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啃老”现象的道德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现象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啃老”现象成为社会问题最早见于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啃老”现象引起社会关注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为一批年轻人不就业也能活下去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失业或未就业的人逐年增多，就业压力的增大和就业观念的不切实际，使这批年轻人选择了一味地等待。
“啃老”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同时也与青年人自身的价值取向、道德修养、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以及世俗风气等有紧密联系。青年“啃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稳定与安康，也妨碍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引起广泛的关注。
一、“啃老族”之伦理精神违背
其实社会并非缺乏就业的机会，在岗位上干出成绩或创业成功的青年并不在少数。“啃老族”和“啃老”现象的存在，违背了倡导青年努力进取、为国为家有所作为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立自强精神的缺失
李虹在描写“啃老族”的特征时说，“他们胸怀远大理想，却忽视眼前现实；希望自主择业，但又不愿承担风险；渴望竞争，又缺乏竞争的勇气；对自我抱有充分的信心，但在遇到挫折之后又容易自卑；既崇尚个人奋斗、自我实现，又有较强的依赖感。”有些青年“失业后，对生活丧失了激情，自知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也缺乏斗志。但是如果参加再就业培训，和那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样，干修理工、送奶工、绿化工的工作，又觉得面子上受不了[1]”。这正说明了“长大不成人”的“啃老族”存在严重的依附心理，缺少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
自立自强的精神中首先包含着靠劳动自立的价值取向，并内在地包含着“劳动光荣”的观念，即尊重劳动，认为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都是自立的最好方式，其价值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当然，要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和收益，没有从零开始的勇气和艰辛的付出是不行的。“啃老族”中的不少人并非不愿参加工作，社会也并非完全没有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可他们大多眼高手低，不愿或不屑从事辛苦、报酬不够理想的工作；而对劳动者素质要求高的工作，他们又干不了，最终一次次丧失了就业的机会。
自立自强的精神中还包含着艰苦奋斗、敢于竞争的勇气。青年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历练，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有所作为。“啃老族”们不能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社会化的挑战，怯于参与社会竞争，这是一种精神颓废的表现。清代名人彭玉麟在家书中写到：“人有一技之长以自养，不求人以取辱，便是大丈夫。依赖成性，仰人鼻息，最可耻[2]。”遗憾的是，“好儿不要爷田地，好女不要嫁时衣”的青年自立自强精神在“啃老族”中已经缺失。部分青年不仅缺乏自立自强精神，还缺乏正确的荣辱观，把依赖父母养活看成是父母当然之责，甚至为不去工作家里面也供养得起而感到自豪。试想，“啃老族”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何谈社会之责任？
2.重“孝”观念的消解
孔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重孝是最基本的做人之道。孟子也从反面对孝道作了详尽的阐述，懒惰、不务正业成为不孝之首。
“啃老族”未就业或有工作又放弃了的重要原因就是懒惰，嫌工作太辛苦、太累，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着勤劳意识单薄、家庭责任感较差等问题。孔子认为赡养父母，在物质上给予父母扶助是动物都懂得的道理；作为人，对待父母，除了物质上的帮助，还要有精神上的敬仰。然而大多数“啃老”者心里想的却是如何盘算自己的父母，怎么样可以在父母那里得到更多，完全没有顾及父母晚年的幸福。
孝道一直以来是中国解决家庭养老问题的精神支撑点，然而中国传统重孝、重报恩的伦理观念被“啃老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父母子女之间由血缘产生和维系起来的亲情关系，在付出与回报方面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养儿防老”的期望被“养儿傍老”的现实击碎；幼有所养、老有所靠的中国传统家庭习俗被父母永久、单向付出所代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美好愿望落空了，这是对父母二十年来辛勤付出的价值否定；强烈的失望感、失落感、担忧儿女前途的焦虑感与自己为此无能为力的无奈感共同折磨着老人。他们没有得到应来自于子女的物质回报和精神安慰，反而背上了永远甩不掉的负担。
3.家庭与社会和谐之损害
小至安康，大至光宗耀祖，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对家庭幸福、和谐的理解与向往。“啃老族”们自小便承载着父母的期望，在家人的关爱与照顾中成长，然而到了该自立的年龄却不能自立，无法养活自己，只有靠父母继续工作挣钱，或以父母的养老金维持家用。有的“啃老族”除了要吃要喝，还拿着父母的钱打牌赌博、上网交友、购买奢侈品，由此带来父母生活质量的下降却置若罔闻，严重损害了父母的正当利益。有的“啃老族”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父母的就是我的，自己多吃点花点是父母应该可以承受的。有的家庭，父母虽有继续供养子女的足够经济实力，但子女不务正业的表现也必然是他们最为揪心的一件事情。为人父母本想在辛苦了大半辈子之后，能过上祥和温暖的家庭生活，享受天伦之乐，结果却因子女的生活状态而无法安享晚年，在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这必然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整体构建。
更为让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和谐有可能代代相传。家庭本是儿童接受道德教育的启蒙地，如果“啃老族”自身已有子女但还在“啃老”，对于幼小子女的道德教育将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啃老族”有一天是否会成为新的“被啃族”，遭受其父母同样的命运，这很难说清。
4.消极避世在现代的重演
“形随俗而志清高，身处世而心逍遥”，是庄子当年为自己设计的理想人格，并被封建不得志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所看重。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没有真正的自由，甚至生命和财产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庄子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人类已经进入民主文明的时代，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选择自由发展的今天，“啃老族”的思想和行为中再现消极避世的“庄子精神”，确实是一个需要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啃老族”们的消极避世并非是远离城市去荒芜之地，而是在城市中以上网、看电视、打牌、闲逛打发时间，心安理得于“失败者”、“退缩者”、“无为者”的形象，没有为自己的发展积极寻求出路。
