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创业活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CPSED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关系论文,CPSED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社会变革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随之改变的今天，创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Kirchhoff(1991)研究表明，创业可能成为大多数经济发展的源泉。因此，创业成为了社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关于创业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各个方面皆有涉及。但是，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人们对于社会伦理越加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和企业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而企业和企业创建者对于社会的责任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创业前期，创业者对于企业伦理的关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业者的决策与发展，影响企业现有和未来的发展，以及企业未来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关于创业与伦理的关系，但是，在近20年里，这种关系的研究现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
创业是企业发展的前期，是创业者发现或利用资源、机会等，实现或追求利益的过程。从一定角度上来说，也是对于现有环境、资源等的重组，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创造性的破坏”。然而，这种创造性的破坏是如何影响社会的呢？Etzioni(1987)提出，这种创造性的破坏，戏剧性地影响了社会和伦理因素的演变，并且创业者位于社会伦理需求的中心位置。正是这种对于创业的原罪说，引发了本文对于创业者本身的探究，和另一个重点概念——伦理的探讨。伦理是普遍性的，它运用到每个人身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它随时被运用。它内在地居于自身，无任何外在的目的，但它本身即是所有外在事物的目的。本文的伦理是指涉及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而在创业过程中，新的、突然出现的企业在处理与社会关系时，创业者面临着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双重影响，而这些伦理是否会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又是什么影响在其中进行作用，使得这种影响发挥作用呢？这些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由此，本文在进行大量的样本收集和数据采集的基础上，探讨伦理与创业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伦理对创业者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相关文献综述
创业与伦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问题，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小企业的出现，企业环境和创业者伦理决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每一个领域与其他领域的联系更加突出，尤其是创业与伦理。例如，在伦理研究方面，斯密资本主义包括一种强烈的创业和伦理焦点(Newbert,2003; Werhane,1991,2000)。创业学者也指出，以全球经济为背景，创业伦理是非常重要的(Bucar & Hisrich,2001)，而且伦理研究者的焦点也逐渐转移到以小的和突然出现的公司为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大的组织(Spence & Schmidpeter,2003)。对于创业与伦理，现有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不同主体与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创业与伦理的探究缩影，而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探究创业与伦理的问题，也呈现出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本文将这些主体与方向归结为以下三个类型：
(1)创业引发的伦理困境。新企业经常会在革新的边缘出现，所以，整合伦理可能是特别的挑战(Martin & Freeman,2004)。而且创业过程中，通常会涉及企业经历着的持续变化和有限的财政资源(Boyd & Gumpert,1983)带来的问题。而创业者倾向于面对的伦理困境包括他们自己的价值，组织员工的努力、顾客的满意程度以及额外的责任(Payne & Joyner,2006)。而对于上述不确定问题的共同出现对于创业者有着深重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创业者对于境况不明确的伦理困境(Chauanfd Siu,2000)。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资源也会影响创业者的伦理水平(De Clercq & Dakhli,2009)。不仅如此，特殊的伦理困境，尤其是对创业者突出的伦理困境能够引起在组织中关于利益分割的问题。例如，新生事物与高风险共生，需要平衡想象管理以及合法化和公平问题(Dees & Starr,1992)。
