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在冷战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反对共产主义是美国奉行冷战政策的最主要动因。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决策层认为“共产主义大失败”，已经不再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冷战思维依旧存在。“推进民主”就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民主外交”、“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中都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对华政策上，“西化”、“分化”中国一直是美国的战略方针之一。无论是遏制派还是接触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可以断言，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就会存在；而且，由于美国的“一超”地位将保持一段时间，其安全形势比较好，在战略上有求于中国之处比较有限，因此意识形态外交在一定时间内还可能有所强化。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将趋于弱化。日本著名学者星野昭吉认为，在未来世界，“与使用军事力量的无效性相应，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逐渐减弱”（注：[日]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他讲的是普遍性的国际政治，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外交。决定美国意识形态外交趋于弱化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减弱；全球化使两种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互渗透、交叉的倾向增强；多极化使美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意识形态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因素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吸取经验教训，在外交上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对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因素都是客观的、长期起作用的。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相对而言的。20世纪初，列宁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列宁的论断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主要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可以说，战争与革命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和基本特征。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战争将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爆发，然后，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夺取政权。中国在50～60年代也一直坚持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当代世界的主流倾向是革命”，“用革命制止战争”。
然而，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发生了人们预想不到的变化。首先，民族独立成为世界潮流，绝大多数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像二战前那样普遍遭到宗主国的残酷镇压。相当多的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的，独立后又同原宗主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它所走的革命道路并未被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所效仿。其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较务实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措施。特别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一直没有出现。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得都比较好，矛盾并不很尖锐，帝国主义战争也一直未再发生。斯大林所概括的三大矛盾（注：这三大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并未像他预言的那样都越来越尖锐。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即东西矛盾，曾一度相当尖锐，人们所担心的也正是这对矛盾激化会引起世界大战。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制度力量的一场较量，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2年2月，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这表明东西方国家可以坐在一起谈论事情；1953年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第三地带论”，显示出印度要实行一种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线；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展开积极的外交攻势；同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这是有史以来少见的双方通过谈判方式而非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而使战争结束的案例。此后，缓和迹象进一步加强。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署，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同年7月，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协商，表达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产生了“日内瓦精神”。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不一定必须用世界范围的战争来解决，也表明世界各种力量都不希望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世界人民和各国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希望世界有一个和平的局面。实际上，从这时起，“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经开始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本国经济上。只不过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对之做出正确判断。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自己“耽误了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由此推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形成。到了70年代初，随着中美缓和、中日复交、美苏缓和、越南战争结束等事件的发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变得较为明朗，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更加减弱，求发展成为世界潮流。8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变换已有了明确的认识。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要和平、求发展成了世界潮流。无论哪个阶段、哪个政党执政，各国政府都必须顺应这个潮流，一方面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尽可能为本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使本国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否则，它就不可能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在国际上也会处于孤立的境地。时代主题变换促使各国，特别是过去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尽可能不去寻求意识形态对抗，因为意识形态对抗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和平。
