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阅读困境的深层之因：读图时代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图论文,困境论文,国民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多次回忆年轻时读书的经历和感受，发表对经典作品的见解。在不同场合，习近平同志也多次谈到读书的经历，他说道：“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阅读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阅读，探究当下阅读困境的深层原因，需要以读图时代的阅读转型为背景，反思“阅读力”衰颓的过程，并从中找寻其症结所在，进而结合现实探索拯救阅读的路径。 读图与阅文：后现代启蒙辩证法 当下可谓是一个“阅读之死”的年代，国民的阅读状况与时代的要求非常不匹配。这体现为两个低水平：一是国民阅读率低水平，即阅读量不够；二是阅读质量的低水平，即阅读能力低下。这两个低水平体现了当代阅读最突出的问题：浅阅读盛行，深阅读消失。不过，从本质上说，“阅读”行为并未消失。阅读本义指“阅文”，但日益流行的“读图”也是阅读题中之义。深层危机在于，读图时代的浅阅读背后是“阅读力”的退化。 如果我们将阅读置于知识考古学的视野之下，“阅读力”的退化正是“读图时代”人类普遍的精神境况。相对于阅读语言文字的“读书”，“读图”曾经充当了解放的力量，是新时代启蒙的象征，当下“阅读力”丧失的种种症候正是启蒙衰竭的象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神话与启蒙呈现为一对辩证关系：神话即是启蒙，但启蒙已经蜕变为神话。在读图与阅文的二元关系中亦可发现，人类本初的“读图”本能与神话的形象性相类似，即便在黑暗的洞穴中，人类也会用稚拙的画风在洞壁上记录生活、表达信仰，这是启蒙的最初形式。“阅文”则像洞外的启蒙之光，随着“阅文”替代“读图”逐渐占据主导，理性取得了人类文明的盟主权。文化工业崛起，世界再次进入普遍图像化的时代，人类面向另一场“视觉转向”，“读图”重新崛起，感性革命颠覆理性启蒙，这正在将我们导向另一场神话。 “读图—阅文—读图”构成了人类阅读的进化史，形成了一种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循环。如米歇尔所说，词语和形象的辩证法似乎是记号之网中的恒定因素，文化就是围绕着它编织的。文化的历史就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史。在一种相互颠覆性的关系中，语言或形象探查自己的内脏，寻找着自己潜藏的对立面。[1]希腊传统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强调形象的、感性的、本原的美。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是逻各斯的动物，由此而来的“可理解的知识”备受推崇，而“可感觉的知识”不受待见。这也是鲍姆嘉通提出要创建美学，试图回归希腊“可感觉传统”的初衷。后现代读图时代，文字作品不断被图像影像殖民化，形象工业空前扩张膨胀，任何非形象资源都正被开发成图像资源，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发生了某种翻转。不仅图像对文字、对语言形成一种霸权，甚至自身也构建为一种拜物教，一种快感神话。 读图时代“阅读力”退化来源于快感神话的“快感+节约原理”。传播学研究中，受众一般趋向于接受最符合经济原理的阅读方式，即付出较少却能得到较多的媒体和文体。对新时代的受众来说，花最少精力得到最多的东西，是工具理性的核心。一篇出自印度工程师之手的网文《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迅速蹿红。其中说道，他吃惊地发现，飞机上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打游戏或看电影，没见有人读书。中国是一个有着全世界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但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张炜在《阅读的困境》中也说，“人在荧屏直射光前，出于生命保护的本能，必然要省略注视力。而看书就没有这个问题。阅读文学作品不是读一则消息，不是为了从中得到、迅速掌握和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它是一个缓慢的对语言还原的过程、感悟的过程。它太需要人慢下来，需要用视觉去抚摸这些文字。这是一种特殊的状态，绝不是看过而已，而是与文字摩擦之间，产生了特殊的亲密和热度”。相比读图，缓慢地阅文自然不符合“快感+节约原理”，随之消失的是与文字摩擦的亲密以及生命体验的热度。 在印度工程师眼中，中国人对阅读的冷漠似乎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这与传统和现代的文明形成了双向背离。对“阅读力”更为致命的挫伤，并不在图像本身，而在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宰制。蔓延着的“图像拜物教”将阅读简化为对虚幻魔力的崇拜，而这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化密不可分。《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乘客中也有阅读和工作的，但不太多——大部分人或者在穿梭购物，或者在大声谈笑和比较价格”，作者不禁问道：“为什么中国人都在打电话或玩手机?没有人看书!”这正点出了“读图时代”的一个本质特征。图像之所以具有魔力，乃是由于图像作为文化的“主因”正适合消费社会的主导倾向。形象即商品，而商品即形象。