(2)创业者角色与伦理导向。这类研究关注创业者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创业者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Van de Ven等(2007)表明，创业者意识到了自己在促进社会利益时候的角色，事实上表明，私利是对于创业者的一种描绘，与此同时，坚强的个人主义也是“不完全的”，因此，比起当他们仅仅依靠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如果他们同时，从事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对于创业行为的解释可能会变得从理论上更加完整，经验上更加明确。与此同时，Peter Drucker表明，社会创业者具有能够“改变社会的表现能力”(Gendron,1996)。针对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创业者可以在建立“好的社会”上起到总体的主导作用(Brenkert,2002)；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伦理价值的葬礼本身能够作为一种资源服务于革新和创业(Wempe,2005)。
(3)创业与伦理对于经济和改革的影响。以Buchholz和Rosenthal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提出，创业是需要伦理道德作为导向的。然而，更大一部分文献是在研究企业和贪污(Radaev,1994)——主要是在世界环境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直接关系到创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焦点集中在创业中出现的民主和经济问题上)。与此同时，Anokhin & Schulze(2009)探索了贪污和创业革新之间的关系，这也涉及创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改革的创业者经常会成为更大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Vasi,2009)，而且他们致力于某些活动。例如，形成目标之后，他们使用非市场和政策的手段去吸引不同的股东——以实现创业者的那些目标。这一类研究主要在于关注创业和伦理对于经济和改革的影响，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上述三类文献研究为我们的探讨奠定了基础，Buchholz & Rosenthal(2005)提出创业者的特性——想象力、创造力、新颖力和敏感性——这对于伦理决策的产生由有组织性和理论性双重因素决定的，这暗示了伦理和创业是紧密联系的。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伦理与创业之间是密切联系的，而伦理导向与创业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本文通过动态调查和假设分析进行探讨说明。
2、研究假设提出
企业的基本目的就是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和股东权益最大化。但是，企业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要遵守一定的社会准则和价值取向，即伦理。伦理包含的范畴很广，其中，经济伦理研究的是如何将个人道德规范运用于商业企业的行为和目标之中，用来指导企业及其成员经营行为的善恶。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伦理一度被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同义词。而人们普遍认为，应当尊重生命，维护家庭和睦，遵守社会制度，这种广为传播的道德价值观影响了许多企业的行为决策。企业道德责任或伦理责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公众渐渐开始关注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但是，仍有诸多不同的意见。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Carroll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四层次框架”，代表了早期的广义社会责任观。Sethi(1975)首先提出了综合“社会义务”、“社会责任”、“社会响应”三个维度的企业社会表现模型。上世纪90年代初，Wood提出了“原则—过程—结果”三位一体的企业社会表现模型。Wood从制度、组织和个体三个层次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其中制度层面，是基于企业作为商业组织的特定义务，个体层面是基于个人作为组织内的行动者。基于Wood提出的这两个层面，本文选择制度层面的制度和个人层面的家庭作为创业研究的两个维度。
(1)家庭导向与伦理。家庭因素是影响创业的伦理因素之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伦理则是以家庭为本位。黑格尔的理论指出，伦理是真实的精神，也是客观的精神。伦理实体在其自身的运动过程中，由于其自身中自行分裂的本性，使其分裂为不同方面的伦理本质，“它分裂为一种人的规律和一种神的规律”。其中，“神的规律”指的是世系的更迭，即人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家庭为始点推出的伦理合理性本源以及调节家庭人伦关系的诸伦理原则，不仅适用于家庭内部，而且适用于家庭外部的社会伦理关系，甚至也是我们对待生态、科技等问题所应遵循的伦理原理。也即，家庭是整个伦理的范型。
Kets de Vries(1985)提出警告，“一些明确的否定因素可能渗入到创业者的个性并且控制他们的行为”。家庭和周围环境影响着创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创业者的个性，并且影响着创业者对于伦理意识的形成，可能会变成这种“否定的因素”来影响创业者对于伦理的认知，从而影响创业者的决策。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表明，创业者一般可能更加看重道德行为(Bucar & Hisrich,2001)和表现更高水平的道德理由(Teal & Carroll,1999)。创业者的这种行为和意识有一部分来源于家庭因素。因此，“大部分家人和亲戚都创业了”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家庭因素对于创业意识的影响。
