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维度中的语用谬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谬误论文,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4)03-0020-05
“语用谬误”一词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该著作对于修辞式推论谬误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亚氏在书中驳斥了作为谬误极端形式出现并以利用手段与诉诸情感为惯用伎俩的诡辩修辞术，确立了以修辞式推论为主要说明方式的新修辞学的地位。书中提出的九种假冒修辞式推论之一“愤慨部目”（即“用愤慨的言辞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驳斥对方的论点”）就是典型的语用谬误，而不是修辞式推论。[1]亚氏对语用谬误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但是，由于这本最早提出语用谬误概念的《修辞学》历来未受逻辑学家们的重视，加上书中提出的修辞式推论谬误也常被视为《辩谬篇》关于论辩性推理谬误的重复，语用谬误一直没有寻求到系统有效的分析工具。而谬误分析工具的适用性与精良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谬误问题的研究效果和解决方案。因此语用谬误在此种意义上成为了某种悬而未决的“玄学”。
自从C.W.莫里斯所创立的符号学问世后，语用谬误的研究情况有所改观，逻辑学家们开始利用符号的三维关系，并结合此后语用学新发现即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用法理论”和奥斯丁、塞尔及格赖斯的语用理论，为语用谬误的研究开启了新思路，即对语用谬误进行符号学分析。既然这里的语用谬误是在符号学维度上加以界说的，那就有必要先对符号学理论及其研究状况进行概述。
一 符号学概念和理论
符号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符号的科学。但是，要对其进行精确化定义并不容易，当代符号学理论家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在国外，理查兹将符号学简单概括为“关于符号的理论”，克里斯特尔符号学为“对自然的或人工的信号系统特征的科学研究”，而托宾则将符号学描述成“以作为交流信息的代码系统组成部分的符号以及象征符号的产生和使用为研究对象的一种一般的哲学理论”。在国内，按照李幼蒸先生的两种回答方式，符号学一是按照历史上人们对以上这个名称标志的研究活动的内容加以列举说明，二是对其范围和含义都极有争议的学科内容、性质、历史渊源和功用加以探讨，以求澄清其内涵。[2]目前，丁尔苏博士在全国首届“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上所提出的观点颇受认同，即把符号学看成是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之规律的学科；换言之，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诸多文化领域中的意指活动，与其他学科既相互交叉又不完全等同。[3]
“符号学”概念界定上的这种分歧决定了符号学理论体系结构的多元化。当代符号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四大流派：瑞士的索绪尔的理论系统，美国的皮尔士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的理论系统及意大利艾柯的一般符号系统。其中，索绪尔的二元符号理论与皮尔士的符号三元理论奠定了当代符号学理论的基石，成为符号学学科建立的重要来源。索绪尔把语言视为“一种符号现象”，而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从而形成“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二元关系。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因此符号即使接纳这些自然的符号，它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4]与索绪尔的二元符号理论相对立的是皮尔士的三元符号理论，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对符号构成的论述在分析与解释各种符号现象上的功能更为显著。皮尔士将符号解释为符号媒介、指示对象、符号意义之间的三元关系，即符号本身、符号对象（所指）与符号主体（能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根据符号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将符号分为三类：图像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象征符号(symbol)。
皮尔士提出的符号的三元关系构成牢固的符号三维关系。倘若借用符号的三维关系为系统分析工具，运用主体、语境、预设、主观置信度、论证强度等概念对谬误进行语用学考察，则完全有可能研究出一种崭新的语用谬误研究新方案。
二 符号三分和谬误三分
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的贡献之一是将非语言符号引入符号领域，打破了索绪尔的“符号（能指）—意义（所指）”这个人们习以为常的二元符号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艾柯称之为比索绪尔的符号学更为全面的“符号化过程”。[5]符号化过程是指一种行为或影响，它包括三项主体的合作，即符号、客体及其解释因素，符号就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而言，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6]显然，皮尔士符号三分法中符号三维关系的牢固性在于符号和符号对象（客体）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即“解释因素”，从而使符号的丰富性显示为图像、指示、象征成分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皮尔士首先使用了icon一词，并用iconicity这一术语来指代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所存在的一种自然关系，嗣后指出：每种语言的句法都具有合乎逻辑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借助约定俗成的规则而成。[7]