形象不仅可以提供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将阅读和思想拟像化为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这一转换，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正如鲍德里亚等人的分析，一种对于图像的崇拜正在让人们陷于感性主义和快乐原则的沉迷之中。“阅文”越来越远，而“读图”无限趋近，神话制造了启蒙，而启蒙却退化为神话。读图时代彰显出一种“读图”与“阅文”相冲突、感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抵牾的文化政治，标志着后现代启蒙落入困境。亦如《启蒙辩证法》所提醒，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 “阅读力”的症候：词、物、我 “阅读力”退化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症候，被称为“依据症候的阅读”。阿尔都塞创立的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阅读法要求，通过把握时代的精神症候，把埋藏在文本中的无意识的诸多症状结合起来理解时代异化的深层结构。“阅读力”的缺失对于文化强国、阅读兴国来说，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这一深层症状表现在词、物、我三个层面，具体呈现为碎片化、片面化和娱乐化三大趋势。 第一，“词的崩解”。表现为阅读的碎片化。福柯一再担心现代话语的出现将语言自身凸显为重要因素，“词”成为一种“野蛮和专横”的表现。在读图时代，这一“野蛮和专横”进而展现为一种对任何连续的、宏大的、理性的阅读的消解力量。人们的阅读行为越来越倾向断续而不是连续，阅读对象片断而非整体，作品创作重视短小精悍而非宏大叙事。断续而非连续，就是阅读时间被碾压得支离破碎，人们无法集中精力花大量时间阅读大块头作品。片断而非整体，意味着阅读对象受挤压形成零碎、细小的特征。这也影响了创作环节，作家愿意写短作品、小作品而远离主旨深远、立意宏大的作品。比如，段子成为时下社会最流行的阅读形态。几年前是短信段子，这几年是微博、微信段子。曾经流行一时的博客，现在早已式微，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字数太长。人们只习惯快速阅读，于是博客死于太长。报纸在长篇通讯和消息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后者，报纸整版充斥短消息，而深度阅读退位乃至消失。短新闻盛行导致深度的丧失和文化含量的匮乏，也是报纸没落的重要原因。传统杂志和图书的情况也不尽理想，更多编辑将注意力集中在标题和书名的制作，以期达到吸引读者、捉人眼球、扩大市场、增加发行的目的，而非阅读内容本身。碎片化的阅读信息泛滥，其结果是随着阅读行为的断续，造成阅读意义和效果的破碎。整体的阅读感变得脆弱，形而上的意义被终结。 第二，“物的牢笼”。表现为阅读的功利化。这体现在阅读题材的收窄、阅读兴趣的转移和阅读导向的嬗变。关于阅读兴趣的转移，心灵鸡汤类畅销书销路最好，微信微博“鸡汤”类的段子也很受欢迎。鸡汤类的精神食粮，打着拯救心灵的旗号，以直觉感悟代替现实反思，以片面说教代替整体思考，以个体经验代替一般规律，用情感代替逻辑，如一剂精神鸦片，麻痹人们的心灵，不能给人的生活以真正的指导。关于阅读题材的收窄表现为在书刊市场，各类健康类读物泛滥，财经类作品走俏，教辅类图书热卖等。这是分众化阅读的市场取向，但是宏大叙事的匮乏，纯文艺作品的高处不胜寒，以及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偏冷，也非常让人堪忧。一个民族的阅读如果完全以市场为取向，一个社会的阅读选择如果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类，只关心眼前的得失，而不仰望头顶的星空，缺少对哲学的热爱、对普遍人性的深刻反思、对终极命运的成熟判断，这个民族的未来不容乐观。新媒体就如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不是阅读兴趣的增加和阅读量的增大，恰恰相反，它导致的是整个社会阅读导向发生单向度嬗变。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传统阅读形成“肢解”。新媒体依据个体喜好的数据采集有针对性地推送，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闻聚合体潜在地形塑了数字时代“单向度的人”。叔本华曾经指出，“他人思想的大量涌入必然会约束、抑制我们自己的思想，而且，长此以往会使我们的思维能力趋于瘫痪。”[2]大数据、社交媒体的数据挖掘和整合，最容易为消费主义所绑架。人们在无意识间陷入消费主义的包围之中，自我封闭在彻底的“不及物性”之中，阅读本身成为“表征物”的矩阵牢笼。 第三，“(本)我的泛滥”。表现为阅读的娱乐化。阅读的娱乐化主要体现为阅读行为的游戏化和阅读价值的虚无化。根据近两年图书的抽样调查，在4000种图书的主题词中，得出如下频率较高的50个关键词：“女人、男人、亲情、爱心、友谊、成功、钱、枪、爱情、性侵犯、警察、废土、战争、酒、风景、动物、大自然、名人、笑、军队、刀、抢劫、妓女、营救、探险、狗、音乐、毒品、梦想、谋杀、侦探、魔力、巫术、鬼、比赛、赌博、欺骗、诉讼、童趣、汽车、电视、伪造、模特、美食、复仇、灾难、黑帮、选美、黑姑娘、黑幕”[3]，从中可见大众阅读审美趣味的走向。其中有关“星、腥、性”占了不小比例，阅读的游戏化也越来越明显。这正是一种本我欲望泛滥的表征。再譬如著名的“知乎”网站，作家与读者互动产生的作品，游戏化痕迹极其强烈，其思想和艺术表达更多倾向一种解构，而不是作者独立精神的建构。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拯救阅读，而是阅读价值的虚无化。