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中西部人民应对社会问题的对策研究_社会问题论文

西部大开发中西部人民应对社会问题的对策研究_社会问题论文

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社会问题应对策略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论文,社会问题论文,大开发论文,民众论文,应对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社会问题是指社会运行中出现的一种超常状态,它对社会全体成员或相当一部分人有害或不利,相当一部分人意识到它的危险性并愿意使之得到改善,而这一愿望的实现需要借助于社会和群众的力量[1]。如何应对并处理这些问题,不但反映出民众改革心理的成熟度,而且也关系到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心理反应,先前研究的关注点是社会心理承受力。从侧重于社会的角度出发,翟学伟认为社会心理承受力指社会成员在其现有的价值和能力基础上,面对社会的结构性变动而感受到的负向心理反应及其人数规模[2],是社会成员所持的否定态度,不满意度、牢骚以及相应的外显行为(如抗议、罢工、集体上访)等的程度和人数。从侧重于个人的角度出发,张大均认为社会心理承受力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刺激的接受程度,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生活变化的理解、适应、应激、耐受和平衡等方面的能力[3]。社会承受力强调人们接受社会变革带来的某些负性影响。如果社会承受力的程度高,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心理前提。理解人们的社会承受力,对于降低社会运行风险,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社会问题的存在不仅仅需要人们接受或承受,而需要解决。应对是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过程[4]。社会问题也是人们必须面对的压力,就压力应对策略而言,在机能上可以区分为针对问题的应对和针对情绪的应对[5]。高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所强调的忍耐、逃避、发泄、幻想/否认等,侧重于情绪应对。情绪应对从个体层面看有利于心理健康;从社会层面看,有利于维护人际的和谐,但也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情绪应对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稳定都是必要的,但情绪应对方式并不指向问题的解决,过分强调它最终会牺牲创造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问题与个人应激事件的最大区别是依靠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不足以解决。因此,形成群体性的共同解决策略才是社会问题解决的关键。只有确定不同应对类型的民众数量,才能明确民众的主导应对方式,才会在更具有操作意义的层面上探讨如何引导民众应对社会问题。

西部大开发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民众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应对关系到民众自身的心理健康和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进,甚至社会的稳定。本研究将探索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应对策略及其类型和特点,为探索引导民众的社会应对行为提供依据。

2 方法

2.1 被试

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6],在西部省区进行分层取样。得到有效问卷情况为新疆335份、重庆324、四川388、内蒙795、陕西426、甘肃301、云南385、贵州928、宁夏258,共4139份。

2.2 问卷

自编的社会问题应对问卷。根据理论构想以及开放式问卷所确定9个社会问题,分别针对经济建设与建设文明建设、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老百姓收入的提高、产业工人下岗、下岗再就业、民族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进城民工的权益保障、三农问题、领导干部腐败等方面。在每个问题后都设置16种应对策略选项,这些选项的确定参照了有关应对方式和政治参与方式的文献。问卷采用非参数随机选择法,选择的时候不限定数目和顺序。

2.3 程序

由于本研究涉及地区广,调查数量大,故在各地区寻找合作者,委托他们进行调查。

对于回收的问卷,剔除废卷后将数据编码录入计算机,采用SPSS11.0软件管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行为的因素分析

为了确定民众对西部大开发的行为类别,对行为问卷进行因素分析。本研究将因素负荷值小于0.30和共同度小于0.40作为题项删除的标准。剔除题项后,以主成分分析提取共同因素求得因素初始负荷矩阵,再用正交旋转求得旋转因素负荷矩阵。依据因素的特征值大于1和碎石检验的标准确定因素数目。因素分析共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四个,陡阶检验表明第四个因子是特征值分布的急剧转折点,可以作为提取因子数目的依据。提取四个因子可以解释全部变异的54.93%,各个题项的最高负荷为0.895,最低负荷为0.538。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行为应对各因子及项目负荷

因素

 题目

  负荷

 自己想办法解决 .895

寻求亲友的帮助 .542

 忍受,什么也不做

  .706

 找人诉苦

  .702

想开点,自我安慰

  .556

 私下议论,发牢骚

  .517

 参加请愿、静坐、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等  .804

参加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哪怕暴力活动  .782

 到法院起诉

.602

 当面指责领导  .538

走访领导机关、向有关领导反映问题

  .748

 到新闻机构请求帮助

.730

 寻求社会与政府的帮助  .711

 通过写文章、提建议等方式参与意见

  .688

根据因素负荷情况,将因素一命名为“个人积极行为”,主要涉及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问题;因素二命名为“个人消极行为”,主要涉及对问题的忍让,即遇到问题时自己忍受、发牢骚或自我安慰等,这种行为同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与因素三不同的是这种行为方式不对社会对抗,所以称之为个人消极行为;因素三命名为“社会消极行为”,主要涉及用对抗的方式通过社会渠道来解决问题,这种行为方式很难真正解决问题,故称之为社会消极行为;因素四命名为“社会积极行为”,主要涉及通过合理的社会渠道来解决问题。

3.2 行为的类型分析

依据不同的变量对群体成员进行归类,可以使用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的根本目的在于选择合适的类别数目,使类间差异达到最大,使类内差异达到最小[7]。先将四种行为方式得分进行标准化,然后对所有的研究对象进行Q型聚类分析。确定类别数目时也考虑各类别的个案分布均衡状况。经过对二、三、四、五类型模型的比较,分为四类最能够体现研究聚类目的。F检验表明,各个类别之间在四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利用Scheffe法对各群体在四个因子的得分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见表3。

表2 四类群体在各个因子的得分比较(M±SD)

行为因子

Ⅰ(n=1412) Ⅱ(n=154)  Ⅲ(n=558) Ⅳ(n=2015)  FSig.