皮尔士符号三分法受到了美国另一哲学家莫里斯和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莫里斯提出了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符号学，他视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为符号学的有机整体，将逻辑学正式引入符号并形成了一系列明确的区别定义。他由此所提出的符号学三门类即句法学（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成为了符号学研究普遍采用的分类方法。语形学研究指号联合的种种方式，语义学研究各种指号的意谓，语用学从指号的解释者的全部行为中来研究指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8]简言之，三者的范畴区分如下：符号之间形式关系属句法学，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属语义学，而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属语用学。
借鉴符号三分法与符号三门类的符号学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谬误区分为语形谬误、语义谬误和语用谬误。这种谬误三分法有别于传统的谬误区分类型，它在引入语言交流有效性与无效性的评估机制的同时，对语言信息的符号性、指谓性、认知性进行综合考察，进一步揭示出语言、思维、对象之间的表述、指谓、认知三重关系。语形谬误是由于推理形式不正确而产生的谬误，是一些非有效的演绎推理，如：非有效换位、方阵的非有效推演、非有效三段论、非有效假言推理及非有效选言推理等；语义谬误是由于表达式意义上的原因所引起的谬误，产生于一个表达式可以有不同意义时，如：模棱语词、语句歧义、合谬和分谬等；语用谬误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搅乱了认知和非认知的关系而产生的谬误，涉及认知过程。[9]语用谬误与语义谬误及语形谬误有所不同，对语用谬误的研究除了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评估论证中推理的有效性进行考察之外，还将交际的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引入谬误考察机制，因此，对语用谬误的研究不是对论证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中研究交际的主体因素与语境因素在与论证本身相互关联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谬误。
对语用谬误的辨析要求用辩证的态度对谬误发生的具体语境进行分析，并考虑作者的表达意图与受者的理解程度，关注双方的角色、地位及认识与交际的全部过程，惟独如此才能正确区分语用谬误与论证技法之间的差异。一般而言，合理的论证技法即有效论证通常符合以下两条规则：一是重视语言符号出现的具体环境（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简称语境）及语境变化对推理规则有效性的影响；二是区别语言符号的不同功能所产生的言语行为的差别。违反第一条规则将导致语言符号意义的误解而产生交际障碍，此类谬误称为情景谬误；违反第二条规则将导致语言符号功能的混淆，同样引发交际障碍，此类谬误称为功能谬误。从符号学视角认识语用谬误，谬误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语言表达者在建构语言表达面（能指）和内容面（所指）关系上包括意象维度在内的三维理论空间的过程中出现偏差，从而使语言符号接通受阻，无法实现其意象维度。具体而言，情景谬误是由于忽视符号出现的具体环境及环境变化导致语用推理无效而产生的，而功能谬误则直接关涉到符号的功能问题。在此仅以符号功能与功能谬误的关系为例对语用谬误进行符号学的剖析。
三 符号功能和功能谬误
德国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写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性，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10]而符号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载体完全有赖于它最基本的两大功能——认知与交际。首先是认知功能。卡西尔曾断言，意识产生的瞬间就外化为符号形式，意识又借助符号形式而发展，两者同生同在。符号在整个认知过程中负责事物（所指）与讯息载体（能指）之间的传递工作，人们认知客观事物的实践过程就是符号的三维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其次是交际功能。沙夫认为，人的交际过程，虽然在它的进程和作用方面是复杂的，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是在行动中，即在合作中（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社会的行动），经过符号的中介传递明确的意义而进行交际的。[11]符号的交际功能与人类的社会性概念相通，是人的社会性需求的表现，亦是人的社会性活动的表象。
迄今为止，人类创造出的一种最为先进和最令人震惊的符号设计便是语言。[12]诚然，在一切符号形式中占据基础地位的是语言符号。它以其特有的“透义性”成为其他符号形式的底本与蓝本，赋予它们存在的意义与权利。“透义性”指表达意义的直接性，而“表达”即“表之于外”和“达及他人”的统一。语言符号之所以能成功实现“表”和“达”的完美统一，不仅归功于作为语言与其他各种符号的共性而存在的指谓功能与交际功能的有机结合，而且和语言符号因实现人们实践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需要而具备的多种功能密不可分。功能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的多种功能提出过各自的看法：莱昂斯与韩礼德分别在《语义学》与《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中把语言功能概括为表述各异的三种类型；而雅克布逊则在《语言学与诗学》一文中把语言功能细分为六种。影响最为广泛的是提出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的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综合了语言的各种功能基础上总结出了语言的五大功能：[13]
