至变成了繁琐的考据学研究，没有把新闻现象从普通的政治研究中分离出来,从而使新闻史研究缺乏对自身的元思考，缺乏思想性。其次，新闻学理论研究由于脱离了新闻学的历史而变得空洞、落后，不能站在新闻学历史发展的前沿，充分汲取西方传播学的精华，甚至无法与当今世界前沿新闻学对话。
回首近30年新闻学研究的思想性不足，其实与这样一种学术格局不无关系：史论分离的研究格局把统一的思想过程即思想创新和创新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一分为二，使新闻史研究变成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乃至单纯的资料整理，使新闻理论研究变成了业务总结——这种业务总结由于缺乏新闻史思想资源的营养和启迪，往往处于落后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新闻理论的归纳、整理与系统化，无不来自历史上发生的纷繁复杂的重大事件。因此，新闻理论的研究要从历史中尤其是新闻传播史中寻求支撑，但同时也要回到当下的现实本身。那么，目前中国新闻学本体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是舶来品，不属于传统文化内涵。中国尽管早有“邸报”这个号称历史上最悠久的报纸，但缺乏产生现代新闻业的社会和文化基因。文化进化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形态都是由其内部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等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文化各层面之间保持着一种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互匹配关系，共同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整体特征。因此，西方近代新闻业和新闻观念应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中国的新闻学理论在经过“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以后，学界迟迟没有产生真正植根于本土文化的新闻理论研究。究其原因恐怕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当新闻传播学逐渐摆脱对政治学的依附后，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又以“拨乱反正”的名义侵蚀了该学科的独立性，将政治与新闻学分离开来。当新闻可以用更加多样化的创作方法进行作品创作时，新闻学研究又步入了“去政治化”和“西化”的怪圈。
远离政治，“回归”新闻学研究本体的新闻理论不免流于琐碎和浮薄。没有政治的视野，没有对生活的政治维度的思考和理解，其表现就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肤浅和虚幻的。日益边缘化的基础新闻理论在这个浮躁甚至狂躁的时代早已失去耐心，学者们用一套远离中国新闻传播本土实情的理论解读中国的新闻传播现象，力图达到话语的陌生化效果，呈现出理论游戏化的特点。
近30年来中国新闻学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引进与运用，所产生的脱离文化语境与本土的不适应等症状逐渐显露出来。新闻学理论不是真正来自于当下本土的新闻传播实践，而是用外来理论自我演绎生成新的理论，对于中国传媒现实采用生搬硬套的解释以及脱离中国传媒现实贴标签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代新闻学在传播学理论上的引进和运用上的过剩恰恰反映出新闻理论的贫乏。模仿国外传播学理论产生的中国传播理论，目前还无法转化为纯粹的中国叙事，其结果是所谓西方理论的引进与运用仅变成了一场语言革命。
新闻理论的研究既要从历史中尤其是新闻传播史中寻求支撑，同时它也应是时代新闻作品的提炼与总结。一个时代，总有一部分新闻作品仅仅表现纯粹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变动，或者纯粹表现人与世界的变迁，在这些作品里的确很难找到“政治”的元素。但正像政治是人类生活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一样，政治也是新闻价值构成中重要的部分。只有那些关注时代生活图景的新闻理论研究，那些勇敢地介入现实、真实地反映了自己时代人们的政治生活境况的新闻理论研究，才会使理论家们获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只有当理论研究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批判性才会真正打动人心。回顾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都和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因此，驰骋报坛的往往是如王韬、梁启超等报刊评论家。被后人誉为中国新闻界全才的邵飘萍，更是主张报纸应为改革社会政治之利器，报纸虽须独立，但不可忽略乃至放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站在中西文化话语权依然不对等的今天，站在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当下，我们将更清晰地认识到，新闻学不仅担负着传承文明、推进学术进步的重任，更担负着坚守民族国家文化与精神底线的重任，矢志于“经世之思想”。正是学术和思想的双重滋养让新闻教育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体以神圣职责。
坚持独立性发展首先要突出新闻学研究的本体意识，强调自我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推动新闻理论研究回归新闻学本位的根本动力，不应是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应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新闻理论真正的本体化研究应建立在民族文化重建的基础上，同时本体化不是完全的“去政治化”，而是在认识政治性的同时有超越性意向。在中国的语境下，新闻学自身的发展与现实政治运作有着无法割绝的联系，政治以其特有的力量在影响着新闻学的发展。正是在与新闻实践和现实政治的密切互动中，新闻学体现出了自身所独有的(有别于其他哲学社会学科)特色，即强烈的实用性。而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和新闻事业迅速大众化的近30年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了与实践共同成长的学术品格。
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党和国家的舆论阵地，是党和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我们又迎来了一个职业新闻与非职业新闻(民间新闻)共舞、新媒介张扬、民间新闻狂欢的时代，直面中国社会，关注社会发展与中国在世界起飞，新闻理论家不仅要有“三贴近”的平民心态，更要有作为社会“思想库”和国家“外脑”的远见卓识和气度襟怀，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应成为新闻理论研究者永不放弃的理想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