消极避世中断了青年正常社会化的进程。社会发展速度和知识更新的速度都在加快，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当不能在社会中找到用武之地和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几年过后找工作的难度就会成倍地增长。同时消极避世增加了其以独立的人格重新回归社会的难度，避世越久，难度越大，最终将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而被社会所淘汰，这不仅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分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二、“啃老”现象之道德反思
“啃老”现象的产生和“啃老族”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由小积大的社会问题。其虽是青年人自我选择的结果，但作出这样的选择也包含着许多非青年能够左右的因素，家庭、学校和社会都需为此进行深刻的反思。
1.家庭教育：引导自利还是培养自立
中国父母基于亲子血缘关系，对自己的子女有着强烈的利他精神，这样忘我高尚的利他精神在其他国家的家庭文化中都难与之匹敌。身为父母，自儿幼小开始，倾其所有给予照顾。在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政策支持下，对于独生子女更是唯恐其食不精、衣不华。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许多父母还要拿出本可用于自身养老的钱资助孩子上大学、找工作、买房、结婚、照顾第三代，并把这当成爱与责任，而对子女赡养照顾自己的要求却大大降低期望值。可以说这是中国有孝文化以来的最低值时期。
我国古代的《孝经》规定子女对父母要奉养、关心、敬重，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现代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却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关心照顾子女，给予力所能及的最好的物质帮助，却较少教育孩子怎样孝敬父母；另一方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给予子女的教育观念和逻辑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习成绩好一切都好，因为成绩好就可考上好学校，从重点中学一直到大学，上好大学以后工作就好，工作好就一切皆会好。似乎这样就可以使儿女有好的归宿，父母尽到了责任并且面子有光。存在于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的这一普遍逻辑，恰恰是对子女自利观念的培养，即你现在的努力可以使你自己将来过得更好。至于应重视怎样成人、怎样面对社会、怎样承受挫折等自立观念和自理能力的培养，在家庭中却找不到合适的土壤。另外，在中国家庭的人伦关系上，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就注重子女的幼年期；而考虑子女对父母的孝爱时，则注重子女的成年期，于是从小就应该抓起的孝道教育、责任感教育，就错过了最佳教育时机。
这便是我们从“啃老”现象中反思得出的结论，它让我们深思：现代家庭的教育，特别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应该怎样定位？教育的核心是否应该呼吁利他与自利精神在某些方面的和谐共存？是否应该是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全能父母”易带来“无能子女”，是否更应该注重孩子自立观念和自理能力的优先培养？孝爱并不会自然生成，孝爱教育是否应从小抓起？
2.学校教育：培养人还是“制造”人才
实践表明，教育不仅是人才成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也是人才德行成长的精神家园。但在现实生活中，受教育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迫于生源和财源的竞争压力，中小学教育围着升学率指挥棒转，大学教育追着就业率跑。分数至上、文凭证书至上的观点占据主流，有些学校就像一个加工厂，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了配发各种“产品合格证”的所谓人才，至于获得合格证的所有毕业生是否都实际已具备了相应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水平和实践能力，却让人置疑。
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今我国学校教育之至善在何处？学校应有怎样的责任感来面对社会、面对学生？其实，学校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学校不可能在学生毕业时就使其成为人才。衡量是否是人才应从四个方面考察，即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刚毕业的学生一般不可能有什么业绩。因此，学校培养的只是潜在的人才，这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这正是学校至善之处，即以德为基础，以智和体为主要内容。为此，德育的成功在于回归到生活本身，重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教育，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竞争精神等。
3.社会：对青年生存与发展的伦理关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啃老”现象的形成，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及“啃老族”们自身存在的种种诟病，其实都与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
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抓物质文明建设等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但在精神生活，诸如核心价值观、信仰、道德修养等方面，许多人却出现了迷茫。另外，社会在给予人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青年在社会上立足的压力却大大增加，找工作难、养家难、发展难等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困扰着青年。如果意志不够坚定，缺少吃苦精神，他们就有可能转回家庭依赖父母。社会问题以这样的方式转嫁给家庭，必然带来家庭的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又反过来会影响到社会。
因此，社会应多一些对青年生活、青年发展的实际帮助。政府在这方面应起主要作用，当然还需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发挥社区的力量，社会舆论的影响，发挥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内的各种社团组织的作用。中国的“希望工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救助了无数个穷困地区的孩子，我们是否也可借鉴如此，给面临困境的青年以真切的关怀和实际的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自食其力、回归社会，促使他们为家庭安康和社会和谐发挥自己的作用，也使他们重新寻找到人格的独立和做人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