(1)信息功能：负责传递信息和描述事态，也称描述功能。此功能以传达语言的理性意义为主要目的。
(2)表达功能：负责表达语言使用者的情感和态度，也称情感功能。此功能以传达语言的情感意义为主要目的。
(3)指标功能：负责指示或影响他人的行为或态度。此功能以驱使受者行动为主要目的。
(4)美学功能：负责创造语言的艺术效果。此功能以塑造语言成品本身为主要目的。
(5)应酬功能：负责保持交际活动畅通和社会关系融洽。此功能以择取恰当的语言方式和技巧为主要目的。
语言符号最基本的功能是信息功能。这是因为语言符号具有罗素所说的两大特点：在时间上的永久性与空间上的分立性。语言符号以压缩凝练的形式涵容丰富的信息，将客体信息符号化后以观念形态进入主体。因此，语言符号常常像影视中的定格镜头一样承担起帮助思维和感觉捕捉及固定信息的功能。
混淆交际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的不同功能或忽略语言行为的差异性就会导致功能谬误，其中包括认知性功能谬误和非认知性功能谬误。依据谬误引发的原因即混淆了语言的信息功能（描述功能）与其他几种功能的区别，功能谬误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将语言的其他功能还原为描述功能。此种原因引发的谬误有学者称为“实体化谬误”。该谬误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智倾向于把符号当作某种实在的东西。[14]符号因其作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中介而具有了存在的价值。诚然，能指是由自然事物承担，而所指有时却是极度抽象的，诸如道德、情感等，但它正是符号意义的来源处。实体化谬误往往把语句符号的意义一一对应于真实世界中的实体，将存在作为万物的一种普遍属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语言的描述用法即使不是它的惟一功能，也是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用法。它们不断地受到引诱而把数学的、伦理的或美学的判断解释为描述判断。[15]
(2)将语言的情感功能误认为信息功能。此种原因引发的谬误有学者称为“完美交际”的陷阱。该谬误往往出现在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两者兼有的语句中。当潜藏着的情感意义超过了字面上的理性意义，即情感功能代替信息功能在句子中唱主角，而交际双方却在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之间各执一端时，这种在交际过程中持理想化信念的谬误则自然生成。
(3)将语言的应酬功能混同为信息功能。该谬误常把没有信息意义的语言理解为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此类顽疾与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因素差异这种病原体密切关联。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时往往会混淆语言的信息功能和应酬功能，而将交流信息而非交流感情作为语言在交际过程中执行应酬功能时的主要目的。
四 符号功能的引申和功能谬误的避免
如果说上文以符号的三维关系作为语用谬误的分析工具，将符号学分类方法与语言符号功能引入语用谬误研究机制的设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将符号功能进一步提升从而探究出功能谬误的避免方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人们的认知或交际实践活动是在一定条件的制约下得以顺利进行的。这种制约条件具体指的是实践者在各个交流阶段都遵循一个目的，这些目的组合在一起形成目的组群。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在《逻辑与会话》一书中称这种共同信守的原则为现代交际理论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合作原则”要求“语言交流的参与者需根据交流的意图和环境采取合作的态度”，在交谈中“按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16]具体判断或实现合作原则的四大准则(maxims)则效仿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分类方式，概括为：(1)“数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即提供给对方适量的信息；(2)“质量准则”(maxim of quality)，即提供给对方真实的信息；(3)“关联准则”(maxim of relevance)，即谈话内容要切题达意、关联性强；(4)“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即说话要做到简明扼要、条理清晰。
我们从语言符号功能理论入手反观这四条准则，可以在沿用其命名的基础上根据语言五大功能及关系对其重新定义，从而形成一套避免功能谬误的基本方法。
(1)质量原则：这是对语言符号信息功能的一种延伸。该准则要求采取辩证的态度，既要使传递的信息、描述的事态尊重真实前提的原则，又要避免将语言的其他功能均还原为描述功能的实体化谬误。
(2)数量原则：这是对语言符号指示功能的一种引申。该准则要求语言用于指示他人行为时应采取适量原则，既要满足传者的需求，又不要超出受者的承受度。
(3)方式原则：这是对语言符号美学功能与应酬功能的一种引申。该准则要求语言在创造艺术效果和营造交际氛围时，要注意表达方式与技巧，在明白“说什么”的基础上研究“如何说”。
(4)关系原则：这是对语言符号多种功能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引申。该准则要求在对待语言的多种功能的关系时采取“分分合合”的原则，既要分清语言各种功能的区别，避免误用混淆，又要理解语言各种功能的合用，重视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