冷战结束后，虽然出现了像“文明冲突论”这样对未来世界和平持悲观态度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也产生了对世界和平持乐观态度的理论。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贝克所提出的“动态创造性和平”理论。贝克从哲学角度论证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世界和平正是在文化矛盾中实现动态统一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创造性碰撞或冲突，不但是和平的存在方式，也是实现和平的手段。他指出：“创造性的和平意味着形形色色生活方式在相互补充中结成生命共同体。这种和平不可能最终成为单一色彩的标准文化，比如说，某种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绝对一元论’的统制产物。后者将压制和阻碍人们自由地各自发展。”贝克认为，以“极权主义为基础的‘和平’最终总是被证明为不可实现的。”“那惟一的和平，根本上将以人道的方式‘和平着’，更多地是对立两极端的中和；如同一种智能的有机体，在其中，个体成员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也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的需要。”他还针对有些人对文化碰撞会导致文化或文明冲突的担忧，提出了文化碰撞能够产生“创造性飞跃”的观点。他说，这种创造性飞跃“就像新物质从化学上说的化合过程中产生——如氢和氧化合成水，其具有无法从原有物质性质中导出的新特性——那样。在新的文化中，作为成分的诸传统文化将能以批评的和建设的方式扮演挑战性的互补伙伴，而它们自己也必须不断学习，以使自己的人性品质适应于更深远的同一。”（注：[德]海因里希·贝克、吉塞拉·希密尔贝尔主编，吴向宏译：《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贝克的“文明和平论”不是没有根据的。从世界历史来看，文明之间的互补、融和、共存趋势要强于对立、对抗与冲突。在当今世界发生类似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事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明碰撞最终走向和平的思想是发自西方世界内部的声音，而且这种思想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在“权力政治”思想指导下，国际政治几百年来并未实现真正的和平。正如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在现实的世界中，所有国家都处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3～4页。）沃尔兹所描述的这种情形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与苏联都声称对方在威胁着自己的安全，因而大力发展“防御”力量，而在现代军事科技的条件下，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这就导致双方互相之间的担忧，从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搞军备竞赛，最后达到双方所掌握的武器的破坏力可以将整个世界毁灭的登峰造极程度。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大力发展“防御性”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结果使得那些国家更加害怕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国家，进而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带威慑力的武器，使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更大。如果各国都用“权力政治”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外交行为，那么世界永无宁日，而且终有一天要毁灭在人类自己所制造的武器之下。
人类要想在21世纪彻底免除战争之苦，实现永久的和平，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方式。新加坡外交家许通美提出了“务实的理想主义”概念，认为各国领导人和政治家都应“将本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结合”，都做“现实主义背景下的理想主义者”（注：[新加坡]许通美著，门洪华译：《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国际行为主体的现今世界，政治家不考虑国家利益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但是当今世界又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共同利益越来越突出，政治家不考虑人类共同利益也是不行的。这种“务实的理想主义”思想的产生，本身就表明了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和目标，也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所关注的问题。
与许通美的“务实的理想主义”对未来世界和平前景持乐观态度相似，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西班牙外交家费德里科·马约尔则提出了“和平文化”将取代“战争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发展起来了“战争文化”，即世界组成若干军事集团，进行军备竞赛，一些大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准备应付战争；冷战的结束则为从“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提供了机遇（注：[西]费德里科·马约尔著，闵宛胤译：《冷战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2页。）。可以说，这种“和平文化”的发展，不仅将使各国深受其益，而且也将使人类彻底免除核毁灭的灾难。
美国虽为惟一超级大国，但毕竟是世界的一员，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对美国政治和外交不会没有影响。冷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历任总统都更多地谈论国内问题，而“不愿意更多地谈论对外政策问题”。这种倾向在历次总统和国会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92年、1996年和2000年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中都将国内政策放在主要的位置上，“避而不谈对外政策，生怕被美国人民视为不关心民众‘真正’的疾苦”，而克林顿总统自从1992年“入主白宫之后，就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解决国内问题上去了”（注：参见[美]理查德·N.哈斯著，陈遥遥、荣凌译：《“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这也反映了谋发展、求和平这一世界潮流。与对外政策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地位下降相适应，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与冷战期间相比也大为降低。尽管推进民主也是美国外交的一大支柱，但毕竟是排在第三位的，而且与冷战期间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尖锐对抗无法相比。
全球化
全球化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是把“双刃剑”。它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淡化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
第一，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联，美国很难有效地推行对其意识形态对手的外交战略。比如对华政策，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始终有遏制、渗透、西化的一面。然而，全球化使美国的意图很难实现。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市场对任何国家都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也不例外。“事实上，从80年代到现在，美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直在提高，出口也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促使美国人更加重视国际贸易”（注：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美国对外贸易额在50年代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左右，到了90年代则占18%左右。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从而增强美国与中国交往、接触的动力。将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表明，对美国来说，经济利益远高于人权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美国的接触政策，客观上使中国受益，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这又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利益相背离。基辛格就曾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过于强调人权问题。他认为：“过去美国在海地、索马里的经验，以及今天关于科索沃问题的经验都足以警示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灌注在外交政策上，将很容易带来负面影响。”（注：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9月5日刊登的基辛格的文章：《西方与中共对峙 应记取一战殷鉴》。见新华社香港1999年9月5日电。）