创业伦理学派研究股东理论在创业中的应用(Harrison,2002; Venkataraman,2002)，研究表明，对于新形成的企业，广义的股东观念已经部分控制了这种应用(Ackoff,1987)，一个相对没有探索的领域是以创业者为中心的独特的股东关系研究。发现性的创业者和新型企业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重要的组织股东也倾向于变为与发现者有紧密关系的个人。在新企业创建的初级阶段，创业者经常要求管理个人与家庭和朋友的社会关系，也可能是与投资者或者员工的关系(Starr & MacMillan,1990)。也就是说，创业过程中，家庭是创业者考虑伦理的问题之一。“您努力去干每一件大家期望您干的事情”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创业者对于家庭伦理因素的考虑。而在具体的时间分配问题上，本文选择“在时间分配上，履行家庭责任与创业事务相冲突”这个问题。
在此基础上，Peter Bryant进一步调查创业者中的伦理意识的概念。在使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他明确地探索了社会认知的一个特别方面——自我约束。研究表明，一个具有自我约束特性的创业者是更加有道德意识的。由此，可以推导个人自我约束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的影响；二是自身的习惯。而这两种来源都是与创业者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的。最初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就是家庭。不难推断，家庭对于创业者伦理意识的形成是存在影响的。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伦理的家庭导向与创业有显著影响关系
(2)制度导向与伦理。在伦理学体系中，制度伦理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是相对于个人伦理道德而言的。但是，制度伦理与伦理的制度这两个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区分。本文指的是创业者对于制度的伦理考虑。Victor & Cullen(1988)依据Kohlberg(1984)所提出的道德发展阶段构架，对不同产业、规模的四家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并且进行因素分析，将其研究成果归纳为五种伦理类型：功利导向、关怀导向、独立导向、公司导向和法律导向。而其中的法律是制度的合法化，因此，可以推断制度在伦理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现存的研究表明，伦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创业者行为和决定。在新出现的企业中，被推荐的伦理决策模型试图抓住某些规则(Solymossy & Masters,2002)。不仅如此，与Gartner's(1985)的断言相一致的研究表明，小型企业拥有者在理论价值和人口因素上表现出不均匀性，我们推断它可能影响那些价值(Dawson等，2002)。因此，理论价值和人口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创业者的价值观念。所以，本文选择“大部分创业者都在想办法来绕过政府规定”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然而，创业活动与制度导向是紧密相关的，例如，研究指出，创业活动与先于社会经济自由的政治政策相联系(Bjornskov & Foss,2008; Sen,1999)。而且一个关于健康伦理“基础设施”的调查研究的内容就是伦理的“基础设施”是如何在一个新的企业中形成的，其中一个相关的重要的调查方式包括，是否伦理“基础设施”具有持续性的影响(Tenbrunsel等，2003)。这里的伦理“基础设施”正是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赢得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这个问题，来反映已有的制度因素。
不仅如此，一个小的但是增长着的研究主体(Bates等，2007)发现人类少数的创业的祖先和成果，突出在战略的和政策相关的牵连。Mair & Marti(2009)也表明，一个特殊的创业表演者如何操纵一个资源和制度束缚的环境，并且在那种环境下最终使得“制度起作用”，这个问题影响初期的制度形成。另外，能够影响到社会革新的，就是制度的可靠性，制度的可靠性已经在个人创业的伦理方面起到了作用。这是De Clercq & Dakhli在进行“个人不安和自我雇佣的伦理水平”研究中发现的结论。因此，本文选择“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大部分创业者会为了利益而违反规定。”这个问题来反映创业者对违反制度的态度。
根据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伦理的制度导向与创业有显著影响关系。
三、数据分析
1、数据来源
在创业行为与过程学派日益成为创业研究主流范式的背景下，从微观视角剖析创业活动的独特性，解析新企业生成与成长的机理和路径的研究主张，促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业动态跟踪研究项目(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PSED)。创业研究长期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调查数据的后视偏见和生存误差，该项目在设计上克服了这些缺陷。作为这一跨国研究联盟的重要成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的资助下，南开大学创业管理研究中心发起，于2009年组织并实施了中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CPSED)，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于揭示微观层次创业活动规律的调查研究项目。
