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宁的一篇文章的几处翻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一篇文章论文,几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文艺的党性原则， 不能不想到列宁的著名文章《пaртийиaя oргaиизaчя пaртийиaя Λитeрaтрa》的中文翻译问题。原题名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中译文在1982年有很大的更改，包括把题目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关键在于“Λитeрaтурa”一词。此词既有“文学”、 “文艺”的释义，也有“图书”、“文献”、“出版物”的释义。译文应当以何种释义为主，固然应当参照列宁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但首先必须依据的是这篇本身占优势的具体意思。唯此，我认为原译文采取“文学”的释义是有根据的，因为文章的大量篇幅，包括重点发挥、辩驳激烈的高潮之处，唯有按照“文学”释义才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意，同上下文相适应，而做到顺理成章。以下几点是不应当忽略的：
一，将“Λитeрaтурa”与“艺术”并提（第12段）， 显然只能取“文学”释义，译为“文学与艺术”。新译文也不得不保留原译文。
二，具体地谈到文学作品的描写背景、图画、舞台艺术及与之有关的文学作家、画家、女演员等（第11段），所指的只能是文艺领域。
三，具体地谈到文艺的表现形态的特殊性：“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第7段）； “在这个领域中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第8段）。这样的特征显然不是一般学科所具有的， 联系上下文的意思，只能是指文艺的特征。
四，具体地谈到文艺创作的心理活动的特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更为广阔的天地”（第7段）， 这显然不是指一般学科出版物写作的构思活动，而只能是指文艺创作所特有的心理活动。
五，具体地谈到文艺服务的对象：“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第13段）这同蔡特金的《回忆列宁》中所记载的列宁的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基础”）是一致的。这里的“服务”显然只能是指满足文艺欣赏的要求，指通过文艺进行的描写和歌颂，而不是指其他种出版物的阅读。
六，具体地谈到文艺批评。文章联系文学艺术而讲到“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第7段；第10段）， 反对“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第5段），“无政府主义的空话”（第11段）；讲到“科学、哲学、 美学的问题”（第9段）， 讲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允许有在党内宣传反党观点的自由。实际上这些直接指的文艺批评文章及文艺性散文一类文章，显然范围还更宽一些。结合这期间列宁在其他地方的类似的说法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在两年后的1908年2 月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哎，各种半党派性的和非党杂志所刊载的专门文学批评文章，长篇大论，没有什么好东西！我们最好设法远远离开这种知识分子的陈旧老爷派头，也就是说，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388页）
以上几点都表明，“Λитeрaтурa”的“文学”释义在列宁 这篇文章中不容忽视，而且应当作为主要释义加以突出。为新译文说明的文章也不能不承认：新译文的译法“文学这层意思就不明显，甚至很难看出来”（见《红旗》1982年第22期第8页）。我想， 即使列宁文章里同时也使用了“图书”、“出版物”一类较广泛的释义，也不会同突出“文学”释义相冲突，只要加一条注释便能够交代清楚。中国汉语中的“文”也有类似的广义和狭义之别，通常就是这样处理的。
为了理解得正确，我们不能不想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列宁文章的理解（这应当算是比较可靠的“参照系数”）。例如：与列宁直接交往和共同战斗过的沃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可算是最好的见证人（尽管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他们曾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在布尔什维克党刊《新生活报》从事撰稿（有的还参加编辑工作）。列宁这篇文章就是1905年在这里发表的，他们是最初的读者。显然，他们受到该文的很大影响，在以后的许多文艺批评文章里尖锐地批判反动文艺思潮、堕落的文艺现象同列宁文章里的批判是相呼应的。高尔基还以文艺创作（如剧本《敌人》、小说《母亲》）生动地贯彻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那些批评文章和文学创作作品还表明，它们与列宁的文章具有相同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背景和斗争对象（前引的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也证明这一点），作为旁证，其说服力绝不亚于列宁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章里是否谈到“出版物”。卢那察尔斯基在1907年发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艺术创作的任务》中直接论述“лaртVйиоецскусстBо”（“党性的艺术”或“党的艺术”）、 “社会民主主义的艺术”（《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7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 154 —159页）， 显然就是列宁文章里的“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按旧译文）的转述和发挥。列宁当时在世，但从来未听说他表示过这是歪曲了自己的意思。卢那察尔斯基在后来还有类似的发挥，例如在1931年关于高尔基的报告中还讲到“布尔什维克文学”、“列宁所说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02、296页）；在1932年发表的《列宁与文艺学》里全面地阐述了列宁的文艺思想，明确地提到“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且着重地介绍了列宁的这篇文章，说：“写这篇文章的因由是希望整顿党的政治书刊、党的政论工作、党的科学出版物等，然而，文章的客观意义当然超出了这些的范围，列宁的意见可以绝妙地运用于当时的全部艺术文学。”接着他大段地摘引了列宁的这篇文章，如第5、6、7、8、9、10、11、12、13段的全部、第10段的部分，还对未摘引的部分作了阐述。摘引的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占全文大部分篇幅，也是“ΛиΤерa урa”及其同根词出现得最多、 最集中的地方（见《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8卷第460—464页）。这表明， 按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解：列宁写文章时虽然起初的意图是针对一般出版物，但进一步发挥的重点已经是明确针对文学艺术了，而卢那察尔斯基所摘引和阐发的若干段落里的“Λитерaтурa”及其同根词应当是“文学”、“文学的”、“文学家”才合适。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解也可代表苏联文艺理论界多年习见的看法，例子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释义广狭的理解，也许还有翻译的忠实性问题。例如：有两处（在第7段和第9段）原文为“Λитеурa Τурное Τворнество，旧译文译为“文学创作”，名词对名词，定语对定语，是正常合理的译法，也符合上下文的意思。新译文译为“创作”，略去了“Λитерa турное”“文学”这个定语。这在翻译的基本技法上是不容许的，何况意思显然有出入，因为省略了定语限制的“创作”不见得就是“文学创作”。