第二，全球化促使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安全形势复杂化，这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大国进行合作的动力。首先，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为了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十分关注世界局势的稳定，而维持世界局势的稳定并不是美国一家所能为的，它必须与相关大国进行合作。比如核扩散问题，美国把它看成是威胁国际局势稳定的最严重的因素，而在这个问题上，它就必须同其他核大国进行合作。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其数量、规模和实力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超越了国界，最终产品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制造的。泰国《曼谷邮报》的文章认为，目前全世界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自由贸易”不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是作为大约200家跨国公司内部或者它们之间的交易进行的（注：《参考消息》2000年7月29日。）。管理跨国公司已成为超国界的行为，需要相关国家的合作；电子商务使得未来的国际贸易网络化、无边界化，在立法和管理上更需要国际合作。最后，由于全球化的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导致国际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和危机，特别是国际金融风险的扩大（注：关于资本全球化引起国际金融风险扩大，详见张世鹏：《论资本全球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2期。）。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事例，它给各国经济发展和稳定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克服这些不稳定因素和危机，不是某一个国家所能为的，必须由有关国家共同参与，通力合作。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就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以扼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在一个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真正安全，必须是保障综合国力的改善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是自身发展和外部发展的结合；归根到底，安全离不开参与和合作，离不开与这个新时代的基本特点的吻合。”（注：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主编手记）第13页。）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说得更为精辟：“在全球化时代里不再有世外桃源。”“21世纪的世界将取决于大国和地区联合。”（注：[德]克劳德·金克尔：《历史永不停顿——全球化的挑战已代替冷战》，载[德]《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8月26日。）
第三，全球化使得美国企业界更加重视企业自身的利益，从而更少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要求跨国公司的领导人必须一心一意地追求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能出现的利益。虽然美资公司的美方投资和管理人员并不缺乏爱国精神和反共意识，但是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只能以最大的利润为目标，把企业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没有足够的迫使企业主服从国家利益的机制和手段。如果美资公司承担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特殊责任，那么它们的竞争力就会被削弱。所以，在美国同外国的政治争端中，当美国的政策不符合这些大公司的利益时，这些大公司常常不支持美国的政策。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当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经贸问题挂钩，威胁要用对华最惠国待遇为武器制裁中国时，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如波音、通用汽车、摩托罗拉都表示强烈反对。众所周知，大公司、财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的话说就是：“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注：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401页。）因此，大公司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利益以及它们对各国的态度必然会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行政部门最终能与中国达成“世贸协议”、国会最终能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大公司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四，全球化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有利于不同意识形态相互间的渗透和交叉。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原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概念，如市场经济、法治国家，都被吸收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这表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些具体内容上是有交叉的，可以互相渗透。随着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性会进一步加强。而全球化会大大促进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合，从而有利于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上升，进而促动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从而较少关注文明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冷战期间美苏搞意识形态对抗，结果是一亡一伤，而较少关注意识形态的日本和西德则成了冷战的真正赢家。托马斯·凯若瑟斯就曾批评克林顿政府过于关注在国外推进民主，好像推进民主会给美国带来一系列利益，认为这种政策是与“眼下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相冲突的”（注：Thomas Carothers,'Democracy Without Illusions'（《避免幻想的民主》），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1997.p.97.）。另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有了更深入、客观的了解，从而减少了寻求对抗的盲目性，也使广大群众更不易受政客们的带有偏见的蛊惑。
第五，全球化使美国的安全威胁更加多样化，从而减弱了美国寻求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由敌国入侵而造成的安全威胁，它所担心的是其他形式的安全威胁，如苏联的核打击。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扩大了，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活动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重要因素，此外，武器走私、毒品泛滥、环境破坏、非法移民、传染性疾病等同美国国内安全密切相关的事情也都被列入美国的国家安全议程。据美国芝加哥外交委员会1998年第一季度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制止国际毒品交易”、“制止大规模非法移民”和“保护全球环境”等与传统国家安全概念不相关的内容已经被排在相当优先的地位。在列出的美国外交17项目标中，政治精英排列的头四项目标是：阻止核武器扩散；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做斗争；保卫盟国安全；制止国际毒品流入美国。而一般美国公司排列的头四项目标是：阻止核武器扩散；禁止毒品流入美国；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与国际恐怖活动做斗争（注：John E.Rielly,'Americans and the World:A Survey at Century's End'（《美国人与世界：世纪末的展望》），Foreign Policy,Spring 1999,p.101.有关美国政治精英与公众在美国外交目标上的看法，另见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战略》；载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2000年上半年的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把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乙型和丙型肝炎、下呼吸器官感染、腹泻和麻疹这七种传染病列为威胁美国安全的重要因素。中情局的官员称：“这些疾病将危及国内外美国公民的生命，对美国在海外部署的武装部队构成威胁，使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的关键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上述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比如核扩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核技术扩散的途径越来越多，速度日益加快，更加难以监控。再比如传染病，正如康涅狄格州的众议员萨姆·盖登森所说的：“我们不能在美国四周围上栅栏，希望能把疾病挡在边界之外。”（注：《参考消息》2000年7月3日。）这些安全问题的存在无疑会制约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也会制约美国民主外交的实施。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美国战略家的心目中，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威胁已占据相当次要的位置。