数据的收集主要是以新生创业活动活跃程度为依据，将中国划分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四个层级，在考虑地区间创业强度差异前提下，在东部地区选择北京、天津、杭州、广州，中部地区选择武汉，东北地区选择沈阳，西部地区选择成都、西安。结果发现，被调查城市的家户电话普及率比较高(2002年，被调查家户电话普及率为：北京为90％、天津为91.6％、沈阳为76％、武汉为89％、成都为93％、广州为96％、杭州为95％、西安为81％)，家户电话抽样方式能形成较全面的样本覆盖率。所以，选择电话调查进行数据的采集。研究主要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跳号家户电话抽样(Random Digital Dialing,RDD)相结合的抽样思路进行。
电话访问一共分为两轮，从动态跟踪的角度来了解创业者的进展和伦理对于创业者的影响。首轮调查在上述8个城市同步开展，在接触69990户家庭的基础上，电话访问了20424人，从中识别出新生创业者974名，其中601名新生创业者完成第一轮电话访谈。在首轮调查完成之后，开展了5轮的样本维护工作，以期提高一年以后跟踪调查的成功率。针对上一轮的601个成功样本开展了第二轮的跟踪电话访谈，访谈提纲在第一轮的基础上予以拓展，并同样进行了探测性调查，目的在于时隔一年之后追踪创业活动的进展状况。
根据这些有效的样本数据，本文采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来验证假设，即验证家庭与创业之间，制度与创业之间存在显著影响的关系。
2、指标选取
本文在选取指标的时候，主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指标能够反映本文研究所选择的两个因素，即家庭与制度；二是问题本身可能会影响创业者创业意识；三是这些问题可能代表相应因素与创业之间关系。
在家庭因素上，本文选取以下三个问题作为研究变量：F1您努力去干每一件大家期望您干的事情；F2您会仔细计划安排来更好履行在家庭和创业中的角色要求；F3大部分家人和亲戚都创业了。这三个问题分别代表家庭的影响、关系处理和周围人的观念三个方面，都是可能会影响创业意识的因素，由此来探讨伦理的家庭因素对于创业意识的影响。
在制度因素上，本文选取以下三个问题作为研究变量：R1大部分创业者都在想办法来绕过政府规定；R2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大部分创业者会为了利益而违反规定；R3赢得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这三个问题分别代表创业者对于制度的态度、制度与利益的关系以及制度可能的正面作用，都是可能会影响创业意识的因素，由此来探讨伦理的制度因素对于创业意识的以影响。
3、实证结果
(1)假设H1检验结果。由表l可见，Q1.1＝1.173－0.027 F1－0.011 F2＋0.074 F3。因此，Q1.1与F1、F2、F3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则H1得证，即家庭与伦理之间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其中，Q1.1这个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创业相关问题，能够反映出创业者是否有创业意愿。而自变量的三个问题则是家庭因素的不同方面，其中，问题F1和F2与创业呈反向相关关系。F1代表了创业者对于家庭期望的实施程度，说明了创业者在处理家庭的期望上，伦理意识观念并不强烈，而且呈现对创业观念的弱化。F2代表了创业者对于家庭和创业角色的处理情况，说明在这方面问题上，创业者的意识有待提高，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小，说明了对于创业者的影响不是很大，而且呈现不利于创业观念的现象。而F3与创业呈正向相关关系，这个问题代表创业者家人创业情况，系数的绝对值相对较大，说明家庭成员的创业行为对于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创业活动的实施。从而可以推断出，家庭伦理因素对于创业是有一定影响的。
(2)假设H2检验结果。由表2可见，Q1.2＝0.699－0.064 R1＋0.052 R2＋0.046 R3。因此，问题Q1.2与R1、R2、R3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则H2得证，即制度与伦理之间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其中，因变量没有变化，三个自变量为制度伦理的相关问题。问题R1与创业之间呈现反向相关关系，数据的绝对值相对较大，说明其他创业者对于政府规定的态度对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影响比较大。由大部分创业者想办法来绕过政府规定可见，政府规定是不利于创业者发展的，因此可以推断，制度的不完善和大部分创业者的态度可能会阻碍创业意识的实施。而R2和R3与创业呈现正向相关关系。问题R2说明，创业者对于法律的认可程度是比较高的，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大部分创业者为了利益可能会违反制度，这种态度与创业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了创业者的动机更趋于利益化，对于制度伦理的意识亟待提高。R3代表了政府政策的支持性，说明了良好的制度支持是有利于创业的，可以促进创业者意识的实施。
四、讨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动态的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以及数据的分析处理，探讨了伦理与创业的关系，并从家庭和制度两个维度探讨了与创业的回归关系。