尼尔·波兹曼尖锐地指出，电子媒介不仅对印刷媒介形成极大冲击，而且使整个社会的文化重心发生了偏移——全民娱乐正在使文化枯萎。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沦陷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4] 有学者将当下这一本我泛滥的阅读和出版现状总结为：去文化化。“一是指出版的内容是去文化或文化含量低，甚至是垃圾文化；二是指出版的内容本来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但因为不恰当的表达或阐发而削弱、抵消了文化。”[5]“去文化化”的读图不可避免导致阅读价值的虚无化，使大众审美趣味日益满足于浅层的感官刺激之中。作为“阅读力”匮乏表征的狂欢并不具有解放的力量，难以构成对日常生活的有益补充。 “阅读力”与生产力：拯救阅读的路径设想 到现在为止，国际上也没有一种指标评价体系——将国民阅读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勾连。但一个社会的长足发展和能级提升，应该与国民平均阅读水准不断精进、阅读能力不断增强、阅读数量不断充盈及阅读质量不断提高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阅读力”与生产力相匹配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7.8％，较2012年略为增长。国民阅读率自2003年至今，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增幅比例仍然较小。而且无论是阅读的广度和质量，并未呈现同步增长倾向。在2012年上海书展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曾向公众列举数据称，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阅读水准仍然较低。欧美国家年人均阅读量约为16本，北欧国家更达到年均24本，而我国年人均阅读量仅6本(作者注：2013年上升为7本左右)。据2014年有关学者的民间调查：国人人均年阅读量仅为0.4(参见《东方早报》2014年1月18日梁小民：《12月读的二十五本书》)。尽管我国的国民阅读率有所提高，但是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相比是不相称的。 20世纪的人力资本理论，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特殊的理论视角。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舒尔茨，通过对20世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数据研究发现，推动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构成中，人力资本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权重。人力资本说到底就是教育。各类中等和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造就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人本身的成长成为一种高质量资本(教育投入)的累积，而这种人力资本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甚至一举超越资源、劳动和资产，成为战后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贡献率曾高达60％以上。人力资本理论形象地说明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教育与国民阅读率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是正向的。这也说明了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密匙”，即在人文教育和阅读教育方面的持续投入。我们不得不认真重视教育、文化乃至阅读中的软实力要素。 为什么只有二十几个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而多数国家却长期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对此学者提出许多解释，其中多数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比如产业转型上的失败、经济政策上的失效等，但他们大多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文化上的成功转型。这些国家无一不是妥善处理好文化发展的瓶颈，才得以使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西欧周边国家莫不如是。这充分说明，只有克服文化断裂和陷阱，国家的繁荣富强才有保障和立足点。 为此，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理念——阅读也是生产力，阅读也要“GDP”指标。要大幅度提升国民阅读率的指标，全方位提高国民人文素养和文化水平，将具体指标量化，以政府工作的形式体现在公共决策中，并与GDP指标挂钩，以硬考核的形式，将无形的阅读化为有形的约束和激励，以实现阅读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两个一百年”分别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真正实现中国梦，真正建成小康社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避免经济徘徊不前乃至倒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转型、重视提高文化背后之阅读的力量。