21世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提出全球化为美国推行民主外交创造了条件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时代，“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将比以往更分散，更难以预料，而且更难以抑制。威慑力量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毫无作用。”针对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前景，报告认为，“未来25年的世界肯定会对我们已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如何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促进美国价值观的观点构成挑战。”（注：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9月15日电。）可以肯定地说，报告所提到的“更分散、更难以预料、更难以抑制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共产主义，“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构成挑战的世界”主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六，全球化促使各国的安全观发生变化，使得美国不得不寻求与竞争对手的共同安全。日本学者星野昭吉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威胁概念越来越模糊，“无论是政府之间（不清楚谁是对手，有时对手在另一种环境下会成为盟友），还是决策层之间（有些威胁，如毒品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是超越国界的；有的威胁如恐怖组织是国家性的），或是在军事、经济、生态等其它令人担忧的方面之间，都越来越难划出清晰的分界线。”他提出：“现在我们应当对以军事为中心的传统安全概念加以修正，从而克服和解决种种全球性不安全的根源。”他进而提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共同安全概念就是针对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涌现的新威胁而提出的。用国际安全代替国家安全成为国家在全球性不安全压力下的明智选择。”共同安全要求：“所有国家，哪怕是最强大国家，最终也将依赖于别国的良知与克制。一国为维护自身安全，必须积极努力为别国提供安全，其自身安全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共同安全观，或互相依赖安全观取决于非零和的安全关系。”（注：[日]星野昭吉著，刘小林、张胜军译：《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Prospect for Global Politics:Change,Conflict,Governance and Peace in Globalization)，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要寻求共同安全，就必须寻求与竞争对手的对话和共同利益，而不是冲突和对抗，这有利于减弱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
多极化
尽管冷战后美国的霸权战略得以推进，世界格局“单极化”趋势得到加强，但是多极化仍是个大趋势，大多数美国战略家也都承认这一点。1999年出版的为美国外交出谋划策的《“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一书就指出：“美国不能将谋求霸权确定为对外政策的目标，因为推行霸权主义并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注：上引《“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第152页。）亨廷顿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一文中指出：“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那并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他进而提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格局是“单极加多极”，即一个超级大国与多个主要力量并存（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孤独的超级大国》），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9.）。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中，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已成为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大国的政策取向。就如美国尼克松中心国家安全计划主任彼得·罗德曼所指出的：“美国人非常得意的单极阶段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庆贺。世界其他多数大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友邦，都把抗衡美国势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题。实际上，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趋势。”（注：《参考消息》2000年7月25日。）
多极化从两个方面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产生影响：一方面是多极化使美国的竞争对手增多，促使美国弱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是多极化促使意识形态多元化，进而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
在目前的欧、俄、中、日“四强”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只是其中之一。根据美国的战略方针，美国要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对“四强”都要防范，当然作为美国非盟国的俄罗斯和中国是首先要防范的对象。虽然美国战略家们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在20～30年内成为美国“一超”地位的挑战者，但是就目前来看，惟一拥有实力摧毁美国的国家还是俄罗斯。从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出，挤压俄罗斯是目前美国地缘战略的重点。美国加紧扩大在中亚地区和蒙古的影响，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更多的是在抢占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布置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主要目标也是俄罗斯，正因为这样，俄罗斯的反映更为强烈。俄总统普京于2000年6月克林顿访俄后不久就表示，如果美国作出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将意味着核大国关系中的战略稳定的瓦解，1972年苏美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崩溃”，“俄罗斯将被迫考虑不仅退出削减进攻性武器方面的条约，还将退出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这种立场得到了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一极的印度的支持。美国在东亚地区搞有日本特别是台湾参加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不可否认有对付中国的一面，但是也有对付俄罗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因素。
欧盟和日本虽为美国的盟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很深的，经济上的磨擦和政治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仍很尖锐。美国搞导弹防御计划也有挟持西欧和日本，将它们捆在美国的军车上、限制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意图。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就遭到西欧国家的反对。尤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2000年7月举行的冲绳八国首脑会议上，西欧国家和加拿大竟然支持俄罗斯，谴责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会上通过的文件说，必须维护1972年美苏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所有条款（注：《参考消息》2000年8月8日。）。
“多强”与“一超”并存的局面使美国不可能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全力以赴地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不能将主要力量用于对抗共产主义。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曾在1990年7月概括了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他说：“当你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在莫斯科掌权时，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被分成两部分。任何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都是在反对我们。”现在这种简单的两军对垒状况已不复存在。“多年来第一次你不得不真正考虑你的利益是什么。”（注：Sara Steinmetz,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Human Rights:Perspectives on U.S.Foreign Policy,p.202.）两极格局容易形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局面，而多极格局则会使意识形态对抗大为缓解。