本文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挖掘伦理中具有典型性的两个因素：家庭和制度。分别探讨其与创业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创业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并且得出，家庭与创业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伦理中家庭因素对于创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制度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其与创业者决策之间的关系，证实了伦理中制度因素的不可或缺性。
为了验证提出的伦理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假设，本文通过动态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并且借鉴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基于我国创业的实际情况，检验了伦理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当家庭作为伦理维度时，基于创业个人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受到家庭维度的影响，并且在此过程中，对待家庭态度的变化，都体现了家庭伦理在创业过程中的表现，而这些表现与创业的影响，在数据分析中得到了证实。换句话说，家庭伦理对于创业者和创业过程都是具有显著影响的。研究(Longenecker等，1989；Schminke等，2005)发现，创业者的价值在新企业伦理气候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并且对于其他内容也产生缓慢的影响。而家庭证实创业者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是创业者在创业中不能忽略的部分。尤其是在社会幸福感逐渐降低的今天，家庭伦理更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一些学者认为，创业是社会的有害部分，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创业者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忽视了家庭的因素和作用，这提醒我们更加重视家庭伦理。
当选择制度维度时，基于创业者个人对于制度的意识形态，以及受到周围人对于制度处理方式的方法，创业者对于制度的破坏性和改革性显得尤为特殊。而制度对于创业者的约束作用和支持作用，在各种研究中得到了体现，而创业对于制度的破坏性和改革性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本文从制度对于创业的影响的角度，证明了制度对于创业的影响，尤其是在创业者的决策问题上。也有研究表明，成功的社会企业在群体(De Leon,1996)中或者非盈利组织中拥有带来革新的感知能力、政策制定，甚至是在社会部门中社会革新的履行(Waddock & Post,1991)。因此，可能引起进一步展开对于创业过程的研究，包括制度的创造、形成和替代——这可能会开始建造一个“社会型的伦理—实践理论”(Dees & Starr,1992)。
通过两个维度的探讨，以小见大地映射了伦理的两个方面，即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这两个方面对于创业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创业者，也包含了创业过程。本文并没有分开进行讨论，而是在问卷的基础上，进行总体的概述的研究。上述探讨可以得出结论，家庭和制度所代表的伦理是与创业密切相关的。由此，引发我们对于伦理和创业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数据调查所选的城市，可能还不错是最完善的；数据处理方面，选择的研究问题也相对有限。因此，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的分析研究，对创业和伦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在分析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未来研究方向的探讨：
第一，伦理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创业的过程中，制度对于创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家庭对于创业的影响也在本文中得到了证实。那么，伦理的其他方面对于创业的过程是否有影响呢？例如，社会伦理对于创业有什么影响呢？情感伦理又有什么影响呢？对于不同目的创业的企业而言，这些不同的伦理起到的作用是否相同呢？伦理问题对于新企业环境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呢？
第二，创业对于伦理的影响。创业初期，企业的不稳定，个人的不确定，以及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信息不完全，这些因素在创业中出现的问题，对于创业伦理、社会伦理、创业者的个人伦理又会有什么影响呢？会不会由此变革原有的家庭伦理、制度伦理呢？伴随着新企业的创造和成长，在发展中的组织状况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伦理水平呢？而这种伦理水平又是如何在创业影响下变化的呢？影响其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第三，创业与伦理的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创业与伦理之间的作用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难免产生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什么样的呢？是什么样的伦理与创业的关系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因素是什么呢？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