个人积极

.45(1.07) -.02(1.21) .41(1.06) -.43(.68) 305.21

.000

个人消极

-.40(.48) 1.35(1.59) 1.72(1.03) -.30(.51) 1808.29  .000

社会消极

-.04(.60) 3.92(1.70)  .03(.71) -.28(.44) 2164.50  .000

社会积极

 .93(.84)  .91(1.08) -.37(.72) -.62(.49) 1547.11  .000

表3 各类别应对分数差异的多重比较结果

行为因子

 Ⅰ-Ⅱ

Ⅰ-Ⅲ

Ⅰ-Ⅳ

Ⅱ-Ⅲ

  Ⅱ-Ⅳ

Ⅲ-Ⅳ

个人积极

 .47***

.04

  .88***  -.43***

.41***

.84***

个人消极

-1.75*** -2.12***  -.09**

-.37***

1.66***  2.03***

社会消极

-3.96***  -.07

  .25***  3.89***

4.20***

.31***

社会积极

.021.30***  1.55***  1.28***

1.53***

.25***

注:*p<.05,**p<.01,***p<.001

类别Ⅰ的群体是以个人积极应对和社会积极应对行为为主,而消极应对的水平极低,可命名为“积极应对型”。积极型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4.11%。

类别Ⅱ的人应对特点是社会消极应对行为极为突出,同时伴随着个人的消极行为应对,可命名为“社会消极应对型”。社会消极型的人占全部人数的3.72%。

类型Ⅲ的人的突出特点是个人消极应对方式突出,可命名为“个人消极应对型”。个人消极型占全部人数的13.48%。

类型Ⅳ的人各种应对行为得分均较低,可命名为“中间型”,这个群体对于社会问题的应对强度最低,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无作为型。中间型占全部人数的48.68%。

多重比较发现,积极应对型群体和个人消极应对型群体在个人积极应对以及社会消极应对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个人积极应对方式上得分都比较高,社会消极应对方式上得分都比较低;积极型群体和社会消极型群体在社会积极应对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在社会积极应对上得分都比较高。说明个人消极应对型群体也同样认可个人积极应对的行为方式,社会消极应对型群体也认可社会积极应对方式。

4 讨论与分析

4.1 行为应对的维度

本研究通过因素分析鉴别出民众对于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问题的应对策略,包含四个因子,分别是个人积极应对、个人消极应对、社会消极应对、社会积极应对。这四个维度从内容上包含两个角度,一个是积极与消极,另一个是个人和社会。其中消极行为维度正是社会学研究所界定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内容,而个人和社会两个积极应对方式的存在,表明面对消极的社会事件,民众不仅是承受所表现出来的忍耐或者不能承受所表现出的破坏性行为,而且也包括了从个人渠道到社会参与的积极解决,存在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积极应对方式。因此,将属于个体压力应对的研究策略[8-9]应用于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不但可以整合不同取向社会心理承受力的研究,而且有助于使焦点从承受转向到问题解决。

4.2 应对类型的特点

从应对类型的数量对比可以看出,消极应对型合计比重不到18%,积极应对型超过34%,而采取不作为应对方式的民众的比例高达48.68%。消极的应对行为比重低说明西部民众对大开发中存的社会问题心理承受力比较高,而不作为的高比例则显示存在较广泛的“冷漠”现象。群体性的共同解决策略是社会问题解决的关键,“不作为”群体转向积极应对就是其中的重点,因此应该针对影响冷漠形成和转化的因素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例如是受参与意识、参与效能感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还是受参与渠道畅通度、参与便利度、行为作用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10],抑或兼受二者影响。

从各个类型的结构特点来看,个人消极型群体的个人积极行为程度较高而社会消极行为较低,社会消极应对型群体的社会积极行为水平也较高。表明个人消极型群体面对社会问题时,既可能采取以问题解决应对,也可能采取以情绪应对。但个人消极型的情绪应对比较突出,所以这类群体的最需要解决的是心理健康问题。社会消极应对型的社会参与水平很高,只不过其非理性的应对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会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消极应对型的社会积极行为程度较高,说明如果条件适当,其社会积极行为倾向就可能超越其消极行为,这对于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的稳定无疑是个关键。但前提是,既然他们认可社会积极行为,为什么消极对抗行为会成为突出的行为方式?在他们的应对策略中,首选的应对方式是社会积极应对是还社会消极应对?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5 小结

本研究发现民众的社会应对包含个人积极、个人消极、社会消极和社会积极应对4个因子;可以划分为社会积极应对型、社会消极应对型、个人消极应对型和中间型4种类型。

社会问题应对策略的类型数量及结构分析发现,面对社会问题,有相当多的人采取了不作为的应对方式;个人消极型的个人积极行为程度较高而社会消极行为较低,社会消极应对型的社会积极行为水平也较高。

未来的研究应该了解各类社会问题应对类型产生和转化的机制,获得民众对于社会问题认知和行为的更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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