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文艺的作用，对阅读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要求。 当代阅读的怪现状，与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也与飞速发展的各种媒体技术密不可分。一味地取消文化市场化，否认文艺产业化，反对新媒体对传统阅读的消解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毕竟这已经超出了阅读范畴本身的命题。从阅读本身出发，拯救当代阅读，可以从两个路径加以思考。 第一，提高文本的生产质量。“阅读力”衰落的症结出在生产的环节。生产与制作的环节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只是迎合市场和人性的低端需要，自然无法撑起精神食粮的高质量与厚度。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时期文本创作指明了方向，其中特别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的使命不是将就阅读接受者，而是努力提升读者的精神层次。“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作品是有思想高质量的文本，不能异化为市场和金钱的工具。编辑出版业也应以此为行业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重塑阅读的动力机制。在塑造全民族的阅读文化过程中，来自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至关重要。如何增强人们阅读的内外在动力机制，应当成为相关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从立法的角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目前很多国家都有阅读立法，如美国的《卓越阅读法》(1998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2002年)，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1年)，韩国的《读书文化振兴法》(2009年)，俄罗斯的《民族阅读大纲》(2012年)，等等。应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以推动全民阅读为目标，加快推进阅读立法工作。不久前，江苏省率先为阅读立法。江苏省人大颁布《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草案)》。其中明确规定：每年4月23日为“江苏全民阅读日”，省政府将每年举办“江苏读书节”，定期举办“江苏书展”。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江苏全民阅读日”、“江苏读书节”和“江苏书展”期间，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营造促进全民阅读的良好社会氛围。除了立法之外，政府要在全民阅读的软硬件条件上给予充分的资金与资源保障。我们注意到这几年政府在公共图书馆方面的大力投入，市民阅读的氛围、环境越来越浓厚，图书讲座等活动越来越多，这些都是积极的现象。但是政府还需要在阅读普及率、阅读量与阅读效果等方面，提出更多的细化量化指标，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人们多读书，读好书，真正提高群众文化层次，提升读者人文素养。譬如江苏省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等从业人员、社区教育工作者、大学生等建立全民阅读推广员队伍，在公共阅读服务场所配备必要的阅读推广员，开展全民阅读指导和服务，培养公民阅读兴趣和习惯，县级以上全民阅读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应当免费为阅读推广员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第三，培养内在的阅读文化。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时说：“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才能将阅读的基因融入我们每个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自发的内在需求。数字化大潮下，读图时代的阅读不可避免面临转型。这一转型必须是内在的、自发的，是对精神家园的回归。“阅读正在实施一个‘被剥离’的过程，剥离附加在其身上的各种它不该承担的政治、经济、文化重负，成为我们数字化生存的一部分。表面看来，阅读正在从显性的文化中消隐，但实质上，它将从隐秘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新生。阅读本来就是一件极其私人化的文化活动，现在它正在回归它本身。”[6] 总之，将阅读融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中，才能最终救赎阅读。读图时代，阅文与读图内在的相互契合、良性互动，阅读也才能重新担当起复兴一个民族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