多极化为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创造了条件。某种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是与这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即它所赖以发育成长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密切相关的。在两极格局下，与两个超极大国的影响力相伴随，它们所分别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被凸显出来。而在多极格局下，随着国际事务中主要角色的增多，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增多。虽然俄罗斯从总体上说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欧盟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但是俄、日、欧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还是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体现在文明的差异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将俄罗斯和日本划在了西方文明圈之外；另一方面更主要地体现在民族主义因素上。
任何意识形态都根植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与一定的民族特性密切相关，融入了一定的民族主义因素。其实在整个20世纪，除了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意识形态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民族主义。只不过由于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尖锐对立，使人们较少关注民族主义的地位与作用。1960年发表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就已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并列，称其为第三大意识形态。事实也是这样。冷战期间，在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尖锐对抗的同时，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蓬勃兴起，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既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模式，也没有像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根据本民族的实际情况，走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冷战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东欧国家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
冷战后，所谓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历史的终结，为民族主义进一步勃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民族主义是阻碍自由民主主义向世界传播的重要因素。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已经促使俄罗斯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日本的民族主义则助长了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就是与美国同享一种文明的欧洲，也正逐渐发展起一种新型的“欧洲民族主义”（注：陈林：《论民族主义对20世纪历史的重构》，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至于像印度这样即将跨进“多强”行列的国家，民族主义色彩更加强烈。民族主义力量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会冲淡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对立。美国学者富勒认为，在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结束后，接下来的意识形态对抗将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能挑战西方的“下一个意识形态”的很可能是代表一个与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相对立的混合体的东西；而这个混合体的组成部分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注：Craham Fuller,'The Next Ideology'（《下一个意识形态》），Foreign Policy,Spring 1995,p.145.）。
总之，可以断言，能主导世界事务的“极”越多，意识形态就越趋于多元化，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矛盾的地位就会相应下降。
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
首先是外交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客观上促使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外交。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的疑虑和反弹。中国是目前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直接影响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外交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的观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页。）70年代初，针对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中国政府同美国这个意识形态对手缓和了关系，并与之搞反苏“一条线”。然而，直到80年代以前，中国外交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对苏政策是在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号下展开的，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暂时被摆在次要地位。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其特点是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重申反对霸权主义的时候，提出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和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并进一步靠拢第三世界。到这时，中国外交才真正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走出来，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大为减少。冷战结束后，遏制中国的“新冷战”始终没有打起来，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一贯主张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加强对话和交往。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已经使中国深受其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顺利推进，与有一个良好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又来源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项长期的事业，邓小平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那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也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外交，不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和对抗，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动力和借口。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政策也会影响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的时候，美国自然会感到社会主义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是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而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市场之后，美国则感到它自己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有互惠互利之处。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这有助于减弱美国对中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