又例如，许多显然无法译成“出版物”或“出版事业”的“Λитерaтурa”被译成“写作”或“写作事业”，相应的定语“Λитерaтурное”也被译成“写作的”或“写作上的”。 这类词在数量上超过“出版物”，译者却未作多少解释。在旧译文中，这些词被译成“文学”，“文学的”、“文学上的”，结合上下文的意思很顺理成章。新译文则很费解。例如在第12段，短短数行中有三个原文为“Λитерaтурa”的词，第一个由于处在“文学与艺术”的词组中只好被译成“文学”，因为词组不能成为“出版物与艺术”或“写作艺术”；两行之后的另两个同样的词却被译为“写作”，失掉连贯性，而且使未见原文的读者会误以为原文是其他词。把“Λитерaтурa”译成“写作”是否有俄语词义学上的根据？我想，虽然译文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用来适应语言情境和作者观点的歧异，但像“文学”、“写作”这类词则很难于互相变换，因为两者的含义差别很大，各自的意思很单纯固定，如果在辞书里没有根据，是不能互相替换的。我先后仔细查阅过《大俄罗斯口语详解大辞典》（四卷本。B.AΛB主编，彼得堡—莫斯科1881年第2版，1955年莫斯科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出版）、 《俄语大辞典》（С.Ц.Ожегов主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75年第11版，1978年第12版、1984年第16版修订本）、《俄语详解大辞典》（四卷本。H.YшaMoB主编，莫斯科1938年版）、《俄华辞典》（陈昌浩、杜布罗夫斯基等编，苏联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1951年版；时代出版社1953年修订本）、《外来语辞典》（苏联外文与民族出版局1954 年第4 版、1980年第7版、1981年第8版、1982年第9版、1984年第11版）、《俄华大辞典》（刘泽荣主编，时代出版社1956年版）、《俄华新辞典》（刘泽荣主编，时代出版社1956年版）、《现代俄罗斯规范语言大辞典》（十七卷本。苏联科学语言研究所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俄汉大辞典》（刘泽荣主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露和辞典》（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俄语同义语词典》（З.Е.АΛексaнровa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75年第4版）、《俄语大辞典》（四卷本。苏联科学院俄罗斯语言研 究所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83年第2 版修订本）、《俄语组词词典》（苏联普希金俄罗斯语言研究所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83年版）、《大俄汉词典》（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俄汉词典，“Λитерaтурa”词条下都没有“写”、“写作”的释义。我又通过《华俄辞典》（ц.М.ОшaинН主编，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1952年版）、《简明华俄小辞典》（ц.М.ошaнин主编， 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1956年版）、《俄罗斯同义语大辞典》（两卷本·苏联科学院俄罗斯语言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俄语同义语辞典（З.Е.АΛексaнровa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80年版）、《汉俄词典》（上海外国语学院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989年修订本）查阅“写”“写作”条，未见有“Λитерaтурa”的释义。还查了《拉丁俄罗斯大词典》（Ц.х.Ворецкий主编，莫斯科，《俄罗斯语言》出版社， 1976年第2版修订本）中的“Litteratuгa”条，未见有“写”、 “写作”的释义。英语中同俄语的“Λитер a тур a ”相对应的词“Literature”有“写作”的释义，我查阅《大英俄辞典》（两卷本。Ц.Р.ТaΛб6лецн主编，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2年版）见接近“写作”的俄文释义是“Vитерaтурнaя деяте V”и—терaтурное”而不是“VиTepaTypa”， 足见俄文“Vи-TepaTypHoe”本身并不具有动作性的“写”或“写作”的含义。两个同一来源的词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的含义不一定全部一致，因而不能按照另种语言而任意杜撰词义，只能以本民族语言的词义学及词书为准绳。上述两例中所涉及的与“Λитерaтурa相关的词绝大多数属于卢那察尔斯基所摘引的段落。
关于旧译文，我也并不认为已经完美无缺、没有纠正改进的必要。例如：第7段的“ВоΛбшцйшростор”，原译为“广阔天 地”，我认为确切的意思是“更广阔的天地”。“цaртийиa я vитерaтур a”原译为“党的文学”，我觉得这里的定语“цa ртий1taя”不应取从属关系的含义， 而应当取性状描述的含义，即“党性的”。这既符合整篇的意思，也可同“党性”含义的抽象词“цaртийностb”相沟通。“文学的党性”，正是由此而来。所以我认为列宁文章的标题应当是《党的组织和党性的文学》或《党的组织和党性文学》。这样也助于避免一些误解，即单纯从组织从属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党的文学”。
列宁的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里程碑，甚至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重要文献（这一点在今天国内国外的气候中看得更清楚了）。它对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论证和强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行的尖锐的揭露，强有力地冲击了某些人当作独占禁区的隐秘的“象牙之塔”。正是因为有这样大的突破，才便于举一反三，使党性原则的真理照亮整个思想领域。以我国近几十年的思想斗争来看，党性原则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文艺思想领域。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言行和作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都是党性原则在神州大地上的弘扬，而这都是同列宁这篇文章在我国的翻译和传播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