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管制制度对道德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制论文,道德论文,作用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共管制制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普遍具有的一种职能和制度安排。从理论上看，它源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斯密从来也没有完全否认政府在市场经济下应有的职责。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1〕继斯密的三项职能说之后， 约翰·密尔又增加了一项政府职能，即政府有责任保护诸如儿童那样的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社会成员因滥用自由而造成的伤害。密尔说：“人们有着整个一段的儿童时期和未成年时期可以由社会来尝试是否能使他们在生活中有能力做合理的行为。”〔2 〕斯密和密尔的政府职能学说，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下政府应保留必要的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有一大批完整而富于创新的关于经济管制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乔治·斯蒂格勒于1971年在《贝尔经济学与管理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经济管制理论》一文；理查德·波斯奈尔于1974年秋在《贝尔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经济近学理论》一文；1976年，沙姆·匹兹曼在《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走向更一般的管制理论》一文。这些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乔治·斯蒂格勒就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所谓公共管制是政府为了改变或控制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而颁布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并直接参与对违背这些法律、规章和制度的行为的惩处。它又可分为两大类型：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前者是指政府对于价格、产品种类、加入或退出某个产业的条件或某个服务行业服务标准的管制。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公用事业（电力、电话、天然气、自来水）的管制以及对服务型行业（交通运输、广播电视等）的管制。其目的是消除垄断的负面效应，保障大众得到有效的高质量的服务，同时支付合理的价格。社会管制是一种较新的管制形式，它来源于对工人、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的关心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责任，即通过制定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以纠正市场活动所引起的副作用和外部影响，如净化空气和水的规定；确保核电站、药品、汽车或玩具安全的规章；确定工业企业的环保责任等等。尽管西方经济学极端自由主义的派别认为公共管制也存在着失灵的情况，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成公共管制理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实践着程度不同的公共管制制度，以规范市场行为，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早已不复存在。
从对社会道德的作用来看，公共管制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益于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首先，公共管制，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公共管制，其主要目的是限制和反对垄断，支持和保护自由竞争，因而它能够保障自由竞争对于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功效不受垄断因素的阻碍。一般说来，垄断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然垄断，即由于资源稀缺或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产生强烈社会影响的行业（如自来水、电力、铁路运输、煤气供应等）而使卖方仅限于一家或少数几家公司，这便形成了自然垄断。二是非自然垄断或曰人为垄断，它是少数几家大公司联手限制其他公司参与竞争而形成的垄断。斯密认为：“垄断者经常使存货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供给。这样，他们就能以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市价出卖他们的商品，而他们的报酬，无论是工资还是利润，都大大超过其自然率。〔3〕由于垄断是对自由竞争的破坏和限制， 因此，它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直接起消解作用。诚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R·T·诺兰所指出的：“没有不断的竞争威胁，生产者就会固步自封，其商品就会以次充好，他们也就再无降低商品价格的积极性。‘竞争’是对自我道德意识的一种强烈刺激。它鼓励而不是阻止个人对其行为负责，培养一种切实可行的责任体系，并给人强加一种道德责任感，以作为维持生活标准的一种条件。”〔4 〕为保护自由竞争不受垄断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各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价格管制、服务标准管制等手段强制自然垄断领域里的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合理价格的商品及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则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有关反垄断性法规和反暴利法规，以规范企业的行为，从而保护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不受损害，并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由此可见，公共管制制度的确是推动企业道德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公共管制，尤其是社会方面的公共管制可直接作用于文化生产领域，从而影响着社会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发展的方向。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机制是推动文化事业繁荣的主导机制，文化产品商品化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完全放任的、自由的文化市场将会导致黄色淫秽出版物的泛滥成灾，严重毒化社会文化环境，给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决不可对此不闻不问。事实上，西方各国都对文化市场实行严格的管制制度。如对影视节目的分级管理；对信息互联网络的种种规制；划定出售有关性工具及黄色出版物的特定区域等等。凡违背管制者，将会受到罚款、取缔乃至法律制裁等处罚。这方面的管制一方面可以避免社会文化环境和青少年成长的文化条件受到污染，另一方面又不致于干扰市场机制对促进文化产品市场繁荣和发展的主导作用。
第三，公共管制制度是克服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的重要手段。“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最先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提出。他指出，由于一种商品的生产而使第三者获得不支付任何成本的收益或无补偿的损失，就会产生由于外部原因而引起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背离的情况，这便是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或曰外部正效应与外部负效应。由于私人投资者只关心边际私人纯产值，当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发生差距时，他们并不会设法去解决这一差距，尤其是外部负效应问题。如污染环境便是工业企业排放废水废气所导致的典型的外部负效应现象。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很难解决外部负效应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公共管制。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有关规定，规定哪些事人们必须做，哪些规定必须遵守，违背规定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制裁和惩处；也可以明确规定每个人所拥有的产权，谁侵犯或损害他人的产权与利益，谁就必须赔偿并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显然，这种管制对于维护社会道德公理的尊严，促进人们自觉接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是极为必要的。这是因为，外部负效应实质上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是将私人应支付的成本转嫁给他人和社会并对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的问题。若社会对这类行为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就不仅直接帮助损人利己者得逞，而且还会在社会上形成肯定和支持损人利己行为的价值导向，从而产生出更大的外部负效应。公共管制制度恰好为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等外部负效应问题起着重要作用。
第四，公共管制制度对于防止市场经济下道德危机的蔓延扮演着重要角色。
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原是研究保险合同时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在保险合同的签署中，一方面由于投保人可能怀有谎报风险的动机，从而使保险公司难以针对实际风险来收取不同费用，结果使许多投保人有机可乘；另一方面由于投保人在投保之后可能会减少防灾努力而增加灾难风险，出现对保险公司不利的情况。现代制度经济学家和产权经济学家常以道德危机来概括人们的说谎、欺骗、毁约以及“不付费搭便车”（不支付任何成本而获得各种好处和利益）等行为。如威廉森提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会以欺骗手段和投机取巧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5 〕虽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是如此，但社会上这种不讲道德的人总是存在的。这就需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各样的公共管制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堵塞依靠不道德手段生财的漏洞。诚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所说：“实际的人是在现实的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6 〕制度有意或无意的疏忽，客观上势必成为滋生道德危机的温床和护卫反道德行为的摇篮。因此，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必须科学而又细密。以美国为例，美国在抑制道德风险产生和蔓延方面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可谓既严格又科学而细密。如美国的《公务员道德法》对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都进行了详细而严密的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公务员“不付费搭便车”等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并对违反者给予有力惩处。正是因为有严格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作保障，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未被道德危机的现象所淹没。
由上可见，公共管制制度在抑制不道德行为的滋生、惩处不道德行为和优化社会道德环境等方面起着规范和导向的作用。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公共管制职能将进一步增强，公共管制制度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正日渐显示出来。因此，借鉴西方理论和实践，充分运用公共管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以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其实际成效的一个重要途径。
注释：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页（上），第56页。
〔2〕〔英〕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第89页。
〔4〕〔美〕R·T·诺兰：《伦理学与现实生活》，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页。
〔5〕〔美〕威廉森：《交易费用经济学